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史料编年1898-1949初稿

刘岳兵

凡例

1.本稿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与日本相关的言论、报道、论著辑要；第二，与日本相关的事件；第三，虽与日本未必有直接关系，编者认为其言论或史实对南开学校、南开精神或观察日本、研究日本等有启发意义者。

2.本稿所收资料时段为1898年至1949年，日期，皆用公历。

3.所引资料皆以简称(详细见主要参考资料)注明出处。如“《全集》三p. 37”即“《张伯苓全集》第三卷，第37页”。详细考证有待他日。

4.日文资料，与日本外务省有关的(1928年至1937年)，皆来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 www. jacar. go. jp)；日文报纸的相关报道，未注明的，皆来自日本神户大学图书馆新闻记事文库(神戸大学図書館新聞記事文庫 http:// www. lib. kobe-u. ac. jp/ sinbun)。皆由编者翻译为中文。

主要参考资料

《严修日记(1894—1898)》(上下册，陈鑫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简称《严修日记》)

《严修集》(上下册，陈鑫、杨传庆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

武安隆、刘玉敏:《严修东游日记点注(增订版)》，收入武安隆著《日外文化交流史论》，江苏人版出版社，2019年。(简称《东游日记》)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简称《严修年谱》)

陈鑫、郭辉:《南开校父严修画传》，中华书局，2019年。(简称《画传》)

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全10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简称《全集》)

梁吉生编著:《张伯苓年谱》(《张伯苓全集》第10卷附编)。(简称《张伯苓年谱》)

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简称《全编》)

申泮文主编:《黄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书俭、夏家善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简称《资料选》)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简称《校史》)

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梁吉生主编):《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简称《暴行录》)

鲍志芳编:《〈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学者经济学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简称《经济学文选》)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南开大学简史(1919—2019)》，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简称《简史》)

张伯苓等著、刘岳兵编:《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简称《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简称《诗文选》)

1898年

3月25日，严修自贵州学政任满离任回到天津。离任之后从贵阳，“过洞庭，经岳州、武昌、上海”。3月22日由上海泰安栈乘新裕船回津。“未正三刻开船，梁君卓如偕康君来访，谈一小时许。康君谓梁君曰，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乃去。”第二天，“至大菜间第四号，访卓如。坐中遇汪甘卿(钟霖，苏州，癸巳孝廉)，现主《蒙学报》，畅谈甚久，浑忘卓如之病也。继而汪去，余又小坐，亦去”。《严修日记》下pp. 667、668“严修贵州学政任满返程，自上海乘轮船北上，船上巧遇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而康氏正陪同生病的梁启超入京。得知严修在船上，梁启超抱病来见，两人相互闻名，相见甚欢。谈了一个多小时。(中略)转日，两人又‘畅谈甚久’。”《画传》p.201

5月28日，严修接“卓如来字，约明日到江米巷(交民巷)办馆陪日本公使(主人:卓如、长素、李孟符、徐蓺甫。客:容建露、夏虎臣)”。翌日，“午刻至办馆，时虎臣、蓺甫已到，候卓如久不至。虎臣遣价问诸日本使署，言已辞矣。俄卓如来简云:公使因翻译患病，不得来，改期再聚”。《严修日记》下pp. 695、696

5月，张伯苓随通济轮载清政府官员去山东，在刘公岛举行收回日本占据威海卫的仪式，转天又举行交由英国占领的仪式。亲睹清廷如此腐败无能，深受刺激，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乃立志教育救国。《张伯苓年谱》p. 2(《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1898年7月1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张伯苓年谱》此处所标“5月”，疑为阴历。下文张伯苓之回顾“光绪二十三年”疑为“光绪二十四年”。)

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10月29日，张伯苓受聘严修家馆，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张伯苓年谱》p. 3)又有记载:11月28日，严修在家设学馆，请张伯苓来教子侄五人:智崇、智怡、智庸、智钟、智惺及陶履恭。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有英文、数学、理化等科。《严修年谱》p. 127

《南开学校沿革志略》开篇:

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邑绅严范孙先生礼聘张伯苓先生以英文、科学教其子侄及戚友子弟。越二十七年辛丑，邑绅王奎章先生亦礼聘张先生教其子侄及戚友子弟，两家各占半日，别之曰严馆、王馆，馆各十余人。是为本校发生萌芽之时期。《严修集》上p.109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曰:

光绪二十三年，英人继德、俄之后，强租我威海卫，清廷力不能拒，允之。威海卫于甲午战时，为日人占据，至是交还。政府派通济轮前往接收，移交英国。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按接收时，先下日旗，后升国旗，隔一日，改悬英旗)，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生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翌年，苓离船，接严先生之聘，主持严氏家塾。严先生与伯苓同受国难严重之刺戟，共发教育救国之宏愿。六年后(光绪三十年十月)，严氏家塾，乃扩充为中学，此南开学校创立之缘起也。《全集》三pp. 152-153

1899年

4月21日，严修撰《四十自述》诗云:“我年二十失双亲，又作孤儿二十春。八载京华縻廩禄，一官天末起风尘。心伤岛国沧桑古，肠断鸰原墓草新。除却向平婚嫁事，世间无所用斯人。”(据《诗存稿》)《严修年谱》pp. 127-128，《严修集》上p. 210

1900年

7月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张伯苓举家徒步逃往严宅避难。城陷时期，张伯苓一子一女，不幸传上瘟疫，先后死去。八国联军征聘张伯苓充任翻译，虽家贫素寒，宁甘食苦，凛然不就。《张伯苓年谱》p. 3。

是年，义和团起，六月，八国联军入津，公全家未及避，反免流离之苦。但戚友依公以避难者四十八家，生者衣食，病者医药，死者棺殓，公一身任之，斥赀无算。应付外国士兵，则由张伯苓任之，盖因张通外语也。事后，戚友谋所以表扬者，公却之曰:吾乃行吾心之所安，岂以黄金市名义耶？ (据《蟫香馆别记》)《严修年谱》p. 128

1901年

春，严馆开馆。盐商大户王奎章请张伯苓兼理王馆。张伯苓每日上午至严馆、下午至王馆，分别授课。本年，张伯苓与严修商议，试办蒙养小学堂一处。《张伯苓年谱》pp. 3-4。

6月16日，严修长子智崇、次子智怡，随日本人大野赴日留学，先备日语，徐图考校。《严修年谱》p. 129

是年，先生每日赴育婴堂见客。接洽各事。可知其客之多，盖联军未退，地方不靖，津地士绅戚友，往往惟公之马首是瞻，有事来商也。(中略)会见日本客人有大野、佐藤、泽山、饭村、岩熊、木村、江藤、上冈、大桥、石川、近藤、桥本、市冈、何原及足立楠等。先生常与以上各日友往还，共饮麦酒。有时为日人书联，竟至日数十纸，盖日本人仰公书法，归国以资保存或转赠亲友也。《严修年谱》p. 130

是年，公与林墨卿集张伯苓馆、陈哲甫馆及赵幼梅馆学生十一人:严崇智(改名智崇)、严益智(改名智怡)、严钖智(改名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勇智(改名智庸)、林涵、陶履恭、严忠智(改名智钟)、张彭春于公宅北书房而誓之。公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相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力一心，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望焉。陶履恭，孤儿也，当厚自策励，而去其童心。尔十人之待履恭也，悯之，爱之，砥砺之，使无坠其家学。是则今日此举不虚矣。誓既毕，十一人环相向，一跪三叩，礼成退。(据《蟫香馆别记》)《严修年谱》p.131

1902年

8月10日(七月初七)至11月27日(十月二十八日)，严修赴日本考察。严修《壬寅东游日记》。

8月14日(七月十一日)，船中赋诗。其中一首曰:

百万星球地居一，四分且让水三分。

棕黄黑白总同种，南北东西何足云。

儒墨卮言原破碎，佛耶界说更呶纷。

争存物竞有时定，至竟终须合大群。[昨日福士笔谈，愤西人之虐黄种，戏作此示之。虽是戏言，将来必出于此，特今日所非宜言耳。]《东游日记》pp. 235-236

8月25日(七月二十二日)，同西岛君再访藤泽君，笔谈片刻，并晤其嗣君元造。南岳君以其所著《和陶诗探奇·小识》二种见赠，又承假观所撰《日本通史》。《东游日记》pp. 255-256

藤泽南岳当日日记:“西岛、清水二氏以清人严修来，修官于翰林者，笔语可观。薄暮辞归。”三日后(28日)，藤泽日记记:“晚访严修柳江不遇。”藤泽南岳录(精写本)《七香斋日录》己(共10册，第六册。本资料由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泊园纪念会会长吾妻重二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8月26日(七月二十三日)，张星舫来谈，论伊藤侯富国之策。《东游日记》p. 257

9月1日(七月二十九日)，藤泽元造君来，笔谈许久。言支那之讲新学者多趋于行迹，宜以正人心为主，正人心宜从师弟授受入手，师所讲者必实践之，云云。人知日本维新之益，而不知实基于德川氏百年间崇儒之功也。《东游日记》p. 262

9月14日(八月十三日)，熊慕蘧曾言，彼国之教童子也，必先告以日清之战，日之何以胜，清之何以挫，故人人脑筋皆刻入此事，自幼已然。余游览才数处，琴平寺有北清战争图，而浅草园又有之，十二重楼则有照相镜矣。大凡繁盛之区，无不以此为点缀。伤哉，吾国之人其何以为心乎!《东游日记》p. 278

10月6日(九月初五)，是日，和田君约往见大隈伯，并约唐秀丰为通译。九时半往访秀丰于弘文学院，待其课毕同至大隈邸。和田先至，延见，谈一时有余。余略问小学教育法，伯言，德育、智育、体育云云，亦所习闻。最后，余问:“人言，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日人作此论者甚多。)伯曰:“是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与余私意极合。一美国新闻记者在坐，与伯问答，一日本人译之。余问唐君，所言伊何？唐君言，但闻记者问:“日本之文明但取诸欧美乎，抑兼用本国乎？”伯曰:“取人之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其言简括、得体。伯朴 如村妪，而其生平所为若彼。贤者固不可测。《东游日记》pp. 304-305

是年冬，“在家宅设女塾，学生有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年龄从十岁到二十几岁，设有国文、算术、英文、日文、音乐、手工、织布等课程。先生亲自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严修年谱》p. 144

1903年

6月，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并考察教育。

7月10日，经济特科试于保和殿，先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任内之奏请，见诸实行。《严修年谱》p. 144

11月14日，“幼梅来访。陪幼梅、荃士商谈，工艺学堂学生前因功课太密，求教习核减，王生宝璐亦与其议。余尝责王之惰，王生固不辩也。今日闻幼梅言，堂中日课凡九小时，夜间自修者往往逾子不得就寐，乃知余责王生之为‘不谅人祇’也”。(据《日记》)辑注者按:工艺学堂为先生是年所设立。《严修年谱》p. 146

11月15日，“至第一小学堂考验学生(原注:小学头班)文题一、算题二、作毕又各读经二三段，十一时止。张恒久、魏有前迟到，不准与考。午后研究所到者数十人，研究毕，作游戏运动”。《严修年谱》pp. 146-147

11月18日，“傍夕，同张云摶赴补习所，云摶讲说天演之理，言中国人处今时势，一线生机，舍学问别无可望。伯苓讲算术，次远讲代数，寿芝讲地理”。(据《日记》)辑注者按:补习所为先生是年所设。课程除文、理各科之外，尚有法学、商学等科，教师十余人。《严修年谱》p. 147

11月19日，从《第一小学课程时间表》(《严修年谱》p. 147)看，授课者或均为日本教习。日语(松本)课最多，达12节，历史(里木)、地理(辻)、教育制度(大久保)、教育学(波多野)分别4节，体操(今村)3节，理科(三泽)2节，共33节。据武安隆《莫把弘文“时间割”误作“一小”课程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南开日本研究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1—487页)考证:“那张课程表很可能是弘文学院直隶速成师范班自己使用的课程表”而不是第一小学的课程表。

11月23日，“八时，冒雪赴官立小学堂，教习六人惟虎臣未到，学生不到者亦甚少。代虎臣理修身课一小时，讲司马光不妄语一条”。(据《日记》)

辑注者按:是年先生已设立官立小学三处。继去年设立民立第一小学堂之后，又与林墨卿共同敦促邑绅卞、张两家设立民立第二小学堂。本年初设立补习所外，又设有研究所。每周末集各小学教师及有志者，研究如何改进课程及教学方法。并自国内外搜集课本，以资应用；缺者由教师中有识者自行编辑，誊印出版。研究毕，更举行各种运动，先生每次必到。又设立改良家塾。先生为子侄及亲友子弟设有严氏家塾，张伯苓等均为家塾教师，公自任国文等课，讲改均甚认真。

辑注者按:张一麐记有天津教育事业中先生之贡献:“余初至天津，至小学参观，见每校学生俱在三百人以外。询诸校长，何以致此？校长曰:此义和团之赐也。八国联军在津京一带，气焰薰天，为家长则饱受刺激，知非兴学不足图存，又科举在‘拳匪’区域，俱已停止，旧日举贡生监，均无生路。严范孙先生乃设师范讲习所，利用各校傍晚时间，一面多派出洋学生，或短期师范，因之师生均努力于学。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某校长洵知言哉。”(据《心太平室集》，第468页)《严修年谱》p. 148

1904年

4月22日，“同张伯兄访严几道先生，谈约一小时，赠所译《社会通诠》，并示所著《英文汉译》稿本”。(据《日记》)《严修年谱》p. 150

4月23日，致严几道信，并求书扇。“昨承惠函，并赐新译，宠幸不可以举似。弟于公所译本，若《天演》、《名学》及《原富》初出之三册，皆常略一涉览，顾理颐而文奥，读之则不能终卷。今此两书益深博矣，自憾于诸种科学未尝问津，即吾国文之故训，亦未能一究其深，骤读公书，躐等已甚。然偶遇其中微言妙理，亦往往有所会心。更当潜心，以副盛意。”(据《信草》)

“王观察来，面交袁制军(袁世凯)照会一通，属接办学司事。观察待制军劝驾，余求观察婉言，缓期一年。”(据《日记》)辑注者按: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提倡新学，设有学校司。先生在天津办学，成绩斐然，颇为袁所重视，袁乃力约先生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前任督办为胡景桂(月舫)

会见赴日留学生何基鸿、齐立震、高俊浵三人。《严修年谱》p. 151

4月27日，“会见袁世凯，要求赴日考察后就学校司职，袁允先就职再考察”。5月9日，接直隶学校司事，司设于保定。《严修年谱》p. 152

5月28日(四月十四日)，严修、张伯苓等赴日本考察，8月8日(六月二十七日)自横滨回国。严修《第二次东游日记》。

6月8日(四月二十五日)，八时，偕伯翁率智怡到御茶水桥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授棚桥源太郎君演说小学校必设手工科之用意，而曹希仲译之。略言，一国财政之兴耗专视工业之盛衰，天产虽富而不讲工艺，专恃原料为输出之品，他国取而制造之，复以制造之品输入本国，则所伤实多矣。日本国民教育固发达矣，所谓“大和魂”“武士道”者亦讲求不遗余力矣，日露之战其明效也。惟工业未至于极盛，故战事不免于困难，故近日论者尤注意于工业。当幼小之时，即练习其心思手眼，使有能为良工之资地。先年小学校中手工为随意科，近则改为必修科，外府县来京学手工教法者络绎不绝云。《东游日记》p. 344

7月14日(六月初二日)，……访井上哲次郎，谈约一小时。井上君于二十年前留学德国，凡十年。识吾国陈季同、赓音泰。论日本教育得力在德川最后三百年，既重儒学又发明武士道，不遗余力。近三十年，复采西洋之长，故益觉完全。又言，日本维新之政，吉田松阴之功为多，山县、伊藤皆其弟子。其时诸贤放胆直进，乃有今日。亦武士道得力之一证也。又言宗教界限渐次融化，不论教之异同，但论理之邪正，如日露之战英美皆表同情于日本，此其大验矣。谈次时作清语，但不能多耳。《东游日记》p. 382

7月31日(六月十九日)，十时同旷生访晤穗积八束，理学博士也。有道气，庄而和，谈日本昔年立法律学校之大概。以所著宪法书见赠。十一时辞出。《东游日记》p. 397

8月5日(六月二十四日)，范静生(源濂)，湖南留学生，最有声望。是日来访，谈约两小时。《东游日记》p. 402

9月1日，晚，张伯苓与严修商议成立中学堂之事。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说:“苓与严范孙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之。”《张伯苓年谱》p. 10

10月16日，在严馆和王馆的基础上，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

1905年

1月，私立中学堂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

3月，直隶学校司更名学务处，由保定移天津分科办事。《严修年谱》p. 167

5月31日，保定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之后，严修有在天津成立一所大学堂之意。自5月起，忙于选派留日学生。派各县绅士出洋游历。绅董赴日游历者，到津经考询后赴日，随到随考，不拘人数，有一次数十人者，亦有数人者。考验若干次，共百余人。特别注意派人赴日本学习印刷。《严修年谱》p. 168

6月3日，日本人青柳、高田、藤井、桑田来敬业中学堂参观。

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来敬业中学堂参观，捐建筑费银5000两。

8月，设客籍学堂。又设保姆讲习所:聘日人大野铃子(女)为教员，张伯苓、胡玉孙及公子智崇、侄智惺亦任课。课程有保育法、音乐、体育、游戏等，又设国文、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学生二十余人，多属严、韩、林、华各姓女子。另设蒙养园，为保姆实习之所。学员为公之子侄媳，女及侄女等，诸孙及龄者，皆入蒙养园。两者皆设先生宅内。《严修年谱》p. 170

1906年

3月25日，严修《奏为学部初立拟定教育宗旨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事》(署“尚书臣荣庆、左侍郎臣张仁黼、署理右侍郎、候补三品京堂臣严修”)。

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彰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中略)日本之图强也，凡其国家安危所系之事，皆融会其意于小学读本中，先入为主，少成若性，故人人有急公义、洗国耻之志，视君心之休戚为全国之荣辱，视全国之荣辱即己身之祸福，所谓君民一体者也。《严修集》上p. 11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节，激发忠义。况孔子生于中国，历代尊崇，较之日本之敬奉，尤为亲切。《严修集》上p. 12

1907年

2月13日，私立第一中学堂迁入天津南开洼新址。

4月26日，严修致润甫姻丈信，略谓:“姪闻叔之待工徒也，甚者以军棍从事。父兄之不听传呼者，则拘牒随之。此是否以告者过，固不敢知；如其信然，则侄所大惑也。无论本地士绅有无行杖、行牒之权，亦无论东西各国所谓人道主义云云也，但就我国现状而论，欲国强，必富国；欲富国，必重实业，此有识者之公言也。欲强国，必教民；欲教民，必重人格，亦有识者之公言也。论者又以为吾国今日欲使人人移其作官之思想，来就实业，必使习实业者之荣与利，一如士大夫无殊，而后可以去彼而趋此。今之设工业学堂也，实业工场也，其用意莫不如是。然则于学堂之学生，工场之工徒，以何等方法招来之，以何等心肠待遇之；而后子弟以学工为乐，父兄亦以子弟充工徒为荣；此断非桁杨刀锯所能倖而致也。人格两字，虽似新颖，然我国古事，颇有足相证明者。刑丧过犯例有明条。凡受杖刑(吾乡谓之有板花)，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不言人格，而自有所谓格者在矣。且昔之受杖也，有应杖之律在也。与犯工场之规，撄管理之怒，罪名之轻重，必至不同，然且有议其不仁者矣。今工场何地，工徒何人，以此施治，如何而可夫？以习工之故，而身犯刑伤，以子弟学工之故，而躬被拘禁，人将望望然去矣。如此而望工业之进步，其可得也。”(据《信草》)《严修年谱》p. 200

10月28日，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举行新校址落成会，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张伯苓年谱》p. 14

1908年

2月3日，严修复钱少云信，其中有言曰:“日人在关东，全力趋于实利主义，其下流社会，吮膏吸髓，如蝇如蚁无论矣，即公所谓上等社会能顾大体者，其处心积虑，亦何尝有异于是。目前最急之务，似须从实业入手，即以学务论，亦以实业教育为尤要，想我公筹之已熟矣。”(据《信草》)《严修年谱》pp. 209-210

7月10日，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毕业生有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张彭春等33人。严修《天津敬业中学学生毕业训词》(陈宝泉代拟)。

诸生志于道德，则无论专门、实业以至改营生计，无害为君子；否则，虽在通儒院毕业，特小人儒耳，何足取乎？

诸生素讲习人伦道德一科，即知即行，无俟过虑，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今者内政、外交，事变日亟，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年长之英雄虽有匡时之志而无其才，未来之英雄无论有无其人而时已不待。今日所赖以转移国势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属？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见《严修集》上pp. 102-103

本年，“先生年来究心格致、理化，旁及法政、经济，虽非精通，均能明其大意，故对图书局或各省所编教科书，均亲自细读审查，提供意见。今年日记中记载颇多。本年先生仍继续学习英文，并以写白折为日课，其余有暇，则赴各处参观听讲，并赞助陈宝泉发起化学研究会，为之亲改会章。”《严修年谱》p. 225

1909年

4月，唐肯编著《日本地方行政法精义》发行，严修为该书作序。曰:

吾国游学诸生取彼邦学术，笔之于书，以饷我内地学子者，大别有三类:

一曰翻译。直译尚已，然学理未深，则于直译之事恒艰涩不易读；其易读者，文义固适矣，而按之于学理，每有强人就我之嫌。此翻译之难也。

一曰记录。得诸译人之转述者，固不能无讹，即所谓直接听讲者，除本科生外，若选科、若专修科，最高之程度十亦仅得七八。其稍奥之理，非就原书，复加参考，则亦不能下笔。此记录之难也。

一曰自著。凡专门学家，苟能自刊一书，皆必有其独创之处，抱守之主义、立论之根原。彼与此不同，学术愈进，聚讼愈纷，著者必尽取诸家之书读之，或就诸家中主张某家，或皆不主张而自树一义，于学理、于事实必加以岁月之研究，确切有得，乃能为之。此则视上二者为难而又难者矣。见《严修集》上p. 99

5月1日，严修作《五十咏怀》，誊印遍赠诸友。

世变沧桑又几经，十年风景话新亭，鼎湖影断朝霞阙(原注:两宫大丧尚未奉安)，剑阁声残雨夜铃(原注:距辛丑回銮，未满十年)。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遍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

最堪思念最堪伤，师最恩深友最良(原注:李文忠师、徐东海师、张丰润师、贵乌樵师、陈君奉周、陶君仲铭、王君寅均皆歾于近十年)。筑室至今惭木赐(原注:四师之丧，余适家居，均未会葬)，铭碑何日托中郎(原注:余欲撰亡友诸人事略，祈当代君子铭诔，以不达于辞，至今未果)？秋阳江汉逢千古，华屋山丘泪几行。逝者全归复何恨？剩余百感对茫茫。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原注:余癸巳旧句云:有约环瀛纵游后，万花深处一渔竿。乃今自倍其言)。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赏音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

恶风卷海浪横流，秦越相携共一舟。何屑升沉谈宠辱，莫缘同异定恩仇。随波每怵趋庭训(原注:先君有句云:落红无力恨随波。盖喻言也)，补漏弥怀忝祖忧(原注:先本生王考殁时，余年十三，病中召余榻前，训之曰:“若兄诚笃，吾无忧。若轻佻，可忧也。古句云:马行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小子慎之。”今三十八年矣，言犹在耳。每一追诵，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五夜扪心呼负负，君亲恩重几时酬。《严修年谱》p. 230-231，《严修集》上pp. 221-222

1910年

6月9日，《大公报》(天津版)发表《张伯苓为〈北方日报〉续刊演说》，其中提到:“吾对于东洋之人物，如伊藤博文辈，颇不敢敬服。彼辈以为成大事者，不必斤斤持己，以妓院作公馆，以看花醉酒为英雄本色，将本领与品格分为两途。谓有本领即不失为伟人，何在品格。试思其处己不敬如此，焉能敬社会？既不敬社会，乌得为社会之表率？试一披欧美之伟人史，绝无此事。吾国朝野上下之人，倘自将素行宣布天下，必有不见容于清议者，此亦中国致弱之一大原因也。愿该社诸君子扩〈廓〉清此谬论，以为东瀛留学生之针砭。”《全编》p. 4

1912年

2月3日，严修致毓生信，略谓:“比来政策，虽尝取渐进主义，顾渐可也，不进则不可也。此指党人之有思想者。若专心作乱之人，不足以此语。党人之谬点，一在不察吾国之情势，欲躐几泰西之文明；一在不肯联络协商，动辄出以爆烈之手段，其误国不待言。以修近日所闻，如复科举、停小学，此最奇之论也，而亦是却行之类也。如祀先师、保国教，此鄙人所极端赞成也。然保孔教亦须有世界知识，并有组织能力者出而规画，方有实际。若犹是往年袍笏诸公，空言从事，决不能与耶教争胜也。梁任公、严几道庶几近之。而礼必九叩，则与新制歧异，是又歧路之说也。诚知极峰自有裁择，特恐一倡未已，百和俱作，前清覆辙，可为寒心，公能相机从容进一言乎？”(据《信草》)《严修年谱》p. 272

2月12日，“晚读懿旨，愀然不乐。朝廷大让，前古所无，未识国民果能称共和二字否耳？”(《据日记》)辑注者按:此即自订年谱谓“清廷下逊位诏”一事。《严修年谱》p. 273

4月，遵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南开中学堂校名改为南开学校，学堂监督改称校长。

7月21日，“访伯苓于南开中学，为教育宗旨事。初蔡总长拟教育宗旨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而教育会会议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仁曾按:后来颁布之教育宗旨，有德、智、体、美四育，既非三项，亦非五项，盖后又有增损，岂张伯苓等力争之结果，抑有他故欤？不得而知之，但公之关心，已可概见。《严修年谱》p. 279

7月25日，严修第三次游历日本。行前有《偕内子游日本留别王仁安赵幼梅言仲远》，诗曰:闲云终日过，身世两悠悠。只道浮家乐，焉知去国愁。十年三入海，万里又孤舟。欲识沧桑事，君当问白鸥。7月30日抵神户。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竹中清问余之此行，漫游耶。抑调查耶？余以漫游答之。其实不然也。余至东京凡三次，第一次可谓漫游，第二次可谓考查。至此次查无可查，游无可游(非不可查不可游，实意不属耳)，但可谓来看智钟、智开、智娴及送智钟远行耳。故以终日静坐不出门为适愿。神户住一日，送往迎来，听不入耳之言，答不由衷之语，是以为苦”。(据《日记》)9月13日由门司乘船返津。《严修年谱》pp.279-280，《严修集》上p.224

1913年

暑期，周恩来从沈阳关东模范学校毕业考入南开学校，入己三班(后改丁二班)。

7月4日开始，严修陪同袁氏三兄弟袁克权(规菴)、克桓(巽菴)、克齐(两峰)等出洋游历。翌年6月20日回津。曾编《欧游讴》辑录此行诗篇，见《严修集》上pp. 228-240。详情参见《严修年谱》pp. 288-322

12月，严修致陈宝泉的信中说:“来欧以后，恒与毓生议论: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市政良则社会良，而国始有富强之望。近时言者，最喜援引法兰西之革命与吾国并论，则何不举法兰西之市政与吾国一较量之？ (中略)窃以为欧洲程度，吾国数十年内，恐无躐跻之望，而欲学欧美，先学日本；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皆一定不易之序也。”《严修年谱》p. 307

1914年

3月14日，周恩来等发起成立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召开成立大会，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为智育部长。张伯苓出席并代表教员讲话。《诗文选》p. 13

10月，《敬业》第1期刊发飞飞(周恩来)、孤竹野人(常策欧)《本会成立小史》，述敬业乐群会发端、组织等情况。《敬业乐群会简章》第二条“宗旨”:“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齐。”本会研究类分稽古部(下设讲经团、佛学研究团)、演说部(宣意团、辩论团)、智育部(诗团、军事研究团)、俱乐部(演剧团、音乐团)；执行类分会务部和编辑部。《诗文选》pp. 9-15

11月4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修身班演讲《对日本人的忠告》，要求日本归还青岛。《张伯苓年谱》p. 25

12月31日，“今年又过矣，藐躬言行，无一可纪，可纪者，游莎士比亚故居，经意、匈、奥等国，览邦渒古城，登火山耳。世界大事，则欧陆之战之巨，前古未有。吾国大事，则青岛租地由德转日，日之权力伸张，咄咄逼人，可畏哉”。(据《日记》)《严修年谱》p. 329

1915年

1月18日，日本公使会见袁世凯大总统，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即召集国务总理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开会商议对策。5月7日、9日，严修《日记》分别记载:“日人递最后通牒于我。”“中日交涉定约。”《严修年谱》p. 338

2月，严修作《伊泽修二著〈支那语正音发微〉序》。见《严修集》上p.108

5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学生集会上讲话，“中日交涉，不出和战两途，战既有所不敢，其势必趋于和，饱其欲壑而后已。……诸生须将此次失败，时时勿忘，而后可底于成。切不可因一时激刺愤不欲生，擦掌摩拳，热血过度。其进锐者，其退速，一日风平浪静，奋厉之心徒然减少，以为高枕无忧矣。此种举动于事实毫无益处，要亦吾国人之特性。甲午、庚子之役其殷鉴也。更望诸生处大事如小事，处有事如无事，坚忍不拔，百折不回，悠悠苍天，终必偿汝，国威以振，国耻以雪，诸生勉之，予日望之”。(《南开星期报》第46期，1915年5月24日。《全集》一pp. 22-23)

7月，严修给周恩来所在的丁二班题“含英咀华”四字，以作为在国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严修年谱》p. 344

8月23日，本日，杨度、孙毓筠等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接日本人山崎光明寄来《时事新报》一纸，内有一段，题曰《君主制复活运动》，其首句云:参政院杨度、严修、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云云。盖误以严复为严修也。”(据《日记》)《严修年谱》p. 346

11月6日，严修致函梁启超(《严修年谱》p. 347-348)，曰:“任公先生侍史:侧闻先生有樗蒲之好，修窃以为不可。吾国人崇拜先生者众矣。言而以为仿，行而以为表，所系甚钜也。十年来，赌之流毒遍中国，明令不能禁，法语不能改。知文章志节如先生者，亦复为之，后生小子将何惮而不为耶？先生虽以为时不可为，故借此以逃名也。先生即不暇救国，宁不当修己；先生即不能改革政治，宁不欲变易风俗；先生即不欲造就国民，宁不肯防闲子弟。今也行其庭而金声竹声相应也，反诸己不可谓美德，施诸世不可谓美化，型诸家不可谓义方，此理正明，人所易晓，岂有智如先生而不能自察，勇如先生而不能自克之理耶？北京一大赌场也，元勋、伟人中之赌魁，不可一一数也。斯其人，或为庄生所谓心死，孔子所谓无所不至者也。或以揣摩见赏，或以贪墨得名，大德不恤，何有于一眚。若先生则独清独醒之人也。《大中华》第八期所载之文，比于朝阳鸣凤，泰西之人，交相赞颂，至谓为中国第一人文字，非过誉也。先生之识量志节既矫然不与若辈同，至于习染，宁恬然不与彼辈异耶？往者敝友好冶游者，修尝以诗规之，其末一章末两句云:谁言万里长空月，偏要微云滓太清。不嫌鄙识，更愿为先生诵之。临书惶悚，伏惟鉴詧。借讯起居，珍重珍重。”(据《信草》)所谓“梁启超一度好打麻将，严修写长信规劝。”(《画传》p. 201)此之谓也。

1916年

5月15日，《校风》第30期发表周恩来的“纪事”《特试揭晓》。“本月六日，校中举行国文会考事，(中略)是日下午一钟齐集，与赛者计十一班，约二百余人。分成人、童子二部。试题二:(一)诚能动物论；(二)日相大隈伯谓此次欧战为新文明之产痛，征诸已往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之。作者任选一题；童子部试题:不贰过论。时限三小时。当晚由国文教员诸先生分阅，然后汇齐，至魏云庄先生处评定甲乙。录取四十名，第一名四十分，以下挨次递减一分；各班分数以该班列名者所得分数总计之计算。”结果，第一名为“三年二组周恩来”，十一班中第一名为“三年二组二百十一分”。《诗文选》pp. 20-22

5月29日，《校风》第32期《代论》栏刊载陈钢的作文《日相大隈伯谓此次欧洲战争为新文明之争，痛证过去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其故》，纵论战争与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文末有“邓鹤庭先生评曰:才气发扬，推阐尽致”。

6月12日，《校风》第34期刊载张辅铨的作文《日相大隈伯谓此次欧洲战争为新文明之争，痛证过去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其故》。其结尾说:“战争者诚文明之母也。异日欧事解决，新文明之产，当令人有不可思议者。虽然，亦忍矣。倘进化别有其道，吾愿世界弭兵。”文末有“郑趾周先生评曰:通篇语意绵密，无懈可击。煞尾一笔，尤能警策动人”。

