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
1855年9月8日，外交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亲王的堂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将军从塞巴斯托波尔撤军，各国感到和平即将来临。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想恢复其外交领导地位。有一年夏天，在加施泰因附近的戈林度假时，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遇到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对他说：“奥地利现在是多瑙河公国的拥有者。”[30]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厌倦战争，准备和解，但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绝不会屈服于奥地利帝国的利己主义而牺牲同盟军的胜利成果，他早已经预见到奥地利帝国政府企图破坏和平[31]。
路德维希·卡尔·海因里希
每一场战争都有许多中立国家愿意出面调停。克里米亚战争也一样，有两位德意志小邦国的大臣出面调解。当时，德意志境内的这些小邦国也有自己的政策与精神，它们大多不愿受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帝国的控制。碰巧多年来，罗曼诺夫家族大都与德意志小国王室联姻。因此，巴伐利亚王国外交大臣冯·德·普福尔腾男爵路德维希·卡尔·海因里希和萨克森王国外交大臣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才能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间进行有效调解。经过两位大使的努力，俄罗斯帝国同意和解，但条件是不支付战争赔偿，也不割让领土。法兰西第二帝国提出，如果黑海能够中立，就同意和解。英国也不愿轻易让步，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明确向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表示，英国将继续单独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起战斗，这绝不是凭空威胁。占领塞巴斯托波尔时，英国军队正处于最佳状态，特别是在武器和军备方面。最后，交战各国同意在巴黎进行议和。交战各国以“维也纳四点”为基础，增加了修改摩尔达维亚边界的规定。由于对“东方问题”极度关注，又是和解计划的倡导者，奥地利帝国也成为大会成员。
1856年2月25日，巴黎大会召开。1856年4月18日，本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克洛纳·瓦莱夫斯基伯爵及法兰西第二帝国驻奥地利帝国大使弗朗索瓦·阿道夫·布尔克内。英国代表为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和英国驻法兰西第二帝国大使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奥地利帝国代表为首相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和奥地利帝国驻法兰西第二帝国大使约瑟夫·亚历山大·许布纳伯爵。撒丁王国代表为首相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和撒丁王国驻法兰西第二帝国公使埃马努埃莱·维拉玛里纳侯爵。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相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俄罗斯帝国代表为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和菲利普·冯·布吕诺伯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克里米亚战争，但作为1841年《海峡公约》签字国，1865年3月16日普鲁士王国参加了有关黑海中立化及其他问题的讨论，并且在各项条约上签了字。亚历山大·克洛纳·瓦莱夫斯基伯爵当选为巴黎会议主席，当时负责外交部政治事务的维桑·贝内代蒂伯爵担任会议秘书长。
穆罕默德·埃明·阿里帕夏
由于几乎不涉及法律工作及数据统计，也无须进行历史、财政及民族等方面问题的详细探究，巴黎大会轻松完成各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达成停战协议。根据相关协议，停战持续到1856年3月31日。会议通常隔日举行一次，1856年3月14日，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后欧仁妮·德·蒙蒂若即将分娩。因此，会议一切事务搁置。1856年3月14日到1856年3月18日，大会暂停。3月16日，法兰西皇子拿破仑·欧仁·路易·让·约瑟夫·波拿巴出生。1856年3月18日，本次大会代表纷纷前往杜伊勒里宫探望新出生的法兰西皇子。1856年3月30日13时30分，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部，各国签订条约。
巴黎大会的各国代表
欧仁妮·德·蒙蒂若与皇子拿破仑·欧仁·路易·让·约瑟夫·波拿巴
最终，各国达成和解。俄罗斯帝国不必支付战争赔款。按战前领土范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恢复领土。但有一个例外，即根据条约第二十条，俄罗斯帝国将比萨拉比亚沿普鲁特河下游到多瑙河最北端河口一带领土割让摩尔达维亚公国。因此，俄罗斯帝国失去根据1829年签署的《阿德里安堡条约》获得的多瑙河三角地带，以及基利亚河口北岸与普鲁特河下游东岸的领土。虽然俄罗斯帝国割让领土，但条约中没有任何强迫的意图。条约第二十条只是说明，俄罗斯帝国修订比萨拉比亚边界是为与同盟国交换克里米亚的城镇[32]。正如后来，弗朗索瓦·阿道夫·布尔克内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所说：“1856年3月30日的条约没有明显地表明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33]
条约第十一条确定黑海中立，并且向所有国家商船开放，但禁止任何国家军舰进入黑海。对此，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在黑海海岸，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得设立任何海陆军工厂。
对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项禁令是极大的制约。俄罗斯帝国如此轻易接受这一条款，是否真如精明的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在写给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说：“禁止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帝国在自己的水域拥有战舰，是违背常理的。”[34]事实上，这项禁令仅维持了十五年。
黑海中立是项特殊条款，目的是保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受俄罗斯帝国的威胁。对此，条约第七条是项普通条款。这一条款宣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入欧洲公法及欧洲协调体系，以此保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
