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柳：刘斯奋的诗意之作

这是一部被低估的小说，其间对于人生的感悟启人思考，也是一部写得很深入的小说。《白门柳》的特异之处在于如何将惊天动地的“大历史”转换为“小历史”，在“小历史”中又表现“大历史”。这皇皇三卷大书并非我们习惯的所谓“史诗”，并非那种表现一段历史全景的宏大叙事。在这里，刘斯奋对于我们传统的“史诗”观念构成了挑战。在我们的习惯中，所谓“史诗”一定要有历史的大全景，有巨大的场面和一个时代的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一定是整体性的。这种观念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人们仿佛认为对于“历史”的叙事，没有宏伟的整体性就无法把握，就会失掉方向感。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历史并不仅仅属于宏伟的叙事，而且属于那些“稗史”和零散的表述，属于片段的想像和诗意。“大历史”或者“小历史”都是有关历史的话语，它们之间并没有哪种叙事更为重要的问题，而只有表达策略的差异。因此，小历史的种种细节、缝隙和断裂往往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往往在人们忽略和不见之处透露出引发思考和追问的焦点。

他将历史化作了一种细腻、婉约的故事，在这里，大历史的天翻地覆、风云变幻往往与儿女情长同样不可或缺。晚明的历史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关注，它始终是文学与历史的最佳交会点，也是文化想像的不竭源泉。一方面，宏大的历史叙事不断出现，也有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本文，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姚雪垠的《李自成》都已经构成了对于那个时代历史的重要表述。另一方面，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稗史”式的叙事，对有关“桃花扇”，“影梅庵”和“半野堂”的传奇早已变成了有关中国文化想像的一个部分。从孔尚任到陈寅恪，有关晚明士大夫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而江南文人的那些传奇式的故事更经常牵动知识分子的情怀。《白门柳》无疑属于后者，它乃是对于“稗史”的叙述。它依然以南京为中心，写出江南士大夫的命运。在这部小说的“引子”是一个散文诗式的寓言，这个有关“梅树”的寓言是有关历史和叙事的非常有趣的表述。“梅树”美丽而寂寞，它虽然受到人们的欣赏，但它的经历却受到忽视，它的故事始终找不到知音，直到它的死亡。而这个寓言的结尾处有一段神秘的叙述：

“那株梅树其实还在。只要遇上天阴下雨的时节，或者月色朦胧的夜晚，山谷中迟归的樵夫和狩猎的山民常常会看见，那株梅树忽然又在老地方出现了。他们甚至看得清枝头上淡绿的花朵，嗅得着那凉凉的幽香。当他们试着走近去，一切便像烟雾似的消逝了。

于是，当地的人们说，这是那株梅树的影子，是它的灵魂。它不肯死心，还在守候着，要将它的故事告诉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

这里的表述指被表述的历史本身的无法表述性，它似乎是一种具体的，可以加以描述之物，然而却如“烟雾”一样无法被具体把握；它既留下了众多“踪迹”可供人们追寻，但又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无从抓住。“梅树”无疑乃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隐喻，乃是一种高洁的文化精神的表征，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表征。但寓言中“梅树”的自述却无人理睬和了解，直到它的死亡。而只能由一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来叙述故事。在这里，刘斯奋既表达了试图将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加以表述的欲望，又发现他的叙述并不是历史本身的绝对真实，而仅仅是“一种”叙述而已。“梅树”自身所叙述的一切或者已被遗忘，或者已经随着它的死亡而消逝，我们根本无法探知。但作者毕竟尝试写出了这部《白门柳》，它是“梅树”本身的历史，还是有关“梅树”的传奇？是真实还是幻想？这个“愿意把它写下来的人”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感慨，还是传达“梅树”的心声？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一本寄托了无限感慨的书。遥远的“梅树”其实正是在今天的语境之中透过《白门柳》被叙述的。他以“群像”的方式将传统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命运表达了出来。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白门柳》中有多少内容在历史文献中有可供考索的资源，不在于文献有证，而在于刘斯奋提供了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怎样的想像和反思。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使用刘斯奋的寓言：那棵“梅树”的自述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拥有它；重要的是刘斯奋对它的叙述，因为我们正是在阅读这个本文。