8月25日，南开《校风》报社改组，张伯苓指派几位临时负责职员，周恩来被指派担任经理部总经理和纪事类编辑。《张伯苓年谱》p. 33

8月30日，张伯苓修身讲演(李伦襄笔录)，载《校风》第37期，1916年9月11日。

今日所言之事为中俄协约。此事内容外间不得尽知，吾人可以往事征之。初日英协约，表面为维持东亚和平，故日俄战争他国不加干涉，以有英监视也。其结果日吞朝鲜，此日之利用英也。英国海军皆在欧洲，亚东商业鞭长莫及，借日力得以保全，此英之利用日也。今则利尽交疏，故日又与俄协约，其意果何在乎？可思而得之也。我国适当其冲，来日大难未知税驾之所在。(中略)试就大势观之，吾中国或不至如朝鲜也。其首要原因，曰版图辽阔，邻国虽强，恐独力不能吞也。而各国战事方烈，当亦无暇东顾，此正转弱为强之好现象也。(中略)盖天下事无论为全国、为各人，均非有计划不可也。中日之役而日胜；日俄之役而日又胜，皆计划之功也。《全集》一pp. 44-45

9月13日，张伯苓在修身班讲演(常策欧笔录)，载《校风》第38期， 1916年9月18日。

国者，人民组织而成。我国对于国家观念可分三时期。一、列国时期。分天下为齐、楚、燕、赵等国，彼时有大同主义，然不过亚洲一隅之大同主义。二、由始皇至今，为帝国大皇帝时代。谁为皇帝则谁是从，视国家为个人私产，无真正观念。三、则现时共和时代。日人云:中国人之爱国心仅五分钟。若自知有国以来以至于今，以为不少。西洋各国以文豪之鼓吹，教育家之提倡，诸种方面始克造成人民爱国观念。反观中国，国家对与人民爱国心之提倡则何如者？昔中国受外族之征服，蒙古来而中国同化之，满洲来而中国又同化之，然昔以野蛮征服文明则可，今则以文明征服野蛮，亡国且亡其种矣!日人之亡韩也，弃其语言、文字，涸其知识，亡国亡种之现象也。中国现象如此，任其随流而去，自思能安乎？《全集》一p. 46

9月20日，张伯苓修身讲演(李伦襄笔录)，载《校风》第39期，1916年9月25日。

有持进取主义者，国在东亚，执东亚之牛耳，系何国乎？即东邻日本是也。(中略)故国家相比，则吾国有暮气者也，日本有朝气者也。《全集》一pp. 48-49

11月22日，张伯苓修身班讲演(李纶襄、郭为障笔录)，载《校风》第48期，1916年11月29日。

余离校约三星期，共计十九日。路线系由奉天至长春，再至吉林，返长春至哈尔滨，回奉天至安东，而之奉天，宿于本溪湖，次日由奉旋津。(中略)斯行也，有一事令人不能不注意者，即为国家观念。所搭之火车有为日资者，有为俄资者，有为中资者。在奉天有一车站甚为壮丽，为日人所造，其精神极佳，诚非虚誉，即司茶者做事亦出以至诚。至俄路则不如日远甚，然犹胜于中人。总之，日人办事最为灵敏，组织便利，遇事争先；俄人身体长大，动作粗笨；朝鲜愤郁不平，卧薪尝胆；吾中国人既日俄之不如，而其松懈懒惰之状，即较之韩人亦略有差。思想非不密也，脑筋非不灵也，惟遇事推诿，不善组织。私事尚肯为力，一遇公事，则非营私即舞弊，惟尔诈我虞，故冰消瓦解，此中国最可危险之事也。至于英、美、丹诸国，余以见者不多，不能以少数代表其全国，兹不细论。至若日本，人多地狭，故不得不变法以扩张其势力而求生活，其生长之法，全体一致，联合以敌外人。中人则数千年来处专制淫威之下，时时防制，惟恐民智发达，又常自居为天朝，视他邦为夷狄，虽有一二入主中华者，然亦渐被同化，以故人民毫无进取之心，久而养成懒惰之性。人多谓中国人不自由，吾谓中国人太自由，此吾比较数国人民之感触也。

吾在吉、奉二省演说时，彼皆恐将来为日人所并，其痛切之语，有令人不忍闻者。吾语此非以一、二省之问题，乃全国之问题。盖二省不同朝鲜，即不幸为日人所夺，然与中国同文同种，决无截而为二之理。苟其人心不死，则中国地大人多，日人必不能安然得之。然则国家前途抑谁是赖乎？惟应从自己做起，虽中国灭亡，亦必能复兴。一日奉省教育会长约吾演说，到场者约五六百人，吾告以今日中国第一要策，即在教育，培养有干才之领袖，以养成一强有力公正无私之政府，方可以御外。不然仍如从前之松惰，则非人之亡我，实我自亡矣。《全集》一pp. 56-57

1917年

4月11日，严修致函刘旦华，论尊孔与西学的关系:“周、孔之尊，自有其不可磨灭者在，不必事事与西学相吻合而后得称为圣人之言。群经中惟《周官》一书，其粲然者多与西政相近，其他诸经不谋而合者，亦时时有之。必谓凡东西国之新政、新艺，靡不包孕于某经某经之中，将不免穿凿附会之嫌，修则期期以为不可也。”(据《信草》)《严修年谱》p. 360

同日，张伯苓修身班演说“旧中国之新希望与旧南开之新责任”，载同月18日刊行的《校风》第61期。强调美国在东亚的重要性，强调东亚诸问题关系美日中三国者:

言中国之与东亚诸问题乎？此为关系美日中三国者。关系中日固矣，何以谓为关于美乎？盖与美所界，只一太平洋间，故亦有关系。此种问题美日皆有著作论说，而中人则阙然久未及此。且常有外国友人对余提及。故虽觉不足，亦以尽厥责任为目的。曾思中人对于此种问题较他人知之应更为稔，而况余侪教育中人乎!此所以必不得已于言也。然徒恃一己之眼光，而不知他人之论调，又乌乎可!故必参考美日之议论，然后言时较为圆满而有把握。余至京以此意告之西友密司忒葛雷，葛君言政府顾问、英人莫里逊处，藏书甚富，且多关于中国之与东亚诸问题。莫君曾为伦敦《泰晤士报》主笔，前八年，以顺直禁烟事余曾见之，今得葛君介绍，往访其人，得伊欢迎，且定于某日上午十钟涉猎其所藏书。

……

后余在清华学校居住数日，潜玩莫君为余所介绍之书。阅毕，与此前对于中国之眼光不尽有所改变，方知吾人欲知中国情形，必观外人书籍。斯言乍听似偏，然吾中人之对中国，语焉而不精，知焉而不详，非按科学方法，所研究既不能一致，故亦不能谓之真知。彼则以社会、经济、博物、政治、宗教等学理分类揭出，故有规则，有条理，较之中人所述似为较胜。昔苏格拉底有言曰:Know Themselves(认识自己或自知)。中人之病，即患在不自知。

……何谓旧南开新责任？即为余与诸生从兹立志唤醒一己，唤醒国人，醒后负责任为世界发明新理论，新学说，使世界得平安，为人类造幸福。《全集》一pp. 75-76

5月2日，《校风》第63期开始，至6月15日第69期，连载周恩来《本社之责任观》，由此可详知当时南开学校学生社团活动情况。《诗文选》pp. 34-48

6月7日，张伯苓修身班演说，载同月15日刊行的《校风》第69期。

中国学生之留日者可分二派:一派终日孜孜，只知读书，而不知学其做事之精神；一派则为其下流所诱，镇日荒嬉，皆非所宜也。实言之，日人之兴，黄人之荣也。有日本起，则东亚尚可保全。不然，白人势力遍于全球矣。昔有日人于酣醉之时，痛诋中人进步之慢，而为彼之累，思之思之，吾中人对此当何如耶？……观其全国事事物物，皆有一日千里之像，我国对之，宜生愧也。

……日人虽学西人，而各事皆由自办，西人谓其为爱国心太大，而余谓不然。昔中人不准西人通商，不可而租界生，其意以为，尔为尔，我为我，固不相扰，即他人法之善者，亦不肯学。日人则不然，彼见他人之善者，起而学之，而由己独办。故中人欲维持权利，而进步文明，只各事由己经营足矣。……

夫日本以小国而败中俄，中以大国而为日败，何也？以其事前不知筹划，不知思想也。《全集》一pp. 79-80

8月18日，张伯苓赴美途中经过日本时在东京中国青年会召开的欢迎会上讲演，内容载《校风》第74期，1917年10月15日。

自日本勃兴东亚，我国边壤多遭觊觎，欧战发生乃一变于政策，倡东亚门罗主义，于商业财政，皆切实预备，将来西人势力恐不能与争。今者中国政变，国内大乱，日本持不干涉态度，恐伤两国感情，难为将来扩充势力地也。就中与日本势力稍有抵触者为美国，近年来日美感情不甚融洽，美惧日本垄断于中国，于其太平洋之发展有碍，故近日日美交相商榷协助中国，苟中国长此以往不能自治，两国将越俎代庖，一如美国之对墨西哥。中国而果至此地位乎？余非所忍言矣!……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不见西乡隆盛之铜像乎？亦当年英挺少年，建设国家之人物也。《全集》一p. 85

8月18日，张伯苓与日本平岩煊保谈话，内容载10月15日刊行的《校风》第74期。

日本无利中国土地之心，我知之甚审，但未能家喻而户晓，使咸知此意，共捐宿见也。然使中国人致有此种意见，亦未始无故。尝见日人所著《吞并支那策》一书，此种原不过一种政策，故不足以代表一般心理，余盖知之，然亦未必非激成排日观念之一原动力。天下事有果必有因，……

中国凡百文明，皆为自创，而相沿数千年，今已多不适时，然沿用既久，终觉弃之可惜，不肯舍己以从人，盖亦自然之势也。至于日本，昔则受文化于中国，今又受之于欧美，等是受于人也，则无论中国欧美，苟其违时，舍之可也；苟其适时，取之可也。余尝比日本犹人本无衣服，着手新制，则惟时是趋。中国犹人衣服丽都，而时势迁移，已非近时装束。此二国进步，所以判其迟速也。《全集》一pp. 86-87

6月26日，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学校中学部，9月，东渡日本留学，作诗纪念: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0月8日，严修作《题阳明像拓本》七绝三首，其中前两首曰(《严修年谱》p. 371。与《严修集》上p. 273稍有出入):

利欲驱人陷溺深，遑言唯物与唯心。当年抵死争朱陆，却任中原遂陆沉。

姚江学派入东瀛，半部居然致太平。偏是神州先进国，渐无人识本心明。

12月，《南开思潮》第一期《论说》栏有一篇《致中国有志青年书》(信天)，其中痛斥“日本以二十一条恶款强横要挟”，揭穿当时石井菊次郎倡导的“保护中国行远东门罗主义”实质上是“将以亡朝鲜之政策而亡我中国。野心狂言，无所忌惮。其视我国无人也久矣”。因此呼吁“祖国男儿、有志学子，闻吾言亦将有所兴起者乎”。同期的《杂俎》栏中有一篇《时先生东游一夕话》，是时子周先生东游日本、朝鲜返校后的演讲记录(李公武记)。其中特别提到福泽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由私塾渐成大学”，“其由私塾而起，固与我校相同也”，值得效法。

1918年

6月，《南开思潮》第二期《演说》栏中有时子周述《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之教育谈》，篇首有时子周的简短说明，曰:“余于民国五年五月赴日本参观，谒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问以中国现时情形，教育应持何方针、用何方法。伊答云:现时最要之点，凡在任教育事者，必须去一己利害之观念，专注意于国家之利害，而贡献一身于教育界。否则方法不能研究。”同期《调查》栏中有叶香芹的《奉天千金寨煤矿纪要》，分为煤矿之缘起、地势及山脉(附有抚顺千金寨炭坑最近之形势一览图)、煤矿之数目及开采法、矿夫之人数生活及募集、煤之出产量销售及搬运、矿之面积及煤之性质等数项，详细考察了千金寨煤矿的方方面面。此调查报告前有小序加以说明，曰:“呜呼!时至中国今日，主权丧失、利益旁落，已屡见不鲜矣。人第知唐山开平萍乡井陉等矿，为中国著名之煤矿，不惟轮轨仰赖之。即居人炊爨，亦多取以供给。而抑知千金寨煤矿，有加其上者乎？人第知开滦煤矿有外股羼入，引为憾事。而抑知千金寨之煤矿，不惟主人翁之资格不能有，即欲厕身其间亦苦不能。呜呼!大好河山，已舟随浪卷。辽东大陆，已在倭人之掌握。地棘天荆，可痛矣夫!吾今驱车过辽东，不禁有故国悲矣。呜呼!岂仅一千金寨煤矿哉!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芹虽不文，敢不究其实，撮其要，恭告国人。至于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况此编之于调查等项，芹固非专家，间有摭取他书，及有道听途说者，难保不无谬见，尚祈阅者谅之。至于词句粗俗，阅者略辞取意可耳。”该篇最后附“营商及日侨”一项，说明“日人在奉天各地之营商者，车载斗量，如鳞次栉比。而千金寨一处，始成为完全之日本地矣”。最后不禁又大声疾呼:“呜呼!奉省何辜，遭此荼毒!揆厥由来，吾不能为往之昏昏政府恕矣!虽然，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吾同胞若磨砺以须，奋发振起，国事尚有豸乎。”

同期《文苑》栏中有张皞如(张穆熙)的《送王朴山游学日本序》，王朴山(1895—1930)与周恩来为南开中学挚友，先后留学日本。张穆熙(1878—1934)在此赞扬王朴山“道德心独厚，而情意自独挚者”，他告诫即将留学日本的南开学子:“日本以三岛雄踞东亚，观我九万里舆图，为可攫得之物；视我四万万同胞，如入无人之境。是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必有异焉者。其政治教育风俗，必有驾我而上者。夫人之求学也，贵能求人之所长，以补我之所短。知一人之长短易，知一国之长短难。求学而不攻其难，不如不求。已学而不能救国，等于无学。”并语重心长地说:“朴山长于责己，而短于察人；长于德，而短于术。今既远出万里外国，遍览社会人心，经验富有，当自彻悟。求学之急，固不在是。所急者在深求日本君臣上下之心，并其政治教育风俗，所以致胜之故。得其要领，吸其精华，但求其可以救吾国者，而身体力行之。至器械技能物质之文明，乃日本形式之所长，非日本精神之所长也。吾朴山求学，当遗其形式，而求其精神。得日人所以强国之精神，即得吾人所以救国之方术。方术既得，精神焕发，尔时学成归国，将道德浑朴之人，进而为通权达变之人。忧患阽危之国，亦可进而为政教修明之国。”如何学习和研究日本，这篇寄语，情深意切。

12月，《南开思潮》第三期《调查》栏目中有叶香芹的长篇报告《东三省十年来发达纪要之痛史》。此报告正文分为甲交通、乙实业、丙煤矿、丁森林，四个部分。交通位列第一，是因为作者认为“东三省之所以发达能日进无疆者，皆以交通发达为神髓耳”。而之所以谓“痛史”，也是由于“吾国国力消沉。民势不振，以蜿蜒数千里之路政，委之他人，代修代筑，太阿倒持，拱手与人。是何异以生死关头，拱请他人把守？吾书至此不禁泪潜潜下。而所谓痛史者，亦将自此始矣”。报告篇首有前言，曰:“夫东三省数十年前，不过荒凉一片耳，不过宝藏一秘密国耳。洎乎西伯利亚之铁路成，满洲之名字现；洎乎濮斯穆之条约成，而满洲遂为日俄势力之焦点。迄今满洲问题，亦涌现于东西人士之脑海中，而为世界之问题矣。且近十年来，日俄二国殚精竭虑，极意经营，其进步千里，正未可量。呜呼!邻国之喜吾国之愁也。孰为致之？谁为成之？追念前尘，深怪向之政府何竟令其荒秽而不斩草莱也。岂天生之产委置而不取欤？抑地拱诸外人而始发达欤？今秉笔书往事，不禁悲从中来矣。吾甚愿爱国志士抉袂奋起，光我旧物，勿令卧榻之侧，犹容他人鼾睡也。”作者问道:“然日人何以发达无量乎？”希望民国政府能够吸取“日人所以强国之精神，即得吾人所以救国之方术”。

1919年

1月25日，张伯苓在教育厅河北高工礼堂演讲，载3月11日刊行的《校风》第116期。

此次战争打败了的固不待言，即非打败了的，间接受其影响的，亦有几国，如日本、英国。日本先仿中国，后仿美，后仿荷兰、法、英等国，又后则纯粹仿德，洎今已随德国跑了若干年。现在他们的老师已经倒了，他那举国识者不免有所忧虑。予由美返国过日时，有他本国人新渡户氏，大学教授，唱民本主义，大家正在那儿同他辩论……《全集》一p. 102

2月14日，张伯苓在学期始业式上演说(辛蒙笔录)，载3月18日刊行的《校风》117期。

办学校须有宗旨，亦犹盖房者，心中须先有草图，用何器具，得何成效。先时尊君尊孔等，后来全个仿日本，均非其道。现在欲求宗旨，须从反面着想，如同(一)须造那类人；(二)当用何种方法。于此须知者:

(一)本国政体(须造那类人)；

(二)人民情形(当用何方法)。

知乎此，然后再定教育宗旨，是以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

……

凡此种种，予愿同诸位师生共同勉励，用南开作一个试验场，以长以进，就是民主的精神。《全集》一pp. 109-110

5月，周恩来反对张伯苓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官僚政客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在给留日同学的信中公开尖锐批评说:“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辱极了”，还说“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而《留日南开同学会给留美南开同学会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那些不伦不类卖国贼、帝制党、无赖汉，如曹汝霖、梁士诒、周自齐、杨以德辈，全国同胞正在痛心疾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我们都请来作我们最高贵最神圣的校董。我们校长天天说教我们改造社会，推倒官僚，现在我们自己反把那万恶的官僚、社会的公敌奉作我们的领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批评这是“拿校董去诱人捐钱，以神圣名器作交易的媒介”。详见《诗文选》pp. 56-62

6月，《南开思潮》第四期《调查》栏目中有两篇关于日本的译文，一篇是邵绪琨译的《日本外交政策》(Wood，G. Zay著。收入《研究》)，译者强调“中日之关系，非一朝一夕之故”，希望由此引起读者“研究此种问题之心”。一篇是叶香芹译的《中国矿山与日本之有关系者》(“译日本支那杂志”)，列举三十家矿山，其中有些是译者所增补的，有些地方还有译者按语，如大冶矿山(原汉冶萍煤铁公司)，按语详细说明其历史，并转载“国耻的中日条约关汉冶萍之换文”。其目的，亦如译者篇首之说明:“呜呼中国!呜呼矿权!中国今日全图，有一块干净土地乎？察中国各矿产，有一华商自办乎？太阿倒持，以地与人。内以误国，外以丧权。谁为为之？胡令成之？推原祸首，有尸咎者矣。夫日本岛国也，欲挟其武断政策，飞跃世界。苟无煤铁，虽志在千里，而英雄已无用武之地。于是殚精竭虑，罄其魍魉魑魅之技，施其阴险叵测之术。我华秉政诸公，或慑于威惕，或惑于利诱，将灿烂锦绣精华断送于日人无尽，使其得煤铁之助，还以制我死命。吾今译此篇，不禁泪涔涔下，而叹吾华为虎作伥者何其多也。至于文字粗俗，读者略词，取意可耳。”在译文的最后以“赘言”结尾，他明确主张:“中国矿中国人自办，固勿稍容外人厕入也。苟至必要借款时，必求万国公共助力。若由日本一国助力，吾人已饱尝其经验。虽中国国亡不恤，其于世界之大战争何？此吾之所以希望矿在日本者，有机可收则收之。自办其他将来诸矿产，宜谨厥乃事，勿利目前而贻噬脐之忧也。”对日本警戒如此，无须再赘言了。

此期《杂俎》栏中有刘存柱《与友论山东与中国之关系》，亦论及日本，曰:“我国土地不宜尺寸与人也明矣。青岛自德人强借之后，山东即大受影响。至欧战发生，日本承继德人之业，而享其权利。且彼素以狡诈立国，尝欲宰制亚洲，而执东方之牛耳。其意已含蓄若干年，而未得施也。今暴德屈服，大战解决，产出世界和会，以求永久和平，俾人类不复发此巨战。此固仁人之心，而爱人之意也。我国亦宜取还青岛，使世界诸帮各得其平，以铲除将来战争之萌芽。况珠还合浦，璧归赵氏，亦理之当然。乃日人乘吾国内讧未息，以脱离和会要挟联邦，欲割吾青岛。今世既尚强权，公理不昌。救国不能徒恃他人，苟非自谋，恐不足存。(中略)日人之势，非独盛于匈奴，且远过契丹。宁可资以燕云之地乎？苟不幸而失之，诚如盗入家门，听其登室取物，而莫之能御也。惟望中国政府与国民，振臂而起，以驱毒蛇之啮吾肤。鉴于胡人之亡晋，力争边疆，常怀越人报吴之志，则区区岛众之国，乌足为哉!”

这一期的《南开思潮》中宣告了南开大学的即将诞生。在《记事》栏的第一条就是:“二月十日上午举行始业式。校长报告筹办大学事宜，拟分文理科、职业科。职业科暂设商科，再逐渐增加新闻纸科、教育学科、工科等。毕业年限分四年、六年，均以学力为准。”此期还载有一张“南开大学兴工情形”的照片。

8月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周恩来(署名“飞飞”)《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

日本学生诸君，当着现在排日风潮最盛的时候，不辞劳苦，冒然来华，发出宣言书，并且开诚与我们中国学生谈话，说以前一般来华日人未尝说过的话，实在让我们觉得，东亚两国国民的前途，尚有一点亲善的希望，但是我们要敬告此次来华的日本学生数事。

一、近几年来日本人至中国来的，没有一人没有作用，“惊弓之鸟”，实在是怕极了。诸君要是稍有不慎，我们疑虑是终不能免的。

一、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所讲的，日本人最崇拜的。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回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到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一、诸君来华是希望了解学生界的思潮，但是我们中国的学生现在已经有种种运动表现在东亚。日本学生亦应当乘着日本国民的生活问题紧急时候，起来有个活动，也足以知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接近的表示。

总之，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诗文选》pp. 70-71

9月16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成立天津觉悟社。

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典礼，黎元洪、严修、范源濂、卢木斋等参加。录取新生周恩来、马骏等96名。

11月13日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设立留学顾问会，为学生出国留学提供咨询服务。日本的留学顾问为马千里先生、凌钟先生。见同日发行的《校风》第129期。《全集》一pp. 124-125

11月27日，《校风》第131期刊发胡维宪《社会主义与中国》，主张“社会主义是将来中国必经的阶段”。《资料选》p. 800

12月11日，天津《益世报》发表《新学联成立盛况》，报道10日下午南开大学等校组织成立“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的情况。《资料选》pp. 618-620

12月28日，《校风》第134期刊登“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周恩来”12月18日给“出校同学诸君”的信。说该通讯处的主旨是:“联络出校的同学会同校内的所有分子去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诗文选》pp. 82-83

1920年

1月30日，天津《益世报》报道1月29日南开等校学生赴省公署请愿惨遭殴击情况。学生请愿要求之宗旨，对外五条:(一)监督北京政府，对于山东问题不准与日本直接交涉；(二)要求陆征祥专使对于山东问题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三)请王正廷专使帮同陆专使办理，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四)请顾维钧专使将中日两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提交国际联盟会；(五)催办福州交涉。对平津方面五条:(一)恢复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所原状；(二)释放被拘代表；(三)恢复言论、结社自由；(四)调查日货，军警不得干涉；(五)惩办杨以德与殴伤代表之军警。这次活动南开有13名学生受伤。周恩来等被推为这次活动的总指挥。《资料选》pp. 620-626

周恩来等27名各界代表被捕(7月17日被迫释放。周恩来出狱后，南开大学以“范孙奖学金”支持其旅欧勤工俭学)，先后关押在天津警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监狱。周恩来领导被捕代表在狱中积极展开斗争，同时编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及《申辩书》，记录了狱中的斗争生活。详见《诗文选》pp. 93-201

2月4日，天津《益世报》发表《南开教职员敬告各界书》，分为“敬告政界军界”“敬告工商各界”“敬告省议会”三部分。前者有曰:

夫我国一线生机寄于青年。青年之心所以未死者，以其朝气方盛尚未为恶空气所袭也。诸君稍有知识，当极力培植青年，使得尽量发嘘其清明之气，而后国命有所托，诸君亦可以对祖考长子孙，何乐而不为哉!今诸君乘权取势，不惜煮豆燃萁，自残同类，以敌忾之心待学生，则一点生意绝于尔手矣。朝鲜惨状昭昭在目，诸君何不思之？又闻诸君借口于禁止排日运动，不知我国民对于日本国民并无恶感，所排斥者，日本之侵略派耳。彼国民供其侵略派之愚弄，乃我国民所深为悯惜。故排日之名词实为违背逻辑，此不可不明辨者也。《资料选》p. 627

2月8日出版的《南开思潮》第五期《职教员时事讨论会演讲录》中，发表范静生(范源濂)的演讲录《日本对华之态度》(相羊记)。全文如下:

日本自维新以来，其间出力老臣，至今犹有存焉者。故大正恒尊礼之。举凡元老所主张，无不遵从。元老亦自以其势力而干政事，军阀尤甚。是以国是一有变动。则元老群集东京矣。但各就厥职，各尽其力。如军阀亦不轻易发言。其所施行事件，及一切费用，悉由海陆军自定之，国民不能置喙也。

日本亦有所谓军阀文治各派、亦有所谓民党，皆屈服于武力之下，终难发展。武人亦非如吾国鲁莽灭裂者可比。凡作一事颇有毅力，颇有识见，颇镇静，要如何即如何。人民已怨声载道矣。

吾国外债已二十万万，平均以五厘利息计，则每年又一万万子金。积年累月，不得不以路矿盐税以及各种国有产业为质。自民国四年以来，日本借款犹多。盖日政府有预备金，与中国所订借款，只须吾国签字借债。今日成，明日即交款。美国借款甚少，虽彼政府承认借若干，必待自国内买此借票者多少为衡。时间既迟，终不若日本款速而救急。中外人恒以借款责日本，而日本辄以此炫于欧美。日微曰:本其谁能维持中国秩序耶!吁，诚然诚然。

日人为吾政府及各要人顾问者甚多。如奉天张作霖顾问，甚谂张之家庭、张之生活、张之性情。张一举动，必多方以迎合其心理，而探中国之隐。又如总统顾问可随时答问，亦可随地考察。即海陆军之表册，一切细情，彼则要看便看，终不能隐也。

关于蒙满问题。蒙满二字，本甚含胡。地域若何、面积若何、满究自何处至何处、蒙究自何处至何处，自缔交以来，迄未分析，实一大憾事。乃日本至今利用，一尽其侵略之野心。昔者蒙满交涉，尚尊重吾国。蒙分内外、满有南北。辽河以西，亦不强横干涉。今则一无忌惮，俨若己有矣。一切行动，任意施行。如西比利亚进兵，日兵最多。此其明证。

前次吾国国民运动，全国振动，而日本视若无闻。彼邦新闻报纸，固不甚谈及，即彼当道者与吾国人谈论，亦绝不提一字。就此一端，益见日人视吾中国之无能为也。噫!可叹!

1921年

5月6日发行的《南开周刊》第6期作为“纪念五七国耻”纪念专号出版，封面特书:“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唉!国耻!唉!国耻”。并在“言论”一栏收录了杜协民的《唉!国耻》一文，文末附有《日本二十一条件的原文》。同期，发表孟咸宇的《最近之日本》(收入《研究》)，该文从日本之醉心霸业、领土发展、掠夺财源、经济侵略及其中日亲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简述日本近况，在结论中感叹、呼吁:“甲午以还二十八年矣，大都吾人见辱于日本之岁月，县琉球、墟朝鲜，割台湾、据南满，侵山东，扰福建，使我锦绣灿烂河山，含垢蒙羞有日矣。吾书至此，吾发冲冠，吾眦尽裂，吾已欲仗吾昆仑之剑，驰吾大宛之马，以与吾仇周旋，而况重之以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乎？故吾愿邦人勿操同室之戈，速止门内之斗，协力御侮，急谋自救，则曩日之忧患，皆吾人薪胆也。”(《研究》p. 11)此文后有刘炽晶5月2日所写的补论，内容涉及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华经济，包括铁路、海港计划、蒙古经营及其种种阴谋手段。其在结论中悲叹:“我知日本之阴谋政策，方兴未艾，我知我国民之迷梦正长，转瞬锦绣河山，将不我有。青年!青年!亦想立马富士第一峰？望努力预备，来者尚可追呢!”(《研究》p. 15)

5月10日，《南开周刊》第7期发表署名“鹪鹩儿”的《五月九日》，开篇就说“诸位知道‘五七’是国耻，不知道‘五月九日’更可耻。‘五七’是日本用强力胁迫我国。我们就是死，也得要反抗。那知‘五九’那一天，下午三点钟竟承认了。”

本期《校闻》栏发表《本校国耻纪念日开会记略》:

五月七日为我国受日本最大耻辱之日。国人共愤。本校同学师长于是日上午十时齐集礼堂。由主席王玉轩君报告开会宗旨，继请校长演说。略谓“五七”为国耻纪念日，我等应沉心想想民国四年今日情形。从今日起，吾人对于以前种种不用去问，中国一日不亡，吾人当尽责一日，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次又有喻廛涧君演说，关于日本对华三大侵略: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军事侵略。后又有孟咸宇、华风彩、王揆生诸君演说。无不痛快淋漓。至十二时始散会。

本校各走廊、各斋舍、各门墙上均贴有“勿忘国耻”、“莫忘二十一条件”、“誓雪国耻”等等警语，视之无不惊心动人。全校均素食一日，各项运动游戏亦皆停止，以示纪念，而表决心云。《资料选》pp. 632-633

5月17日发行的《南开周刊》第8期，发表饶汉礽的《日美问题与中国》(收入《研究》)，提出“如果将来因日美问题而牵及中国，那么我国国民应如何注意如何对付？”《研究》p. 142

9月28日，《南开周刊》第13期发表《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大学部开学时之演说》(协民记)。谈学术研究的方法:

我们若研究学问，顶好的方法，应取下一个故事中乞丐那种样子:从前有一人手能点金，一日他点一块石头，变成金子给乞丐。这乞丐嫌少，后来又点一块，他又嫌少，于是问这乞丐:“你到底要多少？”这人回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因为我拿去可以点金至于无穷。教师教学生也要把手指头给学生，学生才能长进。中国的学术不振兴的原因，也就是只知道要石头，不知要手指头的缘故。这样只能保守不能发展。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资料选》p. 818

11月29日与12月6日，《南开周刊》第22、23期刊载汪心涛的《太平洋会议之研究及其预测》一文。

12月13日，《南开周刊》第24期刊载日本西京大学郎巴德博士在南开大学的演讲《日本近代的新思潮》(刘炽晶纪略)。

12月20日，《南开周刊》第25期发表汪心涛《太平洋会议中国之失败及今后之觉悟》，明确指出“近邻之军国侵略主义正颔颔自得，掀动其爪牙，从事预备以达其所时刻希望‘雄飞中国中原，建大日帝国于东亚大陆’之野心。今日之中国，当何如？救亡之道，厥惟重整军备，广施教育，激励国人爱国之思想，维持与敌人同等之军力，而决取军国自卫主义之政策。盖世界无和平之可期，无和会之可信。斯固吾人所应彻底醒悟，根本自觉者也。吾今将所应之觉悟，标为两种，以便使读者触目而惊心。(一)立国于今日之世界，决非不能自强而依恃他人所可自存也。(二)世界万难和平，即能和平，亦决非目前百年间所能实现”。

本期还在《校闻》栏发表“特别记载”《上星期三日大学部同学会议纪闻》，“上星期三日”即该月14日。“上星期三日，大学部同学因太平洋会议中国失败之噩耗传来，津埠各界已表示运动，借以唤醒国人，为代表之后盾。乃于是日上午十时，在205讲室开全体讨论会。(中略)下午一时，大中两部全体同学共约1500余人举行示威运动，职教员及校役亦均同行。大众爱国热忱，殊可嘉佩，由南马路、东马路、北马路、西马路一带，游行手执小白旗，上书‘拒绝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条’，并书种种醒语。至下午四时许始回校，秩序井然。”《资料选》p. 630

1922年

2月23日，《南开周刊》第27期载梁启超演讲记录稿《青年元气之培养》(署“一学生记”。《资料选》pp. 819-823)，讲稿前有“记者识”曰:“梁任公先生，前学期在本校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同人得益甚多。闻此学期先生将赴清华学校讲演，二月六日为本校现学期开始之日，先生尚亲临演说，对于‘青年元气之培养’再三注意，开导周详，因记之以饷同人。”(本期《校闻》栏目中有一条短信“▲介绍名著”记载:“梁任公先生年前在本大学讲演之《中国历史研究法》近已出版，售价甲种九角，乙种七角。为优待本校同学起见，特减价八扣，望同学各手一本，先睹为快。”)从记录看，梁启超的演讲娓娓道来，非常亲切。开篇说:“诸君，我今年要到清华学校讲演，很可惜不能像去年一样在本校常与诸君相聚一堂，去年又限于时间，不能多得机会一位一位的与诸君交换意见。在讲堂里头又不能多所讨论，这是很遗憾的。但诸君向学之诚及听得很有兴味，我是知到的。”这里他提到自己的人生观，说“我自己向来是乐观的，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讲是无所为而为之。我无论做何事，要做一事就是一事，绝不以为手段”。他进而解释说“我无所为而为之，即所谓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劳动而作劳动，为文艺而研究文艺，为科学而研究科学”。

