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八、第九号上连续登载有关择偶观念的“特别征文”，具体要求为：
一、文题“我之理想的配偶”
二、字数不拘多寡，文体盖用白话
三、男女都可投稿，女子尤为欢迎
等等，此外，还要求“投稿人需另纸写明姓名、住址、职业、年龄、性别等项，惟发表时只署姓名或别号”，[17]以示对征文反映问题真实性的尊重。
据统计，《妇女杂志》的这次“特别征文”共征集到156 篇稿件。该刊编辑瑟庐曾对当时收到的这156 篇稿件进行分类，并在分析男女投稿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否、身份地位等之后，分别将其择偶条件所占百分比制成表格，大致包括年龄、相貌、体格、爱情、学识、性情、才识（能力）、行为、人格、职业、家势等十几项内容，[18]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男女的择偶倾向和取舍，绝大多数人均表示要更加注重对方的个人素质，其中强调最多的是学识、性情、体格和能力，并在婚姻上将爱情摆到了第一位，成为婚姻的前提，而其他的一切条件均以爱情为基础。
例如，在“夫妻间要有爱情”问题上，诸如“我对于我的理想的配偶，第一步的手续，是由彼此自由恋爱而来”“我们之间要有至真至纯的爱情”之类的话语在征文中随处可见。一位征文作者还引用了当年引起轰动的张竞生[19]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凡是讲求真正完全爱情的人，都要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因此自己对配偶的学识、能力、性情之要求实为最低的限度，“我很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的条件，天天的进化、天天的改善……夫妇每日互换彼此爱的新条件”。[20]可以说，追求这种婚前恋爱、婚后以爱情维系夫妻关系的理想婚姻家庭是当时青年男女的共同理想，体现了其时婚恋观的进步。但征文中反映的另一倾向也值得注意，即有人过分强调“爱情至上主义”，主张“要绝对的了解恋爱的真义，可自然的结合，也可自然的分散，聚散全以爱情的有无为标准，不以客气作痛苦的护符”。[21]这种观点可能是受到《妇女杂志》上曾刊载的介绍爱伦凯“爱情中心主义”相关文章的影响。但就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以“爱情至上”为理想，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固然是一种进步，但也有人在激情过后反酿成新的悲剧，甚至还有人以“爱情至上”为幌子，置社会、婚姻、家庭的基本责任于不顾，这样反而给反对者以口实。
就“夫妻间爱情”这一问题的性别态度比较而言，当时的知识女性较之于男性寄予爱情更多的希望。故而，在女性投稿者的文章里常出现“宇宙间除了真纯的爱情之外一切都是虚幻的，……道同志合、性情相投和互相了解等——都不过是比较不重要的附属条件，而唯一最重要的是‘恋爱’”[22]的理想诉求。与男性根据有无爱情来确定双方关系的离合不同，女性希望爱情的忠贞和永恒，“爱情要忠实，男女的节操本分不出什么两样，我们为结婚后生活的永久持续，婚前应审慎地选择对象”；[23]“恋爱始终如一，灵肉一致，方称恋爱真义，男女各尽天职……恋爱坚固，不致变心”，[24]等等。
大致而言，为反抗传统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是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女性普遍采用的反抗方式。她们拼命挣脱封建家庭的锁链而获得自由，但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又期待寻求庇护、逃离孤独。从征文中女性的爱情诉求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女性“由于性别角色变化的直接影响，她的爱情观中隐含着追求人格平等的因素；但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她却依然执着于寻找庇护”。[25]必须承认在近代社会环境下，若婚姻爱情失败，女性确实要遭受更多的伤害，这也就是与男性要求变动的爱情，而女性则渴望永恒的爱情的原因。(www.xing528.com)
在“体格强健”问题上，约有半数的人明确表示将来的配偶要健康无病，其他人虽未明确说出，但也有这样的倾向，“有强健的身躯，才能担任重大的责任，……而且将来的‘小国民’和母体有极大的关系，多愁多病的母体是亡国的病症、是灭种的现象。”[26]应该指出的是，以婚恋双方的体质强健来达到“强国保种为终极目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追求。但由于同时受到女权运动的影响，知识女性却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将她们工具化（生育健康的下一代）的表述。她们多从男女平权的角度，看待妇女体育和健康的问题，主张藉体育改善女性体质，以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在她们看来，女性自身追求健康并不是仅仅为做“国民之母”，更是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女子，来达成她们救国的心愿。[27]当然，女性对男性体质的要求大致也是健康、强壮之类，但少了男性当时所普遍强调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色彩，而更侧重于家庭生活的质量。“人的身体是极重要的，一生的事业、思想、志向，全仗着这身体的健康才能实行。”[28]男性爱好各种球类游戏或有拿手的比赛运动等，虽纯为增添家庭生活的情趣，[29]但也都是女性所向往的。
