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及优化方案

一、古代的群众文化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最早在群众文化方面展开研究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其中，孔子是当时诸子百家中对群众文化研究最有造诣的一位。孔子之说，将其对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与道德修养的重视融注到关于群众文化的观念意识之中，这在中国古代是独树一帜的。

群众文化学的蒙昧时期，原始宗教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出现之后，几乎所有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都体现着一定的原始宗教意识，而孔子提出内容重于形式的主张，最终改变了群众文化活动完全依附于宗教的关系，成为向群众进行政治伦理教育的重要手段。孔子明确肯定了群众文化的审美教化作用与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他在《论语·阳货篇》中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群，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为读诗（周朝有采诗制度，包括民歌），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的方法，从近处说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孝顺父母，从远处说可以用于服侍君王，而且可以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兴、观、群、怨”的说法，是我国群众文化学史上第一次从美学的角度和特征出发对群众文化的功能所作的简洁表述。孔子还表示，群众文化活动形式要服从内容，“乐”要表达“礼”的内容，因而主张通过礼乐文饰、文质的统一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那个时期，在高涨的学术氛围间，还出现了儒家乐舞理论的代表著作《乐记》。《乐记》进一步阐发了群众文化活动中人的思想情感的激发是：“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之动，是由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刺激。心感于物而形于声，再根据美的规律才使之“成文”。这里所指的“文”是广义的文化，人的情感，主要缘于社会活动。《乐记》又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从作为人们心声的乐舞中可以察知人们的内心活动、风俗人情和政治的治理。可见《乐记》十分重视群众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儒家在痛心疾首地反省了周代以来所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历史教训以后，接受了前代在乐舞与政治学说方面的有益部分，看到群众文化的某些重要性，把乐舞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宗法、伦理、教育等社会思想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想与在文化娱乐中的深刻见解，在我国群众文化学的思想史中占有一定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代至汉，以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学将孔子学派的学说与神话迷信结合起来，形成了神秘主义的思想，并提倡宫廷雅乐，轻视民间艺术。

董学为适应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认为群众文化虽能“深入教化于民”，但文化的创作、管理均由“王者”所定。故而重雅轻俗。这种观点，在汉时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但在统治者与后代文人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魏晋南北朝，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一度崩解。在文化的多元发展中，文化思维比较活跃，但大多并不是指向现实政治与现实功利，而是追求较为纯粹的精神愉悦。在这个政治动荡、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时代，由于统治阶级权力的分散造成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弱化，新的学说与观念乘隙而起。如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家刘勰等人，一方面接受了玄学思辨的影响，一方面总结了前人与自身的经验，其中有关群众文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群众文化艺术的见解相当精辟，有的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例如，对继承与创新，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以下所举只注出《文心雕龙》的篇目）中指出了那种“厌黩旧式”，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对创新只是“率好诡巧”是错误的态度。在《通变》中他认为要求创新，当然要学习当代人的创作，但不是互相因袭；另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因为有继承才能创新，而且还有继承什么传统的问题。又如，关于内容与形式，刘勰在《总术》中认为二者都不可偏废，“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都不能成上品；他在《征圣》中要求的是像“圣人之文章”那样“衔华而佩实”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等。

到了宋时，统治者又提倡以理学治天下。理学，亦称“道学”。宋儒多以阐术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程颢、程颐在哲学上为北宋理学奠基者。后来朱熹发展了“二程”的学说，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世称“程朱学派”。程朱理学认定“理”先天地而立，把抽象的“理”（指封建伦理准则）提高到永恒、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董仲舒之说、程朱学派的哲学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而都先后被视作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极大束缚了本来可以取得更大发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当时，统治阶级为了享乐、粉饰太平，也会组织乐舞机构，调集民间艺人，或集养家伎表演各种技艺。但倘若他们感到群众文化有违封建伦理准则的“理”，不利于他们统治，就屡屡下令禁止。由于封建道德伦理思想的长期教化，民间文艺活动也多少受到影响，故而许多百姓也不敢轻犯所谓“出规之举”与“丧志之玩”。例南宋末因理教甚严，统治阶级与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的人认为散乐百戏之中的歌舞有伤风化，屡加禁止、谴责，盛极一时的南宋瓦子、勾栏间的民间舞蹈，后来就很难得见了。