2月28日，《南开周刊》第28期《校闻》栏报道本月25日上午学校邀请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代表温佩珊先生在中学大礼堂作《太平洋大会经过情形》的演讲。

5月24日，《南开周刊》第37期《校闻》栏载勿忘国耻，“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饭厅早晚饭均食素食”。

5月31日，《南开周刊》第38期《校闻》栏载“上星期(中略)日本贵族院议员及日本领事等六人”来本校参观。

6月19日，《南开周刊》第40期，载《吴莲伯先生在南开东三省同乡毕业同学欢送会席上之演说词》(观复笔记，6月9日演讲)，吴景濂强调:“自前清之季，徐世昌赵尔巽等为东三省总督时，即抱搜刮地皮、剥夺民财之目的。以为若不即早下手，恐一旦归于日本，即无从侵蚀。当时景濂在本省办学，即痛恨若辈，以为东三省者乃中国之东三省，若东三省不保，则中国本部亦将不保。值梁任公在《国风报》发表《放弃满洲论》一文，主张放弃满洲，专经营本部十八省。景濂即与任公宣战，致彼两函，详述东三省与中国本部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之关系。请其亦在《国风报》披露，以求世人之公评。是景濂爱护国土与乡土之心固始终未渝。”

本期还载有《顾维钧博士到津时在本校之演说》(邹宗善记，6月14日)，顾维钧说:“鄙人此次回国最希望要看的就是:‘中国统一’。国人应该开诚布公的来研究巩固中国的方法，如此可令代表有资格有实力与他国人接谈。现在诸位当然要问:什么是统一中国具体的办法？说到办法固然是很多，我以为国人作事要认得‘清明的舆论’，这是根本的具体办法。(中略)大家对于国事应该有一种办法——公正的清明的舆论。”强调:“要特别注意的有一点就是:‘人民所乐为的，虽一时无好结果，终久成功；人民所反对的，虽一时成为事实，到底失败。’(中略)望诸位用诚实的心、不党的心，来讨论吾国的事。”

9月，日本学者福田德三应梁启超的邀请来南开大学讲演。(金沢幾子編《福田徳三書誌》，日本经济评论社2011年，p. 208。)9月28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第41期《校闻》栏报道:“本星期一(即25日)本校特请日本经济学大家福田徳三博士来校演讲，并请梁任公先生介绍。演题为: Economical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and Duty to Chinese， Japanese and American to help Europe”。

12月9日，《南开周刊》第51期发表王乃宽的《资本主义的变迁及归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3年

1月30日，《南开周刊》第55期刊发陶行知演讲《大学教育之二大要素》(李丙炎述诣)。谈到培养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就研究的态度而言，指出“有的一般人他们解决问题专本着研究古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古时的问题有古时解决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有现在解决的方法；即使问题相同，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也不能拿古时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又强调不可迷信他国，指出“有的一般人他们解决问题专仿效外国，外国对于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他们也就怎么样解决。如同我国办教育，以先仿效日本，以后又仿效美国。但是日本有日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解决方法。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他们也有他们的解决方法。我国有我国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有我们的解决方法。若是完全采取他们的方法，仿效他们的方法，恐怕有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3月10日，《南开周刊》第56期报道本学期新聘教员张仲述博士、蒋廷黻博士等已经到校上课。《资料选》p. 175

3月14日，日本拒绝中国政府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激起各地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3月19日，南开大学、中学放假一日，上午九点两部全体同学齐集礼堂开会，首先由潘景武(1924年3月当选南开大学首届学生会总务部长)略述“日本对我国要求二十一条，吾国民当根本否认。旅顺大连租约期满，理当收回。况今日津埠市民开大会以振民气，吾校亦当加入云云。次请校长演说，略谓无论何种问题，在办教育者眼光中皆先视其有无价值。今诸生加入市民大会，万勿盲从，须认清目的，将来如何预备，如何立志，然后方有教育上之真价值。次备述目睹旅大归日之历史，源源本本甚详。末更谓中国人非不多，地非不广，所患者在无多真实做事之人，苟诸生能立定心志，本自立立人之精神，以救将亡之国家，何患旅大不归云云。(中略)十一时闭会。午后一时三刻全校同学齐集中学南操场按班站定，二时加入市民大会。春雨霖霖，延途不绝。而我校男女同学千六百余人犹能按序前行，始终如一。此种精神，此种毅立，诚堪钦佩。”见该月25日出版之《南开大学周刊》第58期(《校闻》栏:《本星期一之同学大游行》)。

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6期载梁启超《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收入《研究》。

5月11日，《南开周刊》第64期《校闻》栏发表《志国耻纪念会》。上午九时在中学礼堂开国耻纪念大会，下午在本校操场举行市民大会，并全体游行。上午的纪念大会上有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演说《五七与双十节》:

略谓“五四”学生运动纯由学生外交问题发生，在彼时运动者只为学生；现“五七”纪念运动者却为大多数之国民，此不能不归于学生，故“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史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然须知“五七”运动与双十节之运动先后正极堪注意，即“五七”为Nationality而争，双十节系为Democracy而争也。二者相合而非分，在历史中之事实昭然可考。欲求Democracy之实现，国民须先有团结力与共同心，然后始能易君主为民主。民主国家主权在民，故民有保存其国家之义务。现“五七”纪念纯出于爱国心之表现，可知有双十节为内政而争之纪念，尚须有“五七”为外交而争之纪念。(中略)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产业夺去而不顾？宜如何立志黾勉前程，以期达到Democracy主义与Nationality目的云云。《资料选》pp. 633-634

5月18日，《南开周刊》第65期载5月8日喻传鉴在中学部修身班的讲演稿《经济绝交之意义及其效果》(邰光谟记)。面对当时大规模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喻传鉴强调先要弄清楚经济绝交的意义和效果，再去研究或批评现在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或能更中肯些。

他指出:“经济绝交的意义，约有三种:第一是货品不进口不出口，系私人的行动，国家无法干涉；第二是停止通商；第三是没收商品；全系政府的行动，结果仍不免于武力战争。现在中国国民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就是这三种底第一种，中国现在既没有武力与日本对抗，也只有采取这种和平战斗的方法。”

接着论述了经济绝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国的国际贸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输入，其二是输出。一国如有外货输入，可得两种利益:第一是增加消费品，第二是节省劳资。本国底生产如得输出，也可得两种利益:第一是调剂生产底过剩，第二是奖励产业。所以要实行经济绝交必先问能否经济独立。换句话，就是一国在未曾实行经济绝交以前，先得自问能否生产所有的必须货品？还要问自己能否免去生产过剩的危机？假若这两点全有肯定的答案，才不致自己受经济绝交底恶影响。”

经过对中日贸易之现状、日本产业界之危险、经济绝交与中日产业界的前途的分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绝交运动是一种民众的运动、自动的运动，并且是一种最有效力的运动。此次中国国民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其效果约言之有三种:第一，足以致日本国底死命；第二，足以兴起本国的实业；第三，趁这个机会，竭力发达本国实业，往后在商业上且足以与欧美对抗，免去受外国资本家底压迫。但最后当注意底一点:这种运动欲获得效果，必须经过长久底时期，必须具有普遍底精神。要不然，不只于不能得好的效果，对本国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全国人民全有很大的害处。”

6月，《天津南开大学一览》中入学考试科目，除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均用英文考试。文科加试科目中有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资料选》p. 315

9月7日，《大公报》发表《募集日本急振会启示》:

敬启者:

此次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地震、海啸、火灾同时并发，繁华之地变为泽国，都市之区竟成瓦砾，空前巨灾，从所未见，侨寓华人同罹浩劫。遥闻警电，惋惜实深。现经曹巡阅使及官绅提倡，发起救灾大会，广募捐款，以济危急而笃邦交。本会同人素以救灾恤患惟吾之责，忝在邻邦，更难坐视。爰本缨冠之义，代为将伯之呼。业经开会通过，全体一致赞同。素念台端胞与志大，饥溺愿宏，用特吁恳，慨解义囊，力予赀助，并乞广为劝募，以期集腋成裘，庶几众擎易举，谨为被灾者泥首以请，为施助者颂福无量也。

发起人:李士鉁、范竹斋、李吉甫、郭桐轩、李士铭、叶兰舫、孙俊卿、石鉴泉、周学熙、李士鉴、杨丹忱、黄丹甫、华世奎、王邵廉、陈楚湘、杜幼芝、王宝鑫、冯文煜、郭巨卿、赵聘卿、王廷桢、水钧韶、朱余斋、赵子奇、王占元、杨以德、刘筱斋、王兰生、龚心湛、齐耀珹、金桂山、王治卿、曹锐、金孝悌、吉绍安、张鸿卿、王承斌、赵玉珂、张月丹、纪锦斋、张调辰、姒锡章、张云峰、高聚五、鲍贵卿、祀惺元、胡树屏、张荫棠、陈光远、曹钧、宁紫垣、邹学勤、倪道杰、孙凤藻、杜克臣、魏信臣、严修、刘守荣、王筱舟、暴于周、李馨、卞荫昌、严蕉铭、邓振宇、潘复、卞寿孙、周星北、王君直、章寯琛、王之杰、叶星海、徐扑庵、陆长佑、周寅初、方药雨、萧润波等同启。《严修集》下p. 828

9月21日，《南开周刊》第68期报道本校今年暑假新聘之教员有日文教授曾克熙先生(《资料选》p. 175)。报道称:“本校因中日交涉极多，极应互相了解，且日文易学，故自本学期起，特在高级中学设日文一科，闻该日文则甚形发达云。”此期又有报道称:“此次日本地震奇灾，其影响之巨，为世界史上所罕见者，救护之责，中国万不能辞，亦不忍辞。是以本校师生得确讯后，即各尽力捐助，闻数目已有可观。本礼拜五(二十一日)更特别在礼堂演电影一次，所得票价，除开支亦一律捐赠日灾云。”

10月5日，《南开周刊》第70期《校闻》载《文科主任演说》:“上星期五午后第二时文科主任蒋廷黻博士特召集文科全体同学百余人在礼堂演说。大旨谓文科学生除本科课程，宜稍选习理科有试验之课程，以期思想清晰，而得科学家之态度云。”又专载《大学部教授李济之博士讲演》，记载了10月4日下午李济之教授在高级中学修身班上的讲演《第二十岁底生活》，希望青年“把迷信改成希望将来，把命定说改成发奋则成说。孔子曾说过‘仁远乎哉，我志于仁，斯仁矣。’这种精神很可以移在改革命定说上去。那么我们无论国强或国弱，只是一味地努力前进，心里总怀着希望。总结成两句话就是:努力的乐观  乐观的努力”。

10月26日，《南开周刊》第73期《校闻》载“本埠同文书院监督江藤荣吉氏偕同在关东办教育日人八位，于上星期四(10月18日——编者注)来校参观”。又载《大学部教授薛桂轮先生讲演》，记录本月25日高级修身班上薛教授讲演《日本地震》，讲述了本年9月的东京大地震。

11月9日，《南开周刊》第75期载11月2日经济学会请李济博士演说，略谓:“(前略)诸君皆在校读书，现在全国学校中教授经济学者多少与西洋思想皆有接触，因此一般青年对‘基尔特主义’、‘苏维埃主义’、‘共产主义’等皆充满脑海，较同等西人所知者尚多。须知一主义之发生，非一时一人之力，乃经过若干人若干年之研究，所得结果乃为一主义。其主义适合于彼者，未必适合于此；适合于此世纪者，未必适合于彼世纪。要研究中国各方面情形，集合所得成一适于中国国情之主义，始为今日之急需。(中略)总之，吾人研究问题，第一，宜由社会实在情形着手；第二，须自己去做；第三，所解决之问题，无论大小，在科学家眼光中一律视为平等。吾很希望南开同学研究问题不妨分歧，发表主义要在一处。”《资料选》p. 844

1924年

4月23日，范源濂、张伯苓等代表发表《对于日本在我国办理文化事业之宣言》。其中提到:“现在日本对于文化事业的办法如何？就是在外务省里设一个对支文化事业局，有特定的官制，有特别会计，关于事业经费的预算须逐年通过日本国会。照此看来，无论在法律上、在政治上，这种办法，都是日本内政的一部分。若使文化事业设在日本领土以内，专由日本朝野经营，我们当然没有议论的余地。不过日本的好意，不愿意把这件事的范围缩小。并且要和我国携手去干这件大业。照此看来，两国人士当然发生休戚与共的关系。(中略)照日本现定的办法，无论何人，总觉得是日本的内政延伸到国外。(中略)况且日本对于此事既完全是官办性质，将来我国朝野用什么资格、何等名义去参与这件事业，是客卿呢，是雇员呢，还是掾属？这也是很容易误会而难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为免除这种误会，且期收到最好的效果起见，所希望的办法是:由中日两国推选专门学者，组织文化事业理事会，筹画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的一切事务，理事人数中日各半，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的限度。(中略)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容纳我们上面所述的办法，我们决不愿参加这种事业。”《全集》一pp. 198-199

5月7日，南开师生集会、讲演、游行、素食，以纪念国耻。《南开周刊》第93期(5月9日刊)和《南大周刊》第6期(5月20日刊)均有记载。《资料选》pp. 634-635

5月20日，《南大周刊》第6期刊潘景武《中国大学学生之新使命》(1924年在华北六大学演说比赛上获得第一名的演说词)中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寄托物。教育的精神不能独立，那个民族的精神决不能独立。所以要想谋民族精神的独立，必须先谋教育精神的独立。而在谋教育精神独立的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学问独立’，就是‘中国学问的独立’。”《资料选》p. 748

5月30日，《南开周刊》第96期报道本学期新聘教员十一位，其中有日文教员李宗武先生。《资料选》p. 176

7月3—10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东南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张伯苓作为该社董事，主持本届年会第一次学术会议并做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数年来我国对日感情极恶，惟中日两方进步情形为何，则未深研究。现请范静生先生演讲此事。”《全集》一p. 210

9月7日至21日，日本《中外商业新报》刊发署名“清泽生”的“支那名士之印象”系列报道，包括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张弧、唐绍仪、颜惠庆、王正廷、康有为、黄郛、张伯苓、蒋梦麟、吴佩孚等十二人。其中关于张伯苓的报道《从军人到大学校长:张伯苓氏》(19日)全文翻译如下:

我想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放到“支那名士之印象”中，对此没有谁反对，唯有一人——恐怕也只有这一个皱眉头的人，我知道是谁，他无非就是张伯苓本人。“让我写字？不行。不是有好多名士吗？”请他在金兰簿上签名，他甚至都觉得过分呢。这种谦逊，不沽名钓誉，但是头脑信得过、通情理、学养深厚这方面看，我所见过的众多中国名士中首推张伯苓。

他在甲午战争当时是海军军人。作为军校出身的年轻士官，怀抱炽热的爱国心和雄心壮志，虽然立于战舰，但因时事都归咎于中国，青岛为德国所据，旅顺为俄国所夺，巨大的中国，就像死掉的鲸，肉和血都只是任人屠宰。见此情状，年轻的张伯苓奋然辞职，以72名学生为基础办起私塾，这个小小的萌芽却意外快速地发展，如今已经拥有了两千名学生，在天津郊外新建的宽敞的大学部，也很快要落成了。

“中国几千年间像现在这样活过来，即便因为什么原因世界都死光了，只有中国还会依然活下去。”形式虽然变了，即便在今天，张伯苓的血液中还是荡漾着爱国之心。“中国人是伟大的国民。中国是大国，因此没有必要龇牙咧嘴的。即因为是大国，没必要武装。话虽如此，今后中国屡遭失败，为了自我防御，虽也有武装的必要。”张伯苓虽然不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英语极为流畅。

“中国为什么连一次值得一说的战争也没有赢过？为什么在战争方面这么弱？”我这样问他，并不是出于嘲笑。他这样回答:“罗素说过，中国作为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因为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从来没有侵略他人。就是说中国人是生来爱和平的国民，这是败于战争的原因。”

“但是”他接着说，“但是中国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跟随欧洲，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略，虽说不是取其方法的全部，也不得不取其一部分来实行。”张伯苓这样说着，又举出中国国家主义不断兴起的事实，且说明其当然的途径，同时也指出“但是布尔什维克不是问题，那不过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为何天津排日联合抵制特别盛行？”我进而问道。“因为天津普通教育很发达”张伯苓这样简单地归结，“世间真是不可思议。过去中国为了讨好列国，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见效。现在列国为了讨中国欢喜，采取种种手段中国都不听。”张伯苓发自内心地滑稽地呵呵大笑。

张伯苓这样解释中国的无秩序:“本来国家的发展有三个要素，第一是文艺复兴，第二是政府机关的完备，第三是由科学的应用而带来的文化发达。国家的健全发展，必须通过这个阶梯。可是在中国这三者一起来了，这就是混乱的理由。”不愧是一家之言。

“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二十一条的要求也不过分。中国处于那样的地位，可能会提更坏的要求……但是日本越是占了满洲，越是使得中国人快些觉醒。”张伯苓的话对谁也不客气。他毕竟排斥过激的变化，还说日本有元老，起到锚定的作用，非常好。他每每在说明反对激进主义时，都用生物学的学理来参照。

我第二天又访问了张伯苓。他一一介绍了正在新建的大学。挂着为这所学校捐赠的中国富豪们的匾额。和他谈了约半天时间，我觉得沉浸在他的美玉一样的人格中。(清泽生)

10月2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高级修身班演讲》:“吾以为解决中国今日之难题，实无成法可寻。故上次曾言及中国较有希望之青年应具创造能力。创造之意义有二:其一为纵创造，即因旧理以发明新理。其二曰横的创造，即将旧原理应用于新环境。今日之中国者，两者实皆甚重要。”《南开周刊》第100期，1924年10月13日。《全编》p. 102

11月28日，《南大周刊》第8期发表笑萍(学生宁恩承的笔名)的杂感《轮回教育》，指出“轮回教育”就是“你教育我，我教育他，他再教育别人，这些人都按着一个圈子转，转来转去，还在这一个圈上。所以‘轮回教育’就是转圈子的教育”。他举了两个圈子，一个是“自中学到大学，自大学再转到中学的圈子”。就是中学毕业升大学，大学毕业当中学教员教学生升大学。还有一种“高一等的圈子”，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向外转，“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虎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这一种轮回与前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半中半英的欺哄法。留学生所用的欺哄法是完全美国法。完全用外国话来虎。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是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这样便算救国吗？”文章最后这样结尾:“最后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逃出这轮回呢？果如佛家的轮回，人人不能逃吗？再重说一遍，轮回教育能救国吗？这是我的问题。”这场引起轩然大波的“轮回教育风波”(《百年南开(1919—2019)》，《南开大学报》纪念特刊第16版，《轮回教育风波》，本版编辑:韦承金)可以说上承周恩来早在1916年就强调的“通俗教育”(“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见《吾校新剧观》，《诗文选》p. 26)之意旨，也是催生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知中国服务中国”办学方针的重要动力。

11月28日，《南大周刊》第8期刊载署名“锄日”的杂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评论当时报载日本警察擅捕中国留学生并拷打拘留的事。感叹:“眼前已经是可耻、可恨、可悲、可怜了，若再不设法自振，等到日后日本的警察来到我国国内捕打国民的时候，还要加千倍万倍千万倍无穷倍的可…可…可…了!”

12月5日，《南大周刊》第9期载南开留日校友孙伯陶来函《日本对支国民庆祝大会与满蒙合并成功预祝大会》。

12月22日，《南开周刊》第109期刊登《汪精卫先生在大学演讲记录》(志静)。“今所欲言者，乃‘中国革命史的一段谭话’。现在国内尚无一种完全的中国革命史，而吾人之需求此类历史又甚切。(中略)讨论此题最先须明白者，即为何要革命与中国有无革命之必要。中国革命现已十有三年，因何至今未完全成功？ 故中国到底有无革命之必要与革命是否有成功的一日，皆为最切要之问题也。”《资料选》pp. 826-827

1925年

4月18日，《南大周刊》第14期刊载林祖培的短评《今日世界之第一野心国家》，从日语对中美法俄等大国的汉字称呼，说明“日本虽蕞尔岛国，实具有征服世界之野心”。同期刊载查良鉴在南开大学国语演说竞赛中的演说词《对于帝国主义我们应取的方针》。

5月1日，《南大周刊》第16期刊载胡敬修的文章《外国经济压迫下的反动》，号召反抗外国经济的压迫，为此“我们国民应当群起谋经济独立。如何增加中国资本？如何利用中国巨大失业的游民？如何开拓发展中国广博的国土？就是中国人应当注意、应当研究的问题”。

5月7日，《南大周刊》第17期为“国耻纪念号”。第18期(5月18日刊)报道，为纪念国耻，当日学校停课茹素一日。上午举行“国耻纪念全体大会”，范静生(范源濂)先生等演讲，下午加入市民大会，按秩序游行。范静生的讲稿《日本及其对我国之经营》及署名“谁”的杂感《雪国耻的惟一妙法》刊于《南开周刊》第18期。《日本及其对我国之经营》收入《研究》中。

5月11日，《南开周刊》第122期《校闻》栏发表《“五四”纪念讲演大会志详》，详细报道了5月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礼堂举行“五四”纪念讲演大会的盛况。其中提到原来拟请吴稚晖、戴季陶、顾孟余诸先生来津讲演，因故未能来。“请邓颖超女士报告‘五四’之历史。当民八‘五四’时，邓女士躬预其役，故言之极为亲切。次为李宗武先生、谭仲逵先生、韩麟符先生、江竹源先生等演讲。对于会众，深致其勖励之意。”详见《资料选》pp. 628-630

6月13日，五卅惨案发生后，《益世报》发表《南开大学教职员告国人书》，以表愤怒、谴责，同时强调“他虽以野蛮的手段待我，我却不肯以野蛮的手段待他。我们有一个奋斗的好法子，唯一的法子，就是经济的绝交。经济绝交是文明的手段，是法律范围以内的行为，只要能全国一致，只要能坚持到底，是可致他们的死命，促他们的觉悟的。(中略)断绝交易，不买英、日货，若不持久，效力不生，若要持久，筹划当周。什么货物可以不用，什么货物应当觅代，什么货物本国能造(如香烟可以不吸，哔叽可以不穿，机器可从德买，草帽已有自造)，一切须有详细的调查、具体的方法，才不至于以五分钟热度贻讥，徒自受很大的损失。同仁不敏，愿尽绵薄，以调查研究自任，并请全国同志，全力从事，俾能与国内工商界合作，使商家的牺牲减轻，使工业能利用这机会发达。(中略)总而言之，凡为抵抗奋斗而牺牲的，我们尽力援助，以同尽国民的责任。我们尽量的牺牲，竭力的奋斗，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有无谓的牺牲，有弊的举动，我们应当防止，应当避免。当防的是:一、暴动的行为。我们为国民名誉斗，为人道尊崇斗，守法律、重生命，不要学冥顽无识的拳匪，也不要学自称文明，以枪炮对人的英、日大国民。不施暴动，不肆捣毁，不残生命，惟以文明手段，果毅精神坚持到底。二、无意义的排外举动。我们反抗强暴的帝国主义，我们却不主持狭隘的国家主义。我们所奋斗的是英、日残暴的当局，不是他的优秀分子。凡能为人道主持者，仍是我们的朋友。”《全集》一pp. 231-232

7月8日，日本的《国民新闻》报道《上海事件勃発裏面:野心政客の暗中飛躍熾烈》中，引用日本的中国通的说法，提到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在天津是排日英急先锋南开大学学生的首领”。

10月17日，《南开周刊》第1卷第5、6号载《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年)》，其中有大学一、二年全年日文课，教员为金爽田。《资料选》p. 197

11月17日，《南大周刊》第21期刊载梁敬钊的《关税会议中日英美之态度》。

1926年

4月12日，《南大周刊》第29期刊载署名“协”的时评《国际裁兵会议与世界和平》。

5月7日，《南大周刊》第32期“五七纪念号”刊载周志拯《否认日本根据二十一条在满蒙所得权利之我见》、青争《日本人口问题与我国满蒙》、吴知《雪耻运动》、定公《呜呼!“五七”国耻已十一周年矣!》、作楠《双重意义的雪耻纪念日》。

5月7日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详情载5月17日刊出的《南大周刊》第33期。“是日学校停课一日，午晚两餐均素食；门首、墙壁及电杆上，均悬有警惕语。上午十钟，在礼堂开纪念大会；礼堂门首，有五月九日日本人强迫承认二十一条之像，一种强硬之态度，令人发指。(中略)演说者对于如何去救国，如何去雪耻，均有彻底之主张。”并介绍载于同期的梁岩同学演说《日本国民性的特点——五七国耻的演说词》，概括成两点:“(甲)我们要雪耻，需要研究日本之国情。(乙)明了日本以后，方能得到日本人之弱点以制之。”(《资料选》pp. 635-636)此演说从日本人的阶级思想、富于模仿性而缺乏制造性、抗逆性或革命性、神道和佛教两种宗教成为其国民信仰、自杀性五个方面概括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最后分析了日本人侵略性形成的历史和环境原因。

5月24日，《南大周刊》第34期刊载署名“知”《日美战争的推测》和署名“定公”《日美扩充军备与太平洋之危机》两篇文章。

5月29日，《南大周刊》第35期(五卅纪念号)，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查良鉴《纪念五卅》(《资料选》pp. 640-641)、于一《五卅惨杀纪念的感言》、青争《一年来抵制英货的结果》、霞《赤化欤？诬蔑欤？》、木仙《五卅事件与国家主义之勃兴》、杨周熙《五卅惨案一周年来之回顾》、宋作楠《五卅案之负责者与经济绝交》等。

1927年

5月1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37期《言论》栏，发表《日本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预测》(署名“清”)，期待田中内阁“不久必有一个比较更具体的和平的对华最后方策发表出来，这是我国人士的希望也是日本朝野应具的方针。”(《研究》p. 292)同期刊载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C. C. Batchelder的《远东经济问题》一文，由东远翻译。

9月27日，张伯苓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谈及:“余自大连归来，觉满洲问题实有作速研究之必要。本校现正组织视察团，预备十月十七日本校纪念会后，先派师生若干人赴南满东中沿路从事准备，然后分班前往参观。将来一方以视察所得，报告社会，引起国人之注意，一方则研究三省兴业之实际办法，鼓吹建设。”《大公报》(天津版)1927年9月28日。《全编》p. 111

9月，严修作《贾生金藻被害始末记》。

民国十三年七月，吾友贾君树堂之孙金藻为日本凶人谋杀于京师，主谋者前田岩吉，共同者华人秦富贵也。案既破获，贾君讼诸中日法庭。逾年，京师审判厅判处秦某死刑。又逾年，日本当事亦置前田于法。今年五月，贾君过余，示余中日公牍全案，属余记其始末。

……

论者以为法权不我属，日官袒庇日人，意中事也。果也!日官鞫狱时，贾君曰:“死者不可复生，多与尔金资以养老，不亦可乎？”贾君不答。再问，则曰:“吾方有所思。”问:“何思？”曰:“吾思杀人而可以不死，死罪而可以金赎，吾将豫积金钱为杀日本人之用，可乎？不可乎？”法官语塞，狱由是定。遂以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处决前田岩吉于长崎市云。见《严修集》上pp. 179-180

10月26日，《南开大学周刊》第41期《时评》栏发表《田中之外交》(署名“清”)，认为“田中的外交，无论如何合纵连横，皆以经营满蒙为政策的背景，吾人处此内乱频仍的时候，固谈不得若何高明的外交，以资抵抗，然当局宜采宣传政策，以离间敌人，一面更宜鼓励排日运动，以为外交后盾，田中虽倔强狡猾，未始不能补救外交于万一呢。”《研究》p. 294

同期刊载袁白的《旅大纪游和感想》。《校闻》栏刊登:“满蒙研究会”消息:“校长前自沪返，过大连时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积进与野心，实有令人发直者。因以为欲与之抗衡，非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是以返校以来，即提倡学生对满蒙之研究。现已正式成立一满蒙研究会，专主其事。现已聘定傅君为主任，各部行将起始工作矣。”还报道:“满蒙研究会已聘定傅恩龄先生主持会务，切即着手筹划。本星期四(即10月27日)特定于礼堂请傅先生讲演满蒙问题，从各方面观察，可谓道尽无遗，深信此后同学对于满蒙问题之重视更进一层矣。”

11月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43期刊发郑华基翻译的《日本之人造丝工业》，正文前有译者附言:“是篇译自《远东时报》第二十三卷第七期。内容所载，原属记录日本人造丝之源起、经过及将来之大计划。夫日人之所以能如此劳心竭思，不惶宁处，以谋其本国人造丝之发达者，良以人造丝成本之低廉，制法之简易，他日必有取蚕丝而代之之一日。窃思吾国为蚕丝之主产国，现每年出口货物，仍以蚕丝为最大宗，苟不从速竭力设法预谋，则将来吾国蚕丝工业之失败，将百倍于今日矣。愿邦人关心吾国丝业者，睹斯篇有以自励，则吾国丝业前途，其庶有望乎!”《研究》p. 23

同期《南开大学周刊》发布“满蒙研究会”广告和简章，招收会员。11日下午本校商学会请“满蒙研究会”主任傅恩龄教授演讲，题为《日本商业状况》。15日“满蒙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1928年10月改名为“东北研究会”。《东北研究会缘起附东北研究会简介》，收入《全集》一pp. 267-269)，傅恩龄报告最近的满蒙问题及本会今后的发展方针。18日开办日语培训班，课程由傅恩龄代授。

12月14日，《南开大学周刊》第48期《校闻》栏“满蒙研究会”条报道:“我校满蒙研究会之设，盖以研究满蒙近况及实状，为书本以外之帮助。其意至善，其法至良。且满蒙为我国边陲重要之区，于地理上亦属重要，且近年被日人侵略，亟亟可危，研究在时间上亦不能缓。不料日人知我校有此组织，深恐其中秘密被人探悉，故从各方面谋破坏。最足使北方政府动听之名词无若‘赤化’二字，故津中日文报纸累载我校研究满蒙乃受赤化影响，且谓南开为排日之根据地。谤词诽语，空中射影真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以窥日人对于满蒙之阴谋矣。中国人研究中国以内之事务，反须受外人之干涉，无乃大耻乎？愿同学努力有以雪之。”

12月22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第49期发表署名“满蒙生译”的《满蒙是第二朝鲜》。正文前有编者附言(《研究》p. 343):

请看日人山田武吉之《满蒙更新论》之一篇。

满蒙生君，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篇译文，揭穿日人图我满蒙之一斑，以示我中华国民；吾人捧读之余，不尽对满蒙生君表示谢意。

12月23日，南开大学董事长范源濂逝世。

1928年

1月18日，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川越茂致函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报告“天津南开大学内设置满蒙研究会”的情况(天津南開大学内ニ満蒙研究会設置ニ関スル件。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请求编号I-1-5-0-4_1_00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上可查阅。以下日本外务省对南开大学相关情况的报告皆出自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不另注)。此件开篇说:“根据本馆警察署长的报告，天津中国南开大学，认为满蒙问题不仅关系日中俄三国前途之安危，而且影响东亚及世界和平，因而有必要对外国人之设施计划加以深入研究，以谋求彻底解决之方法，为此在该校设立满蒙研究会，其旨趣寄至中国当地各官厅及各团体(大意如下记译文所示)，以求对该会之赞同与援助，并附满蒙研究会简章。为备参考，特此报告。”“满蒙研究会”所发中文信函未见，现将其所附日文翻译件再译为中文附于此，以备参考。

伏念我东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区，版图辽阔、宝藏富庶，若不应用学术上之研究科学，开拓利源，则不能谋民生而增进福利，恰似委弃珠玉以使人起盗窃之心，强邻日俄时时染指，岂非无故。

日俄之在满蒙人士设会而研究者众多，我国人对此能无感触乎？此满蒙问题不仅关系中日俄三国前途之安危，且影响东亚与世界之和平，故对满蒙问题之内容、满蒙之现状及外国人之设施、计划，应作深入研究，以谋求彻底的解决方法。

敝校师生等有鉴于此而设立此会，以同人等之菲材虽然难图其有迅速之发展，深虞陨越，固不能不俟各位先生之热心研究努力。还望不吝金玉时时给予指导，以资匡正，以有利推进。对材料之搜集虽费苦心，所获亦不少。若得许拜阅先生研究之结晶，实感欣喜。若发现有关满蒙问题的中西日文图书杂志报纸等，切望直接通知以便购买。研究越推进，不仅可遂先生研究之志，亦可达成设立敝会之目的。将来敝会之成就乃拜先生所赐。匆匆顿首

一月五日 天津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启

此件同时抄送日本驻中国公使、奉天·间岛·天津·哈尔滨各总领事、长春领事、关东长官。

2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报告《请求从文化事业费中对天津南开大学学生日本视察旅行加以补助之事》。报告说:

本月13日访问文化事业委员江庸堀参事官，正好这次天津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想让该校各科毕业生三十余名来本邦旅行，以考察日本的教育状况，希望提供方便。南开大学现有文理科、商学专科、矿学专科，范源廉、颜惠庆等相继任理事长，不仅是北方中国最有实力的学校，据江庸说，该大学学生中似乎一直屡屡有与排日运动相关者。曾有以文化事业部的经费支持过北京学生团(1923年)及北京法政大学学生团(1924年)视察旅行的先例，值此之际，使该校相关者通晓日本实际状况确为有意义的计划，就此希望能够应其所请给与适当补助，期待能够予以关照。