在《白门柳》中，有类似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思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过，这里的兴亡之感，并不仅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士”在中国文化中命运的沧海桑田之变。与其说刘斯奋写的是历史，不如说他写的是一个阶层的命运升沉。而这个阶层如何变化发展，不仅仅是传统社会的变化的关键，也恰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键之一。刘斯奋写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文化转变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冲击。在这里，满清政权的进入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的变动，而且是巨大的文化冲击，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异文化的“他者”的出现，而且引发了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发生首先是不同族群的差别动摇传统的文化秩序，这种改变就来得格外痛苦。这里有一些概念必须加以辨析，这里我用的“族群”指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共同体“民族”，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前者仅仅同文化和历史有关，而后者则与现代性有关。因此，用“族群”来描述当时的古代民族，可以有效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满清入关带来的冲击正是一种族群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深刻的认同危机将“士”的阶层推向了历史选择的紧要关头。刘斯奋通过两个线索将这种历史的紧张性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加以联系。一是通过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活动观察士大夫的活动。钱谦益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巨大的影响力，通过表现他的生活可以了解那一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和选择。特别是钱谦益由明入清的历程，及他在这历程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微妙和复杂都具有巨大的代表性。二是通过“复社”的一群文人的活动，表现“士大夫”阶层中最具批判性和最为活跃的活动。在这里，冒襄、黄宗羲、陈贞慧乃是表现的中心。这样，刘斯奋就通过这些人物的复杂关系透露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变动时代选择的复杂性。

在面对传统知识分子时，刘斯奋无疑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同情。对于他们的痛苦、无奈、彷徨、犹豫和奋斗给予了非常细腻的表现。但《白门柳》最吸引我的却是他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和追问。这种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鲁迅式的严厉批判，而是时时在“同情的理解”中表现出的细致分析。这种分析往往并不尖锐，反而从一个感性的角度时时为之解释，往往提供极为可信的心理和社会的逻辑。但他愈是平和，他的敏感和尖锐却愈是让人难忘。

小说第一部《夕阳芳草》开始时的两个场景，都非常有趣。一是开篇引出钱谦益的段落。这里的钱谦益的危机是双重的。他的家庭正面临一场内讧，而他正试图作一场政治交易，以便再度进入明朝的政治。这两件事的困难既是伦理性的，又是现实性的。刘斯奋显然无意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关系浪漫化，而是在这种关系中发现了极为微妙的方面。柳如是的政治欲望和钱谦益的个人欲望之间的契合和他们在私生活领域的复杂而怪异的关系都表明了他们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命运的承载者。二是冒襄与老人熊明遇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对于明朝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和不安。国家的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对于这一切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但当熊明遇提出“贤侄有何救时良策”的问题时，冒襄却只能提出一些极为空泛的看法。这些饱含着殷切的热情的见解其实都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议论，这些议论似乎没有任何可操作的价值，它往往极为抽象而空泛，冒襄的说法显示了他的志大才疏。当熊明遇向他请教“目前饥民盈野，军饷不继，富室囤积居奇，奸人乘机煽惑，这些都适足资乱，未知计将安出？”时，冒襄的回答是：“这……也并非没有办法，”“不过，当今积弊，又何止此数端！小侄愚见，仍以为与其一枝一节求治，实不若治其根本，本正源清之后，旁支末流之积淤污浊，便可一并荡涤而去。否则今日除之，明日附生，终难有效。”这一段高论却只能让熊明遇感到空洞，被看成“到底是个书生，徒有空论”。这里的表达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困境。他们往往能够发表种种高论，而却无法解决面对的急迫问题；他们能够坚守一种价值观念，却难于进入实践。在这两个段落中，知识分子的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钱谦益这样的圆滑世故的人物可以适应社会，却无法树立道德榜样；而另一方面如冒襄这样富于朝气的人物，虽有高远的理想，却缺少应对社会的能力。从小说开始时刘斯奋就提出了深刻的反思。(www.xing528.com)