道释哲学也渗入了群众文化。佛教在汉代已传入我国，到东晋和南北朝时，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已有相当影响。佛教利用倡乐和俳优宣扬佛法教义，佛教徒还纷纷将佛教艺术与民间美术相融，在石窟、寺院中以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宣扬教义。教道也有类似的文化活动。

佛教主“不生”，“盖有生必有死”；道教主“不死”，“盖不死则永生”。教义虽然不同，但宣扬的都是唯心主义。统治者想利用宗教麻醉百姓，以便加强他们的统治，而许多苦难的人民，也想舒解痛苦，企求幸运。故而道释哲学迅速与庙会百戏、寺窟雕绘结合一起，形成了一种别具样式的群众文化。宗教型的群众文化中那种“来世得福”“因果报应”“得道成仙”的思想内容，对于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凌辱的百姓来说，是有不少吸引力的。因而影响较为广泛与深刻，并渗入后人的行为规范、生活习俗与审美心理之中。

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统治更为腐朽，但思想上程朱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平民阶层和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在发展，因而反封建哲学家、文学家也相继出现，对群众文化的探究有所创见。如李渔在群众文化学方面的观点主要认为，文化艺术应力求让人民群众所了解、所掌握，因而要尽可能地通俗。因而，他在《闲情偶寄》一书就主张“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反对艺术上的形式主义与为求高雅而脱离了群众审美能力的倾向。

作为创造群众文化的人类是怎样起源的？这是自远古以来人们就反复思索的重大课题。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知识的浅陋，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流行过神创造人的传说。

值得全世界群众文化研究者注意的是，在拉马克、达尔文前两个世纪，正当欧洲还盛行“神创说”，蒙昧主义和神学唯心论还占据统治地位之时，17世纪的清代哲人王夫之已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在《思问录·外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类的祖先是直立行走的野兽：“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亦植立之兽而已矣。”王夫之提出人类祖先“亦植立之兽”，这在盛行祖先崇拜的中国，是一个大胆、惊人的创见，天才的猜想。这对群众文化史的探源无疑有所突破。

中国古代群众文化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着三条互为交叉的思维轨迹：

（1）尽管广大群众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桎梏中很少有发言权，也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与机会，但他们还是不顾统治阶级的种种禁令，掀起了好几次群众文化高潮，以执著的追求表现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实质。

（2）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群众文化做着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这些言论与著述体现了理论研究的自觉。许多观点随历史的进步而缓慢发展，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其中在文化娱乐作用于教育，不赞成消极被动地将群众文化仅仅限于享乐，而应着眼于教化功利，还有在群众文化艺术的特性、规律的研讨及群众文化溯源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作用了那个时代，为后世也做了可贵的理论积累。

（3）道释哲学通过与宗教维系在一起的群众文化活动形成了独具样式、影响后世的一种群众文化意识。道释宗教意识那种对来世美好境地的渲染及神秘虚幻的意念，以及宗教仪式、象征性艺术的熏陶，使人们形成了对写意性生活图景和偶像式人物形象的追求、崇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民间理想主义的审美心理。

二、近代的群众文化研究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自从中国的大门被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以后，中国便由一个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从那时起，封建主义的清皇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中国被迫与侵略自己的西方世界打交道。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植入、生长，西学的冲击，国人于失败中的悟醒，群众文化也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作为中国跨越古代与近代之交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文化形态，承袭着儒学经世的传统，同时又孕育着近代新学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议政论世，探学为文。就学术品格而言，经世实学本质上尚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的变易观念，《左传》和《孟子》的民本思想等均有所继承挖掘；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睁眼看世界，觅知向异域的开放精神，从而搭起了群众文化研究通往近代新学精神的桥梁。

1851年（道光三十年）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所以是一场近代史上的伟大农民革命，除了政治与军事上对旧垒的猛烈冲击外，它在群众文化范畴中对传统文化的固有精神、对名教偶像的批判也是空前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借“皇上帝”名义“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国还采取了删改“四书”与“五经”的办法，“改定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为了宣传、鼓动群众，使天国创立的新宗教掌握群众，洪秀全还认识到群众文化易于深入人心的功能，编写了朗朗上口、易传易诵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民谣来宣传教义，召唤、聚集贫苦农民的力量。

