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活动变人形》解读

他当然是从“新时期”直到今天最为重要的作家。他其实是足以象征一个时代的人物。就像五四时代的象征性人物是鲁迅，而建国后文化的象征性人物是郭沫若，而王蒙可以说象征了当时“新时期”文化和社会转型的丰富和复杂。他在“新时期”初期首开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写出来像《春之声》、《风筝飘带》这样的名著。这些作品其实象征了那个时代万象更新的风气。我还记得当年《风筝飘带》的结尾新。里面的两个年轻的恋人在艰窘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奋斗的勇气，也保持着对于未来的信心。最后的那段对话今天看来虽然天真，却还有力量：“再见，明天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那很有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祝你好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风筝。”这个关于风筝的梦，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这是对于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力量的梦。他所传达的时代的气息确实让人难忘。他这些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的活力。九十年代之后还推出了带有一定自传性的“季节”系列小说等。最近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尴尬风流》是一部笔记体的小说，也有趣味。而《青狐》则写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生活的变化。而他的两部自传《半生多事》和《大块文章》是对于自己一生的回忆和反思的结晶。这些作品都有一种饱经沧桑的智慧和对于时代潮流的深入把握的能力，以及一种喷涌而出的才华。

当然，他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出版于1985年的《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堪称当代文学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值得大家细读。我自己曾经读过多次这部著作，也进行过非常详细的分析。下面将我对于《活动变人形》这部著作的分析收入此书，也是和读者交流和分享一种阅读的经验。因为这本书确实值得我们细细读来。

反思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活动变人形》解说

王蒙写于1985年的小说《活动变人形》是80年代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这是作家很大程度上根据个人经历写成的，给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历史，个人怎样去处理自己童年的记忆提供了很有趣的范例。通过这个作品，他反思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里的中国人的命运乃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通过自己对家庭的种种回忆，不断地去思考中国人和中国历史里包含的很多不同的涵义。

什么是“活动变人形”

“活动变人形”是笼罩在全书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象。主人公倪吾诚就像一个“活动变人形”，一个聪明的脑袋和高大的身躯下面长着一双不健全的腿，小说通过这样的一种隐喻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分裂。

小说的基本要求是虚构，对小说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编故事。这篇小说的虚构是跟作者的经历是有相关性的。故事看起来是虚构的，但都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一种重新想像，也就是把自己的记忆处理成一种想像和虚构。这篇小说就是通过这个叫倪藻的小孩去看世界。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作者的自传，但我们从这部小说中确实可以读出王蒙对自己生活的感受，所以说它是一部具有自传因素的小说。他在作品中讲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倪吾诚。这个父亲的身上实际上贯穿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活动变人形》的整个故事其实都是不断地展示的是倪吾诚的家庭在从稳定到瓦解、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小说为什么叫“活动变人形”呢？因为小说中提到了，倪藻的父亲倪吾诚给他买了一本日本的画书，就叫“活动变人形”。小说中有一段讲到这个场景。这个意象是切入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一本《活动变人形》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艺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这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如一个戴着斗笠的女孩儿，她的身体可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和服的瘦子，也可以是穿皮夹克的侧扭身子。为什么身体侧向一边呢？这也很容易解释，显然是她转过头来看。然后是腿，可以穿灯笼裤，可以是长袍的下半截；可以是半截裤腿，露着小腿和脚丫子，也可以穿着大草鞋。这样，同一个脑袋可变成许多。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常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唉，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己给自己换一换就好了。然而这五颜六色还是让人快乐。他和姐姐各自选配自己最喜欢的组合，他们一会儿一变，一会儿说喜欢这个，一会儿又说喜欢那个，终于看花了眼。

“活动变人形”是笼罩在全书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象。它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或者一个隐喻，可能是作者随机挑选的这么一个意象，其实跟本书的其他内容关系不大。全书也只有这两个片段描写了“活动变人形”给予童年的倪藻的内心的触动。这恰恰就统一了这本书，成为书的核心的意象。全书实际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倪吾诚，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两个大学里担任讲师的职位。书中描写了两类人，一类是知识分子；一类是市民。倪藻的母亲静宜就是一个典型的市民。他的家庭也是一个标准的四口之家。静宜和倪吾诚有两个孩子—倪藻和倪萍。这个家庭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姥姥江赵氏，就是倪吾诚的丈母娘；一个是江赵氏的大女儿，叫静珍。静宜、江赵氏和静珍又构成一个小团体，这是典型的从天津的农村转到北京来的市民家族。书中涉及的两类人—知识分子倪吾诚，中国现代市民静宜、江赵氏和静珍，这完全表现在一个家庭里。这个家庭住在一个独家的四合院里，基本的格局是：倪吾诚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江赵氏和静珍住在一起。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家庭在40年代初的一些生活经验，也是倪藻——一个9岁的儿童在他成长过程中对生活产生的种种看法和记忆。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文化人。那个时候北京还叫北平，正处在日本占领时期，中国的国家主权不及于那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不断地展示的是一个家庭在从稳定到瓦解、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家庭从相对稳定到彻底土崩瓦解的过程。倪吾诚离家出走，标志着这个家庭的崩溃，从此这个家庭就再也没有组合起来。倪吾诚是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呢？他懂得一切，他疯狂地热爱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观念。他对卫生，对于改造日常生活都有着狂热的痴迷。他非常剧烈地反封建。这和他的出身是有关系的。他出生在天津附近一个叫孟官屯的小地方：

