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朝党争：澶渊之盟的优化

“澶渊之盟”于景德二年（1005年）正式交换誓书，其后两国边界基本上和平相处，没有什么大的战事。而这时的北宋朝廷，寇准接替毕士安为首相，王钦若回朝，曹利用和丁谓升官，还有一大批因为在与辽作战有功的人进入中央政府，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

在真宗即位之后，“澶渊之盟”之前，朝堂之上二府官僚格局如下：“咸平元年，吕端独相——咸平元年十月，户部尚书张齐贤、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以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杨砺、宋并为枢密副使。——咸平三年二月，王旦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三月，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向敏中并平章事，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门下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并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元年七月，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八月，以毕士安、寇准并平章事，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也就是说“澶渊之盟”后，从景德二年以后，中枢人员由寇准、向敏中、王旦、王钦若、李迪、丁谓等人交替接班，而党争也主要是以这几个人为首进行的。

首先就是王钦若与寇准。“澶渊之盟”之时，王钦若向真宗进言避祸江南，被寇准严词拒绝，王钦若知道此时真宗礼遇寇准，不能争过寇准的锋矛，留在皇帝身边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就主动要求出知大名府以避祸，“钦若既不能阻准，或请守魏以自效，奸雄为身谋或如此。”而在景德二年，真宗将王钦若调回朝廷，寇准却不让他回到二府中枢，另置了资政殿学士衔给王钦若，表面上是给他翰林清望之官，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参政之职。另外寇准还看到了丁谓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将他提拔到中枢来，担任三司使。王钦若本来副相的权力被剥夺，自然对寇准更加怨恨，一回到朝廷就开始了倒寇行动，他对真宗说了寇准将皇帝做筹码，孤注一掷以求声名的话，我以为其实对真宗而言只是罢免寇准的一个导火索。对真宗而言，寇准和王钦若在太宗末年储位之争中都对他有帮助，寇准固然是向太宗力荐真宗为太子，而王钦若在太宗怀疑真宗减税以邀民心的时候挺身而出为真宗声辩，一样是有定位的大功。而两厢比较之下，真宗自然喜欢说话办事都会看人脸色的王钦若，厌恶耿直敢为，好面折廷争的寇准了。即使是在“澶渊之盟”之前辽国兵临城下的时刻，真宗仍然不愿让寇准担任首相之职，“乃先置宿德以镇之”，所以起用了毕士安，而毕士安看中的也只是寇准的才干，对真宗说：“……今北方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寇准虽然有才，但是他的个性实在孤傲，而且遇事独断专行，即使作的是对的事情也不让人高兴，从太宗时就很不得人缘，而他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想改，在真宗时，除了几个真正爱才的大臣如王旦外，一样没有什么人缘，他的朋友如杨亿，也同样是有才无人缘的人。这样的人在时刻出来挺身报国自然很有用处，但危机一过，他的坏处大家就又都想起来了，于是，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这一次王钦若为自己大大出了口恶气，还得到了丁谓这个大助。

其次是王旦与王钦若。景德三年，寇准出京，接替寇准为相的是王旦。王旦素来与寇准亲厚，对王钦若从来不喜，他上台自然是王钦若不愿意见到的。但是，真宗一朝，真宗虽然宠信王钦若，但是他所倚重的大臣仍然是后世所谓的“君子”，即李沆、王旦、寇准等人。王钦若与真宗在发扬道教上一拍即合，一部分可能因为王钦若本身对道家十分热衷，大部分原因还是为了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感觉。“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即使换来了和平，但却失掉了天朝的面子，真宗毕竟是中国“天子”，如果不是军事战斗力上实在是差距太大，他是不会放弃武力，改为用金帛换和平的。盟约既签，心情自然不会好过，王钦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出了“天书降临”这么一场剧目。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真宗正要寻些题目作作，“天书降临”自然是个好题目，君臣两人如此合拍，天书闹剧一开始，真宗更不能离开王钦若了。