2月22日，《南开大学周刊》第52期《时评》栏发表《日俄德三国联盟能成立耶》(署名:清)、《日本与溥仪》(署名:K)。

前者批评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臆造“日俄德将成立联盟之说”，分析三国形势，指出其不可能。(《研究》pp. 143-144)

后者批评上海美国商会要人瑞氏(George Bronson Rea)鼓吹日本将来处置满蒙的计划。即所谓:“如果中国人坚持不承认日本在满洲已得的权利，日本将实行鼓动满洲人与北京脱离关系，设立新的政府。并宣布满洲为日本的保护国。”指出这种论调“代表很多日人狂妄的心理”，美国人的宣传乃是“为虎作伥”，特别指出:“日人想拥立溥仪为关外王而以‘满洲’为‘保护国’，更是一个可笑的妄念。但是，我们看了日本对宣统废帝的用心可以知道他确有这种愚蠢的计划。溥仪自入日租界以来已经有了三四年，天天受着日人的保护与优待，自己却不知道日本怀着野心，真是昏庸万分。我们希望他能觉悟，快快离开日人范围作一个平民。如果再存复辟的思想或甘受日人的利用，一定不会得着好结果的。”《研究》pp. 295-296

同期发表《日本对满蒙的金融资本政策》(署名:第)、《日本各政党的对华政策》(署名:岑)。

前者指出“日本金融资本政策的要点是:有日本政府作背景的银行向满蒙的工厂、矿山以及铁路作资本的投资，借以达到侵略目的。我们一看满蒙地图，就可以知道有很多条铁路是与日本有关系的。旅行过东三省的人可以看见许多重要工厂和矿山是日人经营的，这些铁路工厂和矿山都是日本金融资本政策部分的实现。未来的成功，足以支配东三省经济的一切，这真可畏呢!”列举了日本在东三省开设的二十九家银行及其金额和分布的地点。文章最后这样写道:“日本在东三省的银行，合起来是我们中国的巨祸，分开来也是地方的大害，但是日本仍嫌不足，还有进一步的计划，去年六月十三日，日本大藏省次官黑田发表谈话说要设立满蒙特殊银行。这个银行成立以后，就作为日本在满蒙的中央银行，也就是日本在满蒙作投资的总机关。将来日本在东三省的开拓事业必定会愈加发展。锦绣河山的满蒙免不了做日本人的第二个朝鲜罢。阅者诸君，有何感想？”《研究》pp. 355、357

后者分析了日本各大政党，特别是政友会和民政党的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对策，最后的结论是:

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种政策可以选择:援助或侵略。用前者可以真能共存共荣，因为现在日本可以援助中国，不受欧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将来中国可以帮助日本解决人口粮食两大问题。用后者，日本现在可以非理性地侵权得利，将来中日的大战却是不可免的。为东亚的和平，为中日的共存，自然以前法为当。可惜两大政党都是采取第二法，虽然急缓不同。所以，这次日本选举，无论谁胜谁败，我们不可不图预防方法的。《研究》p. 289

2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就南开大学学生视察日本旅行费补助之事起草信函致驻华芳泽公使，说“因为近来学者、教育家等视察者激增，预算紧张，因此不能对学生视察团给予经费补助，很遗憾难以满足其要求”。但是表示可以“支给同行一两名教员视察费(一人五百日元)”。

2月，《1928年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成，其中一部分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其中提到“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言，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中略)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又强调“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则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为此，南开“故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全集》一pp. 280-282

3月7日，南开学校“满蒙研究会”开设的日文班开班。《南开大学周刊》第55期《校闻》栏报道:“本年满蒙研究会特请本校商四同学玄堪君担任教授，已于本月7日开始。当时傅恩龄君未到，由敖君士珍代为介绍，每星期一三五晚七至八时为讲授时间云。”

3月14日，《南开大学周刊》第55期日本人小仓章宏的演讲稿《日本政党之过去与现在》(满蒙研究会记录)。3月29日同刊第57期又载其演讲稿《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何庭鎏口译·范士奎记)。《研究》pp. 29-40

4月初，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加藤外松频繁给日本外务大臣及在华相关机构发信，报告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的情况。日本外务省“本省4月6日前到”的加藤信(发给奉天的电报，转送外务大臣、暗送驻中国公使、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牛庄。下件同此)中说: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该校满蒙研究会主任傅恩龄(日本留学出身)结伴预计将于四月七日乘当地出发的长平丸赴大连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视察，沿途将经过奉天、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洮南、营口等南满、东支、洮昂沿线。此行的目的在于为满蒙研究会募集资料，顺便进行实地参观。实际上主要是为南开大学募集资金及为该校夏季开学的暑期学校招募学生。

而“本省4月6日后着”的信说:

该校无论是从沿革还是从资金其他关系方面，不仅美国的色彩相当浓厚，而且曾在当地作为排日的急先锋，由此看来，该校满蒙研究会也接受美国提供的资金，甚至也可以说是为美国作成关于满蒙的各种调查报告的机构吧。其真假暂且不论，虽然这次旅行张(即张伯苓——编者)尽量回避与日本方面联系，但是在资金问题等方面近来又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近亦为事实。因此对于他这次旅行我官宪自不必表现过于监视的态度，也请满铁最好以不引起注意的方法给予其相当的方便为宜。

4月6日，加藤总领事直接给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报告《关于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满洲旅行之事》，附上了“满蒙研究会”简章[《南开大学周刊》第43期，1927年11月9日。见《〈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前言》]和这次旅行的日程表。所附《东三省旅行日程表》如下:

4月7日，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主任傅恩龄、日本人远山猛雄由津出发去东北考察，搜集研究材料。(后略)”《张伯苓年谱》p. 84

4月12日，张伯苓在同泽中学讲演(郝毓邨记录)，收入同月发行的《同泽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其中谈到:

东省的“中日问题”可就不同于“中英问题”了，因为中英问题英国人将态度一变，便没有什么问题了，日本则不然，如同金州那边，算是租界吗？凡是说租界，理当中国人多，日本人少才对，而事实则不然——将来我们回收的时，当作如何的处理呢？而在租界里又不许中国人立学校，而尤其是在日本势力下铁路的旁边不许有中国铁路并行，他们的居心在那里，大家玩味一下子。

(中略)东省的空地，不要再叫外人来移植，可以叫我们那一般受苦的同胞来开垦，所以我这次得到这些印象。回津后，我就提起这个组织。

(一)学生用暑假的时间到东省来——调查股。

(二)先生用他们的所学的来研究——研究股。

先生学生他们工作的预备——学生在校中他们先学好了日本文字，再经过一番的调查，得以明了日本人的背景，然后他们再去读书去。先生的方面他们要研究农林、开垦、移民的方法，领荒的方法，东省园艺的情形，汽车路的建设计划，调查东省的人数。大概工作的情形就像上边的那样，我们将来容或有补东省之万一。《全集》一p. 286

4月17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代理峰谷辉雄给其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附天津总领事)秘密报告《关于张伯苓行动之事》。其中写道:

装作偶尔结伴秘密与张伯苓同行而来的天津满铁嘱托远山猛雄，十三日到本馆向内田报告，据说从张在旅行中的言动来看，其满洲旅行的目的，主要在为学生暑期满洲旅行进行联络及劝说在满毕业生等捐款。满洲文物进步，适合学生旅行，让学生体会这些，将容易陷入政治热潮中的青年吸引到体育和文化研究方面，张伯苓似乎有这种温和稳健的想法。而无论是旅行中的行动还是在讲演会上，都力图对自己过去的排日派形象加以辩白，这毫不奇怪。据中国人传言，对他的评价也不太好。张伯苓十三日来访本馆，对内田说此行的目的在于劝导参加该校满蒙研究会举办暑期讲习会，并拜托在夏季学生满洲旅行之际予以关照援助。他赞赏在日本势力下满洲文物进步之大，为之大吃一惊，虽未多谈。在上述表面的理由之外，正要观察其满洲视察是否有其他目的之际，张伯苓又对东方通讯当地支局长荒做了上述同样的谈话，此外，本馆警察从满铁公所长那里探听到，还谈到不久前满铁的美国发行债券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将来美国会有通过满铁这样的第三方直接向满洲投资的时机这样的话题。由此看来，张伯苓接受驻华美国公使马克谟(J. V. A. MacMurray)的密旨，被派去为树立将来美国的对满政策而搜集资料，为此接受了壹万伍千银元的报酬，此点真伪不详。(此件送外务大臣、在华公使、哈尔滨、长春、牛庄、安东)

同日，在海龙日本领事分馆主任坂内弥代向在奉天的日本总领事代理峰谷辉雄报告南开大学校长一行在海龙的动静(送日本外务大臣、天津总领事)。由此可知张伯苓等“一行六人，如期于四月十六日午后六时十分由奉海铁路来海龙。因为当天奉海铁路总局给当地铁路公局发电报告知张学良一行来海，铁路分局通知中国方面各官衙，中国方面只让县警察署长途中到车站迎接，海龙站有巡警约三十名迎接。此外没有特别的欢迎”。“一行六人”应包括“张学良一行”。其报告的关键是表明张学良“来海的目的只是沿线视察，没有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行动”。

4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继2月14日之后再次向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报告南开大学之事。报告中提到，“2月2日，丁文江来访本使，说自己六年间是南开大学校董成员，该大学由张伯苓个人经营，张与蔡廷干一同赴外国留学，德国占领胶州湾以来，断然离开海军，专心专意从事于育英事业。该大学与政府全然无关，以个人捐赠为基础。眼下学生有普通部一千四百名，大学部四百四十名。迄今已投数百万元之资金，美国已捐赠约二十五万弗。张今年又将去美国，自己劝张顺道访问日本，在日本也有满铁等其他大公司，拜托斡旋捐赠，去信请求。张伯苓本人也会去拜访。对他说的上述这些，本使答复，只要预先举出有关该校更显著的事迹及趣闻，当尽力而为。其后没有任何消息。作为参考，特此通报”。此件抄送“奉天、天津、满铁”。

4月21日，日本驻华在安东领事冈田兼一给天津总领事加藤外松报告18日在安东的讲演情况(抄送日本外务大臣及驻奉天总领事代理)。据此报可知，张伯苓与傅恩龄两人于十八日早晨六点二十分到达安东，在商务总会午餐，下午四点到五点在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听众包括东辽实业银行行长、警察督查长、各学校校长及青年会干事等四百余名。该报告还附有这次讲演的纲要，由此可知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满蒙研究会的主旨，讲演的最后提到日前在奉天得到东北大学对研究会的资助，这次来安东，也希望得到各位的援助。

4月24日，张伯苓在吉林省吉林市松江剧场对吉林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模范高小师生演讲，4月28日发表于《毓文周刊》第234期。收入《全编》pp. 117-121。“现代化的国家是现代化的国民组成的，有现代的国民来组织现代的国家则这国家才是现代化了。”“中国想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的国民。要造成现代化的国民，不可缺的，一是道德的标准，二是思想的态度。”“我们所组织的满蒙研究会是这样性质:一、教育的，让人知道；二、研究的，让人起来研究。我们不愿意学生读死书，对实际的问题应该注意考察。我们现在这个组织是先生和学生在一起研究。(中略)我们组织满蒙研究会，是让学生注意满蒙，让他们调查东三省的交通、物产，等等。(中略)我们要研究这种种问题，比你拿小旗上街喊去强得多。我素来是这样主张。望诸位对于满蒙也应该详细研究研究。用清晰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不怕没有成功呢。”

4月25日，日本驻华在安东领事冈田兼一给天津总领事加藤外松报告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简章的事(抄送外务省、在华公使、奉天)。由此可知“满蒙研究会”给当地的东辽时报社寄去了研究会的日文“趣意书及简章”，并附在该报告中。

4月26日，《南开大学周刊》第59期发表理学博士斋藤贤道的《满洲的化学工业》(满蒙研究会译)。《研究》pp. 358-364

同期刊载署名“隐”的评论《日本帝国主义者》，谴责日本出兵侵鲁及日本通讯社的谣言。文章最后说:“日本通讯社的谣言，是出兵的张本，他们想利用谣言，妄说某处军事如何，某处战争剧烈，日本侨民将蒙损失，以掩饰出兵之事。明眼人固然不至于受骗，而糊涂人不免受其所愚。通讯社本来以报告事实为目的，有道德上法律上的制裁。可是日本通讯社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中国政府对他们是无可如何的，只得让他们任意造谣。我们的政府固然无能，我们的人心是不弱的。况且还有中国报纸指示我们，所以我们看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应该格外的小心，不致于受他们的愚。”

5月1日，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八木元八向天津总领事加藤外松报告张伯苓的行动(抄送日本外务大臣、在华公使、奉天、吉林、齐齐哈尔、长春、牛庄)。报告书中说: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博士4月28日午后四时自长春来哈，投宿于本市埠头区哈尔滨旅馆(中国人经营的旅馆，指定为与基督教相关者)，车站与旅馆有许多欢迎的客人来往。本领馆谍报员装成新闻记者， 29日早上接受采访，博士的回答大致如下:

我这次来游东三省系教育及满蒙文化视察，其真相由在奉天、长春等地的我的言行应该已经明了。

我作为美国留学生、被该国赠予学位的事，以及从基督教关系等地位出发与美国人的交际不少，因为这些，不是没有被误解过。进而在南开大学设立满蒙研究会，如这次旅行，对在满蒙有过于赞扬邻邦日本的文化设施的倾向，也有被误解的危险。但是为了防止误解，在奉天、长春、吉林各地，对各方面人士谈过，应吉林满铁事务所的招待，作了“中日与满蒙关系”的讲演，那时应该很大地满足了听众的要求。

(中略)29日中午在支那街中华基督教会堂作了两个小时关于“博爱”“牺牲”“满蒙”的讲演，参加者有中华基督教徒、同青年会员、同信义会员、职工青年会员、三育商业中学学生等。

该报告书中记录了张伯苓关于满蒙的讲演内容。其中提到:“满蒙凡百设施皆依他国人之手，此吾人之耻也。故于去年回津组织满蒙研究会。我们的满蒙研究会，(一)由东三省出生的本校二十岁前后的学生组成；(二)应挽回满蒙利权、对满蒙产业进行实际研究；(三)以科学、生物学、社会学等不断推进对满蒙实地的研究。”

5月2日，日本驻长春领事永井清给天津总领事报告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满洲旅行的事(抄送外务大臣、在华公使及奉天、吉林、哈尔滨各总领事和安东、牛庄各领事)。这份报告中留下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四月二十二日长春自强中学的讲演要旨》。报告中提到“大概是由于注意到有本邦新闻记者等混入，未见过激言动”。张伯苓4月22日在自强中学的讲演，除了留在本报告中的要旨之外，还没有找到其他相关材料。现将要旨中的相关文字翻译两段出来以供参考。

(前略)我三十年前到大连时，还是一个荒凉的海滩，只有数户人家数艘渔船而已，而今天已经变成了东亚的第三大商业都会，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建设中，或曰路改或曰市政，其发展之快令人吃惊。此令人吃惊的发展变化，是因为日本人的经营，以满铁所得利益而展开诸多事业。即以科学的方法，或进行满洲的农产加工试验，或以从普兰店出产的原料而制造玻璃器具等。日本人以满洲的出产而制造商品，还有卫生研究新设置、建设农事牧畜试验场，研究满蒙经营的基础等等。日本人的经营计划的确令人钦佩!也就是说，日本人以他人土地之所产物资而制造商品，我们中国人对自己土地所产而没有加工制作的能力，这实在是耻辱。我期待将来东三省之发展，见此实况，归校之后觉得满蒙研究之必要，因此组织了满蒙研究会。

(前略)今年暑假期间将派教员学生到东三省各地视察，视察最重要的是大连、奉天、哈尔滨三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与日俄的经济有关，到时还请各位予以关照。现在日本人的论调说东三省为特别区域，认为蒙古是蒙古、满洲是满洲、汉土是汉土，应该分开来说(此时自强学校校长给讲演者递去一张什么纸片，讲演的口气稍有变化)，我认为决不能分开。满蒙研究会为避免引起外交问题，主张以学术来从事经济的调查。我认为中日两国如果诚心诚意，可以共存共荣，称为东亚的英雄；若是口头上的共存共荣，则中日两国将来都不能存立。但是外国之所以不修改不平等条约是因为中国不统一，中国统一的话这些不平等条约自然应该修改了。诸君可以放心，中国决不会永远接受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待遇。还有，这次组织满蒙研究会，无知的日本人中说我像是有排日的行动。我的本性是不会做表面文章，要做的话就从其根本上做。诸君请放心!我中国决不会亡。现在的内乱状态虽然如此，因为中国是大国，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强胜之国。对各位的欢迎表示感谢!恳请援助本研究会的事业，将来必定在满蒙的经济开发上提供好的结果。请诸君退席。云云

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

5月7日，中学部上午8时举行国耻纪念会，由训练课召集。张彭春先生讲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要承认二十一条之经过，十三年来国人对于此丧权弱国条件反对之热烈，及最近又有复活之倾向，以后即将二十一条逐条详细朗读一遍，最后宣布停课一日，以作研究二十一条件一切文件，并各人作一番自省功夫，以期猛烈觉醒”。下午，南开中学教师赵水澄夫人李静轩召集赵、李二宅女仆于堂上，宣讲“二十一条”。(见《南开双周》第5期《校闻》栏)大学部上午10时召开国耻纪念会，先为济南惨案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后报告济案经过，之后由同学和校长演说，到下午1时散会。“晚间出版部又召集组长会议，决定从速发行济案特刊，以表示南大师生对此次济案之态度。”(详见《南开大学周刊》第61期《校闻》栏《济案发生后我校同学之反应》一文。)

5月9日，晚上蒋廷黻为南开大学预科学会演讲《日本二十一条之背景》(《南开大学周刊》第61期《校闻》栏，1928年5月24日)。

5月14日，《南开双周》第5期刊发嘉子《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正文前有“追悼在济南被凶暴的帝国主义者们挖去眼睛，割去鼻孔，斫下耳朵，死难的弟兄们!!!”以示此文的用意。在这种时候，作为青年学生能够做什么呢？文章最后强调:

(前略)我们必须在读教科书之外，作下列最低限度的努力:

(一)努力练习团体生活，练习遇事产生团体的意见，那么，做随便什么事都有力量。

(二)努力注意国内国外政治及其社会情形，加以思考，以作将来入社会作正式公民时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

(三)训练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使意志坚强，同时思想深刻有条理，有了这两种，能够应付一切事件。

这是我们学生时代做得到的努力，我希望同学们能冷下脑子，默默地做最基础最下层的铁工作，那么，第二次济南事件发生时，我们将使日本或任何轻视我们的外国看看我们新中国的青年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来!《研究》p. 300同期还刊载有胡守宪的《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一文。

5月23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青社宴请张伯苓，席间发表满蒙问题讲演，两天后25日《申报》刊出。“满蒙蕴藏甚富，日本蓄志侵略，视铁路如生命。我们能把路权保住，日人便无法发展。刻东三省有华人二千七百万，日人仅二十余万，再由直、鲁、豫移民二三千万去开垦，亦不嫌多。中国若不打仗，以造军火钱去辟三省利源，日人侵略，早已失败了。”《全集》一p. 290

7月12日，张伯苓在上海对华东暑期学校全体学生和教职员讲演《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对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威胁》，中文由张兰普翻译，与英文都收入《全编》pp. 123-127。“在中英之间，既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也没有深仇大恨。但和日本却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全国性的，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即“满洲问题”。(中略)日本人沿东三省各条铁路线一直在不停地扩张，由此断定，他们一直试图向外开发与侵占领土，这就是中国现时面临的危险。(中略)日人企图永久占领与控制满洲——这块纯中国领土的警示，应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

7月14日，傅恩龄在清华大学演讲《东三省之最近状况》(讲稿载《清华周刊》第30卷第1期，1928年11月9日出版)。

7月16日，张伯苓应工商部驻沪办事处之邀所作讲演《东三省问题》，其摘要载7月17日《申报》(收录《全集》一)和《新闻报》(收录《全编》)。后者有关于满蒙研究会的记载。“兄弟此次赴东三省调查，是为南开大学迩来组织一满蒙研究会。此会组织之起因，是因兄弟在青岛时，见到有许多男女老幼，在海岸候船赴东三省，找生活觅食。于是就感想到东三省是有饭可吃的去处。其次兄弟过大连时，又感想到俄、日人民利用东三省财力，把一向荒芜之大连，建设成今日著名之海口。由此二因，兄弟即感到东三省地位之重要，而有满蒙研究会之组织。(中略)满蒙二字，实不妥确。盖满洲名目早已取消而更为东三省，其属于蒙古区域，只限于东蒙一部，并非全蒙，是以至今独称满蒙，实为名不符实。”《全编》p. 128。

7月23日，中华民国代理驻日留学生监督张振汉公函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部长景:“兹据本国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傅恩龄函称，蒙驻津日本领事函示，文化事业部另由新订短期留学办法，特寄申请书一份，乞为转送等，前来相应，检同该员申请书一份，随函送请贵部查收，并希检出该项规程一份送处，以此参照为荷。”

8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致函日本驻天津加藤总领事，说南开大学傅恩龄教授8月下旬到日本考察铁道及邮政事务，此件通过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监督提出申请，问其支付考察补助的意见。

8月23日，日本驻天津加藤总领事致函冈部对支文化事业部长，回复傅恩龄赴日短期留学补助的事。提到“傅氏为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士，于大学院专攻铁道会计，为当地美国系且学生中多有排日风潮的南开大学聘为商科教授，着日本留学生出身教授之先鞭。该校组织满蒙问题研究会，以其为主任，主宰该会。因此，当此之际，他是给予补助费的最适当的人选，而且如此前来函所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已经知悉此事，也希望能够申请成功。对此，期待能遂其所愿，就支付其补助费予以特别审议”。

此件中附有傅恩龄的《短期留学申请书》，全文翻译如下:

学校名 中华民国天津南开大学商科教授

现住所 同大学内教员住宅三号

姓名 傅恩龄(印章“傅恩龄印”)

年龄 三十二岁

研究科目 铁道运输及邮政事务

研究场所 东京或京都

研究方法 第一步:咨询交通界知名人士之教诲，以铁道省图书馆为首，浏览、熟读各大学图书馆有关交通的书籍；第二步:视察各种交通机关的实务

日本滞在预定日期 民国十七年(昭和三年)八月廿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九日

学历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士，于同大学院专门研究铁道会计约半年

8月29日，本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起案、9月3日决议，认为傅恩龄到日本考察铁道及邮政一事，“作为对支文化事业为有意义之事，以昭和三年度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的讲演及视察费项目支出八百圆”。(后续见次年3月7日项)

9月9日，张伯苓《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三部教职员聚餐会演说》:“我辈办教育，自应作一时代之千里镜，引导青年排除邪思，设法抵抗帝国主义各种侵略。尤宜严格的训练学生不畏难、不苟安，并使其注意东北、西北各问题，俾努力于新中国之建设。”《全编》p. 131

10月29日，《南开双周》第2卷第3期发表傅恩龄讲稿《东北的外交与交通》(马步英记录)其中警示:“现在东三省的经济状况，几乎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被日本人摘取去了。所以我们更要努力，日本人对东省的经营既然毫不停止，那么我们也应该时时刻刻的不能放松。”并呼吁“铁道网的总支配和管理权，宜放在中国人手里”。《研究》pp. 351、353。

10月3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3期《言论》栏目发表蒋廷黻的演讲稿《中日俄与东三省》(乐永庆记录)，指出:“东三省问题，是现在中华民族最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华民族极重要的问题，因为那是中华民族将来发展的最好的地方。”批驳“日人近来常宣传东三省是满洲人的东三省；意思是日本人在东三省，与汉人乃立于同等地位。可惜这种宣传，毫无历史上的根据!”分析日俄势力在东三省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文章结尾指出:“其实东三省当局，外交手段并不十分坏，只是太聪明了，所以常思借日本武力以统一关内。自皇姑屯炸弹案发生后，东三省当局大觉悟，觉得以前的政策是不对的；为要保持东三省的主权，非同中央政府联为一气不成功，盖三省势力太孤，实不足以与日抗。同时为要打倒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的势力，对于英美投资者，十分欢迎。所以现在东三省当局外交的趋势，不外两点”，即“一、同中央政府一致；俾得以全国势力对付日本。二、对外国开放——即欢迎英美投资——以减杀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权利”。

11月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4期《言论》栏刊发曹汉奇的《日本究竟希望国民政府抱何态度》，指出:“我们平常所看见的只是国民政府之坚持废约与日本之积极反对；所听见的只有日本骂我们违犯国际公法，不顾条约规定，及行为鲁莽草率的官话。却不知日本骨子里满怀着一片鬼胎，不过以不承认废约作掩饰之手段，而其根本目的实获得东三省特权的法律保障。此种诡计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因为日本之拒绝我国废约也，其目的在此；希望我国改变态度也，其目的亦在此。设吾人如不看穿此点，而高谈废约，能不为日人所窃笑乎!”强调“不明此阴谋，则不足以语中日交涉。更不足以批评中日外交之得失”。《研究》p. 306

11月25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6期刊载署名“培心”的时评《延长吉敦铁路》。

12月8日下午，何廉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从经济上观察抵制洋货的影响》，主要讲述了1900年以来日本对华贸易的起落和1908年以来的八次抵制日货运动。指出:“从中日贸易性质上观察，除一九一九年抵制日货，日本在我国入口稍受影响外，其余皆无变化，且日益进展，现在进口占我国进口总数百分之六十。因日本输入中国之货物，类皆中下等人所需要，即关税自主后，日货进口不能减少可断言也。从经济原则上观察，人之欲望不满足，必须分工协作，以交换之。国际亦然，如美国需要我之烟草，我则需要美之煤油。盖己之满足必须求他人之帮助也。抵制日货，根本上即不是经济上之抵制，且有妨自由贸易，结果受抵制之物品价格益提高，因之民生益困，且也抵制日货达到目的后，中国之工业商亦受莫大之影响。故抵制日货在经济上为有害。”何廉同时强调:“抵制日货的正面观”。认为:“抵制日货，即应提倡国货。关于此点，要素有二:第一确定标准，作切实之调查，何种国货最有利益，即提倡之。第二既提倡之，务使实现，勿托空言。且国际贸易中多买多卖为经济上最进步之现象，若少卖多买，多卖少买，或少卖少买，则经济上决无进步云云。”《大公报》(天津版)12月9日报道此次讲演，最后写道:“听众极为满意。晚上又在天津青年会讲演此题。9日又在南开中学就本题讲演云。”

12月2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8期发表《南大学生会为日本侵略满蒙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数十年来传统的满蒙政策，侵略我完整之金瓯，榨取我丰富之宝庄，鹰耽虎视，高掌远跖，利用外交，凭恃强力，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采极卑鄙之方法，以达其目的，非至尽沦满蒙两属为殖民地，其心不甘，其欺凌亦不止，不幸国内过去政府之腐败，军阀之互杀，更迭不替，循致授人以隙，日本帝国主义者始得遂其阴谋，或以利诱，或以威劫，连偷带抢，国权之损失者大半!方北伐将告成功全国将告统一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鉴于满蒙利益之根本动摇，侵略计划已濒于绝望，乃急转直下，加紧工作，田中军阀之强硬论益得拥护，五路建筑权要求于前，济南出兵于后，无处不以满蒙利益为中心，其计未售，遂有近顷吉会、长大两路建筑之交涉，查吉会路长亘四百余里，其经过地有松花、牡丹、图们江三流域，其附近财源有极丰富之农矿水产等物，四洮路之筑成，辽河流域与北满西部之生产已尽归其掌握，长大、吉会两路如再令其完成，则松花、牡丹、图们江三流域与北满中东部之产生，将尽由吉会路输出海外，必无幸免!吾人深知南满路之丧失，南满之利益已尽断送，吉会五路如再断送，则北满之利益亦将同样断送，南北满之利益全断送，满洲全部亦非我有!不特此也，吉会、长大两路之完成，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势力将能由满洲而速达于东蒙，患在肘腋，不堪设想!更有进者:吉会路与以清津港为终点之朝鲜会清路相衔接，清津港为最良之商军港，是则吉会路之完成，即为二港二路政策之完成，亦即借武力之掩护，实行经济侵略的百年大计之完成，是可忽视，孰不可忽视!本会于此，一方固主张政府速令将交涉，移归中央，俾日本帝国主义者受国际舆论之监视，在公开谈判下得一根本之解决；一方并希望全国同胞认清敌人之地位，努力团结，建设一强固之新中国，共雪斯耻!须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于满蒙，其侵略之骨干，实为全国生命之所系，决不轻易双手奉还，我中国欲图再全我完整之领土，亦非以全国之生命为抵押，难见实效，因是本会誓竭全力以为外交后盾，并愿自勉以勉同胞，谨此宣言。《研究》pp. 365-366

同期及第69期《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1月11日出版)连载蒋逵的《英日同盟》(上、下)。

12月22日，张伯苓赴美考察途经日本，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贸易会馆宴请张伯苓，新渡户稻造主持宴会，张伯苓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载《大公报》1929年1月5日。收入《全编》。“日本诸君如不赞成中国统一，自然什么皆可做去，即助张宗昌辈亦可。但对于我国现在的革命政府，若不友助，必为时代所不许。请诸君鞭策贵民府，勿违中国全民众之心理，则中日感情自然融洽，东亚和平自然实现。”《全编》p. 134

12月25日，《南开大学周刊》第69期《校闻》栏报道，何廉在南开大学商学会公开演讲《从经济上观察抵制日货之结果》，“大意谓中国抵货运动，先后计有七次，每次结果，大都两败俱伤，而对社会次序，影响尤巨，是不可不注意也”。

本年，“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捐助美金二千元，专作研究会东北问题之用”。(《资料选》p. 7)张学良为满蒙研究会捐款五百元。《资料选》p. 42

1929年

1月8日，日本外务省吉田茂外务次官给日本铁道省次官八田嘉明发信，请其关照傅恩龄的铁道运输考察与研究。就同一事项，3月7日吉田茂外务次官再次致函八田嘉明次官，请发行相关区域的免费乘车券；3月15日，八田嘉明次官复函吉田茂外务次官，办妥此事。

1月中旬，张伯苓与美国《纪事报》记者谈话(据《大公报》3月1日报道)，“(吾)到日本时，曾得日本国际联盟会及太平洋友谊会等等之招待，并悉日本人士，对田中之对华政策，多所不满，且向日本军阀攻击，谓其派兵驻华，不过欲求封功赐爵而已。现在华人对日之恶感，及经济绝交之事，仍进行不已。设日本能停止对华侵略政策，则中国亦不念旧恶，与其恢复旧好，为良友亲邻。”《全编》p. 135

1月24日，《南开大学周刊》第70期载李涛的《评何醉帘先生之“抵制日货观”》，本文从“一曰研究方法之欠周详，二曰仅注意及影响之害的一面，三曰研究抵货问题所从之方面殊嫌褊狭”三个方面详细地批评了本校何廉教授的抵制日货观。南开师生的学术争鸣和自由讨论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该文结论如下:

何先生研究抵货问题所用之步骤既未周全，所讨论之范围亦殊觉广延不足，在理决不能得到可以切进事实真相之结论。而何先生竟冒然下否定之说，其说不当，固应然也。吾国青年之从事抵货运动者，非不知抵货运动于我国一部分商人及一部分消费者有经济上一时之损害也，彼等所以不顾一切而为之者，以为今日之牺牲，可得其代价于将来也。若今日之牺牲为无代价之牺牲，则其为牺牲也毫无意义。若其牺牲可得相当之代价于将来也，则吾人评论一牺牲之价值应从其将来有无相当之代价论之，不应不论牺牲之有无代价而概然谓任何牺牲均不当为也。何先生明乎此，则必改易其结论矣。

余自聆何教授之演讲后，心中即觉有许多意思有发表之必要。每于同学谈论之时，则必述及之。是我者固有，非我者亦有，不加理会者亦有，催我用文字发表之者亦有。然余个人自知经济智识，历史智识，均极薄弱，以故胸中虽有跃跃欲试之念，而久不敢动笔，经出版部屡次催稿，始勉力为此以应。余写此文之意，不在津津与何教授作是非之辩；而在与一般关心抵货问题及从事抵货运动之救国同志作较深较详之讨论，以坚其勇往直前之奋斗精神，勿为何教授不健全之结论所蒙蔽。巩固自己之阵线，勿为其说而摇动自己之心志。抵制日货的确是解放中国之一条有效出路，毫无可置疑。《研究》p. 316

3月7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本日起案、翌日即8日决定在上次支付八百圆补助费之外，追加三周(自本月十日起)的补贴三百圆，用于对日本各地铁道及船舶的交通联络设备、客货的处理状态、铁道旅馆的经营状况视察研究。具体包括:一、青森函馆间、宇野高松间、下关门司间、下关釜山间各航路及联络、客货的处理状态；二、横滨港、神户港、长崎港线及临港铁道；三、山阳旅馆；四、九州中央部的游览联络及其设备(熊本、阿苏、别府附近)。此件附有傅恩龄自三月十二日自上野赴青森到四月二日回天津的详细日程。

