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到处有着同样的观念。这些观念来自法兰西，自然在法兰西可以找到最完美的表述。”[1]这种欧洲氛围是文明最伟大的产物，虽然经历许多战争和激烈的国际冲突，但从11世纪起就一直存在。无论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中，或在学术与知识领域，还是在行为礼貌的特定规范中，这种氛围都能得到体现。正是这种欧洲氛围使欧洲各大国将整个欧洲看作一个团体。在日常交往中，这些国家之间就像国内个人间的交往一样，其行为必须遵守礼貌和道德规范。国家间的交往就是外交。
法兰西人最擅长外交。法兰西为欧洲做出许多贡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外交。但在国际法方面，法兰西人的影响不大。就像一个国家内部某一地区的法律与个人礼貌之间的关系一样，国际法与外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我们承认荷兰人是国际法研究领域的权威，那么必须承认法兰西人是外交领域的权威。如果外交只能用一种语言，那一定是法语。不仅因为法语是或曾是最流行的语言，还因为在所有现代语言中，法语能准确地将思想转换成文字。在国际关系中，因为许多事件关系重大，所以语言表达不能有丝毫含糊。因此，在欧洲各国交往过程中，法语演变成外交语言，因为它能把由言辞误解引起的冲突、疏远甚至战争降到最低程度。
詹姆斯一世
轻视外交或认为外交和其他职业一样无须精心训练和长期积累经验，都是愚蠢的。中世纪虽然没有职业外交家，但常有这样一批人从事国际事务工作，他们通常是教士，拥有同样的教育水平、礼仪和道德观。17世纪初，在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外交几乎同时开始成为一种正式工作。因此，英格兰王国仅次于法兰西王国，也因现代外交著名，如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从北部和南部[2]各部门，我们看到现代英国外交部的开端。与此同时，从亨利·沃顿爵士、托马斯·罗爵士和其他大使开始，我们也看到正式外交使团的出现。通过签署商业和政治条约，在欧洲各国形式的团体中，英格兰王国无疑拥有自己的地位。
人都有敏感之处，一个错误用词或一种不明智行为都可能造成终生的误解。国家和政府也有敏感之处。事实上，国家尤其敏感，其敏感程度常常出乎意料。在处理国与国间的事务时，任何人如果方式不当，都会导致令人惋惜的失败。每件事情的处理都有对错，除了理智、坚定和机智等这些和其他职业相同要求的品格，外交家还需掌握许多知识，如历史、不同国家的宪法、国际法、语言，以及大量技巧，如外交文件的形式、官场的规则等。
亨利·沃顿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外交领域的第一本正式著作是不伦瑞克公国的国务大臣亚伯拉罕·德·威克福所著的《大使及其职能》。1681年，这本著作在海牙出版。这是一部包含成熟外交经验成果的经典著作。亚伯拉罕·德·威克福非常肯定历史学识对外交家的价值，认为优秀的大使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如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和菲利普·德·科米纳。大使应该受过大学教育，但不是学究；大使必须通晓多种通用语言，如拉丁语和法语等；大使必须穿着得体，绝不能不修边幅。譬如，德阿沃伯爵克劳德·德·梅姆言行谨慎，衣着讲究，甚至连他的仆人都没见过他平时的穿着与他在正式场合的穿着不同，“他从没不穿外套就离开卧室，只有回到卧室睡觉才脱掉外套”[3]。其次，大使不必装阔。众所周知，装阔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没有人因为陪同罗马教皇去乡下旅行时，看到西班牙王国驻罗马教廷大使携带六箱杂物、六架马车[4]、两百名侍从和六十辆行李车，就更看重西班牙。(www.xing528.com)
阿贝尔·塞尔维安
一个人外在的举止是其内在素质的表现，大使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参加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法兰西王国特使萨布莱和布瓦多菲侯爵阿贝尔·塞尔维安天赋过人，但脾气暴躁，每次谈判都有被他毁掉的危险。相反，这次会议早期有位大使皮埃尔·让南，他不但性情温和，而且懂得自我克制。反驳皮埃尔·让南的推论很难，要与他和蔼的性情作对更难，甚至完全不可能。这就是亚伯拉罕·德·威克福理想中最优秀的大使，这样的大使不仅有益于他的国家，还有益于人类。在过去一百年中，英国不乏这样的大使，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就是其中一位。凡是亲眼看见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1919年处理外交事务的人都知道这位拥有知识、智慧、正直和魅力的外交家的价值。
【注释】
[1]阿尔伯特·索雷尔：《欧洲与法兰西大革命》，1912年，第1章，第147页。—原注
[2]北部主管与德意志、荷兰、丹麦、瑞典、俄罗斯、波兰和比利时外交，南部主管与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和爱尔兰殖民地外交及内务等事宜。1782年，英格兰王国改组北部为外交部，南部为内务部。
[3]亚伯拉罕·德·威克福：《大使及其职能》。
[4]每辆车有六匹马。—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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