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经典之谜：挖掘读经背后的双重意义

“四书五经”当然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读这些经典，熟悉曾经支持了中国文化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有益。读经的入门书其实最简明的是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其中对于读经的方法和“经”的状况有很好的描述。我这里仅仅是一点有关读经的复杂性的感想。

“读经”成了传媒和文化界不断讨论的新的焦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之外开始将古代典籍的传承的重要性加以凸现，通过复兴“读经”试图利用“私塾”的传统教育能够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魂传之后世。在许多人慨叹传统的颓败，国学大师凋零的这个全球化时代，“读经”的似乎是恰逢其时的，它表明了一种复兴中国古典文化的宏大愿望。这当然和我们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的结果。

它是试图超越正规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别出心裁。它表现出对于现代教育系统的一种不信任，好像这一系统不可能给予孩子文化的精华。这种不信任时常表现在种种对于教育的议论之中。同时，这又是复活古典的“读经”教育的渊源有自己的举动。一方面，许多人认为现代“教育”没有提供充分的古典文化的传承，以致社会普遍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相当隔膜，古典文化知识的普遍低落已经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在近年来对于许多“国学大师”的媒体宣传和追忆讨论中，人们往往慨叹今天不复存在那种博闻强记、对于古典文明有精深理解的大师。而这些大师当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往往被认为是其知识的根底和基础。人们往往用大师式人物的缺席来证明现代教育的失败，也焦虑于古典文化的“知识”谱系面临断裂的危机。于是，“读经”这样的举动正好满足了我们期望接触经典，培养大师的欲望，它变成了一种媒体和公众的焦点是合理的。

这当然是近年来我们对传统的态度的改变的一个象征。它当然也意味着随着二十年来对于“东方文化复兴”，对于“新儒学”的讨论，对于“国学”传统的尊重等等工作已经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全球化的冲击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对于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怀念，希望在剧烈的变化中寻找固定的传统。这一愿望当然非常合理。但再现昔日“国学”的光荣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任务。理由有二：

首先，我们异常需要对于古典文化的整理和思考，异常需要对于古典文化的传承。但正如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一样，所谓“国学”其实正是针对“西学”而言的，正是五四前后用“现代”的方法“整理国故”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任何知识都已经经过了“现代”的重写和整理。跳过“现代”对于古代的理解去直接进入古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知识体系都深深地和“现代”缠绕在一起，而今日对古典文化的整理和思考更是根本不可能脱离今天的文化和社会以及今天的教育体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关传统的“知识”当然可以通过传统的“读经”式的方式得到，但没有和当下的文化结合的孤立的“读经”却难以产生好的效果。现在所需要的是利用一切新的文化观念、阐释方式和技术手段来理解古代。比如郭店竹简的发现导致的对于古代文化史的重写只有在当代的语境中才可能发生。(www.xing528.com)

其次，现在备受推重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其实都有现代思维和知识的训练。但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替的时期。他们既受过传统的教育，又有机会受到了新的思维方式的洗礼，于是能够既特别深入传统的内部，又能够以现代的阐释对之加以整理。这一代正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特殊的现象，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特例。它其实是根本不可重复的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现代的教育来说，古代文化不过是一个学科和一种特定的知识范围，而对于古代的教育，这是它的全部的内容。现代人必须拥有多种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可能将古典文化的训练作为全部的知识。而当年的“大师”其实正好处于历史的特殊的“点”上，今天那个“点”早已不复存在。现代人的“国学”根底的薄弱是似乎不足为奇的，缺少“国学大师”的原因也不仅仅是斯文扫地式的文化衰落，而是对于古典的研究有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和理解策略。因为现代的知识和古代的知识之间在知识型上根本不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今天我们只可能不断地在新的时代寻求对于传统的新的理解和转化，而不可能模仿当年的情境凭空创造“大师”的奇迹。

在今天传统教育早已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读经”的文化当然可以对于我们产生积极的作用。但试图重现传统的教育却未必具有振兴国学的实质的意义。它作为多元化的校外活动的一种当然非常正当和积极，也可以活跃我们对于教育的多样的理解。但通过传统式的“读经”振兴传统文化则恐怕难以达到目的。全球化时代当然应该对于传统有新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应该来自深入的思考；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传统得到“活化”和振兴，但却必须经过当代的透视和反思。

这里其实涉及了如何看待“孔子”这样的中国文化的先贤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圣人的形象似乎是太过于高大了。其实《论语》里讲的哲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需要应用的待人处世的方法和面对生命的种种问题时的回应。“孔子”的故事是一个几乎不断缠绕中国文化的故事。我们一旦面临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变，总难免回到孔子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在现代中国，一面是民族的危机导致的全面反传统的精神总是以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否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出现的前提；另一面，却又不断将孔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来看待，试图从孔子汲取精神的力量。这种矛盾性的现象凸显了孔子乃是中国人精神最深处的东西，有关他的截然两极的判断正是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的矛盾性的表征。这一矛盾性的关键在于一个难以超越的悖论：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乃是以对于传统的否定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否定，“现代性”就难以存在；但如果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这个民族生存的理由将不复存在。于是我们在孔子面前的极度的矛盾的态度正是现代中国本身的矛盾性。于是孔子都无法摆脱“圣人”的命运。他或者是一个负面的“圣人”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停滞直到沉沦；或者是正面的“圣人”，是中国文明的生存发展的关键。但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剧变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现代性”的框架。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进程让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弱者”形象，成为世界上的“强者”之一。这一中国历史的转折让我们有了超越对于孔子的两极看法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人的平凡的一面，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看到一个凡夫俗子如何变成不平凡的圣人的。孔子的精神其实正是为了理想而不断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小人物试图让时代和未来理解他的深邃的思想的精神。这里执著和坚韧是孔子精神的核心，一种来自内心的坚定，对于理想的顽强让孔子能够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不放弃。但孔子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他明白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考和新的行动，理想必须得到现实的回应。他的执著使他不放弃，而他的灵活使他能够找到思想的空间。虽然他的政治追求不断受到挫败，但却能够不断传播自己的思想，能够让他的观念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孔子不是一个隐士或雅人，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一个不断使得思想和生活联系起来的人物。在这里，孔子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相似，世界都处在一个价值和生活剧变，日常生活不确定和价值转型造成的问题和危机格外严重的时刻。所谓“礼崩乐坏”正是规范解体，权威解体，而强权和金钱的力量开始超越一切的时代。孔子所遇到的一切似乎今天也遇到了，孔子的那种寻找答案的执著正是今天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今天的这个“新新中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崛起，却仍然缺少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力量，对于世界的发言权仍然难以和自己的分量相称，还难以对于世界的普遍性的准则提供自己的思想。孔子当年的责任感和思考的精神似乎值得今天的知识界反思。

孔子是一个必须被超越，也必须被时时回顾的人，他的那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不可能适用于今天，但他的执著和力量却仍然给我们力量，他的人生的体验会启悟我们面对人生。一个凡人的争取和思考最终给了一个民族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的启示我们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