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岌岌可危：诗人家庭的红色矛盾与残酷现实

《新文学史料》发表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日记经过家人的整理，好在整理得并不厉害，大概能够看到原貌，是难得的史料。郭小川是大家都知道的名诗人，他在当年的年轻人中间大概是青春的偶像。诸如什么《向困难进军》、《团泊洼的秋天》等等真是红遍大江南北。八十年代“第五代”的导演田壮壮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也是根据他的叙事诗改编的。日记里有这位诗人的日常生活，悄然掀开了诗人在写作之外的另一面，有些东西读后让人震撼。诗人的诗非常慷慨激昂，但他的生活仍然非常微妙，甚至不可思议。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正领导着作协的“反右”斗争。但那些后来看起来惊心动魄的批判、斗争在他的日记中显得非常正常。如9月24日记载：“九时，到团中央宣传部，商讨一下批判刘绍棠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得知，赵坚、葛翠琳已划为右派，北京文联到了20%。”这个比例讲的是右派的人数。今天看来风云变色，他就这么记下来了。他的日记里有很多关于批判丁玲、萧乾等等知名人士的记载，让我触动的却是10月9日的一条记录：“到四时，车子来接，谈右派分子的排队问题，决定把朱行拉下来，又增加了几个，右派分子占了6.25%。”单位里的右派划分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这位今天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人物朱行是幸运的，他终于解脱了，而另外的不知名的“几个”却落入了苦海。这里的寥寥几笔，却有许多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人的命运。

但在这场运动中，诗人自己的家庭也面临危机，他的妻子也有危险了。9月29日记载：“晚饭后，本想做事，蕙君又谈起她的一些烦恼，由于对中宣部有意见，她说，她对反右派斗争是有抵触情绪的，人的思想多么微妙，我也向她指出这种危险性，对于一个组织是不能反对的，对一个同志也是如此。看来，她思想上是解决这个问题了。”不久，问题变得严重了。12月9日：“走出屋门，碰到笑雨，他告诉我，说东郊区委正在批判杜蕙，有划为右派分子之势，弄得我非常不安！这对于一个家庭不能不说是大事！”两个惊叹号袒露了心情的紧张，紧接着又有“东郊区委工作组正要斗她，她曾在群众中说过一些煽动性的话，这使我非常不安，如果有什么变故，那真是痛苦的”。于是他分析道：“我又想到她的许多缺陷，她的幼稚无知而又自矜的性格，她的那种麻木不仁和毫无警惕的廉价的同情心，她对领导上的某种反抗情绪，如果划为右派，也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但第二天，问题柳暗花明，12月10日：“今天，下午张海来电话，说杜蕙的右派问题是不存在的了，但要开会批判。这才使我稍为安心，于此，家庭可以不必破碎了。”他又总结了妻子的情况：“心情是不平静的，这个幼稚的人，什么时候才会有所转变呢？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少波折呢，而这个人居然永远也不会改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残酷的东西，如果妻子变成右派，在郭小川看来，家庭的破碎不可避免。他非常关心她，但政治好像比家庭更为重要。但事情里也有吊诡的方面，在作协将别人划为右派时，自己的妻子却也岌岌可危。加于人时自己也难免，想到“文革”等等，让人觉得人生往往如是。但1957年日记结束时的“一年小结”里，只有这样的概括：“这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在叙述了这一年的写作情况后，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这是丰收的一年。”(www.xing528.com)

这就是20世纪人生的一部分，诗人的慷慨激昂和日记里的微妙的、复杂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比，而一切又非常和谐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本日记比许多回忆录都要真实和让人难忘。但一个世纪已经走了。在一盏孤灯下读的这些故事也无非一点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