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日记引发的传言和历史隐秘

《新文学史料》是一本老杂志，出了有二十年了。原来多发表现代文学的回忆和史料，但出了二十年，现代文学的史料有点发掘干净的样子。于是这本杂志现在也开始用主要的篇幅来发掘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的史料，更开始涉猎二十年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史料。对于我来说，这种和我们几乎同时代的史料当然比遥远的过去来得亲切和有趣。这倒不一定是由于我的专业兴趣，而是对于自己亲历过的时代，人总有一份难以言说的亲近感，所以我觉得《新文学史料》比以前好看了许多。那些刚刚过去的“历史”其实值得收集的史料非常之多，而且所谓“新时期”加上90年代的“后新时期”已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长了。这些年的历史当然也已经有了许多难解的谜要我们弄清楚。2000年第4 期的《新文学史料》就发表了有关丁玲的一篇有趣的文章，涉及80年代初清除“精神污染”的公案，非常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是丁玲晚年的秘书王增如所写，题目是《丁玲未写诬告信》。题目非常实在，文章写得也平实可读。文章涉及清除“精神污染”事件的一个大关节：丁玲等人是否写过诬告信的问题。这件事当时在文艺界流传甚广。我当年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那套个性解放的自由派观点有真诚的迷恋，对于清污这类运动当然是不以为然的。那时由于喜欢文学，也已经开始写一点文章，对于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注。听到丁玲等人写信给中央告状的说法，就觉得莫名其妙。不过事情已经流传到我这样的大学生这里，说明在文学界内已经传得非常广了。丁玲等人受过那么多年的苦，当了那么多年的右派，现在复出，自然应该有气要出，想不到竟然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左派”。当年做“左派”其实是相当不得人心的，尤其在青年之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尽沧桑的老人会做这样的选择。当时我是觉得人老了就糊涂了，不明白未来了，那时还想到了鲁迅评刘半农晚年的那些非常流行的话。事情当然是异常吊诡的，当年在台上整他们非常厉害的周扬却变成了追求自由的英雄，在作家代表会上受到青年作家的致敬，而这些自有成为英雄的本钱的苦难经历的老人却有了“老左”的名目。不久之前，当时在作协担任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在发表的当年日记中又提及此事。王增如大概是受此触发，一定要出来为丁玲等人辩护了。

看了王增如的文章，我知道所谓“诬告信”就是中国作协作家支部会议的简报。这个作家支部其实是个过去受过迫害的老作家的活动中心，是对他们进行安置的单位。支部成员有丁玲、艾青、沙汀、罗烽、白朗、张天翼、曾克、草明、逯斐等。其中张天翼和白朗那时已经失掉了生活自理能力。1983年9月，这些人对于当时作协的领导仍然在周扬影响之下有不平，而且对于文艺界和社会的情况有不满，就在会上提出意见，表达看法。他们的想法当然是“旧”了，但其实也有点类似一般社会上流行的牢骚，如当时许多人都谈的“青少年教育”问题。另外对于文艺界对《苦恋》、《太阳和人》的态度，对于“伤痕文学”和当时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都有看法。其实有些话也就是一般闲聊的风格，如丁玲讲“思想教育，教育人的问题太重要了。四川来人告诉我，四川枪毙36 个人，开大会时，只有一个50 岁的趴下了，年轻的，20 多岁的面带笑容，女的像江青一样，把头梳得光光的。上海来人讲也是这个样子。我不理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些人激昂一番，对于世风日下看不惯，发完牢骚又将这些牢骚写成简报，加上“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的抬头报了上去。诬告是说不上，但牢骚是多的。这份简报引起邓小平的重视，指示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从1983年10月起就有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然，周扬1983年3月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关于“异化”的讲话成了被批评的对象。后来就是种种传言了，诸如要扳倒周扬，丁玲和艾青想当作协主席，丁玲由于告不倒周扬而自杀了等等。而丁玲等人从此以后就不断被这件事所困扰。丁玲在1985年6月30日给陈登科的信里说：“我又有一点落在1957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丁玲还提到别人的诗提到她的名字竟然被某大报以丁玲“左”而将诗退稿。丁玲还在1985年9月对王增如说：“你感觉到没有，许多原来常来的朋友也不来了，他们害怕。”而王增如也感觉到“家中的冷清”。丁玲好像是一个固守旧时代的“老左”。但王增如文章的最后有几句丁玲的话说出了问题的微妙之处：“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www.xing528.com)

丁玲和周扬等人几十年的恩怨未必能够用左右之类模式看清楚。其实，丁玲等人还是文人，对于时代的潮流看不明白，往往冲动到逆流而上，他们大概还是真的顽固地信一些东西。周扬其实是政治家，永远是领导时代的潮流。当年的“左”和新时期的“右”都是看得准时代的潮流的行动。现在想来，他们的确非常之不同，而左右之类的事中的复杂也不是当年我还是大学生时那样一清二白了。

左右背后的那些人间恩怨就更难辨是非了。这些历史里有太多的难言之隐，不是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轻易理解的。王增如让我对于历史有了另外的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