在“学识的要求”问题上，征文显示，男性很强调配偶的教育背景，大多数都要求配偶具有中学程度或为师范学校毕业生，其中“中等学校毕业的、具备普通知识”是征文中最常见的表述，也有希望配偶“要在师范毕业的，因为我现在是师范毕业生，对偶如亦然，将来同升学于高等教育，可以互相切磋的；或同服务于初等教育，可以互相研究”。[30]当已经娶有无知识的妻子而又无法离弃时，许多人也表示：“为了自己的幸福起见，不得不把她重新改造，改造的利器便是教育……而对她改造的最低限度要求就是‘要她具有国民应有的普通常识’。”[31]《妇女杂志》九卷八号上曾发表某一小学教员题为《我们在暑假中的最大任务——教导妻子》的文章，讨论改造传统女性的必要和实行步骤，其目标是将旧式的妻子培养成具备“读、写、算”能力的新女性。[32]男性的这一愿望虽好，但却是通过传统“夫对妻”的权威方式来行使对旧式妻子的改造，实质上是以男女“平等”为目标却采取了男女不平等的方式，这种情况在择偶婚恋观念上可以说俯拾即是。
有意思的是，女性对男性的学识要求期望值较高，她们很满足于“他（的）已经在最高的学校卒业了，他的学问是很好的，而国文英文常识更是他的特长，并且他还能作明了的日语”。[33]但也有女性对男性的学识要求与自己基本相当即可，“如果他的学问比我高，他就会居大骄傲，我更要做他的奴隶、做他的学生，哪有研究的余地？如果个个人都是夫比妻的学问高，则我们女子终是在人之下，哪有平等之可能？”[34]与男性相比，这种情况反映了女性择偶观念“朝上”，而男性择偶观念“朝下”的惯有趋势。
在“性情的要求”的问题上，无论男女大多都希望配偶有温和的性情，但在同一命题下，男性强调的“温和”是女性的“顺服”和“顺从”；而女性则要求男性在待己、待人温和的同时又具有刚强的意志。这正如有社会性别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当女性性别角色发生变化的时候，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自己，对性别人格的感受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相应、相等的变化、在两性深层心理组织中，仍然固守着沿袭千年的情感生活的需求。在男子一方，即便最开明的，也依然怀揣着对贤妻良母的眷恋，高度赞美顺从忘我的女性气质；而在女子一方哪怕是拿了最高学位的知识女性，在情感上仍是执着地寻找持强扶弱的男子汉。”[35]
在“能力的要求”问题上，征文显示男性对于配偶的要求似具有两面性，即口头上他们极力反对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义”，并希望女性自己也能打破贤妻良母的观念，但实际上对配偶的能力要求却又以此为标准，希望配偶“要曾在保姆学校毕业的，预备将来任家庭教育的感化力，次代国民的好母亲；要学过心理学的，将来能够实施到家庭方面，尤其以儿童心理学为重要”。[36]还有人强调：“我不想她有特殊之才能，我所希望与她的，只要有治理家政，教育儿女和在不得已时有一技之长，足能自己谋生活的本领。”[37]可以看出，传统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意识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只是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的是，在男性的择偶观念中新时代的女性不仅要全揽家政、相夫教子，还要自己有谋生的技能。而女性对于男性能力的要求则主要为工作能力强，办事干练，能支撑家庭生活的重担等。知识男女这种择偶观念的差别实际上也反映了两性在社会和家庭地位上的差别。
此外，诸如年龄上，男性希望配偶略小于自己，女性则希望对方略大于自己；人格要求上男女都希望对方操节高尚，没有不良的嗜好，等等。
婚恋自由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话题，一旦有机会可以自我选择，他们便以自己标准寻找理想的对象。有些人甚至宣称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对象而宁可独身！可以说，《妇女杂志》的这次配偶特别征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此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择偶倾向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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