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来新生：百年告别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闻一多的这首题为《祈祷》的诗里的感慨是中国的感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那种不安的激情在这里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不安体现在诗的语气之中，这里的闻一多在向别人请求，期望那个人给自己有关中国人的表述。这里让我困惑的是闻一多究竟在向谁“祈祷”？究竟需要谁来告诉“我”“谁是中国人”？闻一多毫无疑问有一个中国人的认同，他无疑在“代表”中国发言。在这首诗里有一系列中国传统的意象，像尧舜、神农黄帝、荆轲聂政、大江黄河等等来展现“中国人”的伟大和尊严。但他仍然有一种焦虑和不安，只能让别人“轻轻的告诉我”出“这民族的伟大”。因为那苦难而屈辱的现实让他没有自信，他自己说出的“伟大”在这个世界上还算不了数，这里的中国人的“自我”需要一个另外的居高临下的角色来确认。同时，这个“我”其实仅仅是我们，“我”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国的象征。这里中国的“伟大”需要向他人请求一个证明，我们似乎如同秋菊那样需要一个“说法”，闻一多似乎正是在祈祷这个说法。这似乎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的焦虑之所在。

今天，在21世纪的清晨，我们似乎已经不需要期望别人来“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2002年初，《亚洲周刊》将2001年的风云人物定为“中国人”。这本周刊发现在这个2001年，“全球约14亿中国人正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成为2001年《亚洲周刊》风云人物。这是100年中国人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01年上升到新高点，走出了百多年的屈辱和飘荡感。”在《亚洲周刊》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相比。于是，封面上那张戴眼镜的，爽朗地欢笑着张开双手，打出V 字手势的年轻的男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象征，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他却代表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类似的报道和“说法”充斥了世界的各种媒体，有关“中国”正在崛起的“说法”不胫而走。这是不是闻一多呼喊来的那个“说法”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需要“说法”。一个民族真正感到“伟大”的时候不需要别人的“说法”。我们真正在和自己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焦虑告别，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走来。

将近一个半世纪前，李鸿章感慨地点明了那时中国面临的历史情势“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就变成了对于中国处境的经典描述，一直笼罩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变局”在那时是西方的冲击使得中国的古典的世界观分崩离析，是中国前所未有地面临着自己历史上最为巨大的危机，是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开始的时刻。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直延续下来，让我们用了百年的光阴来回应它。如何在这个“变局”认识自己和世界，一直是我们的最大的挑战。

1924年夏天，朱自清在上海的电车中遇到了一对西洋人父子，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友善地看看那个长相可爱的“十一二岁”的白人男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男孩向他伸出了脸，那是充满了蔑视和敌意的脸：“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我在那小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思的劲儿！”朱自清由此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小小的人！”“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于是，朱自清写下了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真实的记录。这也是百年中国的悲情所在。

这里朱自清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愤怒和钦羡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矛盾。中国人被动地被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卷入了世界市场，其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屈辱和失败。这种屈辱和失败造成了中国的“现代”的旅程是如此的艰难。百年中国的“富强”之梦正是一种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的不平等充满了愤怒，我们曾经有难忘的屈辱和悲恸。我们不得不愤怒和反抗世界秩序。朱自清面对这个男孩所产生的愤怒其实正是一种由于历史的积淀形成的情绪和反应。同时，由于西方的富强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又是以西方为榜样的，成为西方式的强国也是中国人的愿望。于是，一种对于“富强”的羡慕和追寻的愿望也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关键部分。朱自清对于西洋男孩的自信的某种羡慕正是对于富强的西方的羡慕。这个面对西方男孩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是如此有力地象征了近现代中国面对世界的心态。中国的悲情就是这两种心态的交织混合。

正是由于这种状态，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察无非是两种形态：一是“俯视”的目光，将我们的愤怒转化为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我们的愤怒转化为抗争；于是，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不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和抗争的决心，也显示了用“俯视”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状态。二是“仰视”的目光，我们将对于西方的模仿和钦羡转化为对它的仰视而失掉了自我。于是，无论是30年代有关“全盘西化”的见解的宣传还是80年代后期有关“蔚蓝色文明”的倡导都是这种仰视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就一直卡在这个俯视/仰视的状态之间。我们总是在过度的自我意识和过度的失掉自我之间摇摆。而这两种态度其实都难免是必须依靠他人来确认自己。同时，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绝对的整体，每一个人都好像承担了民族的痛苦和希望，每一件事都关系民族的生存。我们忘掉了自己，忽视了每一个“我”的感受。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百年沧桑其实都被自己的这种“处境”所锁定在这样的“宏大的叙事”之中。从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战斗到众志成城地初步实现工业化，中国人用集体的力量改变中国，谱写了最为庄严的现代的史诗。我们可能只有朱自清所说的“缩小”的身材，但我们面对命运的不屈不挠足以感动世界，也为今天的中国打下了基础。但我们的悲哀在于我们仍然卡在这个俯视和仰视世界的怪圈之中，也卡在那个对于个人的轻视的困境之中。

