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变与不变的公私表征

（一）公私表征的内容

1.“公”“私”之表征

为了全面深入地探察人们的“公”“私”表征，研究者在访谈中采用自由联想策略，即恳请受访者不受阻抑地写出其由“公”“私”两个字眼联想到的有关内容，由此让受访者的“公”“私”表征自由地“浮现”出来。从“公”“私”联想内容中大致可以看出，受访者由“公”较多地联想到“公家”（即与私人相区别和对应的“公”，与“国家”“政府”等同义）、“公务员”以及共有或共享的客体（包括身份，如“公共厕所”“公园”“公民”“公天下”等）；由“私”较多地联想到“个人”“自己”“私人”及与之相关联的相关客体（如欲望、利益、权力、边界等）的拥有（或享有）状态或状况，以及具有道德评价功能的词汇（如“自私”“无私”“公私分明”等）。总的来看，受访者对“公”“私”的联想，均或多或少地涵盖了“道德概念”“空间概念”“生活场域”“群己关系”等多个维度。

通过逐级进行编码，就“公”之表征共提炼出6个主题（即“普遍（全体）享有的福祉”“价值评价”“政府、单位及相关事务”“共同、众人”“去神圣化”“敬称”）、4个维度（即“同构性‘公’”“领域性‘公’”“袪魅化‘公’”“称谓性‘公’”）；就“私”之表征共提炼出6个主题（即“需要压抑或去除之物”“价值评价”“民间或私人”“少数人，私心的”“个人的，自己的”“自为正当性与基础性”）、3个维度（即“同构性‘私’”“领域性‘私’”“自足性‘私’”）。

经将上述所探察到的“公”“私”表征与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两点颇为值得关注之处：第一，虽然从质性数据中就“公”之表征提取出了概念——“普遍（全体）享有的福祉”，但却未能就“私”之表征提取出与之相对立的概念——“需要压抑或去除之物”；第二，未能从质性数据中就“公”之表征提取出诸如“天理”“道”“义”等反映在“世界观”这一维度上的概念（参见附表2-1）。这两点发现并非无意义，它们或多或少从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人公私表征的嬗变。

2.“共”之表征

从质性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们的公私表征着实呈现出双重取向或框架，即同构性“公/私”（公A—私A）与领域性“公/私”）（公B—私B）。不同的公私表征框架，意味着不同的秩序逻辑，那么，在这两种框架下，“私”各自是如何与“公”相联系的呢，或者说，各自联结“公”与“私”的纽带是什么？透过上述业已提炼出的两个分属于同构性“公”与领域性“公”的不同主题——“普遍（全体）享有的福祉”“共同、众人”，可以看出，无论在同构性“公/私”还是领域性“公/私”中，“共”均构成了联结“公”与“私”的重要纽带，但不同的是，前一框架下的“共”落足于“集合”，后一框架下的“共”落足于“共同”或“公共”。

这两种“共”之间更为深层的区别是什么呢？带着这一问题，研究者扎根于文本数据，进行深入的质性分析，从中共提取出了3个维度（或范畴）（即“‘共’的分类”“‘共’的边界特性”“‘共’的因果关系”）、6个概念（即“资源性‘共’”“心理性‘共’”“实践性‘共’”“资源性‘共’的边界刚性”“心理性‘共’（关系化‘共’/关系化‘共’）的边界弹性”以及“三种‘共’的因果递进性”）（参见附表2-2）。从中不难看出“共”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意涵。对此，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共”的分类、边界特性与因果关系

“共”主要有三层含义（或三种类型）：其一是“资源性‘共’”——“共享”或“分担”（share）；其二是“心理性‘共’”——“认同”（identity）；其三是“实践性‘共’”——“参与”（engagement）（参见下图4-1）。其中，“心理性‘共’”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的“共”，亦即“类别化‘共’”与“关系化‘共’”。

