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贞元六书》探索文化关怀之道

“贞元六书”其实是包含巨大文化关怀的整体，这六部著作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冯友兰晚年陈述当年著书的宗旨时指出：“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够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在这样的历史信念中，他的《新事论》对于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是直到今天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具超越性的著作。这部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著作，其中心是和所谓“民初人”和“清末人”的对话，也就是试图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和晚清时代的思想的持续的对话中寻求超越之路。他将“民初”和“清末”视为两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的模式加以审视和反思，从而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路。

《新事论》的第一篇就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别共殊”，也就是试图解决缠绕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纠结，试图超越“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的二元对立，提供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别共殊”的思想的关键是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对传统中国思想的阐释将中西文化问题化为一个“类”与“特殊”的问题。“个体是特殊底，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称共相。”“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亦说异，不过其所说之异，乃各类间之异，而不是一类中各事物之异。而一类中各事物之异正是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所注重者。”于是，他认为所谓中国文化的变化乃是“类”的问题，而不是“特殊”的问题。而“民初人”的现代性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于是试图强调“特殊”作为问题的关键意义。无论全盘西化，或部分西化，或中国本位，其实都是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看成“特殊”，并将其固定化的结果。无论是认同西方或反抗都试图对于西方的“特殊”作出反应。一种反应是“西化”，放弃自己的“特殊”，进入西方的“特殊”之中。另一种反应则是坚持自己的“特殊”，拒绝变动。这里有趣的是冯友兰将中西的二元对立都视为不同的“特殊”的选择。西方的话语在冯友兰这里也是一种“特殊”。而他所说的“类”则是超越这两种“特殊”的概念。冯友兰认为“清末人”没有从“国民性”话语出发，也就没有为“特殊”所局限，而在“类”的方面寻求改变中国之路，虽然对于西方的看法相当简单，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民初人”则缺少这方面的认识。“类”的转变其实与全盘西化论、部分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完全不同，但又可以满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期许。类可以改变，“特殊”难于改变。中国文化的转型是“类”的转换，而不是自己的“特殊”的放弃或失语。冯友兰认为这种“类”的转化，是走向现代的追求，而中国的“特殊”的保留则是中国保持其自身的必要。于是，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变化既是“全盘西化”，又是“部分西化”，又是“中国本位”的。它意味着“类”的全盘变化，所以是“全盘西化”；意味着和“类”有关的部分的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所以是“部分西化”；同时意味着“特殊”的并不变化，也就是“中国本位”。冯友兰以独特的概念试图超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复杂的历史纠结，也就对于困扰中国“现代性”的“共殊”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的尝试。其次，在具体阐释上，冯友兰将中西问题化为两个方向加以处理。一是冯友兰将“类”的差异定位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差异，他认为生产家庭化的社会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是两个主要的“类”。而中国的“现代性”正是由生产家庭化转向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但在其中的“特殊”则不会发生变化。冯友兰从许多方面展开有关生产家庭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的分析。他指出“民初人”的许多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性的观点，其实是在“类”的层次上缺少认识，也就是没有考虑到生产家庭化与生产社会化的差异。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文化论。二是冯友兰用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异来说明西方和中国的差异，他认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城里人，而在现代中国则已经沦为乡下人。从这个城乡的差异冯友兰提出了一种空间的文化论，也就是西方乃是空间上的城里，中国乃是空间上的乡下。而工业革命的结果，使得“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变成世界的强者。这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方法的独特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弱者”地位并不是“国民性”的问题和传统的问题，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空间结构的差异。他在这里对“民初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五四时代只是简单地强调精神和思想的“西化”，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有过于简单的判断，而没有从物质层面发展的具体策略。(www.xing528.com)

冯友兰的这个生产家庭化与生产社会化，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二元对立是对于五四时代思想的全面超越的尝试。他的见解的独特之处是认为五四文化反而由于过度重视“精神”而忽视了物质，注重西方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反而忽视了西方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状况，过度地沉溺于西方的“特殊”之中，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国的“特殊”，以致对于“类”忽略不计。而保守主义者也是同样简单地关注中国的“特殊”的不可变，而根本否定了“类”的可变，也陷入了同样的危机。双方都在“特殊”的沉迷中失掉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空间的定位。于是，他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发现了中国复兴的历史机遇，提出了中国复兴的超越性的主张。这一主张从全球历史的宏观上对于“国”与“国”的关系，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状态提出了深切的思考。他认为，竞争在国家间进行的时候是异常激烈的，“在现在底世界上，人是文明底，而国是野蛮底。野蛮底国却是文明底人所组织者。我们若‘明层次’则知此话，并无矛盾，亦非怪论。人与人应该互助，一国内之人，对其同国之人固应互助，即对异国之人，亦应互助。但国与国则不互助而斗争；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于其自己有利而行之。在人与人之关系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应该底，但在国与国之关系中，这却是一个最稳当的办法。”而中国争取成为强者的历史临界点已经到来。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厄运，至清末民初而极。我们现在底时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落的时代。”他指出：“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任何一国，都有过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