3月14日，严修逝世，享年69岁。

3月15日，张伯苓在美国纽约国际大厦演讲，陈彬龢以《张伯苓博士之满洲现状谈》为题译载于《新纪元周报》1929年第11期(收入《全集》第2卷)，林得文以《东三省的经济与建设》为题，译载于《大公报》1929年5月13日(收入《全编》)。“东三省的问题，与南开的学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全校的学生，有十分之一是东三省籍。(中略)东北研究会，目的就是明了东三省的实际状况。现在正努力做调查的工作。去年春天，到东三省旅行一次。夏天几位教授又到那里开始工作。初步调查的工作，一位教授，现在已专门从事这种工作。他们预备作一篇著作，在下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本年十一月在大阪开会时发表。”《全编》pp. 144-145

4月26日，傅恩龄致函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成允:

岩村先生:

违教月余，殊切驰思，佳况如何，至以为念。诸益胜常，定符私颂。昨在东京，辱蒙格外优遇，深铭心版，感谢曷极。日前安然归校，请勿为念。

兹另寄奉《南开学校概况》，及《南大周刊》各一册，希即查收，阅之

当知敝校现况也。前言组织教授视察团一节，昨与敝校教授诸君，业经谈过，闻讯之余，俱深欣喜。当即详为讨论，众议结果，咸以如果组织天津各校教授视察团，对于人员名额分配上，恐生争执。此事在津系属创举，现以私立大学之南开，出而发起，或有不便，亦未可知。似不如减少额数——虽五六人亦可——只由南大教授中择选前去，稍为得计也云云。

爰敬函陈经过，希即鉴察。未悉只由一校组织，揆诸贵部规则，可否亦予补助？再者如可实现，行期约在八九月间，未知如何？

再有陈者，上述视察团，如果未能实现，敝校教授蒋廷黻博士，个人拟往日本研究，题目约为“中日交涉史”？此君系美国Columbia大学毕业，未知可否酌予补助旅费，便中望亦示知。究竟如何之处，亟听复音。专此顺颂

大安。兼询

近好并布谢忱

傅恩龄四月廿六日

7月7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成允致函傅恩龄:

久违甚念矣。弟五月赴长江一带游历，上月回国，始接台函，备悉一切。南开教授诸君视察日本一节，极为欢迎。惟今年敝部此种经费所剩甚绌，或能可补助两三名，如八九月间实现，即希从速开具教授姓名、研究事项及旅行日程表，由驻津我国总领事馆转达外务省，以便酌夺可也。迟延相答之处，祈原谅为幸。

7月12日，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研究委员会之邀，张伯苓在位于巴黎乌尔姆街45号的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侯永凌(音译)先生主持了演讲，乔治·玛尔古力教授用法文作了记录。演讲记录稿原件现藏于法国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部档案馆(档案号:32CPCOM/481，fol. 64-65v. )。2016年3月27日，曾求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先生，将该演讲记录稿的复制件赠予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杨玉平翻译，校史研究室张健校订，将此讲演稿中文版刊于《南开大学报》2016年4月29日第3版。相关内容摘刊于2016年6月14日《光明日报》。收入《全编》。其中提到:

我们应该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突然遭遇西方世界，并且被迫改变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国家。

其他东方国家，尤其是日本，都曾陷入类似的境地。然而我们看到，日本成功地摆脱了困境，并从此加入了西方列强的队伍。难道日本更有活力吗？非也。这只是个适应能力问题。过去，日本文化完全照搬中国文化模式——这个民族国民性的精髓不是个人创造力，而是模仿意识。日本通过改变模仿对象，轻而易举地保留了复制外国模式的能力。而中国只知创造，不知模仿，与日本相比，在这方面自然落了下风。

下面请允许我在这里举一个穿西装的例子，我觉得这样能更好地佐证我的观点。

路过菲律宾群岛的时候，菲律宾人摩登的西式装扮令我吃惊。他们穿着最时尚的欧式服装，显得十分惬意。与他们相比，中国人差得很远。我震惊不已，思索良久之后恍然大悟。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菲律宾人并不穿衣，皆赤身行走。一旦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自然就穿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日本的情况略有不同。日本人从未赤身裸体，他们向邻居中国人和朝鲜人借衣服穿。现在，他们又向欧美人借衣服。这些衣服当然不是新的，都是别人给量体裁制的，甚至是别人穿过的，但日本人习惯了穿旧衣服，能推陈出新，让旧衣服穿上去看着也不赖。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按照自己的方法、依着自己的方便和性子量体裁衣，这样就使衣服总是顺着他、适合他，而不是相反。因此，一旦穿上外国人的衣服，他就觉得别扭，就没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那样自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固然，中国人的衣服不完美，世上也没有完美的东西。既是如此，中国人的衣服可能根本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但要因此而抛却自己的衣服，去穿另一件完全不同的衣服，这需要走的道路似乎是太漫长了。赤身裸体的人穿上衣服很容易，而一个人如果有衣服，改改是没问题的——他要保持自己的主要线条，穿着得体的人总是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就是所谓的个人风格，无论时尚如何变化，他都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中略)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要注意外国文化也有很多局限性，绝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

(中略)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进入实验室学习，实验室提供的条件既纯粹又完美。而一旦回到国内，面对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形，他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他的脑子里填满了公式和绝对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很难适应具体的现实世界。他懂欧洲的理论，却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所有理论家一样，他走极端，鼓吹没头没脑的变革，以为找到了理论知识的用武之地，殊不知，错不在国，而在他自己。很多青年甚至不问变革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凡是变革必然是好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实行变革的方法。这种思维不仅在留学生中间流行着，而且在中国的不少教育机构里，甚至完全走着西方的路子，和纯粹的外国教育没什么两样。

因此，教育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学生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从而推动他们感受、珍惜、维护祖国的尊严。

为此，中国青年绝不能因所受的教育而忘本，他们只有充分了解本国历史，才能热爱本国历史，才能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之中，带来有益的革新，而不是损害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使各国人民之间产生了持久而活跃的联系。中国为了保持自由和影响力，需要吸收西方科技发展的成果，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只是我们自卫的手段，不是变革的理由，不能本末倒置。

(中略)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保持着自己的活力，我们一定能拥有美好的未来。面对当今危局，培养认识历史、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使其能冷静思考现状、解决当下问题，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未来中国作好准备，这就是值得我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于是，我就走上了教育之路。

7月，“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捐助本会美金万元，指定以二千元作东北研究会经费，八千元作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经费”。(“六月，南开募款委员会在美国成立。”)《资料选》p. 8

9月16日，傅恩龄回函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成允:

岩村先生:

酷暑全消，秋高气爽，皆大吉羊，为颂无量。

前奉华翰，领悉一是。当即转达盛意，敝校各教授，俱深欣喜。无如恰值暑假之期，多有他约，致未能如愿以偿，联袂赴日，阻于俗务，函复甚迟，殊以为歉。

敝校现已开学，兹为赴日参观一事，曾经会议，咸欲于十一月初旬，启程前往。观光之余，借便拟至京都参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即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本届会议趋重东北问题，而敝校亦有东北问题研究会之组织，因之拟往恭听，借聆教益。将来如克前往，人数约为三四人，未知贵部预算，尚可允许否。究竟如何，便中望拨冗示知，以便遵循，是为至盼，专肃敬颂

大安

傅恩龄

九月十六日

9月23日，南开学校中学部全体师生欢迎张伯苓归国。张伯苓发表讲话，第二日《益世报》发表。其中提到:“觉得吾国人士缺欠者即团结力与服从多数之习惯。有以欧、日、中三国人士以开会议为比喻者，其言曰，欧美人士之于会议，论一事件，初各提出异见，经往返驳辩商议，复以多数之表决，会众对于决议案即根据实行，提议失败者毫无怨恨之色。在日本则当会议之际，强者之提案终可通过，其余较弱势小者亦唯有一致服从，不敢另生异议，故事之进行，亦可预料。在中国则当会议之际，即议论之纷纷，驳辩之时，亦多数人以我之私见，故喧扰多时，会散后，毫无结果。互相多种私怨深仇，事乃无成。情多如此，又安望政治之能上轨道也。”《全集》二p. 22

9月25日，南开大学致函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为教员赴日视察参观并参加京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事。其中提到“如蒙允准，补助费先由敝校具领，然后委派人员前往。视察完毕归校后，计算实销旅费数目，如有盈余，照数奉缴。倘有不足，则由敝校补助”。附有《天津南开大学日本视察团》资料如下:

天津—奉天—京城—釜山—下关—京都—大阪—神户—奈良—京都—东京—横滨—日光—东京—神户—别府(海路)—长崎—上海—天津

十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止

9月25日，南开男女中学部及小学部全体教职员欢迎张伯苓，张伯苓发表讲演，刊登在第二日《益世报》。提到:

此次游洋，感觉世上民族，上焉者可以创作，中焉者可以仿作，下焉者则不作，中国民族，现在可谓“不作”。其实我族祖先，以创作名，而子孙如此不肖，可认为民族已有一种病态。我曾过日本十次，日本情形每次必现进步，乡间房屋，甚为整齐，一切建筑法，皆合建筑学。似此学而能应用，中国则迥不然矣。故解决中国这种“不作”之病态，必须由教育入手。《全集》二pp. 25-26

9月26日，张伯苓在南开校友会天津分会在福禄林饭店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说:“东北为我国之一大问题，日本之侵略，为国人所尽知者。余自辽经朝鲜赴日，抵下关时，气象为之一变。盖在辽及朝鲜，天气严寒，冬雪侵人，其苦难堪。至下关则天气暖和，颇为舒适。此时余之心情，为之一爽。何则？爰日人以人多地少，为求生存计，不得不向外发展。其发展之方向，因英国之拒绝而趋之于东省。日人以此向欧美宣传，亦博得彼等之同情。此次余所得之经验，即日人欲据东省为己有之野心不能实现，盖日人不能耐苦也。自一九〇五年以后，二十四年来，日政府虽鼓励其人民殖移东省，然为数不过二十万。年来吾国政局变乱，山东、河北之农民，自动而往者，每年达百万之众。以耐冷耐苦而言，日人固不能与冀鲁之农民相角衡。观此则日人之侵略东省，实无足为深忧也。”《全集》二pp. 26-27

同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冈本武三向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南开大学职员日本视察之事。报告中附有前日南开大学给天津总领事馆的信函及视察团资料。

同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岩村成允书记官复函傅恩龄9月16日之询问，答复可以资助三四名教授去京都参加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每人资助四百圆的补助费，将相关材料通过驻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申请办理。信中提到日本外务省坪上文化事业部长、伊集院事务官一行三人将在10月10日前后到达天津，届时将去南开大学参观，请做向导。

9月下旬，《南开双周》第4卷第1期发表Nakazawa，K.的《日本诗歌的精神》(孙毓棠译)，此文结尾写道:“如果我们要是研究了日本人的生活与理想，并且我们也用他们的眼光看东西，和他们一样地去爱恋去体会自然，我们一定也可以把日本诗人所没有画出的那一点神妙的图画，自己成功起来。”《研究》p. 52

同期，刊载傅恩龄的《暑期东北视察团旅行记》和《东北研究会之工作及计划》。

10月4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就南开大学日本视察之事回复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冈本武三。决定对南开大学四名教授每位支付四百日元，合计一千六百日元，人员来五名也无妨。

10月11日，日本驻天津冈本武三总领事向币原外务大臣报告，“接受经费的四人为黄钰生、翟桓、伉乃如、喻鉴，此外邱宗岳、傅恩龄二人同行，经费由南开大学支付。其中傅恩龄为事先准备计划将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当地乘长江丸出发，其他人将于十一月三日从当地乘长江丸出发来日本”。此件附有《南开大学视察团日程》如下:

续表

10月14日起案15日裁决，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第一、二课，会计课以及收入支出、检查、出纳等负责人联署的《对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及职员本邦视察补助费高裁案》成，将此次视察活动“认可为对支文化事业有意义的计划，从昭和四年度的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项目中的讲演及视察费中给四名各支付四百圆合计金额一千六百圆”。

10月22日，张伯苓在同泽中学讲演(梁孝植笔记，载《同泽半月刊》第3卷第3期)，介绍在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情况。

本年是第三次会，其中重要的问题，就是“东北问题”。(中略)不过此次东北问题，双方——中日——都觉束手无法，(中略)在会议席上，绝不应当说软话，向人诉苦，向人声冤，自有旁人来说，来打不平。可是像中国这样地位，如何能展第三者的地位？更如何能叫旁人来摆脱自己的事？

日本在东省的侵占肆行，我们固默默无言，但是他要掩世界的耳目，遂向世界各国说:“我们地少人多，南美西欧既不许殖民，让我们往哪里去？所以必须要开发‘满蒙’，因为是我们的特权(Special Right)。”因此他最近的行为益无所顾忌。在欧战后的华会上的九国签字，都承认中国有主权，没有承认任何国有特权。我此次出国，向外人解释，现在中国的混乱，是历史的过程，不要从显微镜下观察，要在望远镜下观察，中国近来或者是进步的。所以中国的现状:

从小处观察，是混乱的。按历史眼光，是进步的。

我们利用孔子“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向国际宣传，日本虽然标出“特权”两个字，想也无济于事——他们(日本)所谓特权，是对世界各国而言，非对中国而言也。可利用这一点，叫他们彼此相争!此种方法是外交的尝试，可惜中国很难站在第三者地位。

日人普通常喊:“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可是我们每年总有几万人来开垦，自然在这境地有开垦权，但也当取稳重态度，不能在这个会上来告状。应当彼此从感情上作起，告诉他们:“田中对中国侵略的毒辣，以至下台自杀。”可以警惕他们，改变方法，并且指示他们日本侨民在东省的种种行为，这也算亲善吗？——话可以如此说，若是日本反问一句:“如果南满铁路撤销后，能保持不发生意外吗？”中国自己不知自强，几个会员有什么办法？我在国外总不忍说国内的坏处，可是回国后仔细观察，真不忍言，道德缺乏，自私自利心重，……或者要亡国？《全集》二pp. 39-40

10月29日，傅恩龄到日本后致函岩村成允:

岩村先生:

秋高气爽，诸益胜常，为颂。兹为敝校教授视察贵国，诸蒙费神，感激至切。顷因参与太平洋会议，故于昨日先行来日，其他五人，订于三日由津启程，七日顷可抵神户。然后会同敝校长张伯苓及教授何廉，一齐前往东京。但因校务繁忙，校长及何廉先生，在东京视察五六日，即先归国。至于住处一节，已函请日华学会，分神代为设法矣。兹将视察日程及地点日数等项，另行呈览，便中仍望费心代为接洽，是为至盼。(坪上部长莅津时，蒙至敝校参观并出席午餐会)

匆肃不一，余容面叙。专此顺颂

大安

附件两纸

傅恩龄 十月廿九日

11月14日，张伯苓与天津《大公报》记者谈太平洋会议经过，载第二日《大公报》。

此次会议最为各国注目者为满洲问题及法权问题。(中略)经过此会议后，日本青年均有相当了解，自觉其侵略政策之不当。至领判权问题，均表示在中国内战未息，政局不宁之际，不能及时撤废，然均相信中国在最短期间，必有良好之政治实现，故撤废领判权，不过时间问题耳。(中略)日代表多谓愿撤销领判权，惟以内地杂居为交换条件。其目光所在，大堪玩味也。

日本工商业发达已臻极点，然日人尚孜孜力求进步。但日本商品销路恃吾国为尾闾，日人若不觉悟，仍持侵略主义，则中国对日感情终无恢复之望，排货乃当然结果。本人屡与日本代表谈到此问题，彼等亦有相当了解。《全集》二pp. 41-42

11月16日，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演讲《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经过》，《全集》二收录之文与《全编》收录之文颇有出入。“日人以为满洲为日本人之满洲，早已不成问题也。今则既成问题，日人颇为恐慌。”《全编》p. 163。“中日纠纷的种因，在‘二十一条’，中国虽根本未承认，但因此对日本印象甚坏。我又要问他们，日本的目的是否系单纯经济的，现在东三省的收获较其余各地的收获如何，彼等答以东三省较多。我说若中国不打仗，结果如何？他说或者长江一带比东三省好些。我便说，如果日本的目的是经济的，最好把‘二十一条’完全弃掉，使中国对日本发生好感，否则，吃亏很多。(中略)若日本能撤东三省驻兵，使南满单纯商业化，旅大早日退回，则中国自可不抵制日货。”《全集》二p. 44

12月3日，《南开双周》第4卷第6期发表长弓的《关于东北问题的几句话》，其中最后两点感想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不要以为东北问题是边陲的琐事，他是与我们全民族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的。大家应当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来彻底的找解决的方法”。一是“研究东北问题要注意它的国际间的关系，与历史上的因果，同现实的趋势。坐在家里研究东北问题，只于读几本书的研究东北问题，我是不敢苟同的!”《研究》p. 372

12月1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74期发表何廉的演讲稿《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过》(李锐记录)，何廉教授对此次会议的收获与感想表述如下:

此次会议，因无结果之可言，然就各问题之讨论方面比较言之，则各国代表，对于治外法权及租界之取消，原则上多表同情。惟满洲问题，意见极不一致，然吾以为此次讨论满洲问题，有一结果，甚是令吾人注意，在太平洋会议未开之先，日本人民，多以满洲谓日本之尾闾，不成问题。且投资甚多，牺牲甚巨，尤是为其应有之铁证。自经此次讨论之后，始知满洲尚为一绝大之问题，当头棒喝，实足促其猛省也。

就此次会议之经过，吾个人所得之感想，约有两点:(一)政治不修，内战不息，国民外交会议，立言殊多困难。盖人言啧啧，交口相诘，虽欲置答，亦不可能!故欲国民外交会议之顺利，首须有统一自强之政府，否则侈谈理论，尚足令外人首肯。一至事实，便瞠目而无以对。(二)中国专门人才，较之外人，实远逊之。此次所讨论之问题，多属普通之性质，即无专力之研究，亦尚可参与其中；下届太平洋会议之举行，所讨论者，率趋近专门，非有精深之研究，决不能角逐于樽俎间也。《研究》pp. 147-148

同日发行的《南开大学周刊·校闻》栏目载《赴日教育视察团大事记》和《黄主任访问记》。大事记记载:我校黄子坚、邱宗岳、翟毅夫、伉乃如、喻传鉴、傅恩龄诸先生曾赴日考察教育，11月4日启程经辽宁，7日到汉城，9日到京都，15日到东京，17日到大阪，12月2日返津。黄钰生认为日本教育值得南开仿效的有三点，即注重旅行、体育和责任心。“访问记”收录于《黄钰生文集》。

12月17日，《南开大学周刊》第75期发表李涛的《中日重订商约之暗礁》，认为“各国之商约易修，而中日商约独难，不徒二国人民心理上，彼此有特殊之印象；即条约本身问题亦有特殊难决之点”，即举出内河航行权问题和关税问题，告诫“日本欲图其国内工商业之发展，应另寻别道，居今日而独思以中国工商业为其本国工商业发达之牺牲，不可得矣”。《研究》pp. 319、323(www.xing528.com)

12月24日，《南开大学周刊》(第76期)发表12月10日黄钰生的讲演稿《日本之一般》(士奎、永庆合记)，收入《黄钰生文集》和《研究》。他说，日本所以能够列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他们现在的地位，完全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他们的干固可钦佩，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的日进不已而自怯，为我们的生存计势必与之争。不过我们要认清:争不是‘恨’所能成，也不是口号标语所能成，要紧的得干，还得要认清了他们。所以今后我们对日本不必恨，也不必做什么幻想，应当用紧张的态度，慎重的精神，对日本下一番研究的功夫”。并指出将来想战胜日本，“最好方法是经济制胜”。《黄钰生文集》p. 25

同期《南开大学周刊》刊载喻传鉴的《日游印象》和翟义夫的演讲《东京之复兴》。

1930年

1月6日，张伯苓致函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恳请贵部长于文化事业项下慨予拨给日金四万元整，以为资助。至将订购所需一切仪器、标本及机械模型等，当全数向贵国各工厂与商店接洽办理”。《全编》p. 167

1月16日，张伯苓致函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冈本武三，“惟日下范孙楼之建筑费虽已募有成数，但添置各项物品费尚无着落。为是，拟恳请贵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祈于文化事业项下慨予拨给日金四万元整，以为资助。(中略)除业经另行函请贵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外，爰再肃陈，万望鼎力赞助，俯允玉成，实为盼望”。《全编》p. 168

同日，傅恩龄亦致函岩村成允:

岩村先生赐鉴:

岁更律转，光景聿新。动定咸吉，诸益加善，为颂无量。

前往贵国视察，殊蒙优遇，每一念及，实深感激。敝校长张伯苓先生兹敬函请贵部长坪上先生，恳于文化事业费项下，慨予拨给日金四万元，以资添购敝校中学部科学教室所需一切仪器标本及机器模型等情，务祈鼎力相助，万望玉成，实为盼祷。如有见教之处，即希迳函恩龄为荷。专肃不一。顺候

大安

傅恩龄 一月十六日

2月，张伯苓在《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日本研究谈》。全文如下:

许多人会以为中国人是在怕日本，其实是看错了，如果中国人真个怕日本的话，那便好了，何致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呢？反之，日本人为甚么对于中国研究得这样清楚明了？就为的是怕中国的原故。

稍为明白国际情势的，都知道今后中日两国间如无论感情是好是坏，但关系必较前更深，交涉必较前愈密；而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杀也就是自杀。所以，想得到两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设法消融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心理，进而使中国达到能谅解程度；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全集》二p. 48

3月22日，何廉给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统计学教授郡菊之助(Professor Kikunosuki Kohri)(Dr. Tokuzo和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Fukuda)去信(英文，内容相同)，希望日本朋友评价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经济调查事业，并请二位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推荐自己的计划，以便获得研究资助。信件正文如下:

Knowing your profound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I am taking liberty in writing to ask you for your highly estimated recommendation of our application for a grant from the Japanese Boxer Indemnity Fund which i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ulturial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 in Tokyo(東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

The Nankai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organized in the winter of 1927 as the first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its kind in China， has now entered into the third year of its existence.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Nankai Weekly Statistical Servics”(English and Chinese)，the “Nankai Economic Weekly”(Chinese)， the monographic reports in the “Industry Series”(English)， and the “Wholesale Price Series”( English) and many article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business journals in China，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attached pamphlet entitled the “Work and Project”. We are glad to state that these publications have been kindly recognized in China as well as in foreign countries， perhaps because of their scarcity value rather than of their intrinsic quality. The interest in China in the study of index numbers of living， is， for example， stimulated chiefly by this Committee. The wholesale price index in North China is compiled by this Committee， While the other existing indices of wholesale prices in Shanghai and Canton have undergone a great deal of revision for improvement in its initiative. The study of Chinese industries from a scientific viewpoint， again， has its origin in the work of this Committee. Unlike the industry studies of the former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now the Bureau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Labor， the Committee's study is intensive rather than extensive， and analyzes each indust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y， technique， organization， marketing， and labor conditions.

The Committee has recently undertaken another project of research， namely: the population movement from Shantung， Hopei and Honan to Manchuria， a study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cope and technique， this study is probably the first of its kind that has ever been undertaken in the Far Ea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stream of Chinese immigrants that has flowed into Manchuria from Shantung， Hopei and Honan has been of such magnitude as towarrent the assertion that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ny movement at present that can be considered a parallel to this one. No less than three million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settled permanently or semi-permanently in Manchuria since 1924. In this connection，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Manchuria， according to Dr. Isaiah Bowman， is one of the largest pioneer belt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potentiality of her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ay have an important bearing on Chinese economic life as well a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hip.

In the project on Population Movement， the Committee's procedure is to cove both sides， that is， the settlement side in Manchuria and the migration side in Shantung， Hopei and Hona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ttlement side of the project， which has already been commenced， includes several intensive field studies of the settlem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settlers，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ial effects of the settlement， etc. For this investigation three typical settlement zones in Manchuria have been selected， one along the Hunan-Hailun Railway， north of Harbin， one along the Lower Sungari River， and one along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 each of the three zones， a sample of from one hundred to five hundred families of the settlers is selected for the study. The in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is to be supplemented by an extensive survey of the field on the basis of the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data available.

This somewhat lengthy review of the Committee's work has no end in view other than to show the infantile statu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whatever little research we have already at the present.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nkai University which has proved unshaken through many storms of the recent political upheaval in China， the Committee enjoys the distinct advantage of stability， and needs have no apprehension for external disturbances. But， the Committee has as yet no reliable source of income. The limited appropri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is irregular and uncertain， owing to the many needs for fund which the University itself is constantly confronted with.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ttee's work， I am，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sending an application to the Culturial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Tokyo for an annual grant of twenty thousand Yen from Japanese Boxer Indemnity Fund， for a term of three years， namely， 1930-1931， 1931-1932 and 1932-1933. In view of your profound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I venture to request you， therefore， for your highly estimated recommendation of this application. With a recommendation from such an expert and high authority as you， we hope that our application may receive a more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from the Bureau.

I may add here that the American indemnity Fund under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s supporting， entirely， the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Peiping. I feel that ourresearch work comes fittingly within the field of activity of the Culturial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y I ask you to send your recommendation for us directly to Mr. Tsubokami Teji(坪上貞二)，head of the Culturial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Tokyo? Our application， together with copies of our publications， is being sent to the Bureau to-day.

With best wishes and kindest regards，

Your very sincerely，

(英文中文签名)Franklin L. Ho何廉

4月1日，《南开大学周刊》第81期刊载成蓬一的文章《南满铁路之概况及收回之办法》。

4月3日，郡菊之助致函坪上贞二(与何廉的信件一同)，说何廉是自己的知己，扼要概括信中的内容，“要我恳请您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管理下的Boxer Indemnity Fund中资助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调查事业，从1930年开始三年间，希望援助两万圆”。评价说，“该委员会数年前在何廉教授的指导下，取得了各种划时代的统计业绩，为福田博士等所赞赏，援助该委员会的事业，也可以进而为中日亲善之一助。希望对此特别关照”。同月13日，在庆应病院的福田徳三请人代笔给坪上贞二去信，推荐何廉的调查事业，评价说:“小生自数年前即与何廉不断互通消息，何廉教授极为认真，应用在美国学习的统计学方法，在中国公布了各种史无前例的产业统计调查，对此深感敬服。”从学问上充分肯定了何廉及其团队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表示“切望我邦有识之士，援助后进国中国的学者从事这类调查研究”，也希望“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特别审议此事，对何廉教授及其团队给予若干资助，在促进两国知识合作方面多少可以收到效益”。5月8日，福田德三逝世。

4月9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起草，4月11日以坪上贞二文化事业部长的名义，就“关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助成之事”致函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会长何廉，同时发送给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郡菊之助、日本驻天津冈本总领事，说所申请之事与文化事业部“作为本来目的所实施的文化事业稍异其趣”，因此通知此次申请未能如愿，表示遗憾。同月18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代理三枝科长给在庆应义病院的福田德三去信，通知上述结果。

4月16日，日本驻铁岭领事近藤信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去信报告南开大学经济调查员的往来情况。其中提到:“天津南开(误植为‘南海’)大学经济研究会派遣的东三省经济状况调查班中的刘汉元、高作贤两名，4月14日从奉天方面到开原站下车，直接去了开原城，现在正在调查中。进而还有将赴西丰、西安(今东辽——编者)方面的意思。”

4月30日，张伯苓致函坪上贞二。

敬复者:接奉贵国驻津总领事来函，敬悉贵部以上年预算用途已大体决定，未能多额补助，则敝校所请，惟有缓议。现敝校范孙楼(即科学馆)业已动工多日，约于本年九月底可以落成。因规模稍大，应添仪器殊多。贵部新预算编制时，务恳鼎力赞助，特与通融。准捐赠由贵国购入仪器标本等费四万元，无任拜祷之至。

再承贵国总领事转达本年预算余数三千余金，拟先行捐赠，实深感荷。兹奉上拟购之仪器单一纸，请查照是幸。其他关于物理化学生物等仪器单，现正在预备中，总数约四万元。一俟备好，即当奉寄。此上

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先生

张伯苓启 四月三十日

5月16日，下午7时何廉为南开大学“三科学会学术股联合委员会”于思源堂211教室讲“东三省之土地与人口问题”。5月20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第87期《校闻》栏报道其大意:“一切经济问题之发生，无不由土地与人口之比例。今东三省人口密度仅72，较中国人口最密之江苏(875)，相去十余倍，较世界人口最稀之法国(185)，相去亦几及三倍，则其发生最要之经济问题，自无足奇。加以东省富天产，适农业，故临近之日本亦争向东省移民，侵我主权，霸我市场，在在均构成彼此间之冲突，而致东三省于巴尔干之地位。故东三省之问题，不仅为中国之问题，实亦世界之问题也。”“挽救之术，自以由内地移民为尚。惟移民有应先解决之两要件，即‘清乡’与‘清丈’。非清乡不能维持乡村之治安，无以保障农民之安全；非清丈无以测知土地之厚薄，更难以分配土地予移民。空谈移民，无补于事实也云。”此讲稿由成蓬一记录，刊载在《南开大学周刊》第89、90期合刊，1930年6月10日出版。

5月27日，《南开大学周刊》第88期刊发李春晖的《日本侵略满洲之概况》，从铁路政策、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三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文化侵略方面，“日本铁道政策与经济侵略，全为有形的。此外尚有精神上之侵略，即所谓文化侵略是也。日本为同化东三省人民起见，实行其文化侵略政策，遍设学校。经营不遗余力。盖不如是不足以死中国人之心，而遂其素愿也。”其总结说道:

日人在满洲之经营可谓不遗余力，先以铁路为根基，继之以经济侵略，操纵东三省之金融，犹恐东三省人心不死，复加以文化之侵略。其用心之险毒精细，可谓无微不至，我国人民除东省之同胞，直受日人之欺压稍有觉悟外，内地各省之人民恐尚不知东省地位之危险，日本自胜俄后，其内阁以传统之大陆政策，尽力向满洲发展，田中内阁时又以满蒙积极政策，加紧并吞工作。其对满洲之野心大有非达目的不止之势，现民政党组阁，但对满洲政策并未稍变。东省之危机有增无已。呜呼!我国际此千钧一发之时倘不上下急起力争，仍分畛域，谓东三省事应由东三省人负责者，则我东省之将来不堪设想矣!夫日本以其全国之力量，侵略满洲，即使我国举全力与之抵抗，尚恐不及，区区东三省之民众，岂能御此狠毒蛇猛兽日本耶？唇亡齿寒，东三省失则内地危矣，望国人

速止内乱，共御外悔!

唤起全国民众，

打破畛域观念!