那里已经靠近渤海，全是盐碱薄地，又常闹蝗灾，民不聊生。一提到家乡，倪吾诚就想起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民谣：

羊巴巴蛋，/上脚搓，/你是我（读鹅）兄弟。/我是你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有钱的，/ 再说个。/ 没钱的，/ 背起鼓子，/ 唱秧歌。

这个民谣反映的是一个极端贫困、匮乏的传统社会。倪吾诚家庭的出身非常不好，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他的家庭里也有非常惨痛的记忆：他的父亲是一个古怪的人，抽大烟，而且抽大烟把自己的病治好了。书中有这样一段细节：

鸦片拴住了倪维德的心，保护了倪维德不受邪祟的侵袭。他唯唯诺诺，随遇而安，胆小怕事，有大烟抽就行。据说有一次他偶来豪兴，要亲自宰杀一只鸡吃肉。例子在众仆役的保护与助威之下抓住鸡，扭动鸡的翅膀和脖子，把磨得飞快的利刃放到了热乎乎的鸡脖子之上。只需将刀柄轻轻一拉就可完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屠宰大业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心慈手软还是由于犯了鸦片瘾，他功亏一篑，把刀子向地上一抛，把鸡放了，回屋躺到炕上捻烟膏去了。

我们从此可以发现，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倪吾诚是一个遗腹子。这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倪吾诚是一个旧的传统封建社会的遗腹子。倪吾诚的母亲发现他小的时候非常激进，在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地主家庭，并且是自己家庭的叛逆，大家读读郭沫若等人的传记就能体会，倪吾诚的经历和他们是差不多的，书中是这样写的：

从此倪吾诚的母亲胆战心惊。她的亲信仆役不断报来倪吾诚的可虑的消息。倪吾诚与佃户们谈天，他说土地应该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是“国父”孙中山的教导，地主吃地租是寄生虫的行为。“哥子说胡话哩！”小汇报到了母亲那里。

这些说法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倪吾诚的母亲是一个传统社会里的地主的妻子，基本上把现代意识作为“胡话”来看待，这基本上是两种话语。还有：“母亲还发现儿子常常失眠。小小年纪，竟有时在床上半夜半夜地辗转反侧。问他为什么不睡，说是想不清人生的目的、人生和意义、人生的价值。到倪吾诚十四岁的时候，大年三十，全体倪家人正在祭祖，给祖宗牌位磕头，中途找不到倪吾诚了。寻找了半天，倪吾诚原来跑到梨园观测星星。母亲叫他回去，他抨击说那些迷信活动纯粹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

倪吾诚13 岁就开始思考问题，开始以现代超越传统—传统社会是祭祖，而探究自然则是现代性的标志。你可以发现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的基本的素质倪吾诚全都具有。母亲叫他回去，他抨击说那些迷信的活动都是自欺欺人。他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这跟“五四”的知识分子是一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在仁义道德之下发现了“吃人”的真相。但是后来，母亲就给他吸鸦片来消磨他的斗志。16岁那年，他因为吸鸦片而产生强烈的腹泻。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他发现身躯高大的他变成了罗圈腿。此后，他高大的身躯、俊美的面容始终和他麻秆似的细而弯腿不协调长在一起。他就像一个“活动变人形”，一个聪明的脑袋和高大的身躯下面长着一双不健全的腿。这里你就可以初步感觉出这个意象，感觉到这跟“活动变人形”的契合。小说通过这样的一种隐喻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分裂。

现代中国的双重困扰

怎么去理解现代中国？这是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探讨的中心问题。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一是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正是现代中国的最为关键的困扰。

1，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

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是几乎没有情节上的一贯性，戏剧性很少，只是通过一个少年的观察和想像中的他父亲的场景。倪家的故事中始终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在80年代写作中第一人称的“我”往往会出来发表一些议论，这个“我”又不是倪藻，其中包含着很多作者之间的关系。比如里面非常精细地写到了我的想法：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文学是火热的。文学是寂寞的。念之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是初春！多么艰涩的书稿，多么扰人的喧闹的车马，多么遥远的向往、疑惑和沉醉……终于又短暂地与你聚首，与你幽处。”

这些见解都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都是作者在1985年的中国发表的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看法。这些看法和故事之间的联系也是不清晰的，但这个写法里包含着很复杂的关系，就是“我”和倪藻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发现，“我”写倪家的故事，“我”是倪家之外的人，但作者又情不自禁地用倪藻的眼光去看事物，因为只有倪藻才能感知到倪吾诚的事情，这是很微妙的关系。但他用倪藻的角度叙事又不是贯穿到底的，其中加入了很多倪吾诚的自述，有倪吾诚的心理，有静宜、静珍的心理，就是这样拼凑起来的。

