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文化消费的引导措施优化

一、群众文化对文化消费秩序的规范

群众文化的消费价值，在于更好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及时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在结构形态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而是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这种文化消费活动，总是以极大的热情为人民群众服务，为进一步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服务，为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修养、知识修养、道德修养、情操修养服务，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应当依据群众文化的发展规律，对现实文化消费的秩序作出明确的、必要的规范。

第一，它是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为第一性的文化消费秩序。

首先，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消费秩序的活动性；其次，对于以提供无偿服务为主的群众文化项目，不能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再次，市场调节的作用范围是扩展性的社会经济活动，国家运用一定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调节文化消费秩序的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有助于文化商品经济发展的群众文化环境，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以此引导群众文化产业正确地进行文化经营决策。

第二，它是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往来和友谊的文化消费秩序。

在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消费区域广阔，容量恢宏，内容丰富，城市、集镇、农村的文化消费实力非常雄厚，进一步开发的前景大，而已经凸现的或潜在的强大辐射作用，较明显地牵动了集镇、农村和民族地域文化消费的日趋活跃和兴旺，这给群众文化产品为占中国四分之三的农民群众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二是通常认为的文化消费领域的开放、搞活，其实是指吸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产品，而对于宣传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东西，坚决采取排斥、批判的原则，并尽可能地在萌芽状态就给予扼制；三是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增进和旅游事业的日益繁荣，派出国外的艺术表演团体商业性演出的逐年增多，以及中国的工艺美术产品、中国画和书法等文化产品逐渐进入国外文化消费领域的各个层面，必定证明文化消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也给中国文化消费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群众文化产品参与国际文化消费领域的竞争创造更有利的机遇。

第三，它是充满个性的现代中国群众文化的消费秩序。

文化消费的骤然发展，显然是改革、开放、搞活的结果，它为深化群众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它的生机和活力表现在：一是国家、集体、个人以及社会各部门关心、扶持、兴办群众文化事业，形成了全社会办群众文化的新格局；二是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的职能和作用的扩展，引导着文化消费秩序由单一文化产品的传播向集宣传、科学普及、教育、文娱活动于一体转变，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是文化消费秩序的内在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了群众文化事业和国办的专业艺术演出团体的体制改革，推动了文化艺术生产力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四是中国现实的文化消费结构为群众文化管理的系统工程建设提供了材料和理论依据；五是对于人民群众更新文化观念，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建立新的文化经济体系和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总之，文化消费秩序的形成是人们在主观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映现，既具有共性中的个性意义，又具有一般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因而文化消费秩序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群体性的、社会性的，甚至它的精神作用有时是潜伏的乃至缓释的。所以，群众文化就要有目的地介入其中，在质和量上予以把关，予以因势利导。

二、群众文化对文化消费状况的引导(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努力克服市场疲软，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经济，总体经济朝着稳步、协调、持续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并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经济建设呈现出的蓬勃生机，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水平，使文化消费结构日益合理化。文化消费作为一种智力投资，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应当准确地把握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消费现状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第一，整体文化消费由低级转向高级发展。

首先，文化消费意识普遍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唤醒了群众的文化消费意识。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温饱问题普遍得到解决之后，人们不再满足于生存资料的最基本需要，而是普遍地追求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要，尤其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以实现文化消费的物质价值和个性发展价值的目标期待。消费意识增强，又推动了文化消费观念的更新。广大群众进一步摆脱人与自然、美与生活两极对立的精神束缚而形成了健康的并逐渐完善的文化消费观。在认识上，他们已把文化消费当成自我肯定和再次生产的动力，在行为上则是取向的多元性、爱好的趋时性、追求的知识性和娱乐的参与性。

再次，社会对文化消费的投入不断增多。文化消费投入包括物质资料的投入和时间的投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并存，出现了一个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多形式、多渠道的文化投资环境。其中集体和个体的投资总量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投资。这样投资比重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当前多数的群众文化事业单位的设备设施不足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且促进了文化消费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时间投入上，由于科学技术直接用于发展生产力，广大群众开始实现了由纯体力劳动型向半体力劳动型和半脑力劳动型的转化，从而为广大群众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新的文化消费活动的建构提供了时空保证。充足的自由时间，使广大群众自然而然地产生发展出这样或那样的闲情逸致，群众心中的时间价值有了文化意蕴，广大群众越来越把更多的工余时间投入到求知、求乐、求美的文化消费中。