清末，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化信息量的激增，市民、学人对报刊图书等公益文化的呼声日高，对群文报刊、图书的种种审视也相继递现。那时的社会舆论力陈报纸在广开言路、沟通朝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派也极力鼓吹办报，因为报纸能使群众“渐知新法之益”，亦有利“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并主张报纸要适合市民口味“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又为了“广考镜而备研求”，“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当时，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封建藏书机构的近代图书馆便先后出现了。

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新文化的启蒙与面对群众文化的当时实际，一些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面世。

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近代才落伍了；应批判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心态，但反对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文化、尤其精神文化中的许多合理成分要加以恢复、继承。对西方文化，孙中山主张：好的部分，要吸收，不好的部分要排斥；对于西方是好的、适合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也不一定好，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总之要“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又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等，都是对群众文化现象的认真思索，并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内容的思想。

梁启超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著述中体现了他对群众文化的种种思考。梁启超认为人们需要美，而群众文化的自然美与群众的好美性最为吻合。他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的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化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而上之。”梁启超还提出了重视群众文化的趣味性与趣味高尚健康的问题，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梁启超还认为地理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影响很大，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情，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的关系。他分析了天然景物的不同类型对人的情感理智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认为我国与希腊文明不同的原因在此，我国艺术南北风格的不同原因也在于此。

王国维则以叔本华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要摆脱这种生活之欲带来的苦痛，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他反对把艺术作为道德政治的手段，主张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

我国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蔡元培，在群众文化研究中突出地强调美育，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美育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使人们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即达到“实体世界”。蔡元培的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的美学思想。蔡元培还认为我国社会之不平，乃是教育之不平，所以极力提倡社会教育与通俗教育。他将社会教育问题分为二种：普通性质的社会教育和专门性质的社会教育，并对此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在提倡群众文化活动中，强调要注意教育的对象与效果。

近代群众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凸现了以下特征：(www.xing528.com)

（1）开启了在群众文化方面对中国沿袭千年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与儒学思想的认真批判。传统文化中更多负面性的暴露，成了人们追求新型群众文化的契机。

（2）西方异质文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开始涌入，造成了群众文化及其研究的开放性等特点。群众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明显的东西方学说的交错性。群众文化新型理论在崛起，并影响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发展。

（3）群众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国人对真理的追求，从而为后来“五四”狂飚的掀起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

三、现代的群众文化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旧、新两种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群众文化研究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累与近代阶段的整合更新以后，又在现代阶段发生了符合社会进步与真正走向人民的质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群众文化研究的革命性的变化。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篡夺。黑暗统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复古尊孔的反向逆流，使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们深切感到，辛亥革命没有能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主要是因为没有触动旧思想、旧文化。于是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终于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中比辛亥革命猛烈得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与向旧的传统、道德、思想、文化挑战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群众文化研究现代阶段以此为起点，在革命的群众文化运动中显示了经由总结实践，转变流向，逐步走上现代化、科学化的时代特征。

（一）将群众文化导向真理，导向革命

“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对封建文化的猛烈进攻，并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列主义。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曾提出了以开展识字和扫盲活动为主的“平民教育”的口号；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们则相继提出了劳动教育的问题，要求劳动人民都能学到文化、用到文化，以新的世界观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更加科学、更加大众化的思想活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高举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阵势下展开的。在此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主持的《新青年》成了勇猛反击复古尊孔逆流，提倡新文化的主要阵地。他们通过《新青年》主张：“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李大钊在1919年的《青年与农村》一文里主张青年要到农村中，“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周恩来也是“五四”时期从事群众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早在1916年，他在南开《校风》杂志发表《吾校新剧观》一文中写道：“中国今日所急者，人民之贫极矣，智陋矣！”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进行通俗教育，唤起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革命精神。

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工厂和工人聚集区创建了工人俱乐部。在这些工人群众文化组织显示了它的作用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组织（或其前身）及时抓住苗头，加以肯定，推广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经验，以群众文化能“联络感情、团结工人”“和衷共济、以图发展”来鼓动工人踊跃参加，并以工人俱乐部“专为工人求幸福、争自由，谋得工人应享的权利”作为宣言来争得人们对革命群众文化工作的更多支持和生存空间。

在苏区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中，针对使用一些空洞说教导致宣传效果不佳的情况，中共中央就特别指出：“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以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做毫无兴趣的机械式讲义式的灌输。”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群众文化，通过经常性的指示、演讲等各种层次的理论导向，不仅把握了群众文化工作的方向，而且将活动开展得既热烈又扎实，成了革命事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在群众文化史与其特性的研究方面，一些论说也以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颇为精辟的分析，例如鲁迅在《门外文谈》谈到群众文化起源的一番高见：“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从而清楚地阐明了导致群众文化产生最初精神活动的源头与脉络。