条约第九条规定，所有签字国声明放弃一切共同或单独干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与其臣民关系的权利。因此，俄罗斯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保护权问题得以解决。与此同时，各国接受1856年2月18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出于自发意志发布的敕令：“一贯关心臣民福祉。”与其他敕令一样，这份敕令包含一系列令人敬佩的改革措施，如信仰自由、平等纳税等。但如果没有列强对这份敕令的保障，只按照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个人意志施行，那么这份敕令也就毫无价值。
第十五条扩大了《维也纳条约》有关国际河流自由航行的权利，规定多瑙河对所有国家开放。为方便通航，成立了由包括英国、奥地利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撒丁王国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内的所有条约签字国组成的国际管理委员会，负责疏通多瑙河河口及伊萨克恰以下所有必要的技术工作。
条约第二十二条保障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宗主权下，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的所有特权，任何担保国都无权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行使单独保护权。与此同时，这一条还确认塞尔维亚大公国的特权，并由签约各国集体对其提供保障。
最后，根据和平预备条款中与“维也纳四点”合并的一项规定，条约对各国处理欧洲一般事务也做出规定。其中一项条款与主约合并，具有与主约各条相同的效力。根据此项规定，俄罗斯帝国承诺不在阿兰群岛设立任何军事设施，以保障瑞典王国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安全。
大会的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如何通过调解防止战争发生。政治家们认为，如果即将交战双方将争端提交第三方仲裁，即使仲裁不能完全化解双方的矛盾，那么经过拖延，双方经过冷静思考，战争或许可以避免。1856年4月14日，欧洲各国在巴黎会议签订的第二十三号议定书中表达了这一愿望：“国与国出现严重分歧时，在动用武力前，只要情况允许，可以诉诸某一友好国家进行调解。”根据此议定书，1866年与1870年英国政府分别呼吁采用第三方仲裁的方法进行调解，但均无结果[35]。
这次巴黎大会通过的比较有效的一项文件是《航海法宣言》。利用这一机会，欧洲各国解决了战时中立贸易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英国又一次受到各国攻击，但像往常一样，英国政府极力为《航海法宣言》辩解，以免失去其一直行使的权利，即禁止中立国与其交战国进行海上贸易。到这次巴黎大会召开时，法兰西还没有摆脱1780年及1800年“武装中立”的阴影。即便英国最终失去部分禁止中立贸易的权利，但在封锁对方军舰及私掠船[36]方面也有所收获。因为英国海军极其强大，在海上，英国海军足以对交战另一方的船进行有效封锁，无须私掠船进行援助。1856年4月16日，各国签订《巴黎宣言》，内容包括：第一，应当废除私掠船行为。第二，中立国的船可以运载交战国用品，禁运品除外。第三，不得没收交战国船内的中立国货物，禁运品除外。第四，海上封锁的约束力必须是有效的，即必须动用足够兵力防止交战各国进入对方海岸。还有一件事必须注意。1856年4月8日，在解决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后，巴黎会议的代表们正在随意讨论欧洲事务，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突然猛烈抨击意大利的政治形势。虽然没有通过任何决议，但关于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言论及亚历山大·克洛纳·瓦莱夫斯基比较温和的评论都记录在“议定书”上。因此，意大利问题又摆在欧洲各国政治家面前。
【注释】
[1]皮埃尔·德·拉·戈尔斯：《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巴黎，普隆·努里公司，第1章，第216页。—原注
[2]1740年5月25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法兰西王国签订投降书。这份投降书规定法兰西王国皇帝无权保护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但在法兰西国王的保护下，国外基督徒可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旅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投降书的重要部分，请查阅皮埃尔·阿尔班：《重要条约》，1912年，第128页。—原注
[4]参见1853年4月4日与1853年4月20日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致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信。《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164页，第155页。—原注
[5]皮埃尔·德·拉·戈尔斯：《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巴黎，普隆·努里公司，第1章，第141页。—原注
[6]《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第14条。爱德华·赫兹莱特：《条约中的欧洲地图：1814年以来欧洲政治和领土的变迁》，巴特沃斯出版社，1875年，第3章，第2011页。—原注
[7]1870年，维桑·贝内代蒂伯爵因担任法兰西第二帝国驻普鲁士王国大使而出名。—原注
[8]在英属印度历史上，休·亨利·罗斯上校以休·罗斯爵士或斯特拉斯奈恩勋爵之名被人们熟知。—原注
[9]在1840年到1841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亚历山大·克洛纳·瓦莱夫斯基伯爵曾担任驻开罗领事，熟悉东方形势。—原注(www.xing528.com)
[10]1853年3月24日，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致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信。《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118页。—原注
[11]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绝不会盲目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830年以来，他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策是英国外交部必须采取明确的方针防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崩瓦解，并保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他对每项政策的执行都有明确的态度，但不想使这些政策变得混乱。参见《土耳其东部问题备忘录》，《英国外交部档案·奥斯曼土耳其》，1832年12月19日，第211条。—原注