它描写了倪吾诚的成长，接着又写倪吾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倪吾诚和他的妻子静宜结婚是通过包办婚姻，但他时刻想摆脱这种包办婚姻，这在现代知识分子里也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受传统的婚姻，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他们都要急切地破坏这种婚姻。比如说鲁迅先生，他的母亲送给他一份礼物，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女士，但鲁迅先生后来毅然决然地冲破这个束缚，和许广平女士结合。这样的争取婚姻自由，被大家传为美谈。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情况。倪吾诚的生活简直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和静宜的关系就是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倪吾诚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一方面具有极端现代的意识，对传统社会展开了“五四”式的激烈而全面的批判，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倪吾诚的批判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又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小说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具有讽刺性的矛盾的状况，也就是“活动变人形”那样的分裂。倪吾诚一方面在话语上显示出绝对的力量和能力，对传统社会的一切进行十分尖锐的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任何行动的能力。他在行动上是一个矮子，在话语上是一个伟大的巨人。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话语和行动分离的问题，一个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分离的矛盾和尴尬。这是启蒙主义或者说中国现代性中包含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倪吾诚对于传统社会尖锐的批判是非常有趣的，他的家庭是传统的，静宜、静珍和江赵氏都没有受过多少现代教育，静宜一度受他的影响还去听过鲁迅和胡适的课，还在北京上过学，但也没有受到多少现代教育。小说中写到了倪吾诚很多自我的分析：

“他给了乞丐一点点钱。乞丐的脸上显出了笑容。一瞬间倪吾诚忽然羡慕起乞丐来了。当个乞丐绝对不会像他遇到这么多麻烦。如果一个人每天为吃饭而操心，却从而不需要为别的操心，那毋宁说是幸福。我就不回家了吧，我干脆也当乞丐，跪在这里行乞吧。在历史上的理论，乞丐都是一种高雅、古朴的职业。

那倪萍和倪藻呢？难道他们也要过这种小叫花子的日子吗？孩子出生以后，孩子的每一声哭都牵动着他的心，孩子的眼泪竟能勾起他这个高大的男子的眼泪。一声婴儿的啼哭使他回忆起一生中一切温柔动情的事物。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白毛鼠。他的母亲抚摸他的头的时刻。枝头跳跃的小鸟。倪萍和倪藻相差不过一岁，他们并排睡下以后，倪吾诚运用自己新学到的极其有限的关于神经反射的知识，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个试验。他轻轻划了一个孩子的脚心，孩子的脚趾与全脚立刻出现一个拳拢的反应，与他在书上看到的一样。他想再划一次，静宜像一只疯了的野兽一样冲过来推开了他。静宜口出恶言、眼放凶光、好像他是在企图谋杀孩子。别动孩子！静宜说。你安的什么心？我安的什么心了？我能安什么心，我是孩子的爹！没见过这样的爹，孩子睡着了，不让孩子睡觉，鼓捣孩子。我不是鼓捣，不是不让睡觉。什么？试验？静宜要和他拼了，你竟敢拿我的孩子做试验？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类……

多么粗野的辱骂，然后来了静珍和岳母，三位一体地向他扑来，要把他撕碎……爱孩子的力量，保护孩子的力量，母兽的力量确实是一种伟大的、可畏的力量。人本来就是野兽。我们就像野兽一样地生活，我不怨你，静宜。可你怎么连我爱孩子也不相信啊！我一辈子连鸡都没有杀过，难道会对自己的孩子……而你那样子，你那语言，就像我是谋杀者！虎毒还不食子么！又何至于把姐姐、母亲一少一老两个寡妇都叫来和我厮杀哟！如果没有她们两个，我们何至于斯！

然而他与静宜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常常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到一块去。他讲欧洲，讲归根到底英美先进，讲笛卡尔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静宜是何等地痛恨他哟，恨得可称得上咬牙切齿。全是狗屁！终于她红着眼宣告了。钱呢钱呢钱呢！没有钱不全是狗屁吗？早晚各刷一次牙，费牙粉，费牙刷，费水，也费漱口盂子，还费牙呀！钱呢钱呢钱呢？谁驼背，扯你的邪，扯你的臊！正经人有挺着胸脯走道的吗？挺着胸的女人不是暗娼就是明娼，挺着胸的男人不是土匪就是神经病！你们一家子都是神经病！你爷爷是神经病！你爸爸是神经病。你大爷是神经病！别糊弄我了，你当我不知道吗？你妈也是活活的神经病……

住嘴！他拍响了桌子，桌上的茶壶和茶碗全一跳老高，跌到了地上，跌个粉碎，他的手出了血，手指头硬把桌面砸出了坑坑道道。住嘴，你不要提母亲，你混账透顶！

你混账！你一千个混账一万个混账一万年混账！你这一辈子混账下一辈子混账！你们倪家祖祖辈辈混账！你是混账窝里的混账球下的混账蛋儿的混账疙瘩，混账疙巴！你妈就是头一个混混账账的老乞婆婆嫁给你们倪家你受她的气还小吗，还少吗？欺负我们娘家没有人啊！她挑鼻子挑眼挑头发挑眉毛挑说话挑顺眼竖看头不顺心呀！她管的人在气不敢出小步不敢迈饭也不敢吃啊！就是，就是没吃饭……现在给我讲康德来了！我先问问你康德他活着的时候吃饭不吃饭？那钱呢钱呢钱呢？