闻一多通过对原始舞蹈的分析研究，阐说了原始社会的群众文化对先民生存及团结协调的社会功能作用：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

如果说现代前期群众文化的研究者已开始触及到了群众文化的本体研究，对群众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没有更多异议的话，那么，对群众文化的社会、文化性质总的认识倾向已开始归结到把群众文化作为唤醒民众，挣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桎梏的一种利器或方式，并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初萌状态提供了思想园地。所以，当时的大众化之说，即是群众文化的人民性与教育性的初步挑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导向作用的持续加强，群众文化的研究才从前期末及至中期起，逐渐发生了根本意义的、革命性的变化。

（二）将群众文化回归群众

广大人民群众是群众文化的主体。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人类社会形成时就产生了，但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社会进入奴隶与封建社会制度后，统治阶级是以本身的利益为基准的。许多专门家与知识分子又常常脱离劳动人民，因而文化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又往往与群众的需要格格不入。

在现代的群众文化研究中，人们通过种种论说，极力扭转理论上的种种错位，让群众文化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

李大钊是较早主张将文化运动深入到工农中去的一位，他认为教育机会人人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现代的著作必须用通俗的文字，使一般苦工也可以了解些许道理。当时，一般新文化倡导者只注意到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要求，李大钊则响亮地提出要为劳工阶级争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为了尽力引导文化回归其真正的主人，1934年4月，苏区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在吸收实践经验与瞿秋白等多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公布了我国最早完备指导群众文化工作的文件——《俱乐部纲要》，极其鲜明地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俱乐部的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因此在乡村农民中、在城市贫民中，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群众之中，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了的内容”。由于这个纲要十分重视群众对文化的所需、所想，并被实践证明了它在广大群众中的可行性，因而它阐述的一些启导性的基本原则长期为革命群众文化工作者所遵循。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瞿秋白、鲁迅、周扬等人在这次关于文艺如何与群众联系、群众文化如何开展的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例如瞿秋白在《论大众文艺》中提出：“文艺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运动”，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新的文化生活”就是“几万万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他还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创造群众容易接受的新的通俗文艺形式。

鲁迅支持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他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做了有力的批驳，并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出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倡导木刻、版画，并和瞿秋白一样，写过一些通俗歌谣。

周扬也著文探索着群众文化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隔离大众，而应是实际斗争的参加者。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他认为如果不顾目前中国劳苦大众的一般文化水准的低下，而一味地高谈应当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鉴赏“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那实际就是拒绝为大众服务，就是一种取消主义。

现代后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群众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注重实践与调查研究，详尽占有丰富而又真实的感性材料，继而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分析概括，使人们对群众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群众文化的研究者们不但协助有关领导部门起草、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群众文化事业的规章、制度，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工作对象、工作方针和任务，这些都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59年，当时的中央文化学院的群众文化研究班集体编写了一部群众文化论著《群众文化工作概论》，由此开始了系统的关于群众文化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方面的研究。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与实事求是之风的兴起，群众与专家、领导的一致奋力，群众文化研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勃兴，到了1985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成立以后，则在全国群众文化系统和相关学术界掀起了群众文化研究热。群众文化研究成果大量及高质地涌现出来，队伍日益壮大，学科理论的构建开始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并且日趋系统和完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群众文化学渐趋成形，至今已形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在这个阶段中，群众文化的研究者们大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学术气氛浓厚，各种课题讨论深入展开，并力求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去探求群众文化的真谛。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概念的探讨、研究对象的把握、研究范围的选定与方法论的运用等研究；在群众文化史方面展开了对群众文化源头的追溯、产生的缘由、发展的脉络、演变的原因等研究；在应用理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群众文化具体工作对象的探讨，如活动内容、业务辅导、管理工作、群众文化产品的生产等研究。

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群众文化刊物，已经出版的关于群众文化研究的论著、丛书、专集、手册和小百科全书、群众文化辞典等，其品种、数量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着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同时注意理性的硬度与群众的读知水平尽量结合，通过经常性的对有关重大群众文化课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努力提高学科构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从中揭示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群众文化本质及其运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