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角与策略的选择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公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与道德价值取向有关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与文化设计、话语实践、社会结构、群己关系以及社会认知等诸多方面紧密相关的综合性问题。这意味着，即便是单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当前转型下的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实践，可供选择的研究视角可能也不止一种。那么，究竟选用何种研究视角为宜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可从“应然”和“实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公私问题实际上即是社会秩序建构与优化的问题，而群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逻辑起点与现实落点，这从诸如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荀子的“明分使群”思想、严复的“群己权界”思想，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等中外知名社会政治思想中可窥一斑。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人们而言，单个人无所谓公私问题，也只有当其存在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中，才有可能会遇到公私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所涉及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外乎有两种：其一是人己关系，另一是群己关系，这两种关系特别是群己关系，都可能与公私问题有关。综上分析可见，在本研究中有必要采用“群己关系”这一研究视角。

在确定了研究视角之后，还须进一步确定所欲使用的研究策略，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及研究设计的提出。粗略地讲，面对“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实践”这一非本土特有的研究对象，至少有两种研究策略可供选择，它们分别是“（跨文化）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imposed etic approach）或“假性客位研究策略（pseudo-etic approach）、“本土化主位研究策略”（indigenous emic approach）或“单文化本土研究策略”（mono-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杨国枢，1997），其中，前者所凸显的是一种“局外人”（outsider）的立场，亦即以外文化（通常是强势文化）的观点（往往包含有被认为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特定构念及理论）来审视和观照处在本土文化系统之内的研究对象，并通过完全照搬移植或翻译修订外来相关测量工具进行研究；而后者所凸显的则是一种“局内人”（insider）的立场，亦即扎根于本土特有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通过发展足以反映本土文化特异性的构念，以及符合本土社会文化实际的测量工具进行研究（Berr，1969；Enriquez，1979）。依照Enriquez（1989）的观点来看，前一种策略可谓属“外衍性本土化”（exogenous indigenization/indigenization from without），后一种策略可谓属“内发性本土化”（endogenous indigenization/indigenization from within）。(www.xing528.com)

就本研究而言，诸如“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Hofstede，1980）、“垂直—水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Triandis，1995）等西方相关社会心理学构念、理论以及测量工具，固然能够为前一种研究策略的使用提供必要支持，但它们却因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局外人”的立场，而不能有效地揭示本土社会文化的特异性，以及当地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殊相，相反还可能将之扭曲甚或遮蔽（考虑下文将有论析，在此不作赘述），这显然无以满足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综合判准——“本土契合性”，亦即“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心理行为（及其存在脉络与运作脉络）之间的相应性、配合性或调和性”（杨国枢，1997）。至于后一种研究策略，其本土契合性明显较前一种研究策略高。基于此，选择采用后一种研究策略。

通常来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事当地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研究，都应该具有足够的本土契合性”（杨国枢，1997），具有相对较高的本土契合性，是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成其为“好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为了回答“在本土化的研究历程中，本土契合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杨国枢（1997）对本土契合性的促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由此厘清了五项有助于促成本土契合性的主要因素，即“以往思想传统的承接”、“默会之知的运用”、“同理性与同情心的发挥”、“本土研究文献的检讨”以及“探索性实证研究的从事”等。这一研究发现为本研究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具体而言，后续文献综述将借力于“以往思想传统的承接”因素；质性研究将借力于“默会之知的运用”、“同理性与同情心的发挥”与“本土研究文献的检讨”因素；量化研究将借力于“本土研究文献的检讨”与“探索性实证研究的从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