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最早是关于文学文本上的概念。从词源上考证，《说文解字》《尔雅·释诂》《释名·释典义》《文心雕龙·宗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等一系列文献作出了关于“经典”的记述与释义，文艺学家刘晗研究认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纵向的）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8]从历史的角度考证，汉代时期“经典”一词逐渐合用，主要指涉的是圣贤著述、儒家著作、文学经典、宗教典籍四种。而现代文学批评中所言的“经典”，通常被认为来自“拉丁文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价值。”[9]现代文学批评中对于经典的理解已经产生了泛化，本文对于经典的界定倾向于现代文学批评中对于经典的理解。
关于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可以归为两类视角：一是生产视角，主要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提出的，指的是文本内容的生产本身。刘晗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价值理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并行不悖，那么文学经典就可以作为建立社会规范的依据。[10]文艺学理论泰斗童庆炳则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意义空间，另一个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将二者称为内外部因素。[11]但其本质仍在于文本的生产本身，文本内容能够回应时代的问题便有机会成为经典，例如“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思想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四书五经不再被当成经典，而《红楼梦》《西厢记》反而成为一种文学经典。
二是传播视角，从传播者即文学作品的受众这一角度提出，包括了普通大众、知识精英以及传播媒介三个因素。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认为读者是经典形成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经典的形成依赖于读者，“它因不断地被阅读、理解和解释而获得权威性和神圣性，阅读、理解和解释行为也因经典而被鼓励和肯定。”[12]刘晗进一步指出，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是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主要方式；童庆炳则提出了“发现人”的概念，即最早发现某个文学经典的人，“发现人”具有的两个重要的品质一是发现能力，能够提出对新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二是权威性，这使得他的发现能够推广开来。[13]比如南朝梁代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对于田园诗派开创者陶渊明的“发现”，他将当时鲜为人知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编入了《昭明文选》，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词总集。凭借萧统的文学才华以及政治地位，之后陶渊明慢慢被熟知，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14]由此看来，这个“发现人”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意见领袖的角色。(www.xing528.com)
近年来媒介对于经典建构与传承的作用也渐渐被提了出来。媒介在改变经典传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受众接受经典的方式。在现代媒介的冲击下，说书讲故事、说唱艺术渐渐被现代媒介生产与传播方式如现代影视和网络文学等所取代。[15]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现代媒介对经典的传承都发挥了转化的功能机制，这充分体现在经典文本的多媒介介质以及形态表现多元化。以文学经典文本为蓝本进行改编转化成为影视语言文本，并且成为影视经典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的改编所成就的相应的影视经典，1986年杨洁导演的《西游记》，1987年王扶林导演、红学大家周汝昌参与制作的《红楼梦》，1994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出品的《三国演义》，1998年张绍林导演的《水浒传》。
经典建构的两种视角：生产与传播，为本文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为了使探究对象更加明晰，本研究将爱情经典进一步细化为影视爱情经典。当然不可否认文学经典的价值，在每个人的生命进程当中文学经典的陶冶让人受益良多；而文学经典的媒介主要是文字文本，现代社会技术发展的规训以及人们的接受，影视图像文本则深受欢迎，在大众传媒及其所创造的媒介环境下一个个影视经典宣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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