显然，上述三种类型的“共”以“心理性‘共’”最为复杂。联系前面所作相关文献梳理与分析来看，类别化“共”与关系化“共”，分别对应于“集体我”构念或类别化“我们”概念、“关系化我”构念或关系化“我们”概念，各自建基于不同的自我边界特性及机制。两者的并存，意味着中国人能够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弹性灵活地操控着自我边界的伸缩，亦即相依于情境特征以及个人人格特质，或选择谨守自我边界，基于自己与他人所共有的某些特定特征，将其视为相关群体中的一员，或选择伸展自我边界，将具有重要意义或特殊意义的他人包容进来，使之称为自我的一部分。这无疑从侧面佐证了一种由个人主义文化与自我主义文化构成的“应用组件”的存在。

心理性“共”有其边界，资源性“共”亦有其边界。基于来自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政治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来看，心理性“共”的边界属于“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资源性“共”的边界属于“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ies）。其中，“符号边界”系社会行动者基于对客体、人、实践乃至时间与空间进行分类的需要所作的概念性区分（conceptual distinctions），它是特定个体与群体借以抢夺现实界定权，谋取地位，独占资源的工具，其存在有助于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并生成相似感与群体成员身份资格。“社会边界”则不仅作为社会差异的客观化形式（objectified forms），体现于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与非物质性资源）与社会机会获取与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状况中，还显现于诸如夫妻关系与共生性关系（connubiality and comensality）等稳定的行为联结模式中（Lamont ＆ Molnar，2002）。例如，在当前中国社会，将能够提供轻松工作、稳定收入及各种隐性或显性福利保障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圈括在内，并由此区隔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不同场域的边界，即是现存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边界之一。上述两种边界的区别在于，符号边界存在于主体间性水平（intersubjective level），而社会边界存在于群际水平。从因果关系来看，符号边界是社会边界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Lamont，1992），亦即是说，有社会边界，必有符号边界，而有符号边界，却未必有社会边界。事实上，这一点在质性分析得到了证实，亦即由资源性“共”到心理性“共”，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

图4-1　三种类型的“共”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源性“共”的边界具有刚性，心理性“共”的边界具有弹性，前者决定后者。至于实践性“共”的边界，则更多与心理性“共”（亦即心理群体，既可以类别化“我们”，也可以是关系化“我们”）的边界相重叠，毕竟外在实践是内在认同的具体表现，换而言之，由心理性“共”到实践性“共”，同样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由于心理性“共”有“类别化‘共’”与“关系化‘共’”之分，因此，对实践性“共”的理解和把握，要分而视之：当类别化“共”凸显时，实践性“共”的边界具有一定刚性，区隔出“内群体”与“外群体”；当关系化“共”凸显时，实践性“共”的边界具有一定弹性，区隔出“自己人”与“外人”。

由此可深一步看，正如文献综述部分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独特的自然生态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文化设计，共同形塑了中国人自我心理边界特性及其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公私表征——“同构性‘公/私’”——也实则是以中国人自我的边界特性及机制为支撑的，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建基于关系化“共”之上的：以“个我”为中心，由内到外、由亲及疏地渐次推展，下至家，上至天下，由此区隔出“公”与“私”的边界，以此边界为认知锚定点来看，边界之内即为“私”，将边界之外即为“公”，由此造就了“公”虽与“私”相区隔，但其本身又包含着“私”的吊诡格局。历史地看，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系一种封闭静滞的上下结构，历朝历代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建构的主体，多倾向于宣扬与灌输“崇公抑私”（或者说是“贵群贱己”）的价值观，以教化世人，而到了近现代乃至当代，“私”的崛起势不可当，极大地冲击旧有的公私格局。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公”之概念的建构建基于关系化“共”之上，且以对“私”的压抑为前提。那么，在“私”已得到充分释放，社会愈来愈走向开放、流动的今天，“公”之概念的建构还是依然建基于关系化“共”之上的吗？这显然是一个颇为值得探究的问题，研究者也同样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质性分析。