其次，文化消费质量逐渐提高。消费质量的提高是文化消费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标志。过去，中国的生产力落后，生活封闭，文化消费的方式贫乏而又单调。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文化拓展了审美领域，扩大了消费空间，不仅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恢复了青春，大量的原生态的美学意蕴也得以萌动，就连城市文明和外来文明也在中国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中找到了各自的存在位置。这个多元的文化集合体开始展现出一个五光十色的缤纷世界。或者说，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文化视野和在思想意识里注入了现代文明的广大群众对长期被压抑的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需要的冲动与补偿，即群众文化消费中令人欣喜的高层次品味脱颖而出，广大群众不甘于文化娱乐的客体欣赏和被动接受，而自觉扮演起参与、体验和自我表现的消费主角，从而显示了现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化心理的增值。

第二，群体性文化消费重心发生转移。

现实的群体性文化消费结构分为集结性消费和家庭性消费两大块。基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革，群众文化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即文化消费重心已由集结性消费向家庭性消费转移。其主要表现特征有三：一是政府和集体指令性、半指令性的文化活动开始弱化，个体或家庭的自发自愿的文化娱乐消费逐渐强化；二是由国家或集体兴办的城乡供给文化与个体或家庭兴办的自娱性文化活动在财力及其他条件的综合对比上发生转移；三是文化消费活动的时间、场所由过去的集中统一，变为分散和以家庭为主要尺度。

文化消费重心之所以发生转移，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其一，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牵动了群众文化结构的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文化主要由自娱文化和供给文化构成。自娱文化是群众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活动方式开展自我服务的文化娱乐活动，它体现了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广泛的群体性；供给文化则指国家或集体兴办的，以有偿或无偿方式向群众提供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文化以集结性消费为主要形态，具有社会性和福利性的特点。在中国，有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两种文化消费形式在群众文化生活中是互补共存的。而处于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现实中，供给文化与自娱文化相比较，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弱点，它的消费对象的集结性、时间的同一性、活动场所的定点性、活动内容的规定性等局限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文化消费方式产生了较大的矛盾。而自娱文化则比较适应现代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现代人的个性以及现代家庭新的生活方式，表现出较多的优越性。另外，现阶段由国家提供的文化经费毕竟有限，而个体或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则相对增加，这也不能不对集结性文化消费活动构成强大的冲击。其二，以新科技为领先一步的音像技术为主要的家庭群众文化活动导致了消费重心的转移。如果说，群众文化结构的自我调整，使供给文化和自娱文化的地位发生对换是文化消费重心转移的外因条件，那么随着劳动者独立地位的提高，个人重要性的加大，以及以高新音像设备为主要特征的家庭群众文化的兴起，则是消费重心转移的直接内因条件。音像技术是人类文化继语言、文字之后的第三物质载体。它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是任何文化消费活动所不可比拟的，其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视觉与听觉的多元复合所产生的强大的、逼真的、诱人的而且令人目眩耳迷的效果，极大地适应和满足了广大群众的娱乐需要。所以，家庭作为社会个体性消费的主要标志和场所，它的涵盖面积和消费总量显然要大大超过一般文化消费场所的规模和能力。除音像技术所产生的效果外，广大群众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时间的增多，特别是现代思维方式和新的人际观念的建立，已不再满足于单一、低层次和被动的文化消费，而越来越追求充满个性的文化消费，以及越来越追求人的自我发展、美的享受和知识的更新，鱼鸟花卉、琴棋书画及至金石篆刻都成了他们的业余爱好。

总之，群众文化消费是一个正在不断发育和有待完整的价值体系，未来的群众文化消费，从消费投入到消费质量，从消费结构到消费方式，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和变化。科学地分析和准确地掌握群众的文化消费过程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作为基点，构筑群众文化消费的科学的运行机制、控制机制和导向机制，从而实现群众的未来文化消费的规范化指导，是群众文化义不容辞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