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回忆：探索王安忆小说的世界

王安忆的书《隐居的时代》和《启蒙时代》都是一些对于回忆加以处理的著作。王安忆当然是中国最敏感和最有创造力的女作家，这两部有关回忆的书，都涉及对于个人经历的回忆。但这些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另类”的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日常生活的图景。对于1949—1976年中国日常生活，已经有过无数回忆、思考和分析。王安忆自己的小说中也曾经不断回首那个年代。但是几乎所有给予我们的“回忆”都充满恐惧、失望和黯淡。那些回忆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压抑的年代，一个失掉自由的时代，一个没有任何机会的年代。我们仅仅从一些回忆录或者小说中看到几乎是“唯一”的一种回忆。在那些回忆中，一切都和今天的时髦的“大历史”的叙述格外合拍。人们好像是被欺骗、被强迫进入这样一段历史的。他们在其中只有不幸，革命仅仅带来了罪恶。甚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比那个时代幸福。许多人津津有味地回忆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工资和自由的日子，回忆旧上海的繁华，回忆那些被革命摧毁的优雅和乐趣。过去简单的赞美今天变成了简单的否定。我们当然丝毫不应该怀疑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但是这些回忆肯定漏掉了一些东西。我们也应该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只有35 岁，而到了70年代，人均寿命就达到了70岁，而印度的人均寿命仅仅有62岁。在1949年以前，一夫多妻是合法的，而1949年之后，无论有多少问题，中国妇女的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像赵树理的《登记》那样的故事的确写得非常幼稚，但仍然让人感动。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了81%，而印度只有52%。这些也同样真实的东西却被遗忘了。它们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回忆”是一种选择。一方面是人们选择了有回忆资格的人；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媒体上的主导的舆论选择自己回忆的方向。简单地说，在人人都抨击和嘲笑一件事的时候，认识它的另外一面就变得不合时宜。其实，抨击和赞美只是一块金币的两面，它们都和具体的经验无关。我们选择回忆的同时，我们也选择了遗忘。于是，我的困惑是，难道我们现在就真正自由吗？

但是王安忆的回忆却是“另类”的，她只是在这里展现她的混合着感伤、怀念和思念的“回忆”，她没有隐瞒什么，也没有想添加什么。在那里的日常生活是平淡无奇的，欢乐和痛苦也是同样存在于人生之中。那种日常生活远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戏剧化，《隐居的时代》讲各种各样下放到叙事者“我”插队地方的人们，他们仍然经历着和今天我们经历得差不多的挫折和幸运，这些成败的原因和今天不同，但成败所造成的命运则是一样的。她写了许多人的怀才不遇，但她有一种平常心，也有一种明达的见识。比如她写了一个于医师的丈夫，“他一点也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而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于人生抱着黯淡的心情。同时他们又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见识不能说怎样高超，只是能够放弃刻板的见解去观察人生。《文工团》则写一个文工团的衰败，展现了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以外的当时的艺术的命运，那种命运也和任何时空下的艺术的命运一样，让我想到了费里尼的电影《道路》。而《蚌埠》则表现一个中国中等城市的命运，将那种生活的趣味和单调写得格外动人。其实，只要脱离了那种刻板的好坏善恶的脸谱化的表现，人生可能会有更多的意义。(www.xing528.com)

这也许就是小说的魅力，在思想变得无能为力之时，想像和感性能够让人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