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高行健的获奖及其背后的意义

一部香港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发感慨，说起小时候人生非常单纯，只要努力学习就会受到老师的表扬，也能够拿到好成绩，但长大之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生并不是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的。这感慨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的确点到了人生的真实之处。天下没有什么是完全公平的，种瓜得豆或者种豆得瓜的事情其实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歪打正着的成功和轰轰烈烈的失败，唾手可得不一定就可以得到，遥不可及可能突然成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掌握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常常讲所谓“合力”，其实非常有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幻想，都在为这些欲望和幻想而努力，但最后一切却未必就如谁的意，而是在这些“合力”的牵涉下走向了不可思议的方向。大家想得到的不能得到，没有想的往往却来了。历史或者天然就不公平，但那份宿命却仍然让人感慨和无奈。

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例子。用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我们把文学比成一场赛跑的话，高行健是和中国新时期的那些作家们一起起跑的，那是一场“走向世界”的长跑。我还记得“新时期”最初那几年中国文学那种充满兴奋和激动的情形。我的学长黄子平曾经用“骚动不宁”来形容那个时代，那时候文学界到处涌动着一种热切的心情，一种创造的欲望。大家开始兴奋地寻找新的文学的可能性。大家都认为旧的一切已经没有希望了，大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试图写出新的表达普遍人性的深度的作品。于是乎作家们开始了新的文学实验。在寻找新的表达的可能的文学的所谓“造山运动”，是一个真正的突变，一场大变革的起点。在这条起跑线上，高行健显然不是一个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那种瀑布般奔涌的语言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那种奔放的语言的确和那时候人们的心境非常契合。我还记得在《北京晚报》上发生过一场非常激烈的有关他的小说的争论，刘心武当时发表过一篇题为《他在吃蜗牛》的文章，谈论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乃是像吃法国蜗牛一样勇敢的行动。在当时的中国，吃蜗牛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卷入那场论争的有工人、中学教师、文学评论家。我还记得那时我刚刚进入大学，非常热切地关注那场论争。当时高行健也在《收获》发表了他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那篇小说的技巧确实比王蒙要复杂，不过，我们那时候觉得这篇小说没有王蒙那样的真切的表达和冲击力，它太复杂的技巧和没有什么特点的故事让人有点扫兴。现在大家都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最重要的介绍西方小说技巧的著作。说实话，这本书因为引出了刘心武、冯骥才等人在《上海文学》上的所谓“四只小风筝”的推崇，变成了一个事件，我才去找来读了。但那种技巧的介绍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位介绍西方文学的学者陈琨写了一部《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书。陈琨是从现代主义的源头出发去理解它的，他首先从弗洛伊德和尼采入手去探索20世纪西方文学的特征，同时分析了诸如“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等不同的文学思潮。他其实在现代派的名目下介绍了西方最新的文学潮流，包括后现代的写作。陈琨为我们打开了第一个窗口。我当时尤其迷恋陈琨的风格，一种完全突破了我们习惯的写作方式的新的中文表述的策略。我曾经狂热地模仿过那种特殊的切入问题的方式。我现在还记得他分析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独特的方式，他征引小说的一个片断，从中引发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思考。他的方法是真正接触到当代思想的中心的。可惜陈琨的工作没有继续下去，后来就再也没有他的声息了。但陈琨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有非凡的吸引力。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那本《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是我自己青春岁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后我读过许许多多比陈琨有名得多的人物的著作，也知道陈琨的分析方法其实自有其来源，但那个开端是永远难忘的。无论如何，我以为当时陈琨比高行健有力和深入。

高行健无疑是新时期起跑的人中间的一个，他的戏剧有自己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他当时也始终没有跑在最前面，后来干脆出场放弃了，放弃了自己和中国的联系，也放弃了在中国文学中的存在。许多人还在中国继续跑 着，也有许多新人加入了这场比赛。但现在这场比赛好像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高行健赢得好像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他的胜利结束了大家的希望，冷门的确是有自己的妙用。我能够理解在中国和海外中文作家的那种复杂的心情。葡萄的确有点酸。但其实作家们应该看得开一点，写作毕竟不是跑步，但连跑步输掉的时候，脸上总得笑着，心里的不甘还得自己静静咀嚼。(www.xing528.com)

中国作家还是得自己默默写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