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董大中作品《高长虹》中的现代矛盾

董大中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前辈学者。我和他相识多年。八十年代后期，他主编《批评家》杂志的时候就曾经对我多有帮助，后来也经常有联系，我在赵树理研究方面的一点点零碎的、微不足道的成绩也多蒙大中先生予以鼓励。大中先生的学问人品都是令人钦佩的，他总是扎扎实实地耕耘在“自己的园地”之中。这些年来，文学的潮流多有变化，人们对于文学史的思考也有了剧烈的转变，但大中先生总是那么平和而安详地投入家乡先贤的研究，在赵树理和高长虹研究这两个独特的领域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相当程度上重绘了中国“新文学”的图景。大中先生的研究工作着重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和发掘，同时也并不人云亦云地认同流俗之见，总是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新的东西，从而改写我们的文学史。在这里，他研究赵树理就编订了赵树理的著作的权威性的版本，为这位杰出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我就曾经听到日本的釜屋修先生多次对于董大中先生的工作极为称赞。董大中先生近年来用力最勤的就是高长虹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寂寞的领域，是文学史研究的“冷门”。但我以为，董大中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他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他已经发表了这方面的多种研究成果，而这部小说体传记《高长虹》则是董大中先生心血的结晶，是感性地追索高长虹的心灵和生活世界的艺术表现和理性地思考和研究高长虹的生平的学术成果的有机的结合。

高长虹是谁对于今天的普通的读者，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是异常模糊的图像。人们忽视他的写作，将他变成了一个类似八卦奇闻的微末的角色和被现代中国的巨人所唾弃的小人，他的著作被遗忘，他的生平被扭曲、误解和忽视，人们在信笔提及他的时候总是将他视为现代中国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丑角。

大中先生的思考涉及了高长虹的坎坷的一生。高长虹的不羁的才华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一面让他在现代历史的重要的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扮演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以狂飙社的领袖的身份引起了社会的关切。另一面他的悲剧性格却使他的命运无法被人们接受，他被人们所误解，被社会所抛弃，被文学史所忽略，一直成为历史的幽暗的一页。他沉入了无尽的深渊，变成了难以表述的怪异之物，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暧昧难明的诡异的片断。

纵观高长虹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大历史的选择中从未失误，总是站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潮头。无论是早期的狂飙社的组织，特立独行的创作和对鲁迅的追随，还是投奔延安，站到革命的阵营之中。他的抉择都站在了大历史的前端，加入了历史的进程的最有活力和生命的方面。但他的个人的生活却总是处在失败和顿挫之中。由于莫名的误解和纠纷与鲁迅失和，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去美国考察，个人的怪异的举止和生活方式等等都说明长虹的性格对于他的制约和限制。对于历史的趋向有敏锐的观察，却在生活中过度天真和狂放。似乎总是对于他命运中的关键人物非常莫名其妙地冒犯和触动。当然长虹的生活之路的坎坷曲折既有个人性格和思想的原因，也有时代本身的变化和发展自有其严酷方面的原因。高的特立独行和自命不凡，如果在一个升平的时代和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往往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体谅，艺术家的自由的追寻也会得到更多的宽容和表现的空间。但遗憾的是高长虹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给予他的空间异常狭小和片面。他有一个大有希望的开始，却从此之后不断失败，在写作和生活两方面有非常困难的遭遇。高的人生的确一直出现了分裂的状态。狂飙精神的个性生命的自由展开的渴望和中国紧迫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之间，长虹的对于自我的近乎偏执的守护和大时代对于集体性意志的询唤之间，他和鲁迅在个人之间的误解与思想的冲突之间、在延安时期他个人的性格表现与政治性的要求之间，均存在着许多难解的矛盾和冲突。长虹面对这样的冲突和矛盾难以取得内心的自我平衡和与社会的平衡，最后他的不知所终的命运其实是一个个体生命难以处理日常生活的窘境的体现。高长虹没有机会得到时代的宽容的悲剧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理解。董大中先生的这部作品对于高长虹的一生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这部小说体传记从感性的角度，以诗意之笔展开高的一生，画出了一个对信仰和文学始终坚定追求，却在个人的生活中进退失据，最终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图像。这位知识分子其实值得我们深深地缅怀和追忆，而他的生平和著作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不应被遗忘的部分。董大中先生打捞了已经被尘封的历史，放开历史的视野，将高长虹的命运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观照，使得这部作品有小说的感性和生动，又有传记的严谨和扎实。(www.xing528.com)