（2）基于“共”的“公”的概念建构

质性分析表明，有“公”必有“共”，或者更进一步说，资源意义上的“共”是“公”的最为核心，且广为共享的表征，亦是“公”之概念及其道德正当性与伦理合理性得以确立的重要支撑点。从这一意义上讲，能否“共”起来，以及在何种层次“共”起来，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访谈中，受访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这一点，例如，受访者qddx 讲了如下两段话：

我觉得要“公”的话，我就应该能利用，利用不到，所以我就不把它当成“公”了。（也就是说，您认为“公”是与自己有关的）对，至少说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我能利用其中的资源，这样才算是“公”。“公共汽车”可以称为“公”，但是，比如石油啊，理论上是“公”的，但实际上我从里面获得不到任何利益，再比如国有企业，我也从里面获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对我来说，就把它忽略了。大的“公”离我们太远了，它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不尊重我的意见，不给我利益，所以说我就把它从“公”中去掉了。

单位以及社会上的东西或事情是“公”，跟自己或家庭有关的是“私”。我还有一个感觉，领导的“公”范围更大一些，就是觉得对于一些管理者，他们有可能是，怎么说呢，他们对公共环境的感觉可能跟咱们不一样。比如，像普通的人，咱们这些普通老师，学校就是学校，家庭就是家庭，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学校跟他的家差不多，或者说，对于工作场所，他可能更有一种拥有感，或者占有感，比如说，有人问领导你在哪儿工作，××大学，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跟他关系非常密切的地方，但是要问一个普通老师，他可能就会觉得××大学就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师而言，“公”的范围也就仅限于所在院系。

那么，有“共”，是否一定就是“公”呢？对于这一问题，受访者大都表示颇难回答，说这一个问题太过抽象了。不过，受访者lqm 对“家里的事算公事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家里的事有些也算公事，我举个例子，我家里只要人一齐，就会聚在一起沟通工作、生活、心理上面的事情，我们都叫这个叫家庭会议。也就是我们会把公事拿到家中来讨论，大家一齐出谋划策，也就变成了家里的事了。（共起来的事情就是公事，其他共不起来的就是私事，是吧？）不是，私人生活方面也会讨论，但不算公事。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共的事情的属性。比如在学校里有一位问题学生，我不知道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否得当的时候，在家庭会议上有时就会拿出来说说。

从这一回答中可以看出，有“共”未必是“公”，所“共”之事公私属性的确定，要以其属性为判准。那么，究竟具有哪些属性，才算是“公”呢？lqm 除了较为肯定地指出所“共”与工作有关之事算是“公”事之外，还列举了一件虽不肯定，但却自觉在“家庭会议”这一情境脉络下已是有且仅有的另一“公”事——商讨为汶川地震受灾群众捐款，如下文转引访谈文本所示：

单位里的事拿到家庭的场域里来说就成了与家庭有关的公事了。其他倒没有。我想起一件事，但不知道算不算公事。我记得汶川地震那段时间，全家人看到电视报道后，都特别受震惊，当时有一起商量着要怎么帮助那边的群众。其实公这个词的外延涵义可以不停地拉伸。我都有点摇摆了。(www.xing528.com)

对于自己在确定“商讨为汶川地震受灾群众捐款”一事的公私属性上的“摇摆”，lqm 作了如下解释：

摇摆是因为对公这个字眼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定义和理解。总想下个操作性定义再进行解释，对此的理解会更清晰些，不然公字像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

统而观之，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情境化自我”（contextualized self），其公私概念与此紧密相关，对lqm的访谈至少可佐证或揭明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人的公私概念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中国人在特定情境脉络下对某些事件的公私属性进行判断时，往往是以当下的自我边界（亦即符号边界）为参照：边界之内为“私”，边界之外为“公”。在上述“家庭会议”情境脉络下，自我边界向外伸展，与家庭边界相重合。以此边界为参照，家事成了“私”事；单位里的事成了“公”事。