联合起来铲除日本在东三省之势力!《研究》p. 382

5月，本月的《南开大学向导》中载黄钰生《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对“南大的特点”有精辟概括。

南开大学的意义，是要用人格和学术去“争气”，去“淑世”，去实现中国的最高理想。(中略)南大相信的只有两件事:人格、学问——用功夫修养来的人格；老老实实求来的学问。到南大来读书，要做实验，要守规矩，要受考试。怕难的不必来，求安逸的不必来，好奉承的不必来，服了这口气的不必来。《黄钰生文集》p. 31

《南开大学向导》载《文学院现状及将来(1930年)》一文“现状”部分(王维华)载有政治史系、国际事务系必修学程中，历史方面有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上学期)、近代欧洲外交史(下学期)、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中国外交史、清代中国史。(《资料选》pp. 208、209)“将来”部分(翟毅夫)第三四学年必修学程中，国际关系及领事馆事务系课程包括: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国际贸易及关税问题、国际公法及外交惯则、国际间财政关系、商业地理(上学期)、领事馆事务(下学期)；历史系的课程有:欧洲中古史、英美史、中国社会制度、中国外交史、亚洲史、中国史学史(上学期)、历史研究法(下学期)。《资料选》pp. 215-216

6月7日，《申报》发表张伯苓在东京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后的感想，提到日本，说“此次赴日后，感想极多，对日本百事之进步，殊令人可钦可畏。体育其一端也，田径赛、游泳，已足与世界各国相抗衡，即以足球、篮球而论，三年前之今日，实力相去不啻天渊。此种奋斗不懈之精神，实足为吾人取法”。《全集》二p. 54

6月10日，上海的《日本研究》杂志请张伯苓谈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赴日归来的感想，以《东游兴感》为题，刊登在该杂志同月发行的第1卷第5号上。

我到日本，连去欧美而道经的，这次便是第十三次了。……每次踏进去就受了不同的印象，跨出来就有了异样的感想。是的，日本自然不算做一个大国，若他们和我们站在欧美人面前，鉴貌辨色，也许说我们还要来得精灵些，但是在无论相隔着怎样短的期间内，他们总表现出多少进步，有时那进步的神速，真值得赞美，不比我们五年也是依然故我，十年也是依然故我；而且他们的进步是整个的均衡的进步，就这一点说便可以看出他们一致努力了。

……日本，我们姑勿论他们的政治好坏，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早有中日之战，继而有日俄之战，继而有欧洲大战，都是唤起全国一致对外的绝好机会，所以这是他们的幸运。《全集》二pp. 56-57

6月初，《南开双周》第5卷第7期发表张忠绂博士演讲稿《海会与中日之关系》(徐高阮记录)，谈伦敦海军会议(4月22日英美日三国签署《伦敦海军条约》)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分析了英美日三国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自己没有力量，日本一定要侵略的。而美国为自己利益主张中国门户开放，英国若是与美国合作，日本就不敢侮略(然而不是完全不敢)，英美不能合作，日本就敢于积极来做。——这是我们的结论”。最终“海会影响到中日的就是英美能协调，日本侵略缓和；英美不合作，日本一定要积极侵略的”。《研究》p. 325、326

6月13日，《大公报》发表张伯苓的体育见解，提到“我国体育界，仅有少数天才份子而已，而日人举国皆为运动员，我国虽国大，而体育之人才决不多于日本也。今也自小学中学即输入体育之爱好，故此事实为治本之策”。《全集》二p. 58

6月19日，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青社讲演《日本何以强，中国何以弱》，载第二日《益世报》。

……日本人事事肯认真研究，肯实地去干。即如足球一类，要诀自在踢准、跑快、合作三事，日本人则用科学方法分开研究，结果进步异常神速，又曾派队至美国与强球队比赛，且不时请德、法名队到其国内比赛，总期精益求精。

……

至余此次因受刺激，常私自研究日本何以强，我国何以弱。以学校作譬喻，日本似已大学毕业，而我犹以小学降级，其原故何在？按日本未维新以前，德川握有政权，天皇无力过问，人民受内忧外患之激迫，当然先将握有政权者推倒，组织新政府，对天皇负责，但天皇并无权力。由小范围做起，如一部小机器，其初亦有困难，及一战胜中国，遂将机器换大，并求坚固；再战又胜俄国，遂更加坚固；最后又参加世界大战，益以四十余年之普及教育，遂成今日之真正国会内阁，为世界组织最良之国家。

……

盖国人最大毛病在于自私，缺乏合作性。所以，个人天资体格，均不弱于日本，至于体团工作，则凡事不如日本。吾人应彻底觉悟，改变自己心理，灭除遗传劣性。

余于此二十余年内，前后赴日凡十三次，每次无不惊讶其进步之速!如一部大机器，昼夜转运不息，且牵引各种机器一齐动作，以致全国无旷士。无游民。吾国所缺少者，只此一部机器，所以全国陷于停顿。举凡工商业均谈不到，教育救国亦等空谈，武力统一，势必演成循环战争之公例。国家如何方有出路，此实中国最大之问题也。《全集》二pp. 59-60

8月13日，日本外务省《向南开大学寄赠学术器械的高裁案》起案， 15日裁决。决定从“昭和五年度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之项、助成费之目中给该校寄赠金额三千圆范围内，用于学术器械购入(含运送费)”。

8月，《中华代表团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特刊》刊载张伯苓《感想与感谢》中提到:“本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日本全胜，中国惨败，而究其所以然之故，并非日本有何异术，不过一国之内政治良，凡百方面皆发达，故体育亦因有卓绝之进步。观于东京地震后之新设备，无一不见奋斗精神。”《全集》二p. 62

10月6日，日本外务省币原喜重郎大臣致信日本驻天津冈本武三总领事，告知寄赠南开大学的理化学器械类以及全部购齐，装成十个木箱，十月二日自横滨出航，乘日本邮船胜浦丸，发送至天津总领事馆。其中提到电池用硫酸四百五十磅，因为需要当地海关的特许，接到南开大学得到特许通知之后，再发送。

11月1日，《南开双周》第6卷第4期刊载吴景科的文章《延边与中国》。

11月15日，张伯苓给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去信致谢。

敬启者。承前贵国文化事业部捐赠敝校理化仪器多件，现已如数收到。叨荷盛惠，铭感无量。专肃申谢，仰惟查鉴是幸。此致

日本总领事馆

(附收据一纸)

张伯苓谨启 十一月十五日

今收到

一、显微镜六架

附 一号接目镜六个

三号接目镜六个

五号接目镜六个

三号接物镜六个

七号接物镜六个

二、蓄电池五十个 附有零件

三、天平六架

具 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11月15日，《南开双周》第6卷第5期刊载蔡维藩在南开中学的演讲《中国外交策略问题》。

11月18日，《南开大学周刊》第96期《校闻》栏报道《周作人先生来校讲演》，本月15日由本校陈弼猷教授邀请来本市女子学院讲演的周作人来本校作公开演说。“原定于思源堂，后以听众拥挤，临时改在礼堂。候至三时许，周先生始迟迟其来，酷候已久之听众，终得一瞻此在中国文坛负一时之盛名的‘老头子’。周先生以来津时未作来本校讲演之预备，故仅仅略谈‘中日文化之关系’，历时一句钟即散。‘周作人’，诚如陈弼猷先生所介绍，这三个字大家都已很明白他是什么人了。近来有人说这老头子已是没落了，于时代的暴风雨推在一角，仍旧躲在故都里谈其趣味文学。但周先生过去于中国文坛的贡献，终仍不失其为伟大吧，而他老先生肯光临本校，亦足为本校死寂的空气中加点‘新柴’。”《资料选》pp. 849-850

12月2日，《南开大学周刊》第98期发表Jsushima，J.的《日本恢复金本位制之概况》(韩松寿译)，文章详述禁金出口原因及恢复金本位制之经过，分析了日本恢复金本位制对日本国内和国际经济的意义。《研究》pp. 53-64

12月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99期发表渡边顺三的《日本普罗短歌运动的阵容》(锦遐译)，通过“短歌运动”分析了当时日本文艺界的阶级状况，指出“真的普罗列塔利亚的短歌，即是向马克思主义的短歌的确立积极的努力”。《研究》p. 69

12月18日，《南大周刊》第100期载《张学良先生来校演讲》，其中有曰:“张汉卿先生有一情词剀切之训词，语多针砭时下青年之病象，谓:‘彼之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因十四五年前感东北受日俄之侵略，内乱频频，自觉毫无希望，只好坐待为亡国奴耳!对于世事，极其灰心。后聆有名人赴东北讲演《中国之希望》，奇而往听，志气为之大振。此即贵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也。’并谓最受感动之一语，为‘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最后，张先生谓‘仍以此语回送与贵校同学’云云。”《资料选》pp. 810-811

12月23日，张伯苓致函日本驻津代理总领事田尻爱义:“兹敬函送《中华民国天津南开大学请求捐赠理科仪器明细表》一册，其中所列物品约值日金四万余元，恳乞代转贵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请于本年度预算之中俯允所请，查照赐赠贵国所制理化仪器，俾便应用。”《全编》p. 190

12月，《南开双周》第6卷第6期刊载署名“傻洒”的文章《由滨口的被刺联想到“青年与政治”》。

本年，“我校复得日本东京出版协会捐书两大箱，计四百余册，皆日本同文堂、三首堂(同文堂待考，三首堂疑为“三省堂”之误植)所出版者”。《资料选》p. 9

1931年

2月3日，民国政府给南开大学颁发“硝硫类专用护照”，用于放行由日本购运作科学教授实验用的四百五十磅硫酸，有效期为两个月。2月20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代理田尻爱义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此护照已经发放，需尽快办理运送。

3月16日，《南开双周》第7卷第1期发表冯厚生《东北的经济价值与日本——所谓满铁三大计画的内容》，文末标明“此篇系依据前满铁社长山本条次郎氏之论文而成”，“三大计画”即铁、肥料和制油，此篇的用意在于“我们知道日本之对于东北的用心，可说是已达到了极点，同时他们的计划和实行又火一般的转动起来，这是多么危险的呢!唯一的抵抗的方法就是以后我们要注重东北，研究东北，对他们对症下药，使他们无从下手而施使其阴谋，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不动而一任其布量的呀!”《研究》p. 395

5月11日，《南开双周》第7卷第4期刊载王绪恭的文章《在“五九”说的话》。

6月18日，《国民外交》(半月刊)第60期刊载傅恩龄的文章《中日铁路交涉与国际条件》。

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伯苓召集南开大学全体同学训话《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载10月6日发行的《南大周刊》第114期):

自此事发生以后，余个人实无何难堪之感，但觉无心追求娱乐而已。实际上此事不但使余忧闷，更使余甚感快慰。诸君聆此，或甚诧异，然决非余之故意自炫也。东北事件发生乃一极可能之事实，盖门户洞开外人随时可入，日本邻我，相处最近，彼强我弱，侵入之事，自在意料之中，一旦发生，岂有惊异之必要？国家之弱，民族之懦，内政之腐，人民之庸，种种使余烦闷忧愁之事甚多，余亦无时不在与此种忧愁烦闷作战斗也，故此事之发生，于余并不增加忧戚之感。而人之惊异忧戚者，未认清情形与平日未尝知国难故也。吾国既无能在今之世界建国，则南京之被掠取，亦亟理之当然。而吾人犹以为日人之不取南京，令国人一尝真正亡国趣味为可恨耳。

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人不应畏日人。而中国人之所以畏之者，自私自怯之心所以致也。今此种事件之发生，一方面为奇耻大辱，一方面则“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设中国之沉痛因此种刺激而疗，反为好事。日本此事，据个人推测，乃出自军阀。而与内阁无涉，往年之五三济案及皇姑屯炸张案亦莫不如是。然此种事件皆直接间接与中国有相当利益，如五三案后北军即自动撤退，促进我国南北之联合。而皇姑屯一案，实予张汉卿以内附中央之机会及促进东北与南京之结合。故此次之事，虽死人不少，损失其大，较之国人在内战中之死伤损失，实其微小，设国人从此自奋，能利用此种机会，则此次日人之侵入东北，实不但于中国无害，且有利也。……

个人自中日甲午战败，在威海卫目击英军之升旗及恣肆跋扈之状，认为奇耻，未尝或忘，而一生以来，所兢兢努力者为雪此次受炸之耻辱也。余非自清，设国人皆能如是，中国即能有为。所可危者，上下大小，无不自私，武人政客，眼光如豆，知识阶级，鹜于虚玄，言救国者，每每轻举妄动，意气嚣张，例如排货运动，由来十年，几乎无年无之；而当今国难再起，又依然以排货相号召，是诚可噱亦可痛者矣。故吾敢曰:设因此次事件，刺激特深，武人能因之彻底团结，青年能因之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诚堪为中国前途庆幸，而吾人应铭感彼日人矣。余不以此指望全国青年，但望我南开同学其奋勉之!

此次之事日本过于强暴，想不特列国能主张正义，即彼邦人民，亦能制止军人之妄动。然余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天下之强者，自重自强之民族也。

兹再为我同学一述此后应处之态度，以指示诸君烟雾中之迷径。一、将问题观察透彻，认识清楚，沉着精进，从事准备工作。不为扩大暴嚣之举，以授人口实。二、不贴标语、发传单及作其他无谓之举。三、将此事件之印象与对此事件之感想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矢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我南开同学其勉诸!

9月24日，张伯苓与张嘉璈、胡适、顾维钧等二十余人共同签署《盼望美政府及人民为世界和平主持公道》，载同日《申报》，全文如下:

吾人为世界和平正义起见，电请美国政府及人民，注意日本之公然破坏《凯洛克非战公约》，满洲日军，无端启衅，十九日占据沈阳，旋复轰击占领沈西，以达鲜境之各城市，毁坏生命财产，残害无辜居民。损失详情，现尚未明。或将永久不明，盖日军已将一切电讯机关捣毁矣。日方初则借口国军毁断南满铁轨，突向我军袭击，继复改变前说，谓南满铁路桥，被我军炸毁。最近东京电讯，又称日军进据东省，系因一般激烈下级军官不满政府对华之“懦弱”政策，致敢自由行动。然吾人深信日本此次行动，与一九〇五年日政府之行动，同出一辙。是时日本乘欧战之机会，迫使中国承认残酷之二十一条件，此时西方各国，正困于经济问题，中国复忙于拯灾剿共，日本乘人之危，谋图加害友邦，占据土地。中国领土被占者甚广。日军行动，事前显有筹备，无可讳饰。至于事件爆发原因，日方于两日之间，三易其辞，其不足信可知矣。日本之无端袭击中国，实属违反《凯洛克非战公约》，倘该约不能制止强国侵略弱邻，则无保障世界和平之效能，如此，则世界人类将永久沦于战祸，同归灭亡。非战公约，已经世界各国签字生效，日政府甘心破坏公约条文与精神，不啻对于各签字国之信义，加以藐视。吾辈盼望赞助该约之美国政府及人民，为世界和平主持公道。《全集》二p. 95

9月2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13期《校闻》栏头条即为“东北惨案发生后之各方面”，其中报道21日成立“国难急救会”，“对外则代表全校，与全市他团体合作及调查消息(例如参加天津学生救国会)，对内则将外间所来新闻，于必要时，由油印分布全体同学，借明真相”。详见《资料选》pp. 647-649

另外，有“图书馆增加财产”一条，值得注意:“今有鄂省黄安留津刘俊卿先生，鉴于我校师生殊致力于中日外交事情，特慨捐日文《外交时报》三年，计自民国十八年六月初起，至民二十一年五月杪止，其在本月以前者，内中除日本昭和四年八月上半月份，五年六月上半月份及八月上半月份三本付阙如外，其余俱全，共计五十二本，统以送交圕，此后仍按月送交，至足数为止。闻该日文报为日本外交辩论、批评、指导、政策之萃丛刊物，我校留心中日外交者骤得此书，诚属可喜，记者除代全体同学向刘先生致谢外，并盼同学中如有以上短阙之三份见赐，凑足成数，尤为无任欢迎。”

10月6日，《南大周刊》第114期“对日问题专号”(封面下方印“民国二十年十月六日”，但目录页下印“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版”)发表编者《弁言》、张伯苓的《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何淬廉(何廉)的《日本在东三省经济势力之概况》、李春晖的《东三省地理形势及铁路概况》，以上收入《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一书(pp. 432-453)。此外相关篇目还有张纯明的《关于日本暴行东北之几种国际条约》、曹汉奇的《王外长被殴事件感言》、永庆的《辽变漫谈》、苏蔓的《中国的人民，醒醒吧!》(诗)、海燕的《幽冥之路》(小品)及编者所辑《暴日横行纪要》《关于东北之图书举要》。

《弁言》中说:“我们出版专号，并不是为的应景，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宁愿永远沉默下去，日本是中国无法逃避的仇敌，中国要自求生存，唯有首先战胜日本。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朱尔典公使曾告国人以‘十年的预备复仇’的话，而今已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认这次事件是中国最大的耻辱，我们认为欲救中国，唯有中国人在最近的将来自己起来自救，请以这时起，以十年可期，五年复兴中国，五年克复日本!旁人的帮助不足依恃，自己现在不足与战，我们只有隐忍受辱，请政府不急于求事件之解决，以免受城下结盟之辱!请国人从这痛下决心，作实际有效的预备工作!本专号的出版是在帮助同学对这事件作准确的观察，与说明该事件之真相与性质。以作此后准备的规范与努力的指针。本刊敢代表全校同学，用此来表志我们的实际工作的起点。”

《日本在东三省经济势力之概况》一文介绍日本在东北的铁路、林业、工商业及移民四方面的现状，开篇指出:“日本之经济势力，深入于东三省，自朴资茅斯条约取得俄人在东三省南部之一切权利始，而其经济势力之扩张，则以铁路政策为主干，逐渐推及于矿业林业及工商业，以成今日之现象。在今日之东北，日本经济势力之澎湃震荡，已为有目者所共见，铁路之纵横，金融之操纵，贸易之发达，工商业之经营，无一不足以揭示日人染指之野心。而十余年来，日本对于东北南部宝藏之攫取，尤不遗余力，有不便于直接官营者，乃假私法人资格，以与中国合资经营。外避中外人之猜忌，内实在其官府指挥监督援助保护之下。以资本言则日人以金钱智力，吾国以土地原料。就权力言，则吾国人徒拥虚名，日人实司操纵。控驭之权日失，客主之势悬殊，此诚关心东北者所痛心也。”

《东三省地理形势及铁路概况》一文有曰:

(前略)一九〇四年，日俄因利害冲突，血战经年，日胜，撄俄在东省特权之一部(即南满)，是为日人插足东省之开端。垂今二十余载，经之营之不遗余力，概以东省为己有，举凡东省一村一镇，悉有书表备载，重要出产，珍贵宝藏，亦有详细调查，其用心之微，注意之周，实足骇人!

日人积其二十余年之野心，今竟呈于吾辈之前，悲惨之九·一八，铸成国人永久泣血指发之纪念日!夫中日孰存孰亡，即视东省之孰得孰失，以区区三省之地，而影响国家之存亡，其重要可想见也，兹当日本下最后决心，悍然不顾一切，于一周内继陷我辽吉二省之时，大厦将倾，国人尚有不明东省之重要及地理情形者，殊属憾事!作者仅以能力所及，将东省之地理及交通，敬呈爱国志士之前，虽不能观东三省之全豹，亦可稍知一二。

《关于日本暴行东北之几种国际条约》一文从《国际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三种国际条约文本出发批驳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军背任何国际条约及惯例，蹂躏吾东北，我国朝野，以彼屈我直，完全采取不抵抗主义，以期世界各邦以条约关系，主持公理，对于日本之横暴，有一严正表示。”而得出的结论是“现此次国联及美国于日本暴行，始终不肯为力而知国际条约之不足恃也，夫一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上之整全，不能自守而求担保于外人，其终受他邦之侵略，亦意中事耳”。《南大周刊》第114期，第11、15页。

《王外长被殴事件感言》就9月28日上午南京中央大学请愿团殴伤王正廷部长的事，曹汉奇想到:

国人之应被殴打者，唯一王部长乎？果而，打犹未足，必处之死刑而后快。试问除王正廷而外，此居高位之各官员，此全国松懈浪漫之民众，此殴人之青年学生果均无罪而纯洁乎？果而，今后我国可指日富强矣!

夫祸之作也，非作于事生之日，患之生，非生于患成之时。历史之推演，时势之构造均负相当责任。日本之侵略中国，非自今日始业。在此三十年中，可殴打者多矣。今将积怨集于一身而发泄之，就王氏个人而言诚为太过，如就历来外交当局误国之可恨，又非过分。

(中略)王固可辱，所恨者无人将历来及今日之不忠官吏及此四万万之昏庸不长进之民族均一一而殴伤之耳!乌乎，日人所谓之“膺惩”意在是乎？果而，国人如因日人之残暴而猛醒，他年之富强，小鬼因有功于我国家多矣。吾人今日殴王部长实际不啻自殴，自殴之余全个民族宜如何警惕，宜如何终生觉悟，固不待作者之嗷嗷也。《南大周刊》第114期，第27-29页。

同日，即10月6日，《南开双周》第8卷第2期为“九·一八特刊”。正文前有编者的《新的开始》，宣布新的编辑方针:“中国民族的危机已经走入最严重的阶段。时代再不容我们青年醉生梦死。今后吾人之生活，务必严肃化，已无疑义，在这时势中，《双周》亦非有变革不可。今后的《双周》将完全避免任何浪漫的与古典的素质，务必立脚与现实，一方面注重现实之认识，一方面注重实际生活之批判。此一抽象之声言，必须求诸实践，愿全校师长同学共同努力!”并表示“这次的特刊便是要表现我们对于现实之认识和纪念这次的国耻”。该特刊的主要篇目如下:

陈彬和:我们要从日人底铁蹄下争回我们东三省底自由

傅恩龄:东北中日铁路交涉与国际条约

曹汉奇:世界政治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

刘克夷:为什么日本出兵东北

马溥荫:日本出兵后

望 涤:日人对东北问题之论调

胡思猷:日本和帝国主义

雷 冈:冲上火线去，中国青年!

以上八篇文章，除雷冈这篇文章外，均收入《研究》。这一期的编者特意在《编后》中推荐了胡思猷和雷冈的文章，说“胡思猷君的《日本和帝国主义》一文给我们一个很明晰的帝国主义的分析，帝国主义怎样成长在那篇文章里有消息的叙述。雷冈君的《冲上火线去，中国青年!》，很能代表在这种国难当头时势下的一部分青年的思想，请读者留意”。

胡思猷的文章，对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其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必然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帝国主义这个名字，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而认为他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其实这是不彻底的，因为政治只是帝国主义行动上的一种表现，而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还是经济。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在政治行为上带出他的侵略面目来，简单地说:帝国主义实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程度的表现”。作者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轨迹，结论如文章开篇所言:“日本之想占领东三省，这是在事实上一个必然要有的举动，因为无疑的，日本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的唯一特征，就是在市场原料生产地和殖民地的独占。所以这次日本的出兵东三省，换句话说: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占领东三省，要明白这次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总因，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因此呼吁同胞“起来，用你的血，来打倒一切吃人的帝国主义!不要靠别人，国联，国联是什么东西，他只是帝国主义的交易所；正义？正义只有在胜利者手中失败者嘴角上才能找着!”《研究》pp. 70-73

雷冈的文章，非常有激情，同时也非常理性。如其所言，这种激情，不是“狭窄的国家主义”，而是为了“维持世界和平”。文章写道:

是的!战争是一国的转机。中国需要一战!铁的世界里，存在的是能战的国家!青年，为了我们国家的生存，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只有走向黑森森的死路上去，换来的光明。

我们整个的民族走向历史的歧路了!在这歧路上，一条路是死亡，一条路是生存!生存只要一战，用这一战来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渡过这生死关头，便需要战。

(中略)

有勇气的青年，决心来作一战。这一战我们可以得到两种作用:

一、对内的:

1.战争是一国文化的表现，战争也是一国文化的新生，中国的文化需要这一战来转变方向。

2.没有自信心的民族，可以自亡。中国民族对外的心理是怕和羡慕。这是中国的将来的危机。战争是一个好的机会，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3.直到如今，中国没有革命。有的是短期间的混乱。因为农场上的青年和劳动阶级已经在那儿打盹了。这是最好的一个炮声来振醒他们。从根本上来个翻个。

二、对外的:

有权势的国是有武力的。压迫的国是没武力的。没有武力的国没有自由——被压迫。

有同样武力的国，才有平等。解决不平等不是呼唤的事由。要武力上的地位。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和平。有的是武备的和平。我们就是以武力维持和平。

不服气的青年，时机到矣!谋我们国家的时机，我们应当武装起来，组织敢死队和义勇军。生死临头也不容你踌躇。同时要注意:

统一的组织。

我们尚不分什么!左派，右派!国家主义者，超然主义者，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只是整个的中国。

国际的同情。

我们要速成我们的计划。灭亡侵略主义者。我们要一些赞助者，和帮手。

中国青年!战鼓响，战笛鸣，空中飞扬着战旗和战歌。我们死去的光烈的灵魂，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心中怀着“死”!每个人心中希冀着“胜”。青年，冲上火线去——战。《南开双周》第8卷第2期，第42—43页。

值得注意的还有此期第50页的补白有一则《田中义一奏章中之韩侨使命》，全文如下:

一面利用有归化支那国籍之鲜民，盛为收买满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银行，或东拓会社，或满铁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国籍之朝鲜民资金而作我经济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产以救国危。是亦新殖民地开拓之一机会。其归化之朝鲜人，名虽为支那之归化民，不久仍然归复为我国民，与南美加州之归化日本人，悉异其旨，乃只因一时之便宜而归化为支那民耳。按在满蒙之朝鲜人如扩张至二百五十万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则以朝鲜民为原子而作军事活动，更借取缔为名，而援助其行动。加之鲜民之在中满蒙有归化为支那民者，而亦有未归化者。迨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鲜民作乱，抑或日本籍之朝鲜民作乱，可悬羊头卖狗肉之方策而付之。

10月2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16期发表傅锡永(傅恩龄)讲稿《日人强占东北之由来，及吾人应有之认识》(高仲元记录)，此稿为10月6日和10日傅恩龄分别应东北同学会、国难急救会之邀而讲演的内容合记而成。结尾处提到“参照拙著《中国东北地理》(南开中学课本)”。《研究》p. 463

同期载何淬廉(何廉)在本校国庆纪念会的演讲稿《东三省之经济地理》(郭则虬记)，从经济地理的四个方面土地、人口、出产、通商讲述东三省的情况。认为“日本之于东北，不过以政治为其手段，其目的乃全在东三省之富源也。日本对东北之最高目的，不在于满洲地方政府之产生，而在于东三省经济上利益之获得”。

10月31日，张伯苓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由朱艺记录)，载《大夏周报》1931年第6期。

……你们看号外上说沈阳被占，又要占吉林了，如果号外上说占领南京，这是可能吗？这个是可能的。我们的海防，一点没有，还不是听他们随所欲为吗？我们是太没有预备了，我们中国是和平的民族，是不备战的，不过中国养兵数百万，如不好战，要兵做什么？每年用了上万万的兵费，有什么用？如说专为自己打自己，看外国人来即让，太说不过去!

(中略)Dr. Frankin Hoo(何廉)统计抵制日货，共有九次，抵后又抵，买后又买，日本并没有吃亏，中国商人又没有吃亏，吃亏的是中国消费者。我不是经济家，我不会说经济，我拿常识来讲，我以为抵制日货，有二方面:一是自己做，无论中国货如何坏，如何贵，我们还是买他。二是中国不能做，多花几文买西洋货。但是这两个结果都没有。我说句笑话，抵制日货，是为下次再抵制的。我们抵制过九次，一点用处没有，一声闹了，全国如狂，一声日本兵来了，又完全跑了。这样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吗？我实在痛心。日本小鬼这些都不知道吗？我们这一次不要再傻了。你们抵制，我很希望，但不要预备下次了!

(中略)一个国家的改变，什么都变的，但政治最要紧。日本从前幕府有权，皇帝无权，握权的领袖是不愿改革的，但日本运气好，明治皇帝又好，幕府让权，政治机器一开，就弄好了。中国的政治机器，完全没有经验去管，所以愈弄愈坏。一八九四年，日本同中国打，胜了，机器坚固了一点；一九〇四年，同俄国打，又胜了，机器又坚固了一点；后来加入世界大战，又胜了，因此成了世界的强国。《全集》二p. 102-103

10月下旬，张伯苓在上海出席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期间，应上海中学邀请，发表《学生对于抗日救国应抱之态度》演讲，收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半月刊》第58期。

此次事件的发生，诸位不可听迷信，切勿以为日本最近来了许多兵，所以能够把东三省夺去。我想凡是到过东北的，都知道不是偶然发生，实在东北方面不堪抵抗，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中略)自然，日本这样欺侮我们，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如果对外国人说，日本人不讲公理，破和世界和平，用武力压迫我们，这真岂有此理？中国是个酷爱和平的国家，最讲公理与和平，不喜战争，所以不抵抗，请你们来主持公道。这种话我们说得出口么？世界上各国养兵数以我国为最多，有二百万的常备军，而对国防上一点没有准备，每年把许多钱去买枪械子弹，连年的内战，这能够说和平吗？自己内战是可以的，外侮一来，抱起无抵抗主义，便算和平，有谁来相信？

(中略)

日本诚然可恨，但为什么自己不能自强？又退缩、又软弱。《全集》二pp. 105、106

11月1日，张伯苓应邀到上海大夏大学演讲(胡封记录)，刊于《新闻报》11月7日，收入《全编》。

我还记得几年前的抵抗日本，就是我们学生去对那些挑担的和拉车的等等人们讲演，叫他们不要买日本货，叫他们快快觉悟。其实效果呢？据统计，中国九次抵抗日本货，日本货的输入中国，就增加九次。依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说，抵制日货，只有买主是吃亏的。至于叫挑担的、拉车的等等人们快觉悟，这是异常错误。我们应向各负责者讲演，叫他们觉悟，然后才能设法应付。

……

四五十年以前，中日同样学西洋，现在等于日本已经毕业于大学，我们中国却还年年留级了。其实日本的留学生，并非比中国的留学生聪明，这不过是日本有了好的政治机器，能够运用留学归国的学生。日本政治自更新后，经过中日、日俄、世界几次开战，基础更形稳固。现在世界强国，日本居然也算一个。而我们中国则不然，先则推翻满清而定共和，当时唐、伍二氏议和于上海，实在定不出中国的政体，只得姑定共和。这是开始的相碰。碰到现在，南京和广东的人物，还是相碰于上海。这样混乱的中国政治，实在是世界所没有。因此人民反以不平等条约为保障，有了租界，就是国家大难的时候，还可以居其间。pp. 200、201

11月2日，《南开双周》第8卷第4期《杂俎》栏发表惠新《所谓“大日本帝国第一线”》(第28—31页)，以自己所亲眼所见，感叹日本人自小重视实地调查，而将东北视为“日本第一线”也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的。作者翻译了日本小学教师所编的杂志《爱儿和家庭》中的资料来说明。资料最后有野口雨情的《满洲先锋歌》，歌词曰:

西接欧西大陆，/红日落处；/广漠无际的南满洲——/辽东半岛是发展祖国第一条路!

洎洎大连岸头水。/一目东去祖国远。/怒涛扑天玄海滩，/月升空间。

罚恶讨逆，理真义正，/祖国光荣，我等为先锋! /胸中暴发大地鸣，/天马振翮于凌空。

11月3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18期发表胡立家、朱先栽合译《日人对东北事件之饰词矫辩》，收入《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本期《校闻》栏有《国难急救会工作近讯》，详细记载10月31日(星期六)检查日货的情况:“男女同学往者三十九人，共分八队，担任南市一带职务。将该地区分为四区，即广兴、南门外、荣业、东兴四大街，检查由午后一时集齐出发，至六时许始回校。同学固极热心，商界同胞，亦知爱国，是以结果尚称顺利，并拟于翌日将检查经过，报告本市反日大会云云。”又言:“闻该会已决议，由调查股负责将同学日用最需之日货、国货调查其商标价格，列为一表，供诸同学以资识别，而昭炯戒。如实则吾人日用物品，当可完全与日货脱离关系矣。”《资料选》p. 655

11月9日，张伯苓在天津法租界演讲《我对时局的感想》。

运动体育会所见——外人比我们中国人进步快，若是个人与日人较，不但体育比他强，其他一切，亦胜于日人。中国人多半吃亏于全体，因为合群性、信仰性薄弱于日人。这样无团体性，怎么不受人的耻辱!既无团体性，又无丝毫的准备，怎么与人争胜？《全集》二p. 108

12月15日，《南大周刊》第120期发表袁可尚《天津二次事变之经过及其意义》和永庆《台中蒙难记》。前文分土肥原来津与津变、津变展开之经过和津变进一步之解剖三个部分。正文前有简短的说明:“辽变以来，瞬即二月有余。黑省危覆，锦州告急。而华北重镇之天津，亦竟屡遭惨劫。今者津变已于我国极度屈服之下，再度暂形平静，今后如何，又谁复能保!本篇系辑自各种日报之评论及新闻，兼亦采自各种杂志，殊少系统。辑之盖所以志警惕也。”而《台中蒙难记》一文(记录11月7日至12月6日南开大学校中状况)，收入《资料选》及《暴行录》时均省去了最后一段“芝琴楼重逢旧雨，八里台再闻钟声”，现补录如下:

自十一月十一日女同学全体离校后，芝琴楼即双扉紧闭，寂无人影。二十日虽曾有一部分返校，然为数极少。且二次变作后又全体移往广东小学。直至十二月三日校长来校，始有三人随来。此后市面日定，男女同学亦陆续返校者，芝琴楼傍，又不乏双双倩影焉。据某君调查，自本月三日以来，除深夜外，女宿舍接待室极少不见人影之时。此外登门走访者尚日必数起，户限为穿；校役三人，轮流入启，仍觉有应接不暇之势。旧雨重逢，春风得意，料各人均有其不克倾怀之乐衷也。

六日晚六时五十分，记者正与同学三五清谈于宿舍中，忽异声自窗外来，初疑为枪声，继误作火警，终始悟为学校钟声。盖学校已定七日开学，适闻钟声乃自修之预备钟也。忆自八日晚以迄今日(六日)大钟从未一声，午晚两餐均只鸣小铃，此外并铃声亦不闻，无怪闻钟声而张皇也。

12月20日，日本报纸《中外商业新报》发表斋藤惣一对在上海举办的太平洋会议的评论《不理解中国的“年轻”就错了》，提到中国方面的参加者中议长胡适，以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何廉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12月29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22期发表何廉演讲稿《日本之经济发展及其现况》(曾用修、陈振汉笔记)。第一部分为日本经济发展之分期:

日本之近代经济组织，肇始明治维新，以迄今日，其间经过，约可分为四期如下:

第一期 自明治维新起迄中日战争止(1868—1895)

第二期 自中日战争起迄欧洲大战止(1896—1914)

第三期 自欧洲大战始迄欧洲大战终(1915—1920)

第四期 自欧洲大战终迄今日止(1921—1930)

此四期之段落颇为明显:第一期方当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建设多为基础工作，采用西洋各国之经济组织，以为张本，从事改革，而后逢甲午战胜，彼邦人士，益加兴奋。第二期在经济发展上较第一期为重要，当时日本乘中日、日俄战胜之机会，国际地位得以骤然增高，海外发展甚为顺利，高丽台湾皆于是时相继占去，国富增加，乃得从事内部之建设。第三期为日本经济发展之最高期，此时欧战方酣，各国咸戮力疆场，工商业因之不振。日本虽为交战国之一，然其除攻击我国山东，坐收渔利外，未尝出一兵一卒，一方面因供给军火，大获利益，一方面复得从容发展在中国、南洋群岛及澳洲之商业，而获大利，商业在此时期特为发达。第四期之发展状况较为复杂，殊难分析，然要之可归纳为三种现象:自1921年至1923年为收缩时期，各国以大战损失甚大，民生凋敝，商业不振，而日本则以第三期发展过速，建设甚多，故此时不见有显明发展。1923年9月日本逢空前地震，损失滋巨，为谋恢复计，故自该年以后以至1927年，朝野并力合作，工商业颇有进展，然贸易入超仍有增加，汇率亦日渐减低。自1927以至1930为日本民政党柄政时代，该党主实事求是，逐渐推进，与政友会之主尽力扩充者不同，故1929时将禁金令取消，以求得与欧战时期相同之繁荣，然终以世界趋势与事实关系，未得达其目的，今日又以禁金令闻矣。《研究》pp. 74-75

1932年

3月1日，曾用修、乐永庆作为南开大学学生代表与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赴北平请愿，3日见张学良，请其迅速出兵，收复失地。“一足以牵制上海日军之进攻，二可以制止伪国成立，三可解救东北民众之痛苦。”南开代表并提出，“如进行收复失地时，请允许派各校学生参加军队，以事宣传，而收效力”。“津地方日货畅销，请严饬地方长官不得阻挠抗日工作。”(《南大周刊副刊》第1期，1932年3月8日)

3月3日，下午1时，南开大学请李璜演讲“从沪战说到对青年人希望”。(《南大周刊副刊》第1期，1932年3月8日)

3月4日，南开大学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开成立会，主席崔书贞，聘何廉、蔡维藩、黄钰生为顾问。议决案内容有:

一、宣传股，必须时常发表紧急消息，并准备宣传材料与训练宣传人才。

二、交际股，天津抗日救国会通告之工作及出席天津抗日救国会等事。

三、隔周开常会一次，在星期五晚7时至9时。

(《南大周刊副刊》第1期，1932年3月8日)

3月8日，蒋廷黼在南开大学演讲《中日问题之将来》，内容包括:

(一)研究东北问题应注意之点；

(二)中国与东北问题之关系；

(三)日本与东北之关系；

(四)日本侵略东北时在国际间所占之优势；

(五)欧美强国对日之态度；

(六)东北事件及沪战将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导火线；

(七)大战之预测；

(八)余论。

(《南大周刊副刊》第2期，1932年3月15日)

3月15日，《南大周刊副刊》第2期刊载署名“一二三”的《“抵制日货”的“哲学”》。

3月15日下午2时，南开大学学生会国难工作委员会在秀山堂开成立大会，胡笃志任委员长(《南大周刊副刊》第3期，1932年3月21日)。

3月22日，《南大周刊副刊》第3期刊载李惠苓的译文《同情后的惋惜——二月二十五日英泰晤士报对于中日问题之评论》。

3月29日，《南大周刊副刊》第4期刊载范士奎的《暴日侵略东北的永久计划》。

4月5日，《南大周刊副刊》第5期刊载凌楚璵翻译的《日本武力横行中国之驱动者》。同期报道《日本兵竟扰八里台》:“方世界各国人士忙于万愚节玩闹之时，吾比邻之日兵又乘机出动，前来本校，以科学馆为中心，开始其摹拟之攻击行动，于是环绕吾校者几尽为无理性之日兵。学校当局以‘此乃学校’之唯一理由，请其改换此攻击中心。距交涉终了约一时许，该日兵始转而他去。据云，此次日兵来校，学校当局曾报告市政府，而市政府竟因袭东北故技，令我校不得妨碍其行动。政府既不能保护，乃自己交涉，当即告知市政府自己交涉之意。不意当局者闻此深恐引起事端，乃请学校将交涉之结果报告。政府之所以为政府者，可见一斑矣!”《资料选》p. 668 // 《暴行录》p. 11

4月7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27、128期合刊，发表秋华《日本的现势》。正文前有编者说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不灭的公理。我们绝对客观地，为了要明了日本社会情势的一般起见，我们把秋华君的日本的现势，呈献给大家看。具体的、详细的引证，在这篇文章里，是缺少的，这是一个缺憾。原文题作《第六十议会》，系登在本年二月《普罗力达力亚科学》上，这是它的前篇。读了这一篇，也许对于日本的现势能稍为明白些。”正文这样开篇:

一九三一年，尤其是后半年，恐慌之尖锐化，终于卷起了帝国主义战争了。Comintern(国际共产中央)之规定，即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字面一般地，就在日本，也逐见明瞭。

在此恐慌与战争的新发展之前，我们如今来迎接犬养内阁的第六十次议会，战争之第六十议会!