[12]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回忆录》，第8章，第348页、第350页。—原注
[13]俄罗斯帝国驻奥地利帝国大使迈恩多夫是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的内兄，没有出席会议。—原注
[14]根据1849年5月1日的《巴尔塔·利曼公约》，俄罗斯帝国承诺“在恢复上述边界的安宁后”撤离公国领地，但条约的执行十分复杂，并由于种种原因推迟执行，直到1854年，俄罗斯帝国驻军还留在摩尔达维亚。安托南·德比杜尔：《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期间的欧洲外交史：1814—1878》，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第2章，第38页。—原注
[15]照会法文原文见金莱克：《克里米亚的入侵》，伦敦，1863，第1章，第501页。—原注
[16]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改的照会是：“无论何时，如果俄罗斯沙皇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希腊东正教及其教堂的特权提出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继续维护其自觉给予境内希腊东正教及其教堂的特权，并郑重声明予以承认……”很明显，最重要的补充是“自觉”一词。—原注
[17]该文件只为沙皇提供信息，不慎递交维也纳，从维也纳递交各国政府，又不慎流入柏林一家报纸。见《克里米亚战争外交研究》，俄国官方出版，1882年译本，第1章，第214页到第217页。—原注
[18]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对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说“俄罗斯帝国对《维也纳照会》的说明与维也纳大会的本意完全不同。”1853年9月20日，《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545页。—原注
[19]斯坦利·莱恩·普尔：《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传》，第2章，第291页。—原注
[20]事实上，没有人真的认为锡诺普战役存在不合理行为。—原注
[21]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致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信，1863年1月5日，《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808页。—原注
[22]1854年2月13日，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向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提供护照。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接受了护照，但在英国驻俄罗斯帝国大使馆只待了一个星期，《英国议会记事录》，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致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信，1863年1月5日，1854年，第71卷，第933页、第944页。—原注
[23]《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835页及之后几页。《英国议会记事录》全卷比其他文件或许包括更多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文件。—原注
[24]谈话原文是法语，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报告上这一段谈话用的是英语。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致罗素伯爵约翰·罗素的信，1853年1月11日。《英国议会记事录》，1854年，第71卷，第835页到第846页。—原注
[25]上述谈话是从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法语报告原文复制的。—原注
[26]巴拉德中尉和奈史密斯中尉。—原注
[27]安托南·德比杜尔：《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期间的欧洲外交史：1814—1878》，第2章，第117页。—原注
[28]1854年6月14日，奥地利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条约，奥地利帝国有权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领地直到战争结束，并且奥地利帝国已经派军前往，驻扎在这两个公国。根据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条约》第二十一条，奥地利帝国驻军必须从所有被占领地撤军。第二十一条专门提到了奥地利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的条约。—原注
[29]爱德华·赫兹莱特：《条约中的欧洲地图：1814年以来欧洲政治和领土的变迁》，巴特沃斯出版社，1875年，第2章，第252条。—原注
[30]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回忆录》（英译本），1887年，第1章，第141页。—原注
[31]参见1856年1月24日给时任英国驻奥地利帝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特殊信函。伊夫林·阿什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生活和信》，1876年版，第2章，第106页。—原注
[32]条约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交换该条约第四条所列城镇、港口和领土，更加充分地保障多瑙河航行自由，俄罗斯沙皇同意修订俄罗斯帝国在比萨拉比亚的边界，新的边界从黑海开始。……”—原注
[33]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回忆录》，伦敦，1887年，第1章，第144页。—原注
[34]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伯爵：《回忆录》，伦敦，1887年，第1章，第142页。—原注
[35]在巴黎大会上，议定书的“愿望”是由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提出的。根据《巴黎条约》第八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任何签约国间的争端均须强制使用该“愿望”。如果出现危机，在动用武力前，争端各方必须将有关问题提交其他缔约方审议。—原注
[36]指战时特准掠捕对方商船的武装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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