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狂飙时代对现代发展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深受德国“狂飙时代”文化思潮影响的文化运动——“战国策”派。这一文化思潮对于德国文学的“狂飙运动”情有独钟，对于“狂飙运动”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趋向有独到的看法，希望通过对于“狂飙运动”的介绍和分析给中国当时处于危机中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陈铨就通过对于德国“狂飙运动”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主张。

陈铨的许多文章都对于“狂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德国文学在18世纪的后半，发生了一种伟大的革命运动，文学史家都叫这一个运动做狂飙运动，这一个时代叫做狂飙时代。”他强调了狂飙运动的不可比拟的历史意义：“狂飙运动，不但对于德国文学产生了解放创造庞大的力量，它对德国的思想政治社会宗教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没有这一个运动，德国的文学恐怕还在法国新古典主义势力之下，所谓民族文学，根本不能想像。没有这一个运动，德国的思想界，虽然有康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出来，17世纪以来的‘光明运动’‘理智主义’恐怕还要支配若干年。没有这一种运动，德国民族的意识，还不能发展，分裂的局面，因此不能改善，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不能改良，至于社会的不平，阶级的斗争，宗教的束缚，也只会有增无减。”在陈铨看来狂飙运动是德国文艺的运动，更是德国历史的转折。

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狂飙运动”的价值。首先，“狂飙运动”改变了德国思想和文学模仿法国的道路。走出了德国文学自己的道路。陈铨介绍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法国文学兴盛、德国极力模仿却不得要领的情况，文学阐述了由于文学家雷兴深刻认识德意志民族特点后发起的狂飙运动，产生了天才歌德、席勒，德国文学自此可以和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分庭抗礼的过程后指出：“世界文学史上并不需要完全相同的模仿，而是要崭新的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想永垂不朽，必须把自己表现出来。”“没有民族文学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一个民族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特殊有价值的文学，大多数国民必须先有民族意识。”陈铨认为：“特别是在近代社会，文学与政治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文学家是集团中的一部分，他的思想生活与集团息息相关，离开政治，等于离开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创造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呢？所以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光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学问题。”

其次，感情是狂飙时代新的人生理想。狂飙运动促使当时的德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思想变革，不单在文学方面，在其他方面都浸透了革命的情绪。陈铨介绍了当时德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情况，君主贵族对人民的严格控制和极端盘剥，更加凸现了主张“情感就是一切”（歌德浮士德语）的狂飙运动的巨大意义。因此陈铨说：“狂飙运动实际上对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发生着革命的影响，只有这样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新文学。中国五四时代的作家们虽然技术粗浅，他们都有新的精神，他们心里都有话说……”

第三，由狂飙运动诞生的浮士德精神成为19世纪德国民族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就是不断进取和追求的精神。歌德作品中的浮士德是狂飙运动精神的具体体现，浮士德是一个对于世界人生永远不满意的人，他认为一旦对人生满意了，则意味着一切活动都终止了，历史就会停滞、人类也看不见光明。歌德的浮士德还是一个不断努力奋斗的人，只有提起精神、孜孜不倦、寻求真理的人，生命才会充满兴趣希望。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错误，而是灰心和懈怠。歌德的浮士德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他要探讨宇宙之真理，他所冒的险是可能要失去灵魂的，但浮士德宁愿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人。因此，浮士德还是一个激情浪漫的人，浮士德曾说，感情就是一切。这句话就是狂飙运动的口号。他满怀理想，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追求人生真谛。(www.xing528.com)

由此，陈铨将狂飙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狂飙运动，奠定了德国文化的根基。五四运动，展开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这两个运动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德国民族第一次认识自己，摆脱17世纪以来的理智主义、法国新古典主义。中国民族第一次感觉时代潮流，推翻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两者在目的和意义上是相同的，但所走的路线却刚好背道而驰。陈铨指明了狂飙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差异，提出五四运动的过度的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缺陷。他认为正是由于缺少狂飙运动的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情感至上的精神，使得五四运动没有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陈铨的策略是用狂飙运动来对照、反衬五四运动，由此来反思五四运动。他对于狂飙运动的介绍其实是怀有改造中国文学的宏大的愿望的。于是，狂飙运动通过陈铨的思考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出现重要的变化和转折的时期，抗日战争一方面凸显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努力的某种转折，中国“现代化”受到了民族存亡的冲击。它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它既显示了中国的积弱和在世界上的弱者地位，却又使得中国脱离了近现代在列强共同压迫下的屈辱地位，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进入了世界秩序的主流，和“强者”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初次建立了一个大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民族危机压抑了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尖锐性，抗战时期也是各种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许多人都将这场战争看成是中国由民族屈辱的“弱者”转向“强者”的历史临界点。人们试图在战争的环境下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现代中国的多重传统在这时也展现得相当丰富。陈铨对于德国的狂飙运动的反复的推介正是在战争的严酷的环境下，寻找超越五四的文化传统的新的可能性。他对于五四反思的核心是基于这样一种核心的见解，他指出：

“他们没有认清时代，在民族主义高涨之下，他们不提倡战争意识，集体主义，感情和意志，反而提倡一些相反的理论，使中华民族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奋起直追，埋头苦干，惊涛忽至，举国仓皇，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里的思路是从抗日战争的艰难中反思五四，通过狂飙运动的探讨，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有了这种参照，陈铨才有了反思五四的文化的立足点。这说明对于外国文学的选择其实还是由本土的文化和社会情势所决定的。我们并不在这里展开对于陈铨借用狂飙运动批评五四运动的是非的分析。而是通过这样一段历史看到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