第二，就“公”概念的凸显而言，心理意义上的“共”是核心。由于“在社会中，‘我’之所以成为‘我’就在于差异和规定”，自我认同是个体在与他者的互动关联——既自我关怀，又关涉他者（费多益，2008）——中被建构出来的，所以，实为自我认同的心理意义上的“共”并不是仅靠自我就能达成的，它还需要他者的参与。换而言之，“公”的概念究竟在何种层次凸显，具有社会建构性，需要他者的参与方能达成。lqm 在“家庭会议”这一情境脉络下之所以能够较快且较为肯定地将“单位里的事”认定为“公事”，是因为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在场。自身职业身份的规定性及其与其他家庭成员在职业身份上的差异性，再配以“公”“私”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如下所引），共同促成了lqm 的自我认同——“我是高校学生工作者中的一员”的建构，进而使与此相关联的“公”的概念凸显出来。

可能平时谈及公，总给人硬板板冷冰冰的感觉，有距离感，说起私多了些亲近和感情。但在家庭的环境里，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具有了一定的情感色彩。（在家里讨论公事）也是一种社会支持。

与此相反，她之所以在对“商讨为汶川地震受灾群众捐款”一事的公私属性的认定上犹疑不定，则是因为其他家庭成员已被纳入自我边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再无他者在场，难以促成其自我认同（如“我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建构。

从质性分析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在当前转型下，中国人的“公”之概念的建构，更多地建基于类别化“共”，而非关系化“共”，换而言之，类别化“我们”所共之事（物）更易被认定为“公”，关系化“我们”所共之事（物）更易被认定为“私”，两者互为映照。这可能系由“为私”的正当化、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稀缺性、资源性“共”之边界的刚性及其对心理性“共”之边界的单向决定性以及社会的民主化等因素共同使然。但是，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关系化“共”之于“公”之概念建构的功能虽已弱化，但其心理形式却仍或多或少存在着，从公私概念的相对性中即可窥一斑。

（二）公私表征的嬗变趋向

较之于传统公私表征，当前转型期下的公私表征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嬗变呢？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扎根于所获得的质性文本数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中提取出6个概念（即“‘公’的祛魅化”“‘私’的崛起”“‘官’的污名化”“‘公’‘私’道德内涵的中性化”“公私边界的清晰化”“公强私弱”）、4个范畴（即“公私嬗变”“公私嬗变的影响因素”“公私嬗变的结果”“公私关系现状”）（参见附表2-3）。由此可大致看出公私表征何以发生变化。

1.“公”的祛魅化

“祛魅化”一词系援借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58）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此用以指神圣性、神秘性的消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公”作为“天道”或“天理”，长期以来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关乎天地和顺、社稷安危以及黎民福祉的神秘色彩。然而，质性分析表明，“公”正在遭遇着“祛魅化”，其主要表现是：受访者对“公”所持印象已不再总是积极正向的，甚或视之为“官”或利益集团用以谋取私利的工具或借口，以至于在表征中将之与“欺骗”“负面”等具有贬抑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所见更多的是“假‘公’”，而非“真‘公’”。

在“公”的祛魅化的背后，潜隐着的是对于“公/私”与“官/民”的“捆绑性”认知（亦即“官”为“公”，“民”为“私”，此乃同构性“公/私”的重要表征之一），以及“官”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其潜在的逻辑是，在“同构性‘公’”这一框架下，合“私”为“公”，“公”当以为众“私”谋福祉，来确立其道德正当性与伦理合理性，而作为“公”的代理人的“官”不仅未能做到这一点，相反却假公谋私，由此也就降低了“公”的道德正当性与伦理合理性，并使“官”这一群体背负污名。

