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1年第二次奥斯曼帝国与埃及的危机发生后,最早笼罩在东方的战争阴云源自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天主教教徒与东正教教徒的争端。随后,这一争端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注意。
自从十字军远征以来,法兰西王国就一直自认为是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朝圣者的保护者。到了近代,1740年,在与法兰西王国谈判的投降书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承认了法兰西王国的这一要求[2]。18世纪,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东正教会势力开始抬头,并将沙皇视作其保护者。东正教教会的教徒想极力争取天主教教会教徒的优越地位。
但直到1850年,东正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的争端才真正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注意。1850年5月28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雅克·奥皮克将军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外交部提交声明,要求将东正教教徒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抢占的神殿归还天主教教徒。最令天主教教徒不满的是,除了东正教教徒不允许他们进入伯利恒[3]的主诞堂,还从耶稣诞生圣槽的石窟上搬走一颗存在多年、被朝圣者极其崇敬的银星。
雅克·奥皮克将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后,谈判由德拉瓦莱特侯爵夏尔继续进行。1866年,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将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季托夫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施加压力。据说此事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感到困惑而有趣,但引起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关注外交事务的俄罗斯帝国上层阶级人士的极大不满。
德拉瓦莱特侯爵夏尔(www.xing528.com)
1852年,保罗-阿尔芒·沙勒梅尔-拉库尔接替德拉瓦莱特侯爵夏尔,担任法兰西第二帝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但东正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的争端仍没有得到解决。对此事的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方法并不恰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一方面公开发表敕令保护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教徒,另一方面又给俄罗斯帝国政府递交秘密敕令,支持东正教教徒。但圣地问题不久就被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希腊东正教教徒的问题所掩盖。此事十分紧迫。因此,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直接找到保罗-阿尔芒·沙勒梅尔-拉库尔,敦促其刻立即解决圣地问题。此时,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希腊东正教教徒问题相比,圣地归属问题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法兰西第二帝国应该做出让步[4]。因此,在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里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帮助下,保罗-阿尔芒·沙勒梅尔-拉库尔劝告土耳其政府在1853年5月4日发布敕令,恢复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发生纠纷前的状态,允许拉丁教教徒出入伯利恒教堂,并将银星放回圣槽石窟中。
保罗-阿尔芒·沙勒梅尔-拉库尔
圣地问题就此结束。三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第一,圣地问题使欧洲各国的注意力自1841年以来再次转移到君士坦丁堡。第二,圣地问题表明,除非欧洲文明终结,君士坦丁堡将一直是欧洲的焦点。第三,圣地问题使骄傲的独裁者沙皇尼古拉一世或多或少陷入难堪,这对解决下一个问题是十分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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