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的积淀着几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的家……而他，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偏偏充满活力、热爱生活、向往文明、渴望爱情、追求幸福……为什么他没有出生在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日内瓦、威尼斯、伦敦、莫斯科，却出生在用脚搓‘羊巴巴蛋’的孟官屯—陶村的碱地上呢？为什么他要到县城读中学、到北京读大学、又要到欧洲留学、除了英文还学习了日文和德文呢？如果他就做一个像他的舅父、像他表哥一样的土财主抽大烟、娶小老婆、斗纸牌、提笼养鸟、随地吐痰，他不是比现在更幸福么？为什么他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年月，这样一个地方，既不敢也不能抗日，又不敢也不愿附日，既不敢不能离婚，又不甘心如静宜所愿地塌下心来与静宜过日子，既不能离开中国、不能摆脱一切中国乡下人的劣习，又不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呢？”

这里面写到的一切矛盾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也就是所谓“启蒙主义的困境”，想做一个西方人或者和西方人一样的人而不可得，这里表现的矛盾就是：既不能离开中国，不能摆脱一切中国乡下人的劣习；而又不能心甘情愿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王蒙就把中国现代性的启蒙、救亡的强大话语面对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通过倪吾诚个人的矛盾和困惑有力地表现出来了。倪吾诚和他的家庭的不断的冲突中就包含着这个问题。启蒙主义和现代性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一方面它要改造传统，但另一方面它在日常的传统生活面前又是如此的无力，这里就包含着非常多的非常尖锐的矛盾和困扰。这种像“活动变人形”一样人格和精神都非常分裂的状况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怎么去理解现代中国？是王蒙《活动变人形》困惑的中心。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一是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正是现代中国的最为关键的困扰。

“现代”中实际上包含着启蒙与救亡的宏大工程。它又包含着改造整个中国的宏大愿望。启蒙的目标就是把像静宜一样蒙昧的中国人民用西方的现代性来改造，给他们一些现代的意识，也就是科学与民主。另一个东西就是所谓救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需要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中国最大的目标。但你可以从中发现倪吾诚与静宜、静珍、江赵氏的冲突是永恒的、没有终止的，这些启蒙主义宏大的叙事话语跟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虽然倪吾诚有康德、黑格尔这样强大的话语，但他跟静宜的对话是没有交流的。所谓现代性和现代化是外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写出的是日常生活和宏大叙事“活动变人形”式的脱节和分裂的感觉。救亡、启蒙这样的宏大话语确实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比如说静宜的要求——“钱，钱呢？”你可以去搞时髦，但她要求的欲望核心是现代社会消费所必需的钱。她提出的是日常生活具体经验去对抗这些宏大的话语。这些话语对她来说是没有用的，用钱来对抗是非常有力的。日常生活需要经济的满足而不是话语的满足。而现代的知识分子给予我们的往往是这种话语的满足。小说的要害就在这里，表现倪吾诚和他的家庭非常紧张的冲突，在冲突中表现的就是这种脱节的感觉。这种脱节和分裂就是中国现代性内部的问题，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分裂，话语和行动之间的分裂，这种双重的分裂可以说是王蒙反思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部分。80年代可以说是现代性非常神圣的时代，但从那个时候起，王蒙就开始反思这种现代性。他发现这种现代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就是它无法处理中国的日常生活的经验。静宜有她自己的一套道理，倪吾诚是无法征服她的，靠一套宏大的话语是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的。这里包含了王蒙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思考：“五四”以来一套强大的叙事其实忽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忽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的要求。倪吾诚一方面对静宜使用这种宏大的话语，而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追求日常生活的满足。王蒙就发现这些宏大的话语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人的日常生活欲望仍然存在，日常生活需要满足，这样的生活满足仍然是传统的。日常生活的问题恰恰是一种所谓“经济性”的事实。为什么静宜说要维持这种传统性的生活？因为家里没有钱。这就凸显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许多问题。王蒙在80年代这个痴迷于现代性的时代对现代性的追问实际上接触了我们90年代才开始的现代性反思课题，通过“活动变人形”发现“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实际上是脱节的分裂的，这样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在理性上有完整的现代理念，另一方面这些理念和日常生活本身又是脱节的。王蒙把这样的事实凸现在我们面前，他嘲讽地写到倪吾诚的尴尬和荒诞：他想离婚又离不了，想去做事，想改造社会又改造不了，是一个头大身子小的没有行动能力的人，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来表现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困难。你可以发现它很好，但是解决不了改造日常生活的问题。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这些宏大的话语都是没有用的。

