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的小说：深入内心世界的观察者

我和朱家雄相识多年，他是个恳挚真诚的年轻人，不善言词，却非常执著于写作和思考。他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和编书，以自己的勤奋做出了一些难得的实绩。他的工作的范围都是集中在对于“70 后”的思考上。这些工作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的工作既是对于他的同代人的肯定的热情，也是对于他自己和同代人的命运和生活的反思。他可以说是一个坚持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的历史留下记忆和表述的人，他其实提供的是对于他的同代人的见证和参照。

朱家雄的这些小说，对于他和他的同代人有许多非常真切的观察，他总是尝试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之中，从外在的行动探究他们的内在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的特色和价值就在于此。朱家雄可以说是“70 后”写作的一个实践者，也是“70后”人生的观察者。他似乎既希望代表这一代人表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又期望能够思考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和境遇。他既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又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能够对于自己的世代提出反思的人。这种状态构成了朱家雄小说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位置。我以为他最为生动地写出了他们这一代的一种独特的“过渡”和“夹缝”状态。

这种“夹缝”状态其实是70年代出生的人的最为典型的处境。“70后”的一代人正好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情境之中。他们可以说是在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的变革中成长。他们人生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是处于中国和世界最为复杂的转变年代。经历过历史上的匮乏和压抑的过程，却又在一个异常活跃和饱含激情的变化的时代里从青春渡向中年。这种过渡性让他们似乎突然置身于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全球化的剧烈的冲击和过去的封闭性之间，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他们既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许许多多新的特色。他们可以说是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一代，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他们受教育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初中期，教育和文化的过渡性，各种思潮和文化经验的剧烈的冲击都对于他们构成了诸多的挑战。而整个社会由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为基调的80年代到以强烈的经济成长为主导的90年代，他们都在少年或者青年时代。这样的各种观念和文化的复杂的“叠加”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们既不像“80 后”生长在市场经济和中国最富有的一个阶段，所以其生活和文化经验没有匮乏时代的影子，没有20世纪中国历史悲情的重负。也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人那样曾经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和支配，而后经历了观念和思想的巨大的变化。像最近王朔的《致女儿书》中就提出了当时的林彪事件对于他的生活观念的巨大的冲击和他的生活在那一刻的深刻的断裂。但“70 后”在那个王朔刻骨铭心的断裂的时刻才刚刚出生或者还未出生。他们对于当年的生活只有模糊迷离的记忆。而他们成长的青春期，却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和文化都相当不稳定的阶段，这使得他们的文化展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质。他们的成长的经验既有过去的20世纪历史的刻痕，又有新世纪文化的特色。他们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后的一代人。他们的经验和成长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在双重的夹缝之中寻求的处境的表征。他们无法像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对于过去的断裂有深刻的了悟。他们在一个反叛的青春阶段所反叛的正是80年代以来的那些混杂的话语。他们对于市场化的状态和计划经济的遗留都有一种微妙的情绪。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所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状态。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显得相当“出格”，这种“出格”显示出一种在两种秩序之间的状态。我以为，贾樟柯电影中的那种成长的复杂经验似乎是“70 后”人生的一种重要的形态。(www.xing528.com)

像朱家雄以及他的同时期的作家，其实就是这种夹缝状态的一个表征。在90年代的后半期“70 后”一度引发了关切，许多人对于他们表现欲望的焦虑的作品感兴趣。他们也通过某种反叛的状态引发了传统的文学界的兴趣。所谓“身体”写作等等所引发的争议，在当时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反叛姿态得以确立，但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还是相当依赖原有的文学期刊为中心，以作协作为组织的结构的文学制度的运作的。他们的反叛惊世骇俗，但他们发表作品的路径其实还是沿着过去的期刊来发表的。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文学机制之内。就是当时最为出名的卫慧、棉棉等人除了个别作品，多数作品还是在主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的。“70 后”的作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畅销书市场。而他们的同代人也并没有像“80 后”那些市场经济下出生的第一代人那样显示出在文化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于是，他们还是依靠原有的文学机制写作的。但“80 后”在21世纪之后的崛起则基本上是依赖一个和原有的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机制无关的“畅销书”出版的新的市场和同龄人的巨大的消费能力而走红市场。所以，“70 后”的引人瞩目，在“80 后”异军突起之后，往往显得难以找到清晰的定位。传统的文学机制仍然会稳定地存在，他们基本还是处于这一机制中，但由于这一机制在市场的发展中有相对萎缩和与大众传媒脱节而难以发挥效应。所以“70 后”的创作其实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何找到在夹缝中的新的特质，让文学的读者和公众了解他们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在公众的关注转向“80 后”，而像作协这样的机构也表现了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畅销书”机制的兴趣之后，“70 后”需要深入地体察和理解自己的“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80后”提供的是一种市场经济已经完整和成熟的环境下的青春，这种青春已经超越了中国的特殊的处境，变成了一种人类的生活的普遍的情感和问题的表达，而“70 后”则是要对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境遇进行某种“反叛”。他们其实是“80 后”的先声，没有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具体境遇的反叛和对于一种普遍的生存的强烈的追求，“80后”的出现是没有历史条件的。

我以为，朱家雄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过渡”和“夹缝”中不断寻求的结果。这里的戏剧性其实来自一个内在的矛盾：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个消费社会一面让人们面临着几乎无穷尽的物质的海洋，没有坚硬的“物”的追逐，也就没有全球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内在的生命的冲动，也就没有了今天生活的那种不可逃避的质感。但另一面，人却仍然有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有一种超越物质性的意外的内在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给生活赋予了另一个维度，却是异常暧昧含混的，并不清晰的维度。这个维度不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乌托邦那样不可质疑和坚硬，却仍然是一种难言的诱惑，是内心中某种柔软的部分。于是，当年无足轻重的物质力量今天上升为一种无限的诱惑，但朦胧的希望的柔软却仍然有自己的位置，朱家雄的小说其实就是在这个新的中国和世界中摆荡的结果。物质的生存的坚硬的性质是小说的无可逃避的特质。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物质的，或者最后总是归于物质的，因为物质的存在恰恰是今天的生活还有活力的基础。但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所刻下的那种单纯的信仰的踪迹也还是存留了下来。在这样矛盾重重的境遇中，朱家雄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空间和可能。他回应这个世界的要求，我觉得他的小说所写到的生命非常像某些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在一种难以躲避的境遇中突然陷入尴尬。但他们其实是在一种“夹缝”境遇中追求的人，渴望一种人类普遍境遇的到来，却难以超越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记忆。但这一切其实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