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书帖的真假揭秘

唐太宗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只载《兰亭序》文字，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次梁武帝所收王羲之书帖二百七十余轴，也没有《兰亭序》在内。《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序》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认为晋人书法，应不脱汉魏隶书面貌，故世无《兰亭》书。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陈代知名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槛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象他这样一位大书法家是能够写出《兰亭》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文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郭最后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并不是否定书法价值，认为《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www.xing528.com)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当时地位显赫，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赞同郭说有启功、宗白华等人，反对者有章士钊、高二适等人。章士钊惊呼：“夫如是，吾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魄”，“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

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认为，从东汉起，隶书一方面向草书发展，另一方面也走向楷化，到东晋则己成熟。商又说郭沫若所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托，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比对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

《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发表了王元军的《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辩”的失误》一文，从新的角度对老问题作出质疑。他认为六朝尤其是东晋士人视尺牍为展现风流的艺术，而对于技艺性的碑志书法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这一点认识不充分，导致把出自平民之手的碑志书法与士人尺牍书法相提并论，从而使兰亭序为伪的论争失去了根基。郭沫若从当时出土的几方墓志以及砖刻文字书法与《兰亭序》有明显的不同就断言《兰亭序》不是当时社会的产物，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兰亭序》的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书法史、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随着岁月流逝，更多人肯定王之羲之《兰亭序》。今日书坛，有颇不以《兰亭序》为意者，谓《兰亭序》已被“神化”，此浅人妄言，也无损于王羲之“书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