也因此，即使王旦如何厌恶王钦若，也无法将王钦若逐出中枢，他只有尽力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已。作为宰相，在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天书闹剧的时候，他没有挺身阻止，这一点在后世很为人所指，但是，当时真宗决心已下，即使他尽力阻止也不可能挽回局面，反而可能被逐出朝廷，作为一名标准的忠臣，皇帝的诏令就是最后的判决，在诏令之前可以廷争，但诏令已下，为了皇帝的尊严，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即使是寇准也在晚年向真宗献祥瑞以求回到中枢，何况老好人王旦？

王钦若这个时候是参知政事，登上相位是他期盼多年的愿望，真宗也一直有此意，但是因为王旦的存在，使王钦若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王旦去世后才成为宰相，也因此他一样深恨王旦。但是他也懂得树立党群好与王旦相抗衡。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四月，王旦力荐向敏中复相，为的就是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王钦若不甘示弱，在九月将丁谓推上参政之职。两人算是打了个平手，但王旦与寇准的好友杨亿却因为王钦若的迫害而冲动的弃官而去，杨亿在宋初文名满天下，素与王旦、寇准相厚，他的离去，和寇准的离职一样对王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www.xing528.com)

王旦一直对“天书事件”耿耿于怀，对自己不能阻止感到难受，他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重病，对他而言，有生之年最重要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王钦若、丁谓一党继续为祸朝廷。他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李迪等人，用来对抗王钦若。他也知道，以真宗对王钦若的宠信，王钦若登上相位是迟早的事情，他也只有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对真宗的影响不让王钦若拜相，好好培植几个“君子党”，以期将来能挽回局面。果然，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病逝，同年王钦若拜相。

第三，寇准与丁谓。寇准本来很欣赏丁谓的才干，但是丁谓在天书事件中的投机表现使寇准认识到了他的真面目，在天禧三年（1019年），王钦若终因贪污有据而罢相，接替的是寇准和丁谓。于是王旦与王钦若的斗争由寇准和丁谓继承下来。寇准看丁谓不顺眼，丁谓自然也知道寇准看他不顺眼，寇准是天下名臣，丁谓刚刚拜相，自然不好去捻虎须，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一起对付寇准。

这时的真宗已经病重，虽然信重寇准，但是已经神志不清，在宫中被刘皇后控制，寇准一手策划的太子监国的议案，因为完全没有顾虑到刘皇后的权力而被刘皇后记恨；同时，曹利用也因为寇准对他的轻视而仇视寇准。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借助刘皇后的手除掉了寇准，这一次，寇准一贬再贬，终无回朝之日。丁谓可谓大获全胜。但是，就如之前所说，真宗一朝任命的主流还是“君子党”的人。寇准被贬，还有王曾。

第四，王曾与丁谓。真宗于乾兴元年病逝，仁宗即位，刘皇后监国摄政，丁谓这时势力如日中天，王曾要想对付他，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才行，而这个支持者，就是当初寇准要扳倒的刘皇后。王曾吸取了寇准和王旦的经验教训，利用刘皇后对丁谓专权的不满打倒了丁谓，从而结束自“澶渊之盟”以来的君子与小人之争。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党争时，可以发现，由于“澶渊之盟”的产生，不管当时人们对其观感如何，毕竟使宋朝和辽国都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宋朝君臣上上下下大多数以上朝中国自居，而今竟然和塞外蛮夷平等论交，使一部分士大夫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如王钦若等从天书封禅、天降祥瑞、编撰《道藏》等宗教活动中寻求安慰，不但劳民伤财，还得了个奸臣的恶名；而另一些人，如此后的富弼、范仲淹等，则从“澶渊之盟”中看到了宋朝政府内部的弊端：兵将分离，冗官冗兵且战斗力不强，于是开始反思会有这样的现状的原因，进而产生了变法的思潮。要看到的是，富弼亲身参加了“澶渊之盟”，范仲淹是君子党一力栽培的后继，真宗朝因为“澶渊之盟”而明朗化的党争，到了仁宗朝以后变得激化起来。

“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使北宋大臣得以专注于内务，而“澶渊之盟”带来的人们心头的耻辱感一直是士大夫们头上的乌云，怎样洗刷这样的耻辱，使得“有识之士”们不断的实验，因而导致了较为温和的庆历新政和更加激烈的熙丰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