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隐秘魅力：优雅、贵族气质与现代性

1987年，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第一次看到王刚的作品《博格达童话》，那是关于他的童年生活的故事。当时我写下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北京文学》上。也初次见到了王刚，我还能回想起当年我们充满对于未来的自信的感觉。十七年后，我和王刚在人生和写作的道路上被命运带到了当年不可知的今天。我又一次和王刚的小说相遇了。这次他写的是他的少年时代。十七年的时光流逝，今天的王刚才有机会续上当年的故事。我也才有机会再面对王刚的少年时代。命运让我们在走了如此之远之后，才有了在他的小说面前再度发言的机会。

王刚的《英格力士》是一本有关青春期，有关一个压抑却充满单纯之感的时代的有趣的表述。它充满了倾诉的欲望，充满了对于世界的天真幻想的表达。它是回忆的片断，却也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梦的呈现。这部小说在异常具体的表现中展开了一种“中国梦”的片断。一种对于“优雅”的梦想的展示。

这个“中国梦”在中国“现代性”历史中一直是一个被压抑的部分。优雅的品位，浪漫的气质，高雅的格调，这一切都曾经是现代性的中国梦的一个奇怪却又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来自法国、英国的上流社会的谈吐、趣味和风度，来自于欧洲文学的那种生活方式从中国现代的开端时刻起，就极大地吸引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中国文化的1949年之后，优雅又增添了来自俄国和苏联文化的要素，将19世纪俄国文化视为优雅的重要部分。这种优雅的品位的追求一面是一种形式的直接的模仿，对于细节的高度的关注，另一面则是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与中国传统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优雅、贵族气质这些看来较为模糊的概念其实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想像的重要部分。它们创造有关自由、有不凡的气质等等神话。但这些神话在中国现代性的整个历史一直受到压抑。由于中国现代性历史中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优雅在现代中国变成了一种多余之物，没有了自身的合法性，一直被反复否定。但优雅其实是难以被压抑的。它成为了现代性中国的无法消除的历史维度，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无法消除的多余之物和奢侈之物，成为了中国“无意识”的底层，也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一股潜流。它在文化的台面上几乎不断地被否定和批判，却在文化的底层受到了非凡的挚爱和认同。在中国以集体的力量改造历史的时代，这种潜流却一直是文化中非常有趣却难以消除的成分。它是个人用以幻想世界的方式，也是个人在隐秘中获得和时代不同的姿态和选择的可能。这其实是一个隐秘的“中国梦”，但它对于知识阶层的诱惑和吸引一直存在。在一个封闭的年代，这种优雅既是个人意识的创生的标志，又是一种另类的生活形态的展开。

《英格力士》就是有关这一时代的优雅文化的诱惑的最佳的记录。“英格力士”所象征的一切是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性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文追求。它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从上海来的英文教师王亚军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和新的价值，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外来者，又是一个充满了启示性和感召力的人物。他带来了“英格力士”，也带来了一种生活趣味和文化趋向。一种和乌鲁木齐的人们相隔遥远，和他们的生活了无交涉的生活，在这里被展现了出来。王亚军好像是从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或者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被一个大时代抛到了乌鲁木齐。于是他给小说中的“我”和“我”的同学带来了梦想的同时，也带来了伤害和困扰。一切都和那个“文革”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在一个小世界里被放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于是，在乌鲁木齐的优雅似乎比起今天优雅唾手可得的时代更优雅。这个小世界恍如梦境，它似乎极端的不真实，却又极端的具有意义。与这优雅的“小世界”不同的，是外部的大世界。这个大世界里的生活的真实总要侵越、破坏、打乱那个看起来无限美妙的小世界。于是，女孩黄旭生的疯狂、“我”的高考的失败和王亚军本人的沉沦都标志着这个小世界的失落和难以存在。而在这个小世界中的生活，给了叙述者“我”成为成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里，王刚写出了性的萌动、青春期的焦虑，而这一切变成了“英格力士”，一种外国语的展示。学外语是期望一种优雅，进入一个无法进入的外部世界。(www.xing528.com)

在《英格力士》中，这个“小世界”的象征是王亚军的一部英文词典，而学生们渴望得到这部词典。“我”最终得到了这部词典。这个细节好像非常像阿城《孩子王》中的情节，一样在边地，一样在匮乏的时代。但当年《孩子王》里的渴望的启蒙的宏大叙事今天却已经变成了渴望优雅的小叙事。启蒙已经在这里失掉了当年的神圣而变成了一个时髦的上海人王亚军的优雅的展示。其实这里有趣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在没有机会接触市场和资本的时候，市场和资本一面是被诅咒的对象，一面却又异乎寻常地被浪漫化和诗意化了。“优雅”其实是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不可思议的询唤。它指向了一个市场带来无限选择的消费时代。因为只有消费时代的来临的时候，优雅才可能得到无限的展开。但今天我们可以无限地展开优雅的时刻已经来临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优雅的背后有实实在在、无可逃避的金钱的作用。我们只有在这个优雅唾手可得的时代才会明白那背后的一切。于是，优雅也就难以在这个时代更加真实地展开，在优雅被变成了“小资”和“波波族”们的装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好像只有在《英格力士》中的那些渴望中“优雅”才更真实。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压抑性的存在，对于“优雅”的渴望才显得不是装腔作势和空洞无物的。于是我们发现了真正让我们意外的事情，当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用优雅来召唤市场和资本的时候，市场和资本才显示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那在欧洲的文化中凝结的“纯”的东西，在那些东西里有一种不可思议地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的理想。它虽然意外地最后指向了新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但它在优雅里保存的文化理想却是今天的市场和资本真正来临的社会中所不可能出现的。这就像斯洛文尼亚的思想家齐泽克在探究东欧文化时指出的：“作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应，不仅存在着逃入私人快乐的‘良好生活’的玩世不恭，而且真正的友谊、访问、共享的宴会、充满热情的智力会话在封闭的社会中尤其盛行——这些特点经常让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感到迷惑。”（《快感大转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79 页）这里出现的情况其实在《英格力士》里有相同的表征。在这里，优雅不再是真正的市场社会里的那种金钱的游戏，而是一种真正的乌托邦的梦想。这是一个现代中国被压抑的梦。今天这个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但这个现实却和那个梦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思议。

《英格力士》提供了我们青春时代的中国梦的片断，它激发我们回想、反思、怀旧，激发我们对于一个封闭、单调却又天真而诚挚的时代的思考和回忆。这里的那种氛围是真正的诗意和灵性的展现。这种品质在今天是我们自己遥不可及的，也似乎是我们的文化遥不可及的。王刚意外地触到了我们内心里最柔软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