2.东方和西方：自我他者化

另外这个小说始终提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框架就是中国与西方的框架，你可以发现倪吾诚在欧洲留学的经验是一种震撼性的经验。小说一开始就提到倪藻在80年代重新访问欧洲，重新见到了倪吾诚的朋友——史福岗的太太。去拜访的时候他见到了倪吾诚送给史福岗的一副字——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从此引发他的回忆。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它包含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知识分子和市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倪吾诚对于西方充满了无限的景仰，我们知道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有所谓“主体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概念，西方是主体，被殖民的地区是他者，我们“五四”以来引进的都是西方的观点、话语和知识。比如说现代中国用语思考的这些词和概念都是19世纪以后中国人引进的日本人对欧洲语言的汉译。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是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之后发展起来的。倪吾诚在西方形成了他所有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就变得非常荒诞和可笑，最后他发现了一种“自我他者化”，他在西方人面前显得特别委琐、丑陋和无聊。小说里有一段写到了这种“自我他者化”，是通过他和史福岗的对比表现的，我认为这是小说中最有趣的段落：

“和史福岗的来往却又时时对比着、加强着、凸显着他的感觉：他的生活是何等贫困、愚昧、野蛮和无望啊！他为什么要生在中国，生在孟官屯呢？他活一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承受国家的、乡村的、历史的、一个没落的地主之家的全部罪孽吗？为什么偏偏他又懂得了世界，懂得了文明，懂得了人生的幸福的追求呢？如果他干脆像他亲爱的母亲—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所希望的那样，干脆变成一个大烟鬼，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或恣睢麻木，或流离麻木，或麻木而死，不是事情反而好一些，不是自己既少痛苦，也少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吗？在家里，每天他都觉得很疲劳。缺乏营养。活一辈子竟连能使自己正常地活下去的营养都得不到。就像一条蚕，抬起半个身子，张着嘴，又张着嘴，却没有桑叶。就像一只狗闻见肉的香味却得不到一块骨头。狗转着磨，用前爪刨着地，摇摇尾巴又竖起尾巴，嗷嗷地惨叫，失去了狗的威风，狗的速度，狗的灵敏，狗的毛色，狗的姿容。就为了一块骨头！造物是何等地残忍！静宜每天做饭，那种不把饭做坏做难吃做肮脏做恶心决不罢休的执炊，不就是诚心逗引他、折磨他、蹂躏他、践踏他吗？甚至在吃一顿有肉的菜的时候也不得安宁，先是兑水，再是兑菜，使肉汤变成水汤，使肉菜变成素菜。即使这样完成了稀释和煞风景也还不让你安宁。还要一面吃一面说这肉是怎么的贵，吃一次肉要花费吃多少次萝卜的钱，让你每咬一口肉都感到揪心，感到恐怖，感到你对不起这一块肉，你配不上这一块肉。你终于认识到了，她是希望你认识到吃肉是严重的恶行，她是想让你说，下次再不敢了！再也不敢吃肉了……而孩子们居然也与之呼应共鸣，与他们的母亲共同玩弄和欺侮他的食欲……扼杀！为什么扼杀他人的欲望甚至会给一个无邪的孩子带来快感呢？

而史福岗，读那么多书，会那么多语言，走那么多路，做那么多事。人家吃的什么？从小，奶油，奶酪，干酪，牛奶，羊奶，鱼肝油、蜂蜜、鲜红的大草莓，烤鸡烤鹅，番茄牛肉，牛尾浓汤，蟹肉沙拉红黑鱼子，布丁冰激凌，橙汁柠檬汁，仔猪牛犊，果酱蜂胶，蛋饼蛋糕，咖啡朱古力，金枪鱼，白兰地……应有尽有，源源不竭，生命的原汁，文明的大观……如果我得到这样的哺育，我也会作出一番造福人类的事业！如果得到国家的这样的哺育，又怎么能不热血沸腾，沙场杀敌，为国捐躯！

至于人的生命的另一种饥渴，另一种渴求、痛苦、热烈和疯狂，更是如火如荼。倪吾诚留学欧洲的时候，正是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时髦流行，风靡一时而又众说纷纭的时候。倪吾诚接触到了这方面的学说，只觉得如醍醐灌顶、佛陀棒喝！大逆不道的新说驱散了重重压在他的灵魂里的黑暗，他犹如赤身裸体置放于大庭广众之中，千瓦水银灯下。他羞得无地自容，兴奋得无地自容。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二十余年的精神大厦轰然坍落，一个赤条条的我从废墟上站立而起！回首一望，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妻眷，仍在万丈深渊的黑暗重压之下。而他硬是睁开了几千年不准睁的眼睛！

欧洲，欧洲，我怎么能不恨你！只看看你们的服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面容和化妆品，你们的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势，你们的社交和风习。哪一个从孟官屯、陶村、李家洼、张家坨的沙地、碱地、洼地来的土财主的子弟留学生见了你的女性能不如雷击顶、目瞪口呆、目不转睛、张开大口、流下垂涎！再想想自己的国、自己的村、自己的家的众贞节烈妇和候补贞节烈女，真想放一把火把自己烧死，把倪家姜家烧个鸡犬不留。堂堂的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你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