这种反思是贯穿在《白门柳》之中的。在这里，刘斯奋既表现了他对于“大历史”的探寻，又显示了他对于“小历史”的关切。不仅仅通过价值和道德的选择观察事物，而且注意历史中不为人知的隐秘之处。他一方面透视了诸如马世英、阮大铖等“士”这一阶层的投机者。但另一方面，他也不仅仅从道德方面肯定复社文人的行为方式，而是深刻地将欲望与道德的复杂而微妙地组合给予了深度的表现。他一方面肯定了复社文人疾恶如仇、不畏权贵的作风；另一方面深入体察他们的个人欲望。刘斯奋绝没有把人物浪漫化，在表现时处处注意他们的复杂性。如复社内的人事斗争并不会因为其政治方面的正义性而被忽略，而是揭开其中不为人知的隐秘。如周镳对陈贞慧的不满就来源于他们对于复社领导权的争夺。而一些道德议论的背后却难免有其他的微妙和难解之处，陈贞慧提出的参与实际政治的主张，之所以受到同仁的否定，其原因也包含了复社内部的冲突。再如冒襄和董小宛的爱情，本来是出于偶然，然而却通过一场不断出现的生死考验发展成为了复杂而忠贞的爱情。在这场爱情进展中，冒襄的性格是步步发展的，一开始他并不在意董小宛，却是在董小宛的坚持下，逐渐有了感情，但董小宛的出身经历却依然困扰着冒襄，成为他的无法摆脱的情结。这些表现都深入反思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种反思不仅仅着眼于一个阶层的前途，而且着眼于一个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危机。“士”这一阶层的危机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危机的表征。而小说中龚鼎孳及一批降清官僚的进退维谷的尴尬中的无奈被刘斯奋刻画得格外微妙。这里有尖锐的嘲讽，也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他一方面撕开了知识分子的面纱后面的真实，揭开了他们的矛盾和困境。但另一方面，刘斯奋依然对于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和理解。他能够发现他们在历史面前的无能为力，也能够发现话语的力量一旦与物质的力量相碰撞时的虚幻。他时时可以发现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精神的力量。像沈士柱的慷慨赴死，陈贞慧的委曲求全，黄宗羲的独立思考都显示了这一阶层赖以存在的品质。此外如冒襄在颠沛流离中的成熟，钱谦益最终的选择等也都意味着某种可能性。刘斯奋令人信服地提供了有关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形象。在这里，刘斯奋特别注重对于践行性的表现，注重一种实际的具体的选择，他往往不是对于人物进行激进的道德评价，而是从历史的具体性出发；不是刻板地区分和判断是非，而是首先立足于历史的阐释。因此，他笔下的由知识分子所呈现的“小历史”才具有意义。

另外，他还展现了一种平民的历史观，这也是“小历史”的一部分，如他多次写到黄宗羲在知道明义军在杀掉已经剪掉长发的平民时所激起的困惑。在小说结尾处有一个黄宗羲在兵败后的船上听到士兵们在议论的段落：

“啊，要剃头？那样不是成了畜生禽兽了么？还不如死了好！

要死还不容易！可还有家里的一窝子人呢？丢下他们怎么办？

这……唉！”

黄宗羲在这些议论面前感到的困惑正是不同的伦理观念和价值选择的矛盾。文化和社会危机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正是使得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问题。平民在一个不安的动荡时代的苦难和他们的选择不得不带来思想和精神的震撼。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坚的“士”，是那个社会知识和话语的生产者，他们为社会的运作提供了价值和道德的规范。他们所遗留的传统无疑乃是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想像的源泉。在以往的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想像中，中国现代性的表达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完全否定传统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为现代的个人价值所肯定，根本无法建构一种“个人”的“主体性”。根本无法建立现代的人格。因此他们留下的遗产只能是负面的。一是完全肯定传统知识分子，认为其中的优秀分子无疑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的道德文章都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是浪漫化的。它们在面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极为简单的，也形成了有关传统知识分子的刻板形象，而刘斯奋在此的思考是异常冷静的。他一方面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表现的那种价值观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需要历史的荣耀和辉煌作为自身形象的基础。而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面的表现亦有助于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合法化。因此，刘斯奋特别提出了黄宗羲有关“民主”的朦胧的观念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在他的跋中，他提及了一个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封建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撑。”这里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谱系”，显然将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设定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因此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来源的重要部分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遗产。它是我们认同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刘斯奋又异常尖锐地批判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的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社群的思考中，无疑带有更多的剖析和否定。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不良影响和限制，其实，其中时时有寓言式的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讽喻，它在讲述历史，但首先是面对今天。那段有关冒襄和熊明遇的谈话的段落正是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于是，刘斯奋在对于知识分子的表现中显示了一种矛盾的，但特别具有深度的立场。他一方面超越“现代”对于“传统”的两种片面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在思考之中凸显了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