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问卷：社会革命与理想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的思想开始冲破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子，逐渐向社会普通民众生活层面渗透，1919年间发生的两个因婚恋不自由而导致的悲剧，加快了这一过程。其一为“赵五贞事件”。湖南长沙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强行将其许配他人作继室而自刎于花轿中。^[12]其二为“李超事件”。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因父母早亡，家事之权尽掌在其过继兄长之手。李超外出求学不仅遭其哥嫂百般刁难和阻扰，还多次迫其回家婚嫁，致使她郁郁而终，客死北京。^[13]这两起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在曾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曾连续写过十余篇文章讨论赵五贞的死与社会的关系，表达了对赵五贞之死的激愤之情。而李超作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李超死后有千余人参加其追悼会，蔡元培为其遗像横额手书“不可夺志”四字；胡适为其写传以示纪念。赵、李的个人悲剧由此演变为公共事件，社会舆论痛斥旧家庭、旧婚姻是埋葬青年生活的坟墓。而随着五四新文化“社会革命”的进展，报刊杂志竞相刊载各式各样的婚恋理论、婚恋事件，经自由恋爱而结成婚姻家庭的观念开始成为新知识青年的理想诉求。

然而，当时社会新旧观念的杂糅又使婚恋问题变得相当复杂，理想与现实舆论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1921年，东南大学的陈鹤琴教授以社会学问卷调查的形式，制作婚姻调查表格，调查青年学生对新式婚恋观念的接受程度、落实情况及其择偶标准等。最后是根据对男性学生的调查，以《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为名发表在当年的《东方杂志》上。^[14]据称此次调查共发了1500 多份问卷，但仅收回631 份答卷，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江浙一带的高等学校和中学的学生。

调查者根据被调查对象已婚、已订婚和未婚三种情况分别设置问题。根据调查结果，631 份答卷中有未订婚者266 人。这里仅就未订婚者这一群体的调查结果作点简要的分析，以此了解未婚青年学生婚恋观的大致情况。

首先，在这一群体中，回答希望自己能掌握婚姻自主权的有171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2.3%。就调查人数来说，回答问卷的266 人是一个极小的数字，但涵括了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师范生和中学生，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62.3%的青年学生希望能掌握婚姻自主权反映了对新婚恋观的接受和向往。

其次，在“能够自主决定婚姻”的假设前提下，问卷设问：“你想得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为妻？”并从品貌、年龄、学问、家势、性情、才识、身体等方面入手设置选项。回答的结果在品貌上，有95 人和83 人希望将来的妻子面貌中姿或端正即可，另有24 人则不论品貌，其余则不置可否。这反映多数人对配偶的面貌要求并不苛刻，与上述译自法国某杂志《男女之相望》的择偶标准有所不同，实际上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择偶审美要求。

在年龄问题上，有127 人要求配偶的年龄与之相等，其他均要求小于自己。据陈鹤琴教授的分析认为，中国传统“女大男小”的婚姻，既违背生理又违背心理，令相当部分的青年学生厌恶。同时，此一时期西方医学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也促使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学识问题上，如前述的“南清志士”已有提及，但社会并不以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学识”的要求开始具有普遍的意义。问卷调查中有131 人要求女子有中学以上的学识，另有75 人要求普通学识，而不是过去的“须识字”即可。在大部分的青年学生看来，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与家庭改造的“社会革命”有密切的关系，这从关于已婚者的问卷中可以得到佐证，那些对妻子不满意的多半是因为对方缺乏知识（学识），认为“提倡女子教育直接为改良家庭生活之要素”。^[15]这种情况反映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新婚恋观中已在相当程度上被青年学生所否定。

在“家势”问题上，我们知道，“门当户对”在传统婚姻中的比重很大，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遵循的择偶标准，但在此次调查中遭到青年学生的否定，其中有113 人主张择偶不论家势，一些人希望对方的家庭背景为教育界、学界，而不是可以向他人炫耀的政界或商界，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和肯定。(www.xing528.com)

在配偶的性情问题上，绝大多数人，即223 人要求女子性情温和，甚至一些人还希望女子要具有忍耐、谦卑、诚厚的传统“美德”，仅有10 人希望得活泼的妻子，这真是一个极有趣的调查结果！因为，性情温和可以说是中国女性经千年驯化而得的传统特质，而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妇女解放所赋予女性的勇敢、开朗、活泼在这里并不受到青年男性的欢迎。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在择偶观念上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在才识问题上，调查结果中希望女子“能治家”所占的比例最大，这进一步说明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意识在新式婚恋观中仍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多了些诸如“能教育子女、善交际、能音乐、绘画”等新的因素而已。

最后，在身体上都要求女子身体强健，这当然不仅是家庭的幸福问题，而且也是延续维新废缠足运动以来，妇女的强健与否承载着国民的强壮与否的时代话题。

令人奇怪的是，在其时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呼吁高涨之际，男学生们在回答择偶问题时，“爱情”却很少被提及，仅有10 人在“其他栏”中谈及婚姻要有爱情为基础。这一方面可能是问卷中没有设置这一问题，被调查者无以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时青年学生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毕竟现实的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至今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们说，对于这样一份单一性别的婚姻问卷调查报告，没有相应的青年女性的声音回应，不免有些可惜。但如同以上所述，我们仍然从中可以略窥新知识青年的择偶倾向和对传统婚姻价值观念的取舍。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调查问卷中已结婚和已订婚者为365 人，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由家长代定的婚姻，^[16]由此可见传统婚姻家庭观的实际影响。这些青年男生抑或也有新的思想，在“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宣称上也表现出某种激进与新潮，但在现实中，他们还是接受了传统包办的婚姻。这反映的大概也就是那个时代常有的一种思想与行动的错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