日本资产阶级经犬养毅的第六十议会，为了恐慌和战争，对劳动者、农民、一切的劳动大众，来准备更深一层之深刻悲惨的牺牲与攻击，是无庸再言的了。因此，劳动者农民的斗争，也要向着这新的准备进攻的吧？

我们必须把第六十议会资产阶级的这个准备，和对这准备的劳动者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实际地，具体地理解第六十议会。《研究》p. 93

同期该刊转载发表黄宪昭《在华之日本报纸及其活动》(文末署“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出版抗日丛刊之一”)，列举了国内近八十种日本报纸，强调:“日本人于中国各地遍设报馆，及通信机关，均具有一种侵略之野心，不仅指示日本人在华经营商业之关键，并且做其政府侵略之耳目，此种新闻机关，在中国境内重要都市，皆有相当势力，影响我国之政治社会，使国人受其麻醉，是我国人民所当注意者。”《研究》pp. 330-331

同期刊登蔡增杰的记录《徐悲鸿先生演讲记后》，其中录有徐悲鸿的话，“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一个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以为目障”。文后附有记者之言，曰:“徐先生并称他所以常画动物的缘故，因为他在欧洲时整天的游动物园，对动物的个性、外表，甚至内部都曾一度的推敲，所以他才敢画它们。这是徐先生所抱定的宗旨，凡是他对于某种东西没有彻底明瞭之前，他决不敢动手胡画。现代的一般所谓中国画家们，未识曾否见过东海之大泰山之高，长江之浩荡，黄河之湍激(吾所指的东海泰山等，为世界上天赐的一种艺术资料)，足迹不出里门，也算是画得一手好山水，宁非怪事!吾想在天津的一般写竹画梅的先生们，未识见过一岭梅花似雪，千竿修竹成荫否？读者请原谅，区区的我，也在这里发起牢骚来了。一笑!”

4月19日，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邱渭昌应邀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演讲《从有抵抗到城下盟》，载于《南大周刊副刊》第6期(1932年4月26日)，同期又刊载了署名“克美”的《照照自己的镜子——一个教授的公开谈话记》。

4月25日，南开大学请天津市公安局长王一民演讲《天津事变之回顾》，“历述津变之原因，便衣队之准备，我方之准备，事变之经过，以及事后之处置。演辞中步以‘军人性’相劝告”。(《南大周刊副刊》第7期， 1932年5月3日)

5月12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31期发表Lowell，A. L.《国联与美国之满洲问题观》(律鸿起译)。《研究》pp. 468-478

6月17日，《南开女中校刊》第1期刊载署名“筱岚”的《中国人及日本人的分析》和署名“幻虚”的《日本之文化经济侵略实在军事之上》。

9月18日，南开大学学生会召集全体同学在礼堂举行“九一八”周年纪念会，请政治系教授徐敦璋作“国难期中外交之出路”演讲。(《南大周刊副刊》第11期，1932年10月7日)

10月7日，《南大周刊副刊》第11期报道，南开大学本学期接收东北大学二十名学生借读。

10月25日，胡适来南开大学讲演《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演讲稿由陈振汉记录发表于11月10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第134期。其中提到:“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地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做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胡适在这里分析中国的病症，诊断为“内邪外感”，重述了五种内病即“五鬼症”:贫穷、弱、愚昧、贪污、纷乱。“所幸历史上并无文武全才的文化来侵略我们，他们有武力，我们以传染病尚能勉强抵制几千年。而印度只有鸦片烟，没有武力，我们也仍能存在。这样的征服一次，犹如打一次吗啡，使我们增加抵抗力，而更放出灿烂的文化来。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支持着。”接下来他说:“但是现在的时期不同了，我们到了另一个时期，文化后面有武力，武力后面则是整个的文明，内邪即凶，外感益亟；从前信着自己所谬认的‘精神文明’，一次抵抗，二次抵抗，对付外来的文化和武力，而现在则武力、文化、经济、科学万管齐下，所以不能再得幸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最后讲道:“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需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详细参见《资料选》pp. 831-837

1933年

3月3日，《南大周刊副刊》第22期刊载署名“小国民”的《干!战!——时急矣!同胞速起!》。同期《校闻》载《绷带募捐》报道及《绷带募集团募款结果报告(截至3月1日)》。

3月8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辑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专栏发表傅勤先《日本的经济果濒危机？》。该文指出:“我们决不应因日本侵略我国土而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意气用事的口吻，不着实际的批评，希冀别人的经济破产。这种态度于日本无所损，于我则徒然增加国人对日本的轻视及误解。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情感，用客观的态度，从事实上去加以分析。”文章结尾处又强调:“无论我们如何嫉视日本，无论我们如何排斥日本，然而事实我们不可不认识清楚。不过中日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密切，中国这时所处的地位有两种伟大力量，足以致日本经济的死命。一即日本工业产品的最大尾闾市场是中国，中国果能真正坚决抵制日货，不但她在中国所设的工厂将全部倒闭，即国内的工厂也会陆续停业，失业人数自会日见增多，金融自会发生动摇；一即军事上我国真能长期抵抗，使它的军费永远消减不了，东北也不能安然经营，持之以久，经济界自将濒于危机。然而事实上国人日言抵货，日货仍如潮涌而来，日言长期抵抗，而数日之内，即丧失一省。如此下去，它的军事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不但永远看不着她经济的危机，恐怕还要看她日兹繁荣了!”《经济学文选》pp. 6、10

4月5日，《南大周刊副刊》第23期报道，南开师生“深感国难日亟，倭寇深入，负戈前驱之将士，及负创归来之英雄，为民族争生存、争自由，后方民众不忍坐视其饥寒困苦，于是发起募捐，慰劳杀敌将士。闻募捐之结果:捐款者共计355人，捐款合计483元正。其中教职员共计捐洋272. 1元，女同学共计捐洋62元，男同学共计捐洋141. 9元，小食堂共捐洋7元。平均计之，则教职员每人捐洋三元二角一分，女同学每人捐洋一元零三分，男同学每人捐洋六角七分云”。

5月15日，《外交月报》第2卷第5期发表傅恩龄《日本舆论中之东铁问题》，开篇即言:“日本对于中东铁路，垂涎已久，虽寝寐莫或忘之。(中略)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大变，日本乃利用此千载一时之良机，戴‘满洲国’之假面具，与苏俄掀起轩然大波，东铁问题，因之勃发。”本文详细梳理了东铁问题的事实真相、伪满洲国对此问题的交涉以及日本舆论及当局对此问题的意见。《研究》pp. 479-500

5月17日，申报特派记者赓雅访张伯苓于南开中学，其谈话刊于5月21日《申报》。

盖彼甚寄我国认识西洋不可靠，仍需转而与彼共谋所谓东亚合作，中日亲善之道也。然非日本放大眼光，一变其侵略政策，我国势难委屈迁就，结果必至中国无路走，日本亦无路走，而世界和平，更将有最大之波涛发生。

至于目前津市安危问题，闻汉奸数约二三千，原思日军进逼，彼即蠢动，否则彼因先已得有孽钱之故，日内似亦不得不伺机骚扰，造一报销机会。然我军警，早已严密防范矣。《全集》二p. 154

5月18日夜午，便衣队来校骚扰，详见《南大副刊》第29期，1933年5月23日出版。

5月20日，《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天津二十日一时三十分电皓(十九)日晚十二时日军数十人，率领便衣队赴南开大学扰乱并将驻该校之保安队二十余人，完全缴械，旋即向八里台退去”。

6月16日，张伯苓在从天津到北京(参加17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全集六p. 217)的火车上遇到日本驻华“同盟通信社”记者松本重治，松本刚刚从南开大学何廉家出来，见到张校长后，用英语寒暄。松本就当时中日关系的状况向张伯苓道歉说:“日本军如此为非作歹，给南开大学和其他地方带来了许多麻烦，实在是太对不起了。”张伯苓冷静地回答:“不，是中国人自己没出息。”见松本重治:《上海時代 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中公新書1974年)p. 192

7月15日，《外交月报》第3卷第1期(8月15日第2期续刊)发表傅恩龄《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四月十日至六月十一日日本条约关系之变迁》，本文详细分析了日本退出国联(2月25日)之后，为避免国际孤立而在外交上的各种相关活动，具体而言，有与印度、英国、荷兰、土耳其、菲律宾、乌拉圭、美国之间的条约关系。上述第1期的内容收入《研究》pp. 154-179

8月16日，《大公报·经济周刊》专栏发表《英国市场中之日货竞争》(署名“振”)。

9月13日、9月20日、9月27日，《大公报·经济周刊》连载傅勤先《二十五年来抵制日货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上中下)。

10月6日，《南大半月刊》第5期发表George H，Blaskeslee著、曹康伯翻译的《日本东亚门罗主义之检讨》。译文前有说明:“本文译自七月份外交季刊(Foreign Aflairs)，作者为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教授乔治·布克斯里(George H，Blaskeslee)。一九二一年氏为华盛顿会议美国之专家，一九三二年曾参加李顿委员会(Lytton commission)。”其结论为:“日本东亚门罗主义如真能与开明政治家所主张之意见一致，秉华盛顿会议后之精神，采取李顿报告书指示之途径，与中国施行友谊之经济合作，未始不能获得各列强之谅解，然考诸日本门罗主义目前所表现之事实，乃为军事占领满洲热河，及对中国之种种敌对态度，至若违反国际条约不顾各国之忠告，在满洲之行动毫无顾及，吾人曾不知其将沦于胡底也。”《研究》pp. 100-106

10月，张伯苓在上海澄衷中学讲演《去私》，收入《澄衷半年刊》1933年第10期。

诸君试回忆“一二八”时，我国曾发生何事？中日上海之战也!此战孰强也？日本也!夫日人之体格、智慧、国土、物产以及其他种种皆不若我国，而独强于我国，何也？!则吾人不能运用之也。所以不能者，因国人“自私”之通弊致之故也。此“自私”之通弊，蔓延全国，故国势日益浸弱!民力日益涣散。

(中略)中日犹拔河之双方。中国以地大、物博、人众、智巧而败于情形反是之日本，无他，不能万众一心，用力于同方耳!此即“自私”之弊也!《全集》二pp. 164-165

11月3日，《南大副刊》第34期刊载署名“似沧”的《国贼野史之一:老而不死之郑贼孝胥》。

11月11日，《南大副刊》第35期刊载署名“似沧”的《国贼野史之二:袁洁老外传》。

11月24日，南开大学经济学会举行演讲比赛决赛，李文伯的《中日民族斗争中我们应有的根本觉悟》，姜作周《危机四伏大中国民众应有觉悟》，俞凤歧《我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吴沛沧《中国青年的机械病》和崔书香的《东北之将来》分列一至五名。(《南大副刊》第36期，1933年12月5日)

11月30日，《南大半月刊》第7期发表赵纯孝《对于日本政治组织的认识》，此文前言中说:“吾人对于邻国政治向持轻忽态度，日本为吾国敌人，故一提及日本，国人便表现一种讨厌的神气，于是关于日本种种问题，便以为不屑研究，这是我们的大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者世界政局动摇，太平洋风云日紧，日人铁蹄已踏破我大好河山，来日大难，未堪设想。吾中华民族是否受物竞天择之淘汰而召亡国之痛，全关乎今后吾全国上下之如何努力耳!今对日本政治组织作一简单的述要，借以洞悉日人侵略政策之原动力，而为唤起国人认识日本之动机。”《研究》pp. 115-116

同期《南大半月刊》还发表了梅宝昌的《日本对外缔约权力之所在》。正文前有如下说明:“日本在政治组织上，特点很多，而与欧美国家不同，缔结条约的权力，亦因此而迥异。在条约研究班上，编者受徐敦璋先生指导，成此一文，取材于1931年American Jounur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二十五卷Colegrove的The Treaty Making Power in Japan(该文为日本学者竹内所著)，复参阅相关日本政治组织等书籍而成。”就条约的议订与批准、天皇的特权、枢密院的审议权、议会的地位及条约在日本国内的效力、条约的宣布进行了解说。《研究》pp. 107-114

12月19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校友会宴请天津市各学校体育教员及相关专家、记者，交换发展天津体育的意见，其发言载翌日《大公报》与《益世报》。《大公报》报道中提及:“日人曾在国联大会谓中国为无组织之国家，言之深为痛心，故吾人益当解除私心图存。”《全集》二p. 167

同日，《南大副刊》第38期刊载傅恩龄的译文《东邻的记载》。译文篇首有编者引言:“傅锡永先生在百忙中，译出来日本报纸所载关于时局的消息，我们非常感谢。关于时局的消息，本国报纸记载不真，本国访员访不实，想要知道时局的一些真实的消息，竟不得不阅读外国报纸，这不是一件可怜的现象吗？”

1934年

1月5日，《南开高中学生》第1卷第4、5期载张伯苓与南开同人谈话，谈及:

野心强敌之敢于肆然无忌地既陷东北三省，复占我热河，侵及华北，西窥朔宁，外寇之日深，又何尝不是早看透了我们只顾自私，不能团结么!

(中略)

有人说“十个英美人开会，虽然会场上意见纷歧，会后大家必一致去推行所通过的议案。十个日本人开会，会场上有一强有力者发言，结果大家按他所说的通过了，十个人一齐努力推行。十个中国人开会，会场上有许多的争执，会后各行其是。”这很可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固执成见和不顾公议的心理，差不多成了民族性。《全集》二pp. 171、172

1月24日，张伯苓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上演讲《合作救国》。

(前略)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我们一直觉得难过，直到《塘沽协定》签字，我们更觉难过。最近自闽变发生，我就不愿意见外国的朋友，连几十年的朋友都不愿意见面，无他，心中难过而已。

但是这几年虽然难过，总也有些好处。在志得气扬的时候，一切是虚空的，经过一点困难，也许会感到深刻一点。日本人虽然横暴，但我们也得自省一下。(中略)究竟我们的病根在哪里？《全集》二p. 177

2月15日，《外交月报》第4卷第2期(1933年国际外交总检讨专号下册)发表蔡维藩《一九三三年之日俄关系》，其开篇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国际情势，日趋复杂；其直接有关者，当为中日美俄四国。一九三三年度之日俄关系又适介乎中俄复交(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与美俄复交(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之间，际此一年前后，中美与俄先后复交，其影响于远东局面及日俄关系之处殊剧。故在此一年之内，日俄二国之国际关系，每因中俄及美俄之弛张离合，而显示其极端迂回曲折之姿态。”《研究》p. 209

2月28日，《南大半月刊》第10期发表出渊胜次《最近日美关系》(范维璋译)。译文前有译者说明:“本文译自本年二月日本外交时报，六卷四号，作者曾为特派驻美全权大使，彼对日美关系，作事实上之观察与检讨，彼承认日美在文化和经济上有密切之关系。我国自九一八事变后，举国注目于日美关系之演变，美国虽不耻日人之所为，然因其背景和立足点之不同，一时间尚不能表明态度，以吾人之常情观之，美为复兴本国经济计，一时不致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然一九三六年之日美大战果能幸免欤，此有待于事实之推演，吾人拭目以待。”《研究》p. 180

同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傅勤先《日本的食料真不够吃吗？》。

3月29日，对于日本准备力挺伪满洲国派代表参加远东运动会一事，张伯苓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翌日见报)，说:“日方现正主动在沪召开中、日、菲三国会议，但恐颇难乐观。我国已一再声明坚决反对，而日方仍甘为伪国作伥，实难辞违背远东大会规章之咎，想菲方决不以日方之游说而变更初衷。”《全集》二p. 181

5月2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朱庆永《最近日文杂志中研究我国经济史的新趋势》。

5月5日，张伯苓演讲《从小处作起，脚踏实地去造新生活》，梗概载翌日《益世报》，讲稿载1934年春第三期《南开高中学生》。“耻我之不如人。试看日本人除去压迫中国使我们愤恨外，那一样不让我们佩服？何以人家能作，我们中国人不能作？”《全集》二p. 188

5月15日，《南大半月刊》第12期发表蔡维藩《九一八后中日美俄之远东政策》，分别分析了四国的局势，对于中国当下的状况，提出五点建议:一曰对内速谋统一。二曰全力复兴农村。三曰对日审慎而不惧。四曰对列强勿存奢望。五曰切实解决外交悬案。最后的结论是:“时至今日，惟有自助，自助无术，求人何益。与其侈言外交出路，何若埋头修明内政，内政能修明，外交方有出路；反之，要不免有丧权辱国之虞也。政府当局如有卫国之能，理应确立自卫之道，告诸天下，躬行实践。自今以后，中央政府能否见谅于国人取信于列强，在在全系于此。要而言之，国难当前，政府寿命事小，国家存亡事大，东隅虽失，桑榆未晚，在位诸公，其急图之。”《研究》p. 192

6月14日，由香港和广州报届代表组成的粤港记者考察团一行抵达南开大学，张伯苓偕经济学院院长何廉、秘书长黄钰生等招待，张伯苓发表即席演说，载翌日《益世报》。

我常说中国这么大，日本能吞了东北，还能吞了全中国么？只要中国人心不死，卧薪尝胆，团结起来，别看它把东北四省吞掉，弄什么满洲国，那不能久远，终究还得为我们拿回来。可是照我们这种不争气民众看来，到什么时候还不是绝望？日本所希望的，是分化我们的势力，七零八落，一段一段吞去。我们民众要不争气，岂不正落日本下怀。诸位没来到北方以前，以为是北方已竟距亡不远，到了北方以后，可以知道我们处这种环境下，还是照常的干。就拿我们南开大学和中学，中间距离六里，隔着一处日本海光寺兵营，每处各距有三里，在津变时节，中学那边，门外就是火线，玻璃被打碎不少，战事过去，立时上课。大学这边，一天没停。去年有人劝我，说可惜南开学校，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将来牺牲，何不挪往山西。我说中国人如不争气，人能挪，学校能挪，中国还能挪么？所以我们到如今还是照常的作。《全集》二p. 193

7月18日、7月25日，《大公报·经济周刊》连载朱庆永《书评: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部参考书——〈东洋中世史〉(一)(二)，志田不动磨主编，昭和九年三月平凡社版》。

10月17日，《南大半月刊》第15期发表董明道《今日之南大图书馆》，藏书情况，到本年9月底，中日文新书15881册；中日文日报，凡13种；现按时能到之中日文杂志刊物，约230种。经济研究所图书室自订日文杂志6种，交换日文刊物5种；藏书中经济类(包括社会学之一部分)日文资料普通部分合计252册(其中书籍181、小册1、杂志70)、中国部分合计245册(其中书籍217、小册2、杂志26)，共497册；非经济类日文资料共95册(其中政治8、史地63、杂组24)。《资料选》pp. 298、305-307

11月5日，《南大半月刊》第16期发表9月13日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长、农学博士小野武夫的演讲稿《日本之地主》，由傅恩龄翻译，德惠记录。《研究》pp. 123-128

同期发表傅恩龄的《日英美主力舰与主炮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研究》pp. 193-196。该期还有“时评”《日德密约果将实现乎》(署名“作周”)，其中说道:

自地理上观之，日本远在太平洋，而德国位在中欧，两国东西远隔，缓急难助，似无接近之可能，惟日德领土均与苏俄相连接，日本欲贯彻其大陆政策，势不能不驱除苏俄之东方势力；德国欲扩张其国外殖民地，又不能不向外发展。故在密约中德国承认日本在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一带之特殊利益，而日本承认德国在乌克兰一带之殖民地计划，此皆有所用意也。

总之，两国之国际关系，同病相怜，自易勾结，利益所系，势必接近。故近来日德密约之传闻，非为无因也。惟吾人所虑者，为远东之害虫，德国为中欧之毒蛇，二者勾结，世界和平之前途不堪设想。《研究》p. 198

11月20日，《南开大学半月刊》第17期发表康伯的译文《日陆军省发表之强化国防对策》(译自《改造》11月号)。

12月5日，《南大半月刊》第18期发表《英日续盟之回顾与前瞻》(署名“勋”)，详细分析了日英同盟的历史和日英两国关系的现状，其结论是:

英国为防俄防德而进行的同盟，所得利益除了一种东亚的声援而外，没有别的可以称述，日本则借着这个同盟的声气，得到不少实利。而在现势下，正同着英国处于面面对立的地位。所以，英日同盟的话，说是一种东京的外交烟幕，不为无因。

不过国际间的外交运用，多主避重就轻，倘有转圜之余地，谁也不肯多结仇怨于他国。况且在英日两国的中间，冲突最深，也就是关系最切。倘或日本能以经济上的诱饵以享英国，英国也未尝不可重走同盟的故径，就以在太平洋上的英国利益，纵让英本国国势如何的强盛，也不能不感到鞭长莫及之苦。并且现在的日本，也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一国，与其两伤反不如互相利益的较好。纵然在得利的方面有大小的不同，但究胜于不利，这种英人心理，在现在的海军预会上，可以看得最清，所以英日续盟，或同续盟相类的英日外交的亲善在最近的将来，或亦有展开之可能？所以吾人正未可以英日经济利益之冲突，而怀乐观也，若果这样两大的同盟实现，对于世界的政局又当别论，在中国或作亡韩之续也未可知!《研究》p. 208

1935年

1月5日，《南大半月刊》第19、20期合刊“社会科学专号”发表曹康伯《狂风暴雨下之日本经济将走向那里去》，其导言曰:

日本现阶段之经济情势确已有百症齐发千疮百孔，言财政则赤字公债巨额之发行，军费大量之膨胀，以及政府预算之不平衡；言商业则国际贸易之萎缩以及年有入超；言工业则军需工业之偏重，促成正常工业进展之停滞；言农业则农产品跌价，农民入不付(敷)出，以及农业生产之弛缓。以上种种均为日本经济上极严重之问题，此为任何人所不能否认者也。但由此种种病症是否即能推论日本经济确已濒于危机，而将走向崩溃之途，此为本文讨论之标的也。复有言者国内晚近报章杂志关于讨论日本经济现势之文章大抵千篇一律，显谓日本经济恐慌之如何尖锐化、深刻化也。盖国人为文，每喜掺杂感情，或为得读者之嗜好，或为发泄自己之愤，往往以不足代表全貌之数字，凭空加以臆断而夸大其词，似日本经济于最近期间即将沦于总崩溃总解体而毫无补救挽回之可能。杞人忧天即大可不必，幸灾乐恶又何所补益？此种成见，小焉者对学术欺骗，大焉者养成国人懵作浮浅、苟且之恶习。爰本斯旨，作者深愿将日本现阶段经济之隐疾、病症，详细加以剖解，而希阐示其进展之前途，并思亟力避免主观之成见，从大处远处着眼，但是否矫枉过正，半斤八两尤请读者加以指教也。《研究》pp. 129-130

其结语，颇为简洁。曰:

由财政、工业、农业、商业上分析的结果可得一结论:

在狂风暴雨下的日本经济，隐约的可看见一条平坦的康壮的大道。

我们想打倒我们的敌人，先须要认清了我们的敌人。《研究》p. 134

同期补白中刊载《日本主要对手国家的输出贸易额》《日本主要对手国家的输入贸易额》《日本重要输出物品》《日本重要输入物品》《最近日本对外贸易之趋势》《日本全国贸易的尾声》《日本贸易的收支账目》。

5月2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男女中全体集会上讲演(徐兴让笔录)，载同月底刊行的《南开高中学生》第2期。说道:“日本之所以比中国强，就因为他们的‘教育普及’，国民能合作。”《全集》二p. 229

5月25日，《南大半月刊》第22期发表姜作周的《华府会议后英美日三国海军之发展》，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三国海军竞争，以提醒:“他日太平洋方面，势将因是酿成阴惨严酷之风云。我国地当其冲，亦必卷入漩涡，将何以图自卫之道，谋安全之计，是则有赖于当局者与全国民众好自为之耳。”《研究》p. 227

7月1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发表通讯《北支实业家集结 呼吁日支提携:经济开发的机运成熟》，提到“今年秋，在上海、北平举办的由中日工业专家组织的东洋工业会议这样最有意义的活动，很受期待，向来排日空气浓厚的天津南开大学也决定派出数名代表”。

8月28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丁洪范《经济时事述评:中日经济提携》。文章指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基本理论就是以中国为日本经济集团的一分子，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之所需的材料并且销售其工业的生产品，而其驾驭中国的关键则在握住水陆空交通，使中国无论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都动弹不得。”作者最后强调:“在理论上说，国际经济合作是互惠互利的正道，一切人为的限制与封锁方法于人于己两都不利。从种族和文化上看来，中日两国更应相互提携，共存共荣。可是一只手拿枪炮，一只手拿资本和技术，以不平等的精神来强迫人家接受，恐怕最后的结果于人于己均无所利吧。”《经济学文选》pp. 75、76

9月10日，《知识往来》第1卷第1期刊载何廉与该刊记者的谈话《中日经济提携的前瞻》。

9月17日，在南开大学本学期始业式上张伯苓演讲(载同年10月15日刊行的《南开校友》第1卷第1、2期合刊)，对全校师生提出: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被称为“爱国三问”。随后，他讲到:

论个人聪明，中国人比日本人高，这是浮聪明。凡是有打算盘的事，中国都有小聪明。聪明是生来的好处，不是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自己的。个人聪明，中国人高，可是团体的聪明，就不如日本了。中国人没有至诚，不恳挚。做事没至诚，不恳挚，是不成的。有的先生告诉我说，有的学生很聪明，就是不用功。我说，有这样的学生，你告诉我是谁，我把他找来，我打他，因为他暴殄天物，辜负老天的好意。

(中略)谈到努力，我真佩服日本人。中国人为什么不行，中国人皮松肉厚。你们都要咬定牙根，紧张又紧张向前努力。《全集》二pp. 243、244

9月26日，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报道《河北经济协会 以与日本资本的提携为主要目的其章程与委员名单》(北平特派员前田)说:“以受日本的北支经济开发口号刺激的北平、天津两市的商会、银行公会为中心，由一流的实业家二十四名计划组织的河北经济协会，从七月下旬发起以来，经过约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于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其中对该协会成立的目的与性质，特别是对“今后对日本方面的经济机能以如何的态度去接触”表示关注。介绍的委员中有何廉:“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去年应聘在京都帝大讲演，中国经济界的最高权威。”

9月30日，《南大半月刊》第24期刊载赵纯孝翻译的中村午进的《战争在国际法上的效果》。

10月21日，张伯苓撰写《中国人所缺乏的两种力》(刊于同年上海《中国学生》第1卷第10期)。

曾忆:在第九届的远东运动会，我担任中国的总领队到日本去参加竞赛，当赛终领奖的时候，日本的选手虽然名列前茅，却仍保持着日本固有的朴素，布衣布鞋，笑容满面很客气的去领奖。中国的选手呢？则不然，虽然得的名次末后，但领奖的时候，却神气活现，而且毫无礼貌。由这一些，可见中国的运动不进步，就是因为中国人太骄傲，骄则必败，无怪中国永远停留在这“止水似的下层”!《全集》二p. 250

11月2日，日本工政会及工业学术团体代表一行24人来南开大学参加招待会，翌日《大公报》以“中日学术界盛会”醒目标题报道此事。会上黄钰生代表张伯苓致欢迎词。

日本国家的富强，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工业之发达，日本工政会的信条“邦家发达之基础在于工业”这句话实在含有至理。贵国工业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最新的工作技术，在东方各国之中，真是首屈一指。敝国工业的现状，无论在组织上或技术上，自愧不如贵国远甚。日本工政会及其他各工业团体代表这一次到敝国来，我想对于敝国工业一定给一个很大很好的影响。敝国工业界趁这种好机会，时间虽然很短，受了诸位的启迪，我想一定很有感动，得着诸位工业上的经验和技术，此后敝国工业界所获的益处，一定很大，所以盼望诸位多多指教。

东亚的和平，理应由中日两国来担负这个责任。不过如果打算达到日华共同维持东亚和平的这个目的，除了两国政府之外，两国国民之间，非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不可。这是诸位都很知道的。当然这种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应该是双方的。中日两国之间，近来曾经发生过不少令人不快的事，这是不可讳言的。不过，倘若是中日两国国民有了真正的认识和了解，而且这种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普遍于中日两国的国民，不幸的事件当然可就无再发生之余地了。要打算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像这种的会合时常开会，对于东亚和平与两国国民的福利一定很有好处。《全集》二pp. 254-255(全集编者改题为“中日两国国民应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研究》p. 334

11月4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丁佶《日本工业近来之进展》。

11月11—14日，日本报纸《报知新闻》发表连载文章《中国币制改革的真相》，其中引用南开大学商学院教师王文钧的说法，分析日本和英国在华银行的资金状况。

12月9日，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发表评论《成绩不举的我对支文化事业:欧美各国如此成功》，在列举中国大学中各国留学生势力的时候，把南开大学和上海南洋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安徽安庆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河南第四中山大学、河北大学、山东青岛大学作为“目下各国立大学”并举，认为“都是美国留学生的势力范围”。

同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丁佶《日本输出贸易近来之进展》。

1936年

3月13日，《南大副刊》第65期刊载短评《上海日商纱厂两华工无辜惨死》，署名“天一”的《我对于这次救亡运动的认识》，署名“辟乞”翻译的赛珍珠倍克夫人的《中国与日本》。

