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宫争夺三大疑案：万历皇帝夺位之谜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

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可惜好最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关外努尔哈赤已经起兵，极大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在北京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个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万历皇帝和儿子光宗朱常洛以及他的孙子熹宗朱由校，这三个疑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先说“梃击案”，“梃”就是棍棒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万历皇帝一共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他的正宫娘娘是王皇后，十分贤惠，但一直没有生育。他的长子朱常洛是他和一个姓王的宫女生的，后来把这个王宫女封为宫妃，但万历皇帝不喜欢王宫妃，当然也就连带不喜欢大儿子朱常洛了。他最喜欢郑妃，郑妃妖媚动人而且善解人意，郑妃生的三儿子朱常洵也因此受到他的宠爱。

每个皇帝死前都要立太子，以便将来继承皇位，但立太子自古以来就有“立长不立幼”的规矩，要立最大的儿子为太子。但现在万历皇帝不喜欢大儿子，却喜欢三儿子，于是他将立太子的事先拖着，反正自己年轻，以后再说。

但满朝大臣都坐不住了，不立太子怎么能行？万一皇帝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天下大乱。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以防出现几个皇子争位的局面。但万历皇帝对这些奏章毫不在意，“统统留中”。奏章进了宫就石沉大海，立太子的事依然拖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万历皇帝眼看四十岁了，众臣劝立太子的奏章更多了，万历皇帝看也拖不下去了，只得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这时朱常洛已经二十岁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中年汉子手拿一根木棍跌跌撞撞的打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门卫也没有拦住他。这个汉子见人就打，一直往里闯，眼看就要进太子房间，幸亏门卫报警及时，大批卫士将这个中年汉子捆绑起来，押在牢里。

闯太子宫还了得，而且手还拿凶器。万历皇帝十分重视，立刻命令刑部官员严刑拷问，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一开始这个汉子只承认自己叫张差，别的也不说，审判官员可急了，用酷刑拷打，这个汉子坚持不住只得招供实情。他供道：“我真名叫张五儿，是无业游民，这次闯慈庆宫不是我自己要干，是庞保、刘成两位公公让我干的，并说事后给我重赏。”

张五儿的供词送到万历皇帝那儿可把他气坏了，他知道庞保和刘成都是郑妃宫里的太监，显然这事和郑妃有关了。看来郑妃想谋害太子。万历皇帝立刻带随从来到郑妃宫中，气呼呼地让她看供词。郑妃一看阴谋败露可慌了神，连忙跪地磕头，泪水早就流下来了：“皇上饶命，这是臣妾的过错，望皇上开恩，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万历皇帝看自己的爱妃，本来就不忍心处分她，这次也就算了。但他知道这件事后，朱常洵不可能再成为太子了。(www.xing528.com)

第二天上朝，万历皇帝在百官面前说：“我立长子常洛是古今公理，现在却有人想谋害太子，我坚决不能允许。”接着他把张五儿、庞保、刘成都杀了，“梃击案”也就不了了之。

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也快四十岁了，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他这么早就死还得从“红丸案”这个谜案说起。郑贵妃讨好朱常洛的手段，主要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朱常洛自从做了太子之后，由于离开了母亲的约束，加上父亲朱翊钧对自己的冷淡，生活失意，精神苦闷。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纵情于酒色。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皇太子妃郭氏去世以后，朱常洛就没有再立妃子。这可能是因为册封皇太子妃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而神宗对于朱常洛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因此，在慈庆宫中，虽然有很多的女人，但却没有皇太子妃。也许，没有皇太子妃，对于朱常洛来说更是自由。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当初神宗大行敛财，宫中留有大量的银两。朱常洛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之间，连续两次发内帑共计160万两，用来赏赐在辽东及北方的前线防军。同时，朱常洛命令撤回万历末年引起官怨民愤的矿监和税监，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遭处罚的大臣，补用空缺的官职。像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先后下诏召回。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然而，宫中的郑贵妃似乎仍是朱常洛无法摆脱的阴影。他非但没有胆量去追查当年郑贵妃对自己的迫害，反而处处以先皇为借口，优待郑贵妃。神宗弥留之时，曾遗言于朱常洛，要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后。神宗离世的次日，朱常洛传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此时，神宗原来的王皇后以及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都已经去世，郑贵妃一旦变成皇后，在接下来的泰昌朝中，她就可能变成皇太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疏给朱常洛说：“臣详考历朝典故，并无此例。”既然朱常洛另有生母，郑贵妃怎么能封为皇后呢？朱常洛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将奏疏留中不发。后来，在八月二十日，朱常洛收回了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担心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则投桃报李，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一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以取悦于朱常洛。朱常洛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照单全收。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但无论如何，喜爱美色的朱常洛面对美女，自然是夜夜纵乐。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是基本上累垮了。到八月初十，身体就不行了，召医官陈玺诊视。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大臣们见到皇帝“圣容顿减”。十四日，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事件。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机，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平心而论，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岂能不暴毙而亡！谁也搞不清皇帝怎么会突然暴病死去，这个神秘的“红丸案”也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光宗一死，他十六岁的皇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明熹宗。他登基不久就发生了“移宫案”。

