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中，“网恋”一词最初为人所熟知，恐怕可以追溯到1998年出版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主人公在互联网中与一位名叫“轻舞飞扬”的女孩相恋，最终，女孩却因为身患绝症，不辞而别。这本小说当时引得无数人潸然泪下，爱情也因为互联网这一中介化媒体的出现，被描绘了又一层神秘而浪漫的乌托邦色彩。当然，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如果我们愿意暂时告别互联网，一路向历史深处追溯，便会发现，这种因“中介化媒介”而带来的浪漫色彩，其实古已有之。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便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书生于祐在宫门外散步，拾落叶一片，上有四句情诗。于祐读罢，触动心弦，别取红叶，回诗两句，置于河上。几年之后，于祐娶妻。一日妻子整理房间时，发现于祐所藏红叶，潸然泪下，随即取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
当然，对于爱情而言，中介化媒体也带来了反乌托邦式的道德恐慌。我们只需要稍微浏览一些有关“网恋”的新闻，便能察觉到这一点。数不清的新闻故事都在重复着大致相似的“欺骗”母题。如果你打开“百度经验”，颇为讽刺的是，网恋者受到如此的告诫：不要投入太多感情；第一次见面时，多叫几个人去；看看对方的身份证。当然，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不同时代的“新媒介”，也都带来了相似的恐慌：在电话刚刚在美国普及时，人们担心它会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让人们有机会与其他年龄、阶级和种族的人产生“错误的”社会交往；当留声机进入到白人家庭时，人们担心黑人爵士乐会乘虚而入，让种族之间产生“不匹配”的情感甚至是性关系。[1](www.xing528.com)
在新技术初生之时，这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迷思”总会并置在流行话语之中：圣歌缭绕不断，恐慌无处不在。一而再，再而三，历史一直在“转推”自己。因此，文森特·莫斯可的提醒就显得颇为重要：“新技术的真正力量并不时出现在它们的迷思性阶段，即当它们因为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社区复兴，或者终结贫乏、历史、地理或政治而受到热情欢呼的时候；相反，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2]因此，如今当社交媒体已经很难被称为“新”媒体之时，抑或说，当社交媒体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乃至在我们的内心“消失不见”之时，对于线上恋情的思考，才拥有了一个更加理性的机会。为了逻辑上的清晰，我们将从线上恋情的开始、维系与终结三个视角，来审视与线下恋情相比，“网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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