你可以发现这个段落中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方面，倪吾诚面对西方时完全是一个他者、弱者、无能为力、没有人格的人；但另一方面，他面对静宜又感到自己的优越。你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些吊在半空的人，他们的人格分裂是内在的分裂，一方面没有办法处理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西方又是极端平庸极端无聊的，在性和食以及精神等各个方面他都受到蔑视，不值一文，最后感到被轰毁一样的震撼。倪吾诚通过这种震撼的经验发现，自己还是与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居然又生了一个孩子，他要放弃这个家庭、要彻底反传统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仍然是这个传统的一分子，自己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是吊在半空中的，没有任何解脱的方案。你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是一个他者，西方的主体在观看他时他是无能为力无地自容的，他看西方时充满了羡慕。但同时他面对中国的市民时他自己又变成了一个主体，他比别人更加觉醒。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王蒙的小说中的绘图是这样的：一方面他无力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用一些大话来覆盖他的生活；卡在西方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间，一旦面对西方，他又感到极端的脆弱。倪吾诚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就像我刚才念的那个大段落一样，是在一种极端矛盾的夹缝中产生的，像“活动变人形”一样被撕裂。这样就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画出了一个负面和低调的形象。我们80年代以来所塑造的那种昂扬的、要拯救社会的，像鲁迅一样肩着黑暗的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没有出现在王蒙的小说里，而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负面的形象所替代了—无能为力的，对社会缺乏把握力的，最后连离婚这样一件小事都做不成。小说中写倪吾诚要离婚，但却完全被静宜玩弄于股掌之间。静宜给他找了一份朝阳大学的职业。小说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姥姥的非常有趣的人物赵尚同。故事的最后写到静宜请了一顿饭，请吃饭的时候倪吾诚吃得非常高兴，静宜突然大哭起来，说：“他这样一个无耻的东西，他居然要跟我离婚！”这个姓赵的人就代表传统的力量起来啪啪啪抽了倪吾诚三记耳光。从这个段落我们就可以发现倪吾诚想要彻底和他这个家庭决裂的时候，他发现他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结构面前根本没有办法。

倪吾诚正在喝汤，喝得太香，沉醉了，他在头几秒钟竟没觉察到餐桌上的风云突变。“很对不起，”静宜边哭边说，“今天请各位来本是为了酬谢大家，让大家高高兴兴。可我有几句话不能不说，我请你们主持公道，我请你们原谅我的冒昧。”

静宜的用语文雅与外交风度，使倪吾诚大为惊讶。(www.xing528.com)

“……各位能相信么？就在给姓倪的他找到了新的差事的时候，就在靠变卖我仅有的私产帮他养好了病的时候，就在我怀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要……跟我离婚……”

静宜痛哭失声，座上客闻之变色。文雅的话结束了，静宜哭着，倒吸着气，一句一句把她想了多少天多少夜，腹中说了几遍几百遍的话都说了出来……她控诉了。

倪吾诚面色苍白，像被几根钉子钉在了那里。他看看静宜，再看看客人，再看看杯盘狼藉的餐桌，定在了那里，完全丧失了反应能力，更不要说自卫或者摆脱困境的对策了。

这个消息对于倪藻同样是爆炸性的。母亲的哭声使他心如刀绞。但他竟然没有哭，因为这一类场面他毕竟是见得太多了，他为之疲倦了。他只是小声劝着：妈，别哭了。

全场神色最自如的是史福岗。他只是在开始时惊愕地看了一眼哭出声的姜静宜。然后他目光稍稍往下收了收，看着桌上的菜，看着自己的脚尖，表示沉默，表示不想听取或者干预旁人的私事，这大概也是一种西方的“非礼勿视”吧。也表示他认为这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他当然懂得并身体力行的格言，真正的绅士不在于不闹出什么事情，而在于别人乃或自己闹出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以为意，若无其事。只有最细心的人才能从他的细微动作特别是耳朵梢的震颤上看他，他虽然超然，却仍然在认真地听。

静宜的哭诉是动人的。任何人听了她的话之后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情她。她的处境是那样艰难，她遭受到的欺骗和背叛是这样无耻。在大串的排山倒海一样的语言当中，表达了绝对实在的委屈怨懑，不平，愤怒，哀痛。夹杂着哭声，夹杂着一些家乡的粗话，骂人的话。由于真诚和冤枉，连这些粗话和骂人的话也显得那样圣洁、恰当、充满正义正气。倪吾诚惊呆了，他从来不知道姜静宜有这样的本领，能在社交场合发表这样激动人的演说。许久以后当回想起这一段的时候，他都不禁要认定静宜的口才比他强，临场发挥的能力比他强，姜静宜的讲演本领比一些死气沉沉的平庸的官僚强许多。也许姜静宜的口才比我国的某些驻外使节还强。也许姜静宜具有某种政治才能，争取同情打击对手，致敌于死命……而他是一向喜欢用“愚蠢”“白痴”这一类字眼来评价静宜的。中国的“愚蠢的白痴”们蕴藏着的潜能……令人迷惑、令人震惊，也令人跌足长叹。

