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人生的绝望与救赎

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自我想像一直笼罩在一种深刻的悲情之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失败的历史给予了中国人以异常痛苦的经验和记忆。这些屈辱和失败的历史乃是中国人对于自我的无法摆脱的痕迹。那种创伤的记忆对于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有关看“电影”（幻灯片）的记忆的描述已经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最为经典的表达。那种在世界面前的屈辱感，那种中国的无助和无力的痛苦，那种被“观看”的绝望都被这一段文字表达得淋漓尽致。郁达夫的《沉沦》中的那个在日本的绝望的中国青年的痛苦也来自类似的创伤：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是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到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

这种孤独似乎也隐喻式地表达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自我想像。在《沉沦》结尾时的那口号般的绝叫也异常震撼人心：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焦虑的悲情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的现代想像都充满了这样的痛苦和焦虑。这种焦虑当然来自一种对比，一种贫困/丰裕、弱小/强大之间的尖锐对比。中国展现了一种被放逐于世界之外的孤独感，一种深刻的痛苦。中国的“现代”就是一直在悲情式的表达中展现自己的。这种对于富强的强烈的寻求一直是现代中国自我想像的中心。

这种悲情的“富强”欲望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理解的不同选择，也就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所谓“中西文化”论战。在这里，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对于西方的“仰视”的思维，往往选择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彻底的认同。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这种想像往往认定“全盘西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案。五四时代和“新时期”的许多努力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另一种是对于西方的“俯视”的立场。认为中国可以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发现自己的方向。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保持的愿望中，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传统对于新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那时中国所期望的“赶超”的冲动和“世界革命中心”的想像，都是试图探索“另类”的现代性的坚韧的努力。这种“仰视”和“俯视”的选择无疑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自我焦虑。“富强”变成了一种最为痛苦而似乎不可企及的梦想。百年民族史的悲情体现了一种焦虑的中国“现代性”的想像，正是在这种想像中，有关中国的认同才得以完成。(www.xing528.com)

经历了最近二十年的一系列发展，在千禧年之后，中国和世界的格局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经济业已成为东亚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中国作为最大的生产中心还是最大的和最有潜力的市场，中国的能量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民族想像也正在生成。中国的新的认同的创造已经开始有了新的空间。这种新的民族想像的背景正是中国表现出的巨大的经济能力对于世界的吸引力和人气。一种“新”“富”中国的形象正在世界上形成。从奥运的申办成功到进入WTO，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变。它不再是一个屈辱而被动的失败者；也不再是一个激愤而疏离的挑战者。中国变成了跨国资本的最为安全和有希望的投资之地，也是以最高速度成长的发展中社会。“全球化”的共识的诉求已经悄然取代了“现代化”的历时的焦虑。这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大城市的新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完全不同于百年悲情的痛苦，而是显示了新的在全球化之中的工作和消费的高度能力。新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城市的崛起，给予了世界一个新的有关中国的自我想像的空间。中国新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已经给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对于西方的消极被动的屈从，也不是悲愤慷慨的反抗，而是一种“平视”的更具灵活性的新的与西方的关系的形成。这种新的“民族”想像包括下面四个面向：

首先，它与跨国资本、跨国移动能力以及跨国的信息交换和沟通能力相关联。它想像的“中国”不再仅仅是落后贫瘠的，而是一个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新的空间。全球化的空间选择已经超越了“现代化”的赶超愿望。

其次，这种对于“中国”形象的表现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一方面保持有关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却在经济和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具有更加机敏的选择的可能。它是高度的开放性与现实性的展现。中国的认同开始出现了多样的可能。“中国”对于个人的意义更加丰富，它变成了力量和信心的来源，而不是屈辱和痛苦的宿命。

再次，它具有一种多向的反思性，不仅仅反思中国，也反思西方和世界。它不是被动地否定自己，也不是盲目地肯定自己。而是在多向的反思中提供一种机敏的改变自身与坚持立场的接合。中国“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多元经验已经融合成一种可能。

第四，这种新的中国想像是彻底告别悲情的结果。“中国”已经不是悲情无限的时代，而是更为自信地想像自身。民族的合法性不再来自过去的惨痛记忆，而是来自此时此刻的经济能力和创造能力。它的基调是更加乐观和更加具有前冲性的。

这些面向已经在许多文化生产中得到了丰富的表现。当然这种新的民族想像往往仅仅是在面对世界时显示自己的能量。它是中国那些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受益的阶层的自我展现。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在世界面前展现了新的“富”“强”中国的形象和能量。但还留下了如何在中国内部达到社会团结的问题，如何让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害的阶层也参与新的中国想像的建构，是不可摆脱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翻过了历史的一页。新的希望在我们面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