孝庄太后下嫁小叔睿亲王多尔衮

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即“太后下嫁”中的太后。据史料记载她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氐。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其为永宁宫庄妃。其子福临即帝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帝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极之妃，而皇太极之谥号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孙又都是皇帝，故她便由妃称后，死谥“孝庄文皇后”。

孝庄，天质姿丽，聪慧能干，且有谋略。其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更迭。早在皇太极执政时，“赞助内政，越既有年”。当皇太极病逝时，她方32岁，由于当时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在斗争甚为激烈的情况下，经她与皇太极之孝端皇后之多方斡旋，才使多尔衮谋位之欲未能得逞，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此后，她又全力辅佐福临，由于多尔衮位高权重，谋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福临的地位。为此，她又对多尔衮施展谋略，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从而挫败了多尔衮的野心，巩固了福临的帝位。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病终后，年方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孝庄又辅佐康熙，授以治国安邦方略，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的筹谋擘画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日后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其临死前对康熙说：“太宗（皇太极）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意即不必与其夫合葬。康熙遵旨将其灵柩暂置停于遵化清东陵。直到雍正时，才将其正式安葬于今河北遵化的东陵（称昭西陵）。

孝庄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于清初的统治集团中，可谓是一个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其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所谓“太后下嫁”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睿亲王多尔衮。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及《清宫轶闻》中多有记载，且绘声绘色，十分逼真。但这些文人骚客的描写，与信史相证，常破绽百出，虽不足为据，然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此事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文字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是明末清初人，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写当时之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恰于顺治五年已被称“皇父摄政王”，而慈宁宫又确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的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的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于多尔衮之事。据此，有些清史学者便认为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再结合其它材料，便断言“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www.xing528.com)

主张确有“太后下嫁”之事的还有另外一个论据：其一，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此事不仅记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骐的《东华录》中，也流传到许多档册、文告中，甚至《朝鲜李朝实录》中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字样。这些都间接透露出多尔衮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证明由叔父改称为父，显然与母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关于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岂非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一事；其三，孝庄病逝后，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其有再嫁多尔衮的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何况，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曾逼死肃亲王豪格，之后又纳其福晋为妻，这也是明载于当时的谕旨和奏疏中。豪格是多尔衮的亲侄，他可以纳侄媳为妻，又何不能妻以兄嫂呢？

但是，“太后下嫁”说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公认，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曾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一文，对有关“太后下嫁”说的依据，予以一一驳难。他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词难免有诽谤之语，况且“诗之为物，尤可兴到挥洒，不负传言之责”；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以为“太后下嫁”之依据；至于所谓到“皇室内院”，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此外，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事实，而倘若有“太后下嫁”之事，却为何不见于清代宫书档案呢？与孟森先生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教授也曾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文中说：“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均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似与“太后下嫁”无关。总之，孟森等认为，不能只凭张煌言的诗，以孤证论定有“太后下嫁”一事，而其它证据多系推测。

然而，孟森、郑天挺的说法也未能成为定论，胡适先生在读过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实》后，遂致书诘难，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如已故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一文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的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也有的学者在在原有论据之外，又补充了新的依据。他们根据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之《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书后原收藏者所写之跋语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捡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之诏，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并据此认为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上述“跋语”中所说的“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倘确有此诏书，则“太后下嫁”即成定论，否则仍是一桩未了之历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