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研究专著：1977年以来的探索

张冲的博士毕业论文即将出版，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在这里写一点我的看法作为对这部书的出版的祝贺。张冲在北大学习的三年是非常认真和努力的，她总是克服许多的困难，不断地在电影研究的园地中尝试着努力，这种努力当然是寂寞的，却也是丰富而充实的，其学习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这部书里。她的思考的焦点是1977年“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喜剧。这其实是一个较少被深入研究的课题。张冲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化的研究的视野，也将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推上了舞台加以认真地审视。张冲的工作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切实的观察的基础上的，没有什么空疏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什么随心所欲的发挥，而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梳理和仔细的辨析。这使得这部书的研究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的闪光点，在博士毕业的答辩时也受到了不少老师的肯定。所以，张冲的努力取得了扎实的成果，有了自己的收获。这可以说是她三年来的努力奋斗的心血的结晶。当然，当时老师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期望张冲有更深入的思考。张冲也对于论文做了认真的充实和修改，这部书可以说是她的博士论文的扩展和完善之后的成果，值得关注。

从张冲的这部书开始，我们可以对于有关“喜剧”和“喜剧性”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张冲进行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为未来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完全可以在张冲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其实“喜剧”、“喜剧性”这些问题一直是我们对于当代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方面。它们其实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化中的一个非常复杂和难解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整个历史来说，一种深刻的民族和社会的“悲情”导致的深沉的“悲剧感”是文化的中心。由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的民族的危机和社会的危机，中国人始终在一种被世界抛弃的强烈的焦虑之中，从鲁迅的“被世界抛出”的“大恐惧”到80年代成为社会中心议题的有关“球籍”是否会被开除的讨论，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存在的理由的不安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知识”的核心。所以，一种以“悲剧感”为中心的文化性格一直是我们的“现代性”文化的基础。所以80年代中期由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是“悲凉”这样的命题时，就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这种深刻的被世界“抛出”，不再在世界之中的恐惧正是近代以来民族的不断失败和“半殖民”的历史处境给予我们的沉重的历史的压力。而中国的贫困和不公正的阶级状况又带来了“半封建”的落后和社会被传统压抑的苦闷。所以，“现代性”中国的社会中，喜剧性本身就和时代的主要的文化氛围之间有一种距离。所以，我们的喜剧文化和喜剧精神并不是“现代性”文化的主要潮流。它们往往处于边缘，被视为一种在类型上比较次要和次等的东西。在喜剧中，我们所推重的是一种“含泪的笑”，一种笑中见悲的感受。这里仍然是以“悲情”为中心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由于这种悲情，对于日常生活的平淡性缺少关切，对于“现代性”所内在具有的对于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满足缺少一种真正的兴趣。所以，我们承诺了一种“幸福”的日常生活，但却将这种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的趣味延迟到全人类的解放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将“现代性”内在具有的对于日常生活的关切内化在我们的生活理想之中，但却将它变成了一种抽象和超验的理念，而且将它的实现放在了一个未来之中。其实，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日常生活的满足从来也没有从社会的基本的愿望中取消，而且它还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但它们的实现却被无限地延宕了。这里的文化逻辑往往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想享受一种日常生活的满足和快乐，但由于世界和中国的其他人的日常生活的满足还远未实现，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满足，乃是以自己的不满足来追求一个未来的大家共同的满足。这种理想其实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问题。其实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抗和认同的双重接受的关键部分。所以，在这样的处境之中，喜剧和“喜剧感”的难以发展就几乎是必然的，感时忧国的情绪和社会的使命都压倒了一切，也当然地对于喜剧感呈现出一种拒斥和不满的情绪。当然会认为喜剧是一种相对较为次要和较为缺少深度的类型。

这样，1977年的“新时期”之后，伴随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境遇之中，喜剧是人们从现代历史的处境中超越的一种特异的形式，所以在“新时期”的最初几年，喜剧得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文革”最后时刻的“四五”运动这样的悲剧之后，向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文化告别开始有了一个喜剧的开端，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发挥的重要的判断的印证。马克思认为，历史总是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在类似“四五”运动这样的悲剧性的对于“文革”的愤怒和不满之后，我们迎来了一个以喜剧的形式告别“文革”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似乎出现了中国喜剧在现代中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关键性的崛起。我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次“喜剧”的兴起，既看成一次对于计划经济的压抑性的文化的反拨，也看成一次对于新的日常生活的文化的世俗性的召唤。所以无论是当时崛起的相声还是喜剧话剧和电影等等都是这样的新文化合法性的印证。正是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度的宏大的理想社会的追求造成的灾难，给“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一个百孔千疮的巨大的其实是一种在“现代”之中为“现代”除魅的喜剧。这种喜剧的意义在于它在哄堂大笑之中开启了一扇新的门。也是打造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新的形象的文化想象力的表征。今天想来，当时的喜剧感其实正好为大家卸掉历史的重负，为加入全球化和走向市场化的新的社会提供了合法性的形象。看起来那时的喜剧非常天真和有点稚拙，但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它召唤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将一个正在逝去的匮乏的和压抑的社会作为一个哈哈镜般的形象加以描画，将中国的社会的价值放在了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新的框架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喜剧感作为当时的“启蒙”的宏大“主体性”话语的“补充”，我们所见到的“新时期”才显得非常生动，也才可以显示出它真实的世俗的层面。

到了90年代，一个“新时期”已经被“后新时期”所替代，这时出现了像《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这样的“情境喜剧”，开始了一个新的“喜剧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喜剧已经将新的市场经济的社会视为必然，这里的喜剧感也是来自旧的计划经济时代和新的时代之间的矛盾和缝隙之处，一面是新的“横向”联系的社会正在建立起来，一面是我们所习惯的“纵向”的结构仍然无所不在地发生着影响。这两者之间的那些“空间”正是喜剧的不竭的源泉。市场社会的兴起和宏大叙事的消解所构成的历史情势让“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历史的冲撞和嬗替充满了复杂而丰富的喜剧性。(www.xing528.com)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个“新新中国”正在崛起，我们告别20世纪的历史悲情，面对新的历史的境遇的过程正在前所未有地展开着。同时中国内部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市场化的结构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化。这种状态标志着一种中等收入者的崛起，新的社会已经建构了起来。中等收入者在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主导位置已经明晰，而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中心的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的“草根”则以网络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草根”文化，以嘲笑和颠覆中等收入者的价值为中心，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状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以“草根”为中心的喜剧感，如胡戈的“馒头”、《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郭德纲的相声等等都呈现了一种“草根”文化的喜剧性的活力。这一面是对于中等收入者的社会主导价值的反讽和嬉笑，一面也是一种年轻人的文化的活力的展现。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喜剧感，它们的形成往往依赖以网络为中心的文化的延伸。这种喜剧是在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稳定和趋于完成时出现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对于中等收入者文化的反讽和嘲弄，其实正好说明了中等收入者的价值已经是我们社会文化选择的主流。所以对于这种文化的反思和追问也成了社会的喜剧感的来源。我们一面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一个没有历史重负和屈辱感的时代，“现代性”的宏大的叙事已经失掉了活力。后现代的文化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另一面，日常生活的平淡感造成的新生活平庸的困扰和上升的不易让年轻人感到了新的压力和困扰。今天的许多喜剧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

我粗略地描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喜剧文化的变化的过程，算是阅读张冲的著作的一点思考，也算对这部书的一点补充。无论如何，这部书已经完成了自身。它提供了我们继续思考的前提，也提供了新的思考的可能性。我希望张冲继续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开拓，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