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希腊东正教教堂的优化方法

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研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学家称，“整体而言，圣地问题是严肃的。但就细节来说，这并非宗教问题，只是祷告仪式的争议，甚至某些方面显得滑稽”^[5]。在这方面，法兰西人民非常明智，没有参与争端。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与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的通信表明，英国人民对此事也并不关心。事实上，对圣地争端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态度，作为19世纪公众舆论忠实代表的《泰晤士报》持反对意见。

但对希腊东正教教堂的保护问题完全不同。作为主要的东正教国家，俄罗斯帝国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希腊东正教教徒的利益。18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有多达一千一百万希腊东正教教徒。但根据国际法，俄罗斯帝国无权干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内政。根据1774年7月21日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第十四条，俄罗斯帝国只有权保护在加拉太修建的希腊东正教教堂^[6]。

1853年2月23日，从俄罗斯帝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处，欧洲各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外交使团得到消息，俄罗斯帝国将立即派遣特使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使团感到非常吃惊。这位特使正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是俄罗斯帝国统治阶层内部的核心人物，曾在俄罗斯帝国政界、陆军和海军中担任最高职务，并且担任过芬兰总督，还在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争时期担任黑海舰队司令及海军大臣。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

这样一位高级别政治人物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必然预示着重大事情即将发生。不出所料，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到达时，他的随行人员像沙皇的随从，随行的职员像俄罗斯帝国宫廷人员一样能干。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他嘴上说要专门拜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主，但经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外交大臣敞开的办公室的门时，他有意避而不见，其行为引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强烈不满，以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十分不满，派人取代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的职位。(www.xing528.com)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碰巧英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都在休假，他们的职务分别由维桑·贝内代蒂伯爵^[7]和休·亨利·罗斯上校^[8]代理。在分别给各自政府的信中，英国及法兰西第二帝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代理大使分别表达了极度的担忧。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德律安·德·勒尤伊斯理智稳健，十分重视这些消息。尽管法兰西第二帝国驻英国大使亚历山大·克洛纳·瓦莱夫斯基伯爵^[9]再三提醒此事的危险性，但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对此事毫不关心。最终，唯一一位仍活跃在政坛的维也纳会议时期的政治家，俄罗斯帝国首相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揭露了此事的真相。他对英国驻俄罗斯帝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表示，俄罗斯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董桂平政府没有任何不满，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只是要处理“一些特殊的个人要求……这是每位大使日常事务所需”^[10]。但没人相信俄罗斯帝国派最高级别官员前往君士坦丁堡只是为解决一些琐碎的个人问题。

维桑·贝内代蒂伯爵

这一谜团很快就被解开。1853年3月22日，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的官员会晤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要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扩大俄罗斯在《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中所获得的权利，并确认俄罗斯沙皇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东正教教徒的保护者，沙皇的这一地位将得到两国政府签订的正式条约保护。1853年4月5日，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结束度假，立刻发现休·亨利·罗斯上校的提醒是正确的，此事关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问题。

保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正是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坚持的观点^[11]，他去找保罗-阿尔芒·沙勒梅尔-拉库尔，劝其在圣地问题上尽可能做出让步，如上文提到的，这是次要问题。但对《库楚克开纳吉条约》问题，英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这次使命的结果是，1853年5月18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采取“自愿行动”，承认其境内东正教教徒的豁免权和特权，但拒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双边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将为俄罗斯帝国永久干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供依据。1853年5月22日，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亲王离开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