静宜的话说完了，现在是哀嚎一样的哭声。跑堂的伙计面色仓皇地跑来看，赵尚同向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退了出去。这种野兽般的嚎哭声使四座为之垂泪了。倪藻吓得大哭起来。史福岗也为之动容，为之进退维谷，为之不知所措了。听了她的哭声，倪吾诚也哭起来了。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人活在世上要让自己受苦，还要让别人受这么大的痛苦！他抽泣着说：“静宜，我对不起你。各位，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为了大家的、也包括静宜的幸福。现在她正在怀孕，这个话可以从缓。我还是能做出一番事业的。我自信我的资质还不是很差，将来我有了点出息，静宜，就算咱们分手了，离婚了，我还要帮助你的。如果我将来能挣到大笔的钱，我百分之三十，不，四十，五十，七十，对，我百分之七十都给你……”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看到了赵尚同深陷的含泪的两眼的凶光。

泪水已经流在了赵尚同的腮上。他看看大家，又看看静宜，他缓缓地起身，晃荡着走了过来，还摸了摸倪藻的头。他走近了倪吾诚，他走到了倪吾诚的身边，他的脸部的肌肉在搐动，他逼视着倪吾诚。

你要……没容倪吾诚喊出来。

叭，叭，叭！三声脆响，三个嘴巴。连史福岗也吓得大叫起来：啊，我的上帝！赵尚同煽起嘴巴迅雷不及掩耳，其动作之麻利宛如二十年后乒乓球冠军庄则栋之起板左右开弓。还没等周围的人看清，他已经先用手掌掴了倪吾诚的左腮，趁势把手抡到了倪吾诚脸的右面，反手叭地一抽，又抽到了倪吾诚的右腮，这一反手打得特别重，倪吾诚的脸上出现了带血的指印，不知道是倪吾诚的脸出了血还是赵尚同的手背裂了纹出了血，同时倪吾诚的右面的牙齿也出血了。最后才干干脆脆结结实实地照着左腮一掴。

倪吾诚从座椅上被掴到了地上。他已经像癞皮狗一样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自己也没闹清是怎么回事，他跪在地上了。

倪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别——打——人！

什么是一秒钟？什么是一百万年？

一秒钟就是那么一下。一百万年却长得令人窒息。那时候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无数后代的后代都成了尸体。

都不存在。

却又分明存在过。每个人存在于他自己的那一段时间里。然后，对于已经不存在的人来说，一秒钟等于一百万年，等于永恒。

于是不再有呼吸，不再有鼻翼的翕动与滞结于喉头的痰，不再有激动的、快感的、愤怒的、挣扎的、堵塞的气喘吁吁。不再有雨后松林的清新。不再有情人或者仇人身上的汗气。不再有酒足饭饱后的打嗝儿。不再有对于得不到肉骨头的狗的同情。不再有暴怒和饥渴，不再有温存的眼泪和叹息。不再有野性的发泄，不再有流血的鼻孔和牙齿。不再有身上的恶臭，不再有香皂、香水、香粉、香花这种种徒劳的消耗。不再有阴谋、欺骗、负义、抢劫、强奸、侵略、杀戮、伪政权。不再有种种关于真理、逻辑、文明、进化的空谈。不再有徒劳的各种语言、纸张、圣贤、自大狂妄的伟人。不再为天冷而抖擞，不再留恋任何人和被任何人留恋。不再徒劳地想说服谁感化谁，不再徒劳地盼望得到人的理解。不再盼望生，盼望快乐幸福，盼望温柔和情爱，不再等待任何人的到来。不再望穿双眼，不再流泪，不再显出焦急、傻气和恐惧。不再怕死，怕腐烂和消亡，不再怕尸体被皮靴踢过来翻过去，不再为自己的罗圈腿、口臭、贫穷、无权势、英文发音太糟糕而自卑。不再躲避讨账者、岳母、前来抓奸的妻子、宪兵队的密探。也不再羡慕那些吃得好、坐汽车、出洋、有权有势有饭店的软床有沙发有时髦美丽风骚体贴的妻子情妇的天之骄子。

就是说，不、再、痛、苦！

深夜里，倪吾诚觉得从未有过的兴奋与超脱。三十余年的企盼与寻求这样一种精神的与肉体的满足，今夜他找到了。他想起了自己的高大的母亲。他想起了故乡的后园子，那高大的梨树和挂满枝头的落地便裂的酥梨。他想起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想起航行在地中海的客轮。想起那始终漂渺又始终亲近的，始终不可即又始终虚位待他前去的空屋。

他去了。他终于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

实际上小说的主要部分到此已经基本结束。后面写的倪吾诚尝试了一次自杀，但没有成功，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家了。

开启现代之门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如何重新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现代的经验。通过这样的提示我们可以打开中国的现代之门。我们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所接受的教育、训练突然被转换了。我们可以从王蒙《活动变人形》的角度上重新去思考现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人。

