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一位个性强烈、具有强烈反叛性的作家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几乎难以充分地了解这位作家。因为她所代表的文学似乎和我们所经常批评和否定的东西连在一起。其实,我们也已经知道,耶利内克在自己的社会中也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倒是也偶尔愿意惊世骇俗一下,将这个举世瞩目,在中国更是畅销保障的奖项颁给这样一位经常“反潮流”的作家。在中国,诺贝尔文学奖一方面意味着经典和大师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外国“纯文学”的唯一的畅销的保障。于是,得奖给了耶利内克一个在中国的历史性的机会,让中国的公众和媒体可以接触这位作家。这一方面显示了我们的被动性,我们只有依赖诺贝尔文学奖才可能充分接触这位作家;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们的积极的一面,诺贝尔文学奖毕竟让我们大家闻风而动,让我们必须了解这位女作家,这当然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位作家从来不可能和她的反对者妥协,也不愿意留下刻意的迎合社会大众的灵活和机敏。她对于看不惯的事物的毫不留情,对于私生活和感情经历的实实在在的表达都突破禁忌和社会表达的界限,让一种独特的自白的风气变得具有合法性。在奥地利这样的地方,耶利内克就够愤世嫉俗的了,也够违反常规的了。她的存在就是特殊的挑战,也是特殊的追问。我们比较熟悉的《钢琴教师》其实就有惊世骇俗的一面的充分展现,那种对于个人私生活的彻底的追问和不间断的反思里有让人震惊的东西。女作家也不惮得罪周围的社会,不断挑战社会的成规和习俗,有一点社会之敌的感觉。她的作品具有的是一种挑战习俗和界限的力量。所以在她自己的本土,她引发的争议远远超过了她引起的赞美。这种反面的“轰动效应”正是耶利内克的特色,也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介绍她的时候强调的方面。其实,耶利内克的作品有不少对于经验的直接性的感觉,有不少大胆的感性的“身体”的体验的表达。这其实是她造成社会的不同评价的重要的方面。当然她的左倾的立场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性的思考也正和身体和感官的体验的表达一样具有力量。
这些特性对于今天的中国文学来说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因素,耶利内克的获奖可能给予我们新的刺激和新的启示。在中国当下,一面有所谓“身体写作”的潮流,有年轻的作家对于自身生活体验的极限的表达,在追求对于生命感觉的直接性的表达;另一方面,所谓“身体写作”的批评一直有很高的调子,公众始终对于那种惊世骇俗的“自白”的风格有强烈的反对和批评的声浪。这种“身体写作”的出现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种对于习俗和传统的反叛,也是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来临的结果。这种潮流一面引起兴趣,让人们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复杂性有了一层认知,但挑战公众认可的尺度似乎对于社会的规范形成了某种冒犯。所以,批评的尺度往往相当严厉。这和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新的特点有直接的关联。在这个新世纪的开端时刻,原有的“新文学”的话语规范似乎面对着强烈的危机,一面是大众文化对于文学构成了异常强烈的挑战,一面是文学内部的原有的秩序被剧烈的冲击。“身体写作”其实正是“新文学”原有的文化框架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出现造成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我们接受起来当然有异常复杂和困难的因素。我们在“新文学”内部思考的框架中难以容纳这样的东西,我们百年来感时忧国,具有强烈民族悲情的文学谱系中难以归纳这些因素。我们产生否定性的评价是必然的。(www.xing528.com)
现在耶利内克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一种惊世骇俗的文学,对于“身体写作”有更谨慎的态度是可行的。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对于这一潮流的批判性的否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也似乎可以让作品有一定的“韧性”,不必对于一种看来怪异和违背习俗的东西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因为这种我们未必习惯的东西不一定仅仅是具有我们所想像的单一的意义。“身体写作”一方面可能对于社会的习俗和价值有所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冲击发生在一个现在已经极度压缩的“纯文学”的空间之中,它的展开的可能和社会影响都局限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内,未必会造成强烈的影响。在目前的消费性的文化潮流之中,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有复杂的技巧和心理的表现,并不是一般的情色文化的展现。其实并不具有强烈的消费性。耶利内克的情况当然不能和这些作品相提并论,但其实有些情况也值得我们更谨慎,更多样地进行思考和观察。在“自白”的热情之下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因素所造成的复杂性可能比直接的批评和否定更为重要。所以,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中,让作品保持一种“韧性”可能更为明智。许多作品经过了时间的磨洗,其惊世骇俗之处慢慢可以被接受,其挑战的社会尺度也被理解得更宽容,其另外的一种价值可能得到彰显。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未必能够穷尽作品的意义,也未必能够全面地理解一种现象和潮流。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作出激烈的反应,但也可以让我们多一分谨慎和对于事物的复杂性多一分理解。耶利内克的大胆的作品今天得到的肯定,不可能为中国出现的潮流辩护,但毕竟可以让我们多一个思考的角度。促使我们对于“身体写作”有复杂的理解。
在中国,耶利内克在这个方向上的启示意义可能相当大。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文学的“中国性”的一面。任何外国文学在中国出现之时,其实正是这种特异的“中国性”才吸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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