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埃及民族主义者对侨民进行屠杀，导致英国退出埃及

自1815年以来，英国与法兰西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路易·腓力一世统治时期，人们用“友好谅解”一词表达这两国间的态度。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的《笨拙》杂志可以看出法兰西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但这两国的关系也有疏远的时候，其中有些疏远的时间相当长，而埃及问题导致两国隔阂的时间最长。

1876年，由于总督伊斯梅尔帕夏的挥霍及行政当局的腐败与低效，埃及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务。为解决这个问题，经伊斯梅尔帕夏同意，埃及政府设立了一家国际银行。此外，英国还派遣一名英国官员管理埃及政府的收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派遣一名官员负责监督埃及政府的开支，这种办法被称为“双重管制”。

欧洲各国政府都知道，如果要防止混乱及对农民的压迫，那么埃及政府就必须有人监督，奥托·冯·俾斯麦多次坦率表示英国应承担这一任务。1876年，本杰明·迪斯雷利致信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说：“我很奇怪，奥托·冯·俾斯麦竟然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埃及问题。”^[1]然而，1875年，本杰明·迪斯雷利已经为英国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总额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份，他不想再继续购买了。在信中，本杰明·迪斯雷利还说：“我们占领埃及必然会得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或许就是奥托·冯·俾斯麦多次提议让英国监督埃及的原因。

穆罕默德·陶菲克帕夏

艾哈迈德·乌拉比

乔治·邦雅曼·克列蒙梭

这种“双重管制”与政策无关，纯粹是行政手段，无法阻止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的奢侈及对埃及农民的压迫行为。但通过劝告，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罢免了伊斯梅尔帕夏，并且由伊斯梅尔帕夏的儿子穆罕默德·陶菲克帕夏担任埃及总督。此时，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双重控制”比以往更加显著，这激起在萌芽中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1882年，以艾哈迈德·乌拉比为首的埃及民族主义者对欧洲侨民进行屠杀。1882年6月11日，亚历山大港的四百名欧洲人被杀害。英国政府派遣舰队轰炸亚历山大港后，又派遣海军登陆，恢复当地的秩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夏尔·德·弗雷西内拒绝派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地中海舰队参与轰炸，并且建议召开欧洲会议讨论此问题^[2]。但当苏黎世运河一带必须派欧洲军队驻守时，夏尔·德·弗雷西内表示愿意与英国联合作战。然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没有批准战争必需的经费。众所周知，“三国同盟”条约刚刚签订，因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大都不愿进行海外冒险。乔治·邦雅曼·克列蒙梭在国民议会说：“欧洲到处都是士兵……请保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行动自由。”^[3]诚然，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联合干预意味着这两国必然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调或谅解，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或许认为，在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王国进行大陆战争时，与英国的友好谅解没有任何价值。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大陆战争极有可能发生。此时，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内阁在英国的统治是稳定的。1870年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战争时期，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内阁没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提供任何援助，因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知道他的同情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如此，夏尔·德·弗雷西内始终认为，国民议会拒绝授权他与英国联合干涉埃及是重大失策。1882年7月29日，夏尔·德·弗雷西内内阁倒台，由主张不干涉埃及政策的夏尔·泰奥多尔·欧仁·迪克莱尔内阁继任。1882年9月，英国政府劝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宣布阿拉比帕夏为叛军，并且派吴士礼子爵加尼特·吴士礼率领军队登陆，赢得了泰拉-埃尔-凯比尔战役的胜利，镇压了埃及的民族主义起义。

吴士礼子爵加尼特·吴士礼

泰拉-埃尔-凯比尔战役(www.xing528.com)

1882年到1887年，英国只是临时占领埃及。几年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逐渐稳固。阿拉比帕夏叛乱时期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使会议仍在继续，但毫无结果。欧洲各大国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克己的议定书”中表明了各国的无私态度，其大意是：

各缔约国政府自愿在协同解决埃及问题的任何协定中，绝不谋求任何埃及的领土利益，也不谋求独占领土的特权或其他国家能够平等享受的以外商业利益。^[4]

实际上，在国际法中，这份议定书无足轻重，因为这份议定书依据的条件从没生效，也就是说，没有“根据两国共同行动”达成任何协定。但可以认为，无论是商业特权还是妥协，英国都严格按照议定书的精神和文字履行了其义务。事实上，英国减少对埃及管理权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将失去英国给予这些国家侨民的安全保障。

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

赛义德·哈利姆帕夏

1885年，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退出埃及。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专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就英国军队撤出埃及与欧洲各国进行磋商。为确保埃及稳定，英国军队撤出前需要做许多工作。1887年5月22日，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与基亚米尔帕夏及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签订公约，确定英国占领埃及的期限，即“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三年期满，英国政府从埃及撤军”。但如果有来自埃及的“内部或外部危险”需要延期，英国政府可以推迟撤军；如果埃及内部或外部条件需要，英国可以恢复对埃及的占领。但这一公约本来就确定了三年内由英国占领埃及。结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俄罗斯帝国反对英国政府拥有公约期满后再次进入埃及的权利。与此同时，公约也因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拒绝批准而流产。1887年，有关埃及问题的信作为英国议会公文发表，读来饶有趣味。英国外交部似乎尽其所能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施加压力，劝其批准公约，结束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但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似乎有意拖延英国军队驻扎在埃及的时间，这使英国所有善意的努力付诸东流，“导致英国占领埃及时间延长的责任必须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承担，因为我们已经尽力缩短英国军队占领埃及的时间了”^[5]。

英国政府及其官员从埃及总督的机构入手，重组了埃及政府，使其经济和道德状况有所改善，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仍然认为1882年的事件并没有改变埃及局面，即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埃及的共管权仍然存在。但在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的文件中，英国外交大臣坚持认为，此时埃及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英国政府迫于形势，已经单独进入埃及，不能与另一大国分担责任。1883年1月18日，埃及总督发布命令，废除“双重管制”，并且由一位英国财务顾问单独管理埃及政府的开支。因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失去了埃及，虽然它很清楚这是由于1882年拒绝与英国联合干预埃及局势导致的结果，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仍然心存怨恨。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友好谅解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