历史对于中国是公平的，一切现代历史的努力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转化”。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历程乃是走向超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历程。(www.xing528.com)

一方面是这个中国释放了个人的力量，千百万中国人民开始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和机会的时候，他们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这些曾经彻底地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的普通人的渴望被肯定，他们追求的具体而微的生活满足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也恰恰开始前所未有的崛起。中国的一切生产要素由于这些渴望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的普通的劳动者的努力而被激活了。于是，当年我们曾经梦寐以求，却好像无比遥远的希望就摆在了面前。中国人在深圳东莞的工厂里艰辛劳作，在中关村的拥塞的电脑城里调试电脑，中国人远走他乡寻找机会，中国人肯定了财富的力量，中国人用QQ 或手机短信相互交流。中国的现代性曾经将“消费”的满足视为危险，但今天的中国却发现“消费”激活了生产。在中国人开始大胆消费的时候，中国也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人从来没有如同今天一样世俗地追求快乐和满足，却又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有力量。这本来就并不矛盾。10 万亿以上的GDP 支撑的这个中国不是朱自清的“缩小”的形象了，中国的个子已经长大了，但它却是世俗的、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焕发了活力的历史。一件小事是如此地触动我：最近，许多媒体开始批评出外旅行中的国人的举止还不够高雅和符合国际规范。许多人指责这些人太俗，花钱太冲，充满了暴富的心态。我想，这一切批评都有充分的理由，但中国人毕竟不再仅仅是委琐的、被贫困压弯了腰的角色了。他们这么稍稍地放肆一下当然不对，却又可以理解。我突然想到70年代人们曾经批评日本人像暴发户，八十年代批评韩国人像暴发户，今天轮到中国了。我们当然需要高雅起来，但这批评不也说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有分量了吗？

另一方面，中国人发现，一旦中国人将自己开放的时候，世界也找到了它的一个新的机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勤劳、最丰富的劳动力，无论在高端和低端上，这些劳动力的能力都不可估量。过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其实中国的劳动者的“价廉物美”是我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有已经经历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有一个巨大的、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资本发现在这里有自己的无限的可能。二十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资本发现中国的历史。全世界的资本发现了一个最有诱惑力的“新天地”，你不到这里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经过了这些发展，中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机会。我们开始摆脱那缠绕我们的俯视和仰视世界的心态，我们开始有了和世界“平视”的机会，也告别了那缠绕不去的“悲情”。我们在融入世界的时候也悄然地改变了世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抗争中没有得到的，今天我们却在今天的对话中得到了。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当年上下求索而渺不可得的东西，当年用最大的牺牲和英雄主义去追寻的东西，今天却是用普通人平平淡淡的世俗的追求达到了。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用，正是前辈的牺牲和贡献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条件，但今天却是历史的一个跳跃的结果。

有了这个“平视”的机会之后，我们开始发现自己的国家的角色、自己生活的角色都发生了转变。我们终于可以告别自己的民族悲情了。李鸿章说的那个“变局”还在演化，不过中国的历史角色已经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已经改变。

国家一方面大胆地迎接资本的来临，让一切生产要素合理地配置，为资本的运行开辟道路的同时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保护自己的人民在急剧的变化中避免冲击，给予他们以安全的保护，避免资本无情的逐利逻辑损害自己的人民的利益。这个国家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角色。它不再简单地对抗或顺从，而是灵活地在开放自己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已经从传统的“民族的”国家转化为一个“市场的”国家。我们的理性和敏锐来自我们自己不再是无能为力的“弱者”或消极被动的“弱者”。

中国人一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有了在全球化之中的新的生存能力。电影《我的美丽乡愁》里有两个女孩，一个是徐静蕾扮演的白领，一个是刘璇扮演的打工妹；她们漂泊到广州打工，也有着受到伤害的痛苦，但她们面对全球化的坦然和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能力让我感动。她们没有试图改变全球化的逻辑，却使自己由一个弱者转变为强者。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恰恰是中国人创造未来的精神。她们面对未来的自信的微笑是这里的人民的希望；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明白只有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共同向前，自己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所有人共同分享希望，需要这个开放、坦然、自信的中国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民族性格正在形成，告别百年的近现代历史的“悲情”的新的中国正在成长。这个新的中国当然还有异常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底层”的存在还是遗忘“历史”的浮躁，无论是经济的潜在问题还是技术的瓶颈，太多的困扰仍然在我们面前。但毕竟历史已经让我们有了新的开始。我们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位置。

我想用我在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见所闻结束这篇文字：那是申奥成功的夜晚，在天安门前自发聚集的人群沉浸在狂喜之中。但我发现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欢呼是没有语言的，这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代最强音。人们喊出的并不是往昔那些脍炙人口的口号，而是一种无言的声音：“欧……欧……”。这声音并不高亢或慷慨，也没有豪言壮语，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有力量的声音，这是亿万人对于自己的力量和期望的无言的肯定，他们几乎不需要豪言壮语，这个时刻、这些欢呼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和它的人民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他们在追求世俗的快乐，但同时也在肯定这个国家的力量和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

还有比这更美和更有力的声音吗？没有了。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