3月27日，《南大副刊》第67期刊载短评《民族的厄运与觉悟》《“三八”和“三一八”》，署名“因是”的《“三八”和“三一八”述略》，署名“耒子”的《〈中国与日本〉读后》，署名“扇子”的《我们的创痛——东北怀念之一》，署名“天一”的《我所怀恋的吉垣——东北怀念之二》。

同日，《南大半月刊》第26/27期合刊《半月评论》栏刊载署名“明”的《变态的日本外交》和沈凫的译文《说什么对日本有所顾虑——一个美国人的观察和意见》。

4月3日，《南大副刊》第68期刊载短评《东北未收复前谈不到“西北”“西南》，橘朴的《东亚大陆争霸战》。

4月20日，《南大半月刊》第28期刊载黄寿同译文《谣传声中日人在北闽及南闽之活动》和铁霞的《收复东北是可以等待的事吗？》。

5月24日，《南大半月刊》第29期特辟《对日认识》专栏，刊载张应元的译文《日本行将崩溃乎？》和盛普的《日本对华基础观念之分析》，并收录了《中美日三国工业经济现态比较表》。

5月28日，天津爆发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抗日救亡示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师生参加。天津当局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南开中学校门。《张伯苓年谱》p. 135

6月14日，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北平之排日学生 爆炸北宁线？黑幕为天津南开大学校长之说 我国当地派出机构紧张》四行大字标题通讯并配发张伯苓照片:

【天津特电十三日夜】西南之所谓以为抗日而崛起的燕京、清华两大学为中心的北平排日学生团，十三日午前十时半在永定门附近炸坏了铁路，因此天津、北平间陷入列车不能运行，事态正在恶化。上述学生运动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被视为有力的指导者，据说为运动提供了资金。我国当地派出机关紧盯学生运动背后排日政治家的策划，重视事态状况。

6月18日，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北支学生下达抗日密令》。

天津本社特电【十七日发】计划十六日上午举行抗日游行的天津学生运动由于公安局的严密警戒而阻止于未然。发觉了学生运动背后重大政治魔手之活动，极大刺激了我国当地派出机关，即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南下中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布如下抗日密令:

即时释放因为学生运动而逮捕的学生▲二十九军援助学生抗日运动▲在中央的命令下以学生军事训练的彻底化酿成北支全面抗日机运。

一方面有力的蓝衣社成员带着破坏我军事运输的使命潜伏于天津某学校，影响与铁路相关的工人，从这些事实看，抗日运动以学校为主要根据地将顽固地反复。

6月24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丁洪范《经济短评:罗斯在日本》。

6月26日，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妨害我军用电信:顽强的北支学生之抗日》。

天津本社特电【二十五日发】平津地区的学生抗日运动日益严重化，其活动酿成不可忽视的事态。最近北宁沿线我军用电信常常遭到破坏，调查的结果发现铜线的两端捆绑着青蛙而投到电线上加以破坏。犯人已经查明为天津学生抗日联合会，我国当地派出机关官宪给予早几天从南京回来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重大警告，但没有一点效果。进入暑假期间，得到中国中部南部各学校的声援，学生抗日运动有越来越恶化之征兆。此电信破坏的策划者似乎是俄共系的技术人员，学生运动的背景具有国际化的复杂性。

7月，《外交评论》第7卷第1期发表蔡维藩的《苏俄如何防日》，其正文前有作者说明:“苏俄国内的消息，本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公开，关于国防的消息，更是讳莫如深。今作者草拟是篇，不过根据若干报章和杂志的零星记载，故文中所述，类多粗浅，但其主要目的却在于促醒国人从苏俄防御侵略的努力方面，得着相当认识和警惕而已。至日俄战争之可能性如何，则因时间仓促，篇幅有限，不能一并论及，容俟他日，另文论之。”《研究》p. 230

该长篇论文这样结尾:

一九三三年一月，斯达林氏在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吿第一次五年计划成绩时，曾说:“一般的说来，五年计划仅有百分之六没有做到，那是因为邻国拒绝缔结不侵犯条约，远东情势一时危急的结果，使多数工厂都致力于武器制造方面去了。但国防却因此充实，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抵抗外敌的侵入。……若像中国一样，工业落后，国防空虚，则将不免成为外敌的军事行动的目标。”在认识苏俄远东区的国防建设概况以后，再看到斯达林氏这一段谈话，我们真不禁要问一句:“中国如何防日？”《研究》pp. 247-248

8月，日本有泽广巳编译的《支那工业论》由改造社出版。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吴知、毕相辉等。

10月16日，《南大周刊》第1期特载傅恩龄演讲《国庆声中的中日交涉》(马国桢记)。

11月25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日本的旅行事业》(署名“源”)。

11月30日，张伯苓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讲演:“日本人得东三省后，如食物还未消化，又欲夺取华北，真是可恨!可是他这回贪食，我们准备敲他底牙，他就不得不打算打算。”《全编》p. 303

12月1日，张伯苓应四川省教育厅之邀，在四川省党部礼堂对成都市省立六个中学的学生演讲，讲稿《御侮救国之精神》载1937年1月发行的《四川教育》创刊号。

南开学校分为两部，一部是大学，一部是中小学，两部的距离，有六华里之远，(中略)日本的兵营，就在当中，距离大学三里，中小学亦三里。这些军队演习射击，虽是不能到学校里来，但打枪的声音，听得很清楚。学生们的怎样，那里的学生，不全是天津的人，全国各省都有，就是四川籍的学生，也是很多，因为天津是一个大商埠，远道来经商求学的很多，自华北陷入危险的状态当中，而日本的兵又驻在大学与中学之间，想来求学的人，应该少一些吗。

但实际不但不少，反源源的增加，由此可以证明中国的学生不怕，他们决不能因为华北很危险，不到华北来求学，也因为南开学校距日本驻屯军很近，害怕去得，没有丝毫畏怯心。所以比往年来求学的人，还多几十名，那里的学生，因为距日本驻屯军很近，同时又常常听到日驻屯军演习的机枪声音，所以对国家的观念，爱国的情绪，要比各地浓厚。从此可以证明中国青年，不但不是亡国的气象，而惟是有兴国的气象了。

(中略)五年以前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四省以后，世界均衡之势，忽然打破，因为谁也不愿意同日本直接冲突，因此东边，对我们的枪就倒下来，这一吓把中国人骇坏了。因此也就觉悟起来，中国古书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所以这几年的中国人马上就变得更为很有觉悟，很有进步的国民，而自私自利的人，因此也就渐渐的减少了。《全集》二pp. 300、301-302

12月2日，《南大》第1号刊载了夏纳的《“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毓璠的《绥远抗战的前途》、贾明庸的《沪日纱厂工人罢工与爱国志士被捕》、陈无怀的《从日德同盟谈到中苏携手》等短评；陈伊范的漫画“With a Proposal”；转载了鲁迅在《中流》创刊号发表的《……这也是生活》，节录了鲁迅《热风随感录》的《萤火》、《华盖集》里的《这个与那个》(三)；并在《特载》栏刊载了《全欧华侨抗×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落款“民国25年9月20日自巴黎发)，“抗×”即抗日。同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日澳之贸易关系》(署名“源”)。

12月30日，《兴华》第33卷第50期发表蔡维藩《日德同盟的影响》，其结尾这样提示:

依个人所见，全国应一致认识的有两点:一是大战不可避免，人类浩劫迟早终将临到，单独一国要想幸免，实不可能，因之全国团结一致卫国，自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一是将来战争的力量，不仅在于军队和武器，而更在于全国人力和财力，因之增加国内生产力，少作“外货销售员，”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最后要请政府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赶快向列强特别是向倾向维持和平的列强，切实说明我们抵抗任何外来侵略的决心，更须以我们的行为表示我们的决心；一是赶紧以极大力量建设西北国防，无论为今日为将来，全都有此必要。《研究》p. 251

1937年

1月1日，《南大》第2号围绕西安事变刊载了良庄的《关于陕变》、张恩田的《痛西安事变》、赵玉良的《国人宜认东北军非土匪汉奸》《从老百姓眼中看联合阵线》、程人士的《对于绥远抗战的认识》、刘维礼的《我们真有不同的意见吗？》、黄邦翰的《攻和抗》、士杰的《狂欢之余》等短评，以及陈龙章的《反省与信念》一文。刊载了马念祖的杂文《不知所云》。节录了鲁迅的《热风随感录》(四十九)、《华盖集》、《忽然想到》(七)，收录了伊东韶夫著、马铃译的《日本大学教育的动向》，丁道谦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现实》，樊生轩、夏纳的《绥行日记》。转载田中忠夫著、何一钧译的《中日关系之危机的现阶段》。毓璠的诗《再上前线去》。

2月1日，《南开大学各学院学程时间表(附课程)》(1936年度第2学期)中，有傅锡永的两门日文课:

一年级日文，全年6学分。教科书:(1)傅恩龄编《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本》(2) 《嘘付俱乐部》，上课时间:星期一、三、五下午1点半至2点半，讲室:秀山堂207

二年级日文，全年6学分。教科书:(1)傅恩龄编《日文华译法》(2)《现代短篇小说选读》(3)《时文选读》，上课时间:星期一、三、五下午2点半至3点半，讲室:秀山堂207《资料选》p. 252

3月8日，张伯苓应邀在金陵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国运转机中之应有的努力》(刊于同月15、22、29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22、223、224期)。“我们从前靠国联靠各国势力均衡皆失败，惟有靠自己，世界舆论才有公平。现在要觉悟，中国前途始有希望。”《全集》三p. 13

4月28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王海波《日本财政政策之航线》。

5月7日，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实况:美国记者的视察报告》。这篇报道介绍说:“美国合众社天津特派员利夫(Earl Leaf)三月二十六日从天津出发，四月一日只身乘车到西安，进而于同月四日到达共产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延安(陕西省北部一城市，在西安北方约四百公里)，待到十一日上午，与朱德、毛泽东为首的首脑部会见，于四月十七日回到天津。根据利夫的这次调查，此前完全如谜团的西北共产党军队及周边地带的状况，稍微明白了。”说本报道所述都是利夫的亲历记。记述了共产党在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方面的一些主张。其中提到周恩来，说他“约二十余年前南开大学在学期间以学生运动的领袖而驰名，接着埋头于共产党地下运动，被捕还在天津坐牢约半年，被认为是共产党最大的知识分子，且实践经验丰富。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前后约三年间还待在日本研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

6月1日，《南大》第4号刊载森户辰南作、赵玉良译的《日本之革新势力无产阶级》，该文原载《中央公论》5月号。该期扉页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

6月13日，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天津分会举办“高级小学科学演说竞赛会”，张伯苓致辞(载翌日《大公报》)，强调“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之口号，希望到会者今后研究任何某一问题，更要抱着科学的态度用脑思考，用手实验”。《全集》三pp. 24-25

6月20日，《商学汇刊》第5期刊载方显廷的《中日经济提携与华北》。

6月27日，天津《大公报》刊载方显廷的《中日经济提携之途径》。其结论为:“欲求‘中日经济提携’之实现，非放弃侵略野心，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不可。否则若以‘提携’作控制中国产业经济之工具，以‘合作’为攫取中国资源之利器，中国虽愚，饮鸩自甘，决不为矣!”

6月30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近六年来日本之黄金产量》(署名“源”)。

7月13日，张伯苓在庐山仙岩饭店与蒋梦麟、竺可桢、胡适、梅贻琦等畅谈国事，说“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全集》三p. 26

7月16日，《东方杂志》第34卷第14期发表丁洪范的《日英在华之经济斗争》，分贸易之角逐、航业之消长、投资势力之进攻、挣扎与对峙四个小标题展开论述，其结论为: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文化落后民族原有数种显著的处置办法:(一)独占，(二) 瓜分，(三) 划定势力范围，(四) “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其进一步的变态就是(五) 国际共管，或(六)委任统治。力能独占则取为保护国，或夷为殖民地，或直接并吞之。力不能独占，则瓜分之。瓜分之时机未至，则先划定势力范围以减少冲突。此数种办法除最后两种外，在中国均经尝试，卒以列强均势而维持“领土完整”。今也均势局破，领土不完整，独占并吞又在尝试。观夫日英经济势力之明争暗斗，则独占局面似又未易成功。最近日方激于英俄海军及借款协定至成立，又感巴蛇吞象之不易，在舆论界方面又露有英日妥协之鼓吹。李滋罗斯专使归国时亦有劝中政府减低关税并承认既成事实(意即伪国)以徇日方要求之说。此举无非为英日妥协留地步。无论日英或加入其他列强能妥协与否，中国最近将来之“领土”与“门户”，已非“九一八”以前之“领土”与“门户”矣。假今英、美、法、苏诸强能合作应付，则“九一八”以前之均势不难恢复。无如列强各怀鬼胎，俱欲人作鹬蚌，已收渔利，于是望风披靡，眼看既得利益逐步断送(如苏售中东铁路，英美退出华北等)。良以中国“地大物博”，独占形势急切似难遂行，此后势力范围或经济瓜分之现状尚有相当时期之延长欤？此吾于日英在华之经济斗争中见之。中国之最后命运亦将在此时期中决之矣!《研究》p. 264

7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天津团野特派员”的报道《事变背后活动的赤魔 北支的抗日·共产运动 超过六十余家抗日诸团体学生联合为主动者》。其中提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华北工业学院等各校学生相互联络，非常活跃，已经组织的抗日团体发展到六十余家。还提到各校发行定期的抗日刊物，其中列举了南开大学学联机关刊物《群声》周刊。

7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天津，下午，日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因为它是一个抗日基地。”《张伯苓年谱》p. 143

7月29日，日军对南开中、大学的“建筑进行了准确无误的轰炸和炮击”，特别是对南开大学派出第六飞行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轮番轰炸。秀山堂、木斋图书馆等被毁。《张伯苓年谱》p. 143

7月30日，《申报》从天津报道，下午“日机四架，续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现火燃甚炽。同时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开大学射击，共中四弹，该院图书馆后，刻亦起火”。“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张伯苓年谱》pp. 143-144

本日《大公报》(上海版)报道“日军仇视文化机构，南开等校全部被毁”。报道全文如下:

【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发专电】下午二时后，南开大学秀山堂、芝琴褛、图书馆、均被炸大火。

【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发专电】二时半日机投燃烧弹，东车站及群贤旅馆均大火，并轰炸市府各机关。

【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半发专电】敌机二十九日午后猛烈轰炸，市区烟焰弥漫，东车站、特三区公署、新车站、保安总部、警察四分局、大胡同警察局、东浮桥电话局附近及津浦西站，损失均重，市府、南开大学、东车站三处烈焰腾空，租界中可见。

【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十时发专电】南开大学遭日军炮击，于下午三时起火，负责当局于火起后始怆然离校。秀山堂图书馆、文学院、法学院、课堂、秘书处、注册课、男女生宿舍，及教员宿舍均被毁。日军企图毁灭我文化机关，有预定计划，闻日机先在南大上空飞翔甚久，投一红旗于秀山堂楼顶，旋即以此为目标，连续炮击。

【中央社天津二十九日电】津市府遭日机轰炸起火后，现火势甚炽，蔓延及天纬路一带，迄晚未熄。天纬路河北省立女师学院、黄纬路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亦均同时被焚云。

【中央社天津二十九日电】日机在河北一带轰炸，数处起火，迄晚仍未熄。电话二、五、六等局机器全毁，损失甚重。日军对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毁文化机关。秀山堂、芝琴楼全被毁，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被炸云。

【中央社天津二十九日下午五时电】二十九日下午津战甚烈，飞机四出到处轰炸，声震屋瓦，以市府、警察局、南开大学、东总两车站等处为尤甚。现二十九日下午一时许，有轰炸机四架，飞河北在市府上空任意投弹，甚有炸弹八枚同时下降者，办公房舍多被炸毁，同时有两架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投弹，该校秀山堂及图书馆已成灰烬。下午二时许日机二架到东浮桥附近投弹，意欲轰炸警察局，但所投炸弹多中于附近水阁大街，各商号损失甚重。此外在东站投掷炸弹，除中货厂外，车站前邮局对过大观园相继起火。总车站日机亦不时四出活动，我军随时予以痛击。截至下午三时止，此间战事除日军飞机在空中活动外，自以海光寺一带为最烈，炮火甚炽。日军显系图自海光寺出，向市区进袭，我保安队在日军炮火连天之下，浴血抗战，前仆后继，士气旺盛。

同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短评《吊南开大学》:“昨天的天津抗战，无辜的南开大学竟被日军飞机全部轰炸毁灭，这不仅是天津的损失，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界的损失!南大是张伯苓先生四十年办学的最大结晶，也是北方爱国运动大本营之一，其受忌恨，理所当然，今番摧毁，势固难免。我们想张先生早已准备牺牲，对此决不感觉意外，毋宁因此愈使‘南开精神’发扬光大，按事业说是成功，不是失败。而对于文化机关如此残害，更适以见强权的狰狞面目，毫无理智，可算是文化的罪人。”

7月31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报道《文化的刽子手!又烧南开中学，日机四架投弹轰炸，南大方面再去放火》。全文如下:

【中央社南京三十日下午六时电】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毁灭全部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中央社天津三十日电】日机二架三十日下午三时许又到南开中学投掷数弹，损失尚不详。

【中央社天津三十日电】三十日下午三时日机四架继续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现火焰甚炽，同时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开大学射击，共中四弹，该院图书馆刻亦起火。

【南京三十日下午十二时发专电】南开学校遭焚炸后，张伯苓愤惜异常，经友好力劝，现已移居友人家中。

【中央社南京三十日电】南开大学校被日军仇视炸毁后，王教长二十九日晚闻此消息，异常痛愤。三十日晨特往访张伯苓，致惋惜慰问之意。张向王表示，决以余生续为南开努力，决不中懈。王当郑重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

【本市消息】上海南开校友分会，以母校惨被日军轰炸，昨特电该校校长张伯苓致慰。原电云:南京金城银行王恩东兄转张校长伯苓尊鉴，津市空前惨变，母校被毁，摧残文化远闻痛心，素稔母校准备牺牲，暂时失败，愈使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也。谨电慰问。上海南开校友分会叩卅。

7月31日，黄炎培在《大公报》(上海版)第二版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全文如下:

(本文因为时间关系，特提前一天披露 编者)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拥有四十年文化先驱历史的南开大学，竟牺牲于从“九一八”散下的“不抵抗”种子所发荣长养出来的凶恶的敌方飞机大炮之下。

报纸还载着，敌机先在南开上空飞翔很久，投一红旗于南开大学秀山堂楼顶，以此为目标，连续炮击，证明敌方是有预定计划的。

我敢正吿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激进他们的抗敌救国情绪。他们有生一日，定将每日晨起，端默想像某年某月某日冲天价这惨酷而壮烈的文化火焰。

我更正吿敌人:你们既然有计划的毁灭文化机关，我愿在人类文化大历史上，大书特书，曰:日本帝国为企图灭亡中华民国，于某年某月某日，用预定计划，毁灭华北著名文化机关南开大学，这是“一二八”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后第二回毁灭文化机关的暴行的铁证。

依我们所认识，文化的生命同她的价值，是超出政治之上的。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妒恨，并且她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能力，足给国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之下，不惟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以及辛苦经营四十年之张伯苓校长，不应有丝毫悲丧，只有加倍奋激，并且足以大大安慰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在天之灵。

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我全国爱护南开大学的民众，惟有跃起来合力重创，使南开大学，不惟精神不死，并躯壳亦不灭，我中华民国有一寸土存在，我南开大学存在。

真教育本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平时一般人不免有种错觉，见巍巍大厦，才认为最高学府，今大可趁此时机，给人们心理上的纠正。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可以兴邦；有若干间茅屋，若干条板凳，何尝不可以聚集起来，讲论人类生活的意义，民族兴亡的真理，或者和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社会，实际的事物，反较亲切些。这一问题，我愿改日另为文详论一番。

我所急急欲告教育当局的，须赶快用种种有效方法，将各学校教师和学生，从危险地带里救护出来。战事发生，妇女和儿童应尽先救护，为是民族种子关系的缘故。教师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不是国家的文化种子吗？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们，对国家所负使命，特别重大。今后惨酷的局势，将一步步开展，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是预备牺牲的。但是要有意义，有计划，才有价值。诸位先生!诸位青年!我们欢迎诸位，快快走出危险地带，来干共同有效的工作。

我所急急欲献议于教育当局的，计下列五事:

一、凡危险地带各学校，应令首先将学生名籍和照片设法保存带出。

二、战事发生应指定战区以外较近便，较安全地方，设法集中收容各校教师和学生，尤注重大学和中学。既入非常时期，此费用可从教育费项下。非至急者或减或缓移充之。

三、设法劝导各校教师及学生自动退出危险地带。

四、通知办理救护救济的机关，对于教师和学生须特别重视，首先救出危险地带。

五、凡受集中收容的学生，设临时课程训练之。

前方作战，后方须加紧训练，从危险地带出来，予以非常意义的训练，尤为相宜，此点更值得注意。

南开被毁第二日在上海同日《大公报》(上海版)第三版发表《张伯苓谈》。全文如下:

【中央社南京三十日电】天津南开大学经已故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及现任校长张伯苓博士，四十年来惨淡经营，至今计成立大学、男女中学、小学四部，学生合计达三千余人。其大学中学两部竟于昨今两日被日军仇视，以飞机大炮炸毁，中外人士，莫不震愤。本京教育学术界人士，除教育部王部长三十日晨曾亲访张氏致深切之慰问外，该校留京各校友，亦均纷纷前往向张氏表示对母校极关切之意。记者三十日下午亦曾往访，当承接见。张氏首对各方纷致慰问表示感谢，次谓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对于下学期开学一切事宜，正赶事筹划中等语。张谈时，态度极严肃，而意志之坚强不屈，可于其目光与谈话姿势中充分表现。记者敬致慰问词后，即兴辞而出。

8月24日，与上海《大公报》记者谈话，说道:“抗战前途极乐观，敌人武器虽精，岂奈我国民气振奋，将士勇敢。(中略)自战事发生以来，日本国内外经济实业之损失，已足惊人，而在我国，非但未有损失，且因之促成举国一致之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全国民气之壮旺，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此种精神收获，实胜物质百倍。”《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8月26日。《全编》p. 321

8月25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关于南开大学救济之事》。其全文翻译如下: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前于庐山之谈话会上，对我军之轰炸该大学使其过去三十年来孜孜构筑起来的学校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表示就其个人而言有无限之感慨，且对日本之破坏文化机构表示极大的公愤。他认为如果以此就任凭感情的驱使，主张对日开战的话，那是不顾国家未来的无谋之论，危险至极。在座的其他人因为急迫的氛围所压抑，即便充分认识到开战之非，也没有表达的勇气。尽管如此，只有张伯苓，最应该表达过激的主张，但是他却大胆地陈述自重论，对此，听说出席者都很感激。作为文化设施的南开大学的历史及地位，众所周知，该大学为私立大学，相关者众多，毕业生多活跃于各界，其势力也极大。鉴于此实情，我军对该大学的行动，虽说在当时作战上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方如就此放任不管，对中国方面而言自不待言，即便在对外有重大影响的我方而言，也不是良策。因此在时局告一段落之际，对于该大学的复兴，不仅是外务省，作为帝国政府也一定有必要尽可能给与援助。

就此，在知晓上述情况的基础上请预先做些考虑，特此报告卑见。(此信送驻华大使)

9月6日，张伯苓应邀到长沙明德学校参观并讲演(同年《明德旬刊》第16期)。

我从前到欧西到日本的时候，看了人家的实业，就很觉得稀奇，为什么人家这样好，而我们这样坏？想到这些，就时时刻刻踮起脚，延起颈，想往上爬。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强，因为人家有创造的精神，有冒险的精神，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般的国民都有志气有办法。现在我们中国的国民，也有些改变了:从前一班军人，多半是怕死，因循敷衍，保存实力，完全站在自私的立场上做事，稍有困难的事，就不愿干了。你们看这次前线抗战的将士，多么英勇!多么壮烈!虽然牺牲很大，而毫不顾恤，只知道有民族，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个人。可见中国的民族性，已经趋于好转。《全集》三p. 30

9月16日，张伯苓在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演讲《胜利必归我》(载10月刊行的《新世界》第11卷第5期)。

人都知道，日本是世界上第一等强国，现在与我们打了这样久，亦不过尔尔。足见我们还能够同他打。我到各地探听国人心理，亦说胜利终必归我。这真奇怪得很!原来决定战争之胜败，除军事之外，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例如经济、政治、外交之类。

现在就从这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1.经济。日本根本是穷的，如意、德等国一样。因为它穷，幅员又小，于是便向外拿出抢的手段。(中略)其经济力量之薄弱，时间短还不觉得，久了就要显出来。

2.政治。日本虽在向我大举侵略，但其国内思想极不一致，都是些少壮军人造种种消息欺骗他们。(中略)我们不怕天天打败仗，只要能够长期支持住。

3.外交。自从抗战发动以来，各国并未干涉，这是一种好现象。德国顾问仍然帮助我打日本，他说它太坏了。苏联看见我们还能抗战，所以与我们拉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我没有力量，它是决不肯与我拉手的。《全集》三p. 32-33

9月26日，张伯苓在武汉金城银行宴请南开校友，市长吴国桢等80余人出席(载翌日《大公报》)。“中国现时之抗战，实占有绝对有利之条件，经济、政治、外交三方面，均有利于我，而无利于日本，中国只有打，一切都有办法。无论如何想，中国都不会亡国。”《全集》三p. 35

11月17日，张伯苓在长沙临时大学南开校友聚会上发表讲演(载《南开校友》第3卷第3期)，说“中日战争就好像一场赛球，第一局中国输了，公正人将银角一吹，这算是中国输了么？不，这不算输，因为战局还要继续进行。中国抗战没有终止的日子，除非失地完全恢复。中国武器不如人，飞机大炮没有人家多，暂时的失利，这是我们自己早已料到的，也是世界各国早已明白的。但是我们精神好，明明知道武器不如人，还要争国格，求生存，不甘做亡国奴，一致奋起和侵略者对抗，并且决心长期抵抗，这一点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各友邦同情援助的原因”。《全集》三p. 37

1938年

1月24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不断战败下奄奄一息的中国币制:不可信凭的“孔声明”》。该文指出:“本年年初，中国国民政府以长期抗战为目标，其阵容作重大变更，蒋介石放弃行政院长的椅子，专任军事委员长，专心于对日抗战。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升格为行政院长，此前的财政部、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合并，新设立的经济部的部长，由原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博士就任。何廉是经济统计的专家，在刚刚过去的11日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中直率地说:‘中国的关税收入占国库收入的大部分，主要用于支付外债，但现在这方面的收入大部分丧失了。中国虽然尽可能地努力维持外债支付，如果到了不能支付的状态，也是没有办法的了。’何廉所言从学者而言是颇为坚实可信的，与日本的经济持久力的比较，不同于一般的夹杂宣传的牵强之论，属于认真的有好感的类型，但是过于学究的他，忘记了国民政府的经济都依赖于伦敦，何廉发言公布的十二日，伦敦市场上中国公债的商品频出但是完全没有买家，行情暴跌了四五镑。”该报道说为了“给何廉的失言擦屁股”，孔祥熙行政院长于十六日发表声明，即标题中的“孔声明”。

3月9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张伯苓抵昆明，接受记者采访(载翌日《云南日报》)，对记者所问“我国抗战前途如何？”，张伯苓回答:“暴日乃一等强国，我国乃弱国，弱国与强国战，非自吃苦不可，但我国抗战，系为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战，为维持国际正义和平而战，持之以久，必得最后胜利。”《全集》三p. 42

5月23日，上海《导报》(英商中华大学图书有限公司发行)报道“华北日军后路空虚，游击队攻天津，八里台日兵损失甚大，塘沽大沽展开激战”(标题)。【香港廿二日电】津讯:“津市八里台南开大学日军十九日晚又遭游击队三四百人袭击，日军猝不及防，损失甚大。”

6月2日，傅恩龄致函黄钰生、杨石先:“邱、姜、冯决定南来已无问题。柳漪兄行期较近。宗岳兄拟在八月携眷离津，因此深盼先代租赁房屋。立夫兄拟于七月先行赴沪，容将太太安置妥当，然后单骑入滇。”《资料选》p. 83

6月26日，张伯苓在重庆南渝中学欢送毕业同学会上谈话(载《南开校友》第3卷第9期)，说“日本也并非弱敌!中华民族要渡过这千钧一发的难关，也得花上相当的代价。我们现在固然已受到相当痛苦了，但我们要想着未来更大的痛苦。我们要以安闲的心情，去接受去渡过这更苦难的日子。现在我们没有后悔，我们只有打下去，在战争中去创造新民族，去建设新国家。我们应当感谢日本，他给我们全民族指示了应走的道路。那就是日本以为对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日本认为不对的，我们认为是对的!”《全集》三p. 50

9月1日，《时事类编特刊》第21期刊载方显廷的《抗战与经济统制》。

1939年

3月，方显廷著、冈崎三郎译《支那工業組織論》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4月，《陕行汇刊》第3卷第3期在《经济论文汇萃》专栏中的“中日货币斗争问题”，收录了丁洪范的《我们对金融阴谋之对策》。

7月5日，日本《报知新闻》报道《出动四万五千架飞行二十万公里:事变以来陆鹫之活跃》，显示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的“战绩”。其中提到1937年7月29日“猛烈轰炸天津市内敌人巢窟的市政府、公安局、电话总局、南开大学、津浦线监理局等，封住了敌方的策动，确保了我居留民及军事中心的天津，在事变发展上先发制人，之后转战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扩大战果，发挥了未曾有的空军力量。在过去两年间，总出动延机数四万五千五百架，飞行时间约十万小时，距离二十万公里，使用炮弹量约一万吨，在最大的会战武汉攻略战中延机数为七千架，使用炮弹量为一千二百吨。”

10月15日，《今日评论》第2卷第17期发表陈序经《暹罗与日本》。其中强调:“日本人的大陆政策，要想并吞整个中国，暹罗人的大汰主义，也未尝不想鼓动中国境内所有的汰族。大陆政策与大汰主义，名称虽是不同，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侵略的口号，两者都是错误，两者都是妄说。”《研究》p. 266

12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北支的物价问题》(特派员千早)，文中标明“到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天津指数是天津南开大学作成的”。

1940年

1月19日，张伯苓在重庆对美国作广播讲演，《张校长向全美广播讲演讲词》刊于《南开校友》第5卷第5期，1940年3月15日。收入《全编》。

如果要寻找现在全世界的紊乱和困苦的原因，我们一定要从一九三一年所谓“满洲事件”说起。最先进攻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完全借了违背国际条约和诺言来实行侵略的，不是日本，是谁？

中国最不幸的，是被日本军阀目为进攻的目标，好去依照他们的既定的计划，向世界进展。但是中国能够抵御最强大的侵略者，并且能对首先破坏和平者予以惩戒，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我们相信，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我们必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向日本军阀抗战。

……

我们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以得到胜利。如果友邦们能够立即停止供给日本军火。日本军阀正在作着先征服中国，再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夺取世界霸权的迷梦。但是我们坚决去破坏他们的尝试，日本由于他的贫瘠的资源，是无法实现这个迷梦的，除非是得到其他国家军火的支持。有了美国的废铁，日本的各种武器得以制造；有了美国的汽油，日本的飞机可以到中国的各处去施展屠杀和破坏。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主要军火来源有百分之三四来自美国。次年，百分之五六来自美国。在一九三九年的一月到八月，百分比增至七十一。自欧战发生以来，美国几乎供给了日本的全部军用材料。

……现在日本宣称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这只是说日本要称霸东亚，想诸位一定明白。如果日本这次冒成功了，无疑的它就要称霸全世界了。

……

我愿意诸位允许我来报告下列四点意见，我相信这是我们国民参政会同仁们所一致赞同的:(一)我们对于过去美国给予我们的帮助，深致谢忱。(二)我们愿意诸位知道，我们为了国家的自由和生存，坚决抗战到底，准备一切必要的牺牲，我们相信迟早我们这正确的期望，定能实现。(三)中国人民十分相信:如果日本得不到国外的军火供给，它对中国的侵略，在几个月之内，定会停止。(四)美国对于停止供给日本军火的任何工作，都极有助于远东局势的安定和全世界的和平。《全编》pp. 341-343

2月1日，《改进》半月刊第2卷第9期收录陈序经的《暹罗与日本》。

4月2日，张伯苓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五届大会第二次会议，任会议主席，提出《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通电》之修正案，获出席会议的100余名参政员一致通过。“回顾五千年历史，虽偶有叛国降人通敌事仇之事，然徒无目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羞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全编》p. 347

12月20日，同日发行的《战时中学生》第2卷第12期发表若霞的《张伯苓先生》，其中张伯苓谈到:“现在日本人进又困难，退又不好，他们的前途没有一点光明，他们才真苦呢!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成，他的眼光太小，用种种苛刻的手段压迫我们，我们坚决抵抗。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有一种大力量，对弱者可用这种力量溶化，对侵略者可用这种力量抵抗他。”《全集》三p. 104

1941年

3月10日，张伯苓宣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宣言中有言:“夫中国抗战，世界一大事也。回顾‘九一八’变起之日，我国即警