高长虹在董大中先生的书中的这幅图像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这一启示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探索和思考处于历史激流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其实存在着一个极为鲜明的内在的悖论。这就是现代性在它的宏大的叙事的展开之中，往往并不重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处理，不重视琐碎的平常人生的感觉的体验和认知。正像张爱玲所言，我们只关切人生飞扬的一面，却并不关心人生安稳的一面。而现代性的追寻的终极目标却并不是一种宗教性的超验的结果，反而是一种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幸福和满足的获得。我们轰轰烈烈的追求却并不承诺超验的天国的存在，反而仅仅期许体验平和和安宁，承诺一个具体而微的生活的幸福。“现代性”所要求的不是传统时代的英雄，反而是平常的劳动力。但英雄的情怀却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动力。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由于20世纪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屈辱和悲哀的命运，中国“现代性”对于宏伟的追求的肯定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主题。所以，现代性本身的双重性本身就有它的复杂的结构。但我们的激情和宏大的追求非常容易将日常生活淹没和忽略。无论在文学写作的世界和个人生活的世界中都存在这样的状况。从鲁迅的《伤逝》开始提出日常生活对于生命的消磨的主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反庸俗”一直是文学的主题。《青春之歌》中对于期望平常生活的余永泽的轻蔑，到张洁早期小说的对于“庸俗”的不假辞色，“反庸俗”几乎是我们贯穿始终的文化情怀。但这里的“反庸俗”却并不要求个性的张扬，而是要求加入“集体性”的社会运动。可以说，通过“反庸俗”获得的超越了日常生活的个人在中国现代性中也不得不融入集体的追求中才有出路。我们通过“反庸俗”获得对于平庸生活的超越后，就必须“服从”历史的绝对的召唤而放弃自己的选择。

高长虹的命运正是迎向大历史的坦然和无畏与个人生存的难以处理的困境间的张力，也是将“反庸俗”的个体发挥到极致却难以融入群体的悲剧。不羁的才华和忠于信念的坚定的承诺是高长虹魅力的展现，但他的个人际遇的失败又让人们有无尽的感慨和伤感。高长虹的境遇正是现代性本身的断裂、错位和冲突的表征。一面是现代性的“反庸俗”的决绝和意志力，一面却是“现代性”人生难以回避、难以克服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一面是现代性对于个性和生命力的激赏，一面却是对时代对于“集体性”选择的要求。高长虹的命运其实就在其中决定了，这样的状况也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高长虹的性格里其实有真正的对于“现代性”的宏伟一面的信仰，他的“过度”的执著其实最戏剧性地、也最强悍地表现了“现代性”中为我们所赞赏和崇拜的一面，但他的这种“过度”却并不见容于世，变成了怪异的个人，这也说明了“现代性”的矛盾和悖论。由于“反庸俗”不得不强化个人的意志力和反叛的情怀，而加入新的“集体性”又要求“服从”和强硬的秩序和纪律的实现，也要求个人的被抑制。在打破旧秩序时需要个人的张扬，但建立新的秩序又需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其实无论文学界还是政治运动都还有这样的方面。这两者其实是有矛盾的。所以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中，经常描写的是在参加历史的主流之前虎虎有生气的个人，到了加入这主流之后却变得非常刻板和平淡无奇。高长虹的困难可能就在于此，他可能能够完成前者，却难以适应后者。

从大中先生的《高长虹》，我想到了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名作《洪堡的礼物》。这部书写出了天才的诗人洪堡的坎坷一生。洪堡是受到赞赏和崇拜的纽约诗人，却又是一个狂放自负、有奇特性格的人物。小说写了洪堡的大有希望的开始和最后的沦落，将洪堡的命运变成了现代主义诗歌命运的象征。洪堡的悲剧就是天赋的才气和现代主义的诗歌的反庸俗的气质与日常生活的进退失据的矛盾的结果。今天看来，大中先生的书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写出了现代诗人的命运的一部书。它有几分《洪堡的礼物》的气韵，只是贝娄是洪堡的原型的朋友，更容易切身体验。而董大中先生则从自己出发，以心灵贴近高长虹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一个独特的人在历史中的形象。只是中国的环境比起美国更为复杂和微妙，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人和透过这个人了解现代的中国，让我们对于历史有更为深入的反思。这在处于新世纪的中国是有意义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具体和更加世俗化，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和一种对于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关切淹没了过去的大叙述，这确实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最为深刻的转型。对于这一转型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但是历史的进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异常丰富的。在这个时刻回首高长虹和20世纪的历史，对于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来自那个时代，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中国人在20世纪的奋斗和牺牲。我们必须面对历史，我们也就必须面对《高长虹》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