所谓“污名化”即是指人们建构认知类别（cognitive categories），并将之与刻板印象化的信念（stereotyped belief）联系起来（Link ＆ Phelan，2001）。从本义上讲，“污名化”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群际互动，即强势群体给弱势群体贴贬抑性“标签”，并加以维持，甚或使之制度化，弱势群体因此而遭遇到地位缺损、社会歧视或隔离。显然，与通常意义上的“污名化”不同，上述这一污名化倾向系由弱势一方——“民”——指向强势一方——“官”，而且难以促发真正意义上的污名化实践，即便有，也至多是透过诸如“编段子”之类的“弱者的武器”发泄一下不满。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呢？其根本原因无外乎有两个：其一是，“公”或“官”已不再具有绝对的道德优势性，二是“私”的崛起，使得“民”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并逐渐打破对于“公/私”与“官/民”的“捆绑性”认知，进而形成一种“平视”的心态。通俗地说，与以往不同，“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将“公”或“官”拉到同一水平线进行评判了。由此可以预期，在“官”遭遇污名化，“公”走向祛魅化的同时，同构性“公/私”也将不断走向弱化，而领域性“公/私”则得到相应增强。

2.“私”的崛起

以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公”的赋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私”的贬抑化甚或污名化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应，“公”的祛魅化也必然伴随着“私”的崛起。深一步说，“私”的崛起即是“个体”的崛起，其直接表征便是受访者所说的“回归自我”“自强自立”“维护自己的利益”“做好自己”。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私”的崛起亦即所谓“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具体就公私领域而言，“个体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人们试图从“官”上“民”下、“公”主“私”从的上下结构中挣脱出来，换而言之，即是“私”欲摆脱对“公”的依附，走向自主自决。当然，在现阶段这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事实上，即便如此，人们还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例如，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公”或多或少有“大”“上”“主”的含义，“私”或多或少有“小”“下”“从”的含义，但同时又强调在认识与实践上不能绝对化，要视具体情形而定。

3.“公”的祛魅化与“私”的崛起的后果

“公”的祛魅化与“私”的崛起，究竟带来了哪些后果呢？质性分析表明，在观念层面上，它至少已经带来了两种后果：其一是“‘公’‘私’道德内涵的中性化”，另一是“公私边界的清晰化”。顾名思义，前者即是指“公”的祛魅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私”的去污名化（意味着对“私”的自为正当性与基础性的肯定），通俗地说，人们在对“公”与“私”的道德认知上，纠正了过去的极端化倾向，而更多地表现出趋中化倾向。后者即是指人们吁求厘清公私边界，并将是否谨守边界，各负其责，视为判断公私实践之道德性的重要标准。这两种后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上文的一个推测——人们对领域性“公/私”的认同，可能会随着“官”的污名化以及“公”的祛魅化，而得到增强。

公私边界意识的兴起，鲜明地意味着个体意欲从以“私”内嵌并依附于“公”为特征的传统公私关系框架中挣脱出来，重新嵌入到以“私”自足自立取决于“公”之外为特征的新的公私关系框架之中。这一愿景的实现，直接取决于传统公私结构是否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个体性社会地位能否得到有效确立。然而，从质性文本数据中所涌现出“公强私弱”的弱势心态来看，“公”的祛魅化以及“私”的崛起并未使传统公私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个体性社会地位仍难以得到有效确立。这就可能在客观上带来三个后果：

（1）分别对应于自我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两种公私表征框架——同构性“公/私”与领域性“公/私”——并存共生，它们程度不一地混搭于个体的头脑之中，但从总体来看，同构性“公/私”仍较领域性“公/私”占优。

（2）由于“私”虽已正在崛起，但相对于“公”而言，仍处于弱势，而且在很多方面对“公”仍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人们对领域性“公/私”的认同具有内在不均质性，更进一步说，对领域性“私”的认同可能明显弱于对领域性“公”的认同。

（3）“公”对“私”虽具有不可小觑的“钳制力”，但却不能对“私”的崛起视而不见。因此，两者在公私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协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