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历史的舞台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维也纳。奥地利帝国虽然称不上巴尔干地区的大国，但毫无疑问已经是多瑙河地区的大国，并极其重视东方问题。奥地利首相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平凡而略带贵族气质，固执而自以为是，但无恶意。他深受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影响，坚信危机终会平息。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认为采取谨慎的外交手段欧洲事务就能得到解决，但他缺乏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年迈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仍在幕后操纵奥地利帝国的外交政策，他写给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的信[12]更增强了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对欧洲和平计划的信心。
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
1853年仲夏，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召集各国驻奥地利帝国大使在其宫殿讨论如何解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危机[13]。随后几个月，会议反复召开，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维也纳会议。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担任会议主席。对如何解决此次危机，会议进行了认真而有效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任务是找到一种既不妨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又能满足俄罗斯帝国要求的方案。此时，形势非常紧迫，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拒绝签订条约，沙皇尼古拉一世已经命令军队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领地。1853年6月3日，俄罗斯帝国的第一支军队已经越过普鲁特河。由于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没有驻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力抵抗。事实上，1848年，俄罗斯帝国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的一些领地后，并未完全撤军[14]。俄罗斯帝国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领地的占领并不完全是一种战争行为，因为根据1829年9月14日《阿德里安堡条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领地拥有主权，但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俄罗斯帝国享有特殊地位。但显然，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要求使战争又逼近了一步。
1853年7月27日，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宫殿会议最后审议并通过一份照会。该照会实际由拿破仑三世起草，并通过在维也纳的弗朗索瓦·阿道夫·布尔克内递交给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的。照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有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承认俄罗斯帝国的权利：
无论何时，俄罗斯沙皇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希腊东正教及其教堂的特权提出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绝不拒绝，并郑重声明予以承认，以证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其境内基督教臣民传统而长久的仁慈。[15](www.xing528.com)
沙皇尼古拉一世立即接受了这一照会，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暗自庆幸会议成功，以为自己解决了这场危机。当照会送达君士坦丁堡时，深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信赖的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立刻建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接受照会。在做了某些修改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修改过的照会退给维也纳会议[16]。
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做法无疑遭到欧洲舆论的反对，因为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各国大使做出了他们认为公平的解决办法，俄罗斯帝国能够接受，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能接受？但1853年9月20日，俄罗斯帝国向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德律安·德·勒尤伊斯递交了一份文件，即《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改维也纳照会的意见》[17]。结果，欧洲舆论立刻转而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份由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起草的文件表明，俄罗斯帝国对《维也纳照会》的要求，比各国大使认为的更加强硬。对此，爱德华·德律安·德·勒尤伊斯与英国驻法兰西第二帝国大使考利伯爵亨利·韦尔斯利看法一致[18]。
由于俄罗斯帝国拒绝接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俄罗斯帝国正在多瑙河地区集结军队，君士坦丁堡正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虽然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应给俄罗斯帝国做出让步，但奉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要宣战[19]。1853年9月26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举行大会，正式向俄罗斯帝国宣战。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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