朱常洛的暴毙，使他次年改元泰昌的想法无疑变成了一个泡影。但是，在位一天的皇帝毕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因此，大臣们决定：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农历八月初一日朱常洛正式即位到年底，为泰昌元年。移宫一事，前后有过两次。一次是大臣们逼郑贵妃搬出乾清宫；一次是大臣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是郑贵妃，还是李选侍，都是有野心的女人。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但是，郑贵妃借口侍奉神宗住进了乾清宫。朱常洛正式即皇帝位之后，仍然可笑地居住在当初做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内。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在秉性懦弱的朱常洛看来，竟然可以容忍。直到崔文升进药事件发生以后，由杨涟、左光斗出面，郑贵妃才在八月二十一日被迫搬出乾清宫。但是，郑贵妃搬出去后，李选侍却随着朱常洛住进了乾清宫。

朱常洛自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皇太子妃郭氏死后，没有再立妃子，身边只有才人、选侍、淑女侍候。其中有两名选侍，一居于东面，一居于西面，故分别称作东李、西李。东李地位较高，西李比较受宠于朱常洛。所以，朱常洛将失去生母的长子朱由校交由西李抚养，五子朱由检则由东李抚养。跟着朱常洛入住乾清宫的李选侍，即是西李。西李与郑贵妃关系极为密切，也想借助郑贵妃之力进封皇后。但是，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一日郑贵妃的被迫移宫、九月初一朱常洛的暴毙，显然让李选侍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应当紧紧地抓住皇长子朱由校。其实，朱常洛在临终前，曾经向大臣们提出要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事。可是，皇帝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选侍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出来后，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众大臣瞠目结舌。朱常洛面色一变，一言不发。如果李选侍册封皇后得逞，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制朝政。但是，朱常洛的暴毙，让李选侍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今，她所有的赌注不得不押在皇长子朱由校身上。她与郑贵妃商量，要将朱由校拥留在乾清宫，以便达到控制朱由校的目的。

这时，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获悉李选侍的阴谋，出具揭帖，遍投朝臣，说：“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大臣是杨涟，他奋然说：“天下岂可托妇人？”他建议立即去乾清宫，导皇长子出宫。群臣借口哭临死去的泰昌皇帝，来到乾清宫。守门太监拦住群臣，不让进去。杨涟厉声道：“皇上驾崩，嗣主幼小，你们拦住宫门不让进去，意欲何为？”这时的朱由校，被李选侍留在乾清宫的暖阁中。太监王安进入暖阁，扶朱由校出宫。群臣见后，山呼万岁。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促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到文华殿，群臣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应初六日登基。当天，朱由校在大臣的护卫下回到慈庆宫。九月初二日，尚书周嘉谟等请李选侍移宫——搬出乾清宫。左光斗的上疏中说，乾清宫是皇帝专用，如今将即位的皇长子朱由校已经16岁了，又不用哺乳，李选侍住在乾清庆陵明楼侧面宫中，保不定将来会有“武氏之祸”。这是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样的话，可谓的确是敢言！在外廷大臣的严词逼迫和宫中太监王安的恐吓之下，李选侍最后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hu）鸾宫。

朱常洛即位一月而逝，此时他的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因此，正如他自己曾经担心的一样，他的陵墓营建得怎么样呢？营建皇陵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仓促之间，如何安葬两位皇帝呢？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是自己给自己早就修好了陵墓的。但是，朱常洛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大臣们将他安葬在当初景帝为自己修的陵墓里。景帝自己建好陵墓，却被重新夺回皇位的明英宗下令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因此，天寿山的明陵中就有一个现成的陵址。经过短暂的修缮后，景泰洼在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初一日迎来了即位仅一月的光宗，改名庆陵。这就是明史上的“移宫案”。

三个案子都发生在明朝末年，正是明朝走向灭亡的时期，而且都是围绕皇帝之位而发生的。明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当然无心管理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