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里红衍变：探寻民族心理

诚如前文所述，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一般的低温釉陶不同，它的胎体用白色黏土（高岭土）制成，釉料则用数种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主要有三种，即氧化铜（烧成绿色）、氧化铁（烧成黄褐色）、氧化钴（烧成蓝色），并用铅作为釉的助溶剂，利用铅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烧成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各种色调。据考证和科学物化测定，“褐绿”系含铁和铜的色料在釉下所呈现的肌理效果。据此推断，湖南长沙窑应是釉里红由北向南衍变途中的中转站。

将长沙窑有纪年的遗物与长沙其他唐墓出土的器物做比较，可以判断，长沙窑创烧于唐而终于五代。其器的装饰以釉下彩与模印贴花最有特色，釉下彩主要有“褐绿彩”，褐彩的呈色剂为铁矾（氧酸亚铁），绿彩则是氧化铜在高温下形成的自然流散的块面结构。陶工们以褐色作线，以绿色填彩，画面从写实转为写意，构图简洁，形象生动。尤其是铜绿釉料，它在高温窑火中与瓷胎相互渗透、浸润，形成深、浅、浓、淡不同层次的色调，显得别具一格。褐绿彩装饰多用于日用瓷的壶流与壶柄两侧，以及枕面和碗底的中心位置。遗址发掘证明，长沙窑在晚唐时期的装饰风格，是在岳州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受到了因“安史之乱”而迁徙至湖南的河南巩县窑的影响。其中，在唐三彩中使用的氧化铜随着工艺的探索而被广泛地运用于褐绿彩产品中，这既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朝代的更迭，以唐三彩中的氧气钴为特质的青花瓷和以氧化铜为特质的釉里红终于在元代时于景德镇得到了成熟的发展。这两种釉下装饰的彩料历经坎坷横空出世，这是由中华民族心理因素所决定的。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游牧生活习惯使然，他们把征伐、搜狩、宴飨看作是人生中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宫廷典事日繁，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据《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瓷局隶属将作院，“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这说明，当时的浮梁瓷局除烧造官府所需的瓷器，还负担军队所用的马尾棕及藤笠帽等物品的生产。史学家对在景德镇设瓷局一事似有疑问，因为在宋末元初，仅存的北方诸窑残垣不再，南方名窑尚有龙泉，为何忽必烈舍弃龙泉而取景德镇呢？其实以明代的陶宗仪在《辍耕录》所言的元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来解释，恐怕就不难理解了。由于蒙古人崇尚白色，因此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就以白瓷为官府用瓷，这是尊重民族传统习俗的体现，也是民族心理本能的反映。而青花瓷的出现，是与中东地区发展贸易的需要。据元朝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的记载，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谈到，元代皇帝的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金属制品。可见，元代青花瓷在当时并不作为宫廷用瓷使用，元朝宫廷督办青花瓷主要是为了满足与中东地区的贸易的需要，元青花的器型和纹饰也是为适应中东地区伊斯兰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设的。

与元青花同时亮相的元釉里红为什么没有像元青花那样炫目于世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元典章》规定民间禁用的颜色有九种，分别是柳芳绿、天碧、真紫、鸡冠紫、迎霜合、栀红、红白闪色、胭脂红、赭黄。这些颜色中与红色有关的就有五种，“违规有悖者，严惩不贷”。

2.釉里红与青花瓷一样同属釉下彩，但对窑温的要求非常高，虽偶有佳品，但窑工们也不敢坦然自信地承担必成的责任。(www.xing528.com)

3.由于蒙古族和汉族审美理念的差异，汉族人为避免杀身之祸，不敢让元釉里红面市，故多藏匿不露。

但是，任何新鲜事物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元朝统治不足百年之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恢复了汉制，汉人“以红为贵”的民族审美观遂取代了蒙人“以白为吉”的民族审美理念。

朱元璋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有十分独特的身世和经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在他看来，红彤彤的颜色象征光明和胜利，是吉祥的象征，这一点与汉人视红为吉祥、富贵是一致的。关于朱元璋对红色的崇拜，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通过对大明国号“明”字的剖析，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此外，“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属水，主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由此可知，朱元璋将国号定名“大明”，就已经暗含着对红色的崇拜。因此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了“以红为贵”的旨意，并要求宫殿外皆以红色为装饰。这也为釉里红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外部条件和有利的氛围。

值得深思的是，景德镇陶工在烧制釉里红时发现，氧化铜在低温氧化气氛中常烧成绿色，这与长沙窑的“褐绿彩”的发色效果一致；在高温还原气氛中，则会烧成红色。著名陶瓷考古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说：“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唐代长沙窑已经有釉下用铜描绘花纹图案，用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早期釉里红瓷器，但当时的胎、釉都无法和元代景德镇的制品相比拟。”如此，一条明晰的连接线摆在了人们面前：唐三彩—褐绿彩—釉里红；巩县窑—长沙窑—御器厂。这正应了艺术学的观点，即一种艺术形态的产生，离不开民族心理的渗透作用，同时折射出其背后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