这个故事到这里实际上就完了，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尾声，通过倪藻和“我”之间的对话，讲到了倪吾诚的后来。倪吾诚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当了老干部，又被划成右派，倒了很多霉，“文革”以后又彻底平反，他又要写书，但一切都没有做就死掉了。大家如释重负，说他唯一的好处是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妨碍。小说在最后突然插入了一段关于中国人跳舞的历史。最后写到倪藻和“我”、实际上是“我”和“我”的化身在一个海滨相遇了，在两人的对话中，“我”说“我”要写一个中国人跳舞的历史。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这预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的某些趋势，关于跳舞的段落象征日常生活时代的到来，其实也预示着中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把重心从宏大话语转向了日常生活。你可以发现静宜用日常生活去反击倪吾诚的时候，倪吾诚是非常无力的，但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一个前所未有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就会到来。这个段落特别值得大家再读一遍，“我”的身体出去跳舞了，而“我”的灵魂正在思考，这是一个十分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表现手法。

那里的炸大虾做得很好，颜色红得可爱，我还以为他们掺了番茄酱，服务员坚持说是虾的原色。水果冰激凌（叫做什么“三得”的）十分精美，像一朵朵鲜花，仅仅放冷食的银罩托盘，也叫人赞叹不已。

饭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舞会。想不到倪藻竟跳得这样的潇洒和熟练。他跳舞的时候，有许多双中国的与外国的，男性的与女性的眼睛注视着他。

在倪藻跳舞的时候我沉陷于自己的小说构思。我想写一部小说，也许不叫小说，应该叫历史。我想写写我见到过的跳舞的历史。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1948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是同年，上海的舞女还有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1948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在延安只应该挽起手臂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记不清了。是不是王实味攻击过延安的跳舞。

解放以后50年代前一半，交谊舞在全国推广。那时我做团的工作。我们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共用一个办公楼，楼前是水门汀地。每个星期六晚上，工会都组织舞会。青年人自由地跳交谊舞，这是解放了的中国的新气象，是解放以后人们能够更幸福更文明更开放地生活的表征之一。那时候最常放的曲子是《步步高》，跳狐步舞的，节奏感很强。还有一个舞曲我也很喜欢，是苏联的，叫做《大学生之歌》，配有温柔的男高音独唱。我喜爱那青春的旋转。那信任一切的舒展，那新生活的醉人。五十年代后期就没有什么舞会了，至少没有什么开放型的舞会了。也许还有极少数的精华，才能有跳舞的机会。

往后更甭说了。

直到1978年冬季，交谊舞忽然恢复了，风靡全国。然后据说出现了种种不好的风气，不轨不雅的事情。跳舞跳出了小流氓，崇洋媚外，有失国格，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

到1979年春夏，忽然又都不跳了。

80年代开始以后跳舞一直是起起落落。也怪关于跳舞问题，并没有什么决议、决定、指令、计划、法令、条例、红头或一般文件。但跳舞一直成了气候的显示计。

陈建功的小说里描写过一种有组织的舞会。青年学生跳舞——退休工人巡边。巡边员用低沉的声音警告年轻人：注意舞姿！注意保持距离！

连各公园也发愁。1978 与1979年一度有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净园时间他们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据说举办舞会要冒一定的风险。你办舞会，忽然来了一卡车“小爷”，小青年冲击会场，不，应该说是冲击舞场，还怎么维护风气与秩序？

1984年，各地舞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都是公开售票的。也出现了一些婉转地肯定“迪斯科”的报纸文章。但“迪斯科”还较少公开地与大规模地跳。不久，例如《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就登载了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的通告。

后来据说又有一种解释，说是营业性舞会原指有专人伴舞女，穿着和举止都令人充满对未来的信心。

这一晚伴舞的曲子有《波希米亚姑娘》《绿色的鹦鹉》和《去年夏天》。

我特别喜欢《去年夏天》。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种温婉的诗意。经过了对现代性的宏大追求和倪吾诚式的挫败以后，我们可以召唤回一个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价值的时代，人的普遍欲望可以得到满足的另外一种现代化开始到来的时代。关于跳舞的段落出人意料地预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的新的形态，也就是中国经过所谓“市场化”、“全球化”以后出现的对日常生活和消费的满足和对于欲望的兴趣。在80年代中期，当其他作家还在沉溺于告诉我们“启蒙”、“救亡”这些宏大的叙事的时候，王蒙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会到来，这种世俗的、在倪吾诚看来有那么无聊的日常生活却具有一种另外的价值。中国现代性宏大的、关于启蒙和救亡的历史在倪吾诚身上变成了一出悲剧：一生去追求很多宏大的叙事，但最后发现自己追求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小说的最后，通过跳舞的历史所展现的日常生活快乐的历史、琐碎的历史、小的历史突然浮现了出来，奇迹般地预言了一个对于旧上海的迷恋，对于买房买车这样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兴趣成为潮流的时代的到来。

这种小说凸显了两种力量，一个是形式上的，把自己的经历和一种反讽的哲学和文化讨论结合起来的随意的即兴的自由写作方法。这种风格是王蒙的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随心所欲地即兴地去写；另一个是内容方面表达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宏大的现代性什么时候被一种小的日常生活的趣味所替代，怎么样在历史中变成了一种尴尬之物。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如何重新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现代的经验。通过这样的提示我们可以打开中国的现代之门。我们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所接受的教育、训练突然被转换了。我们可以从王蒙《活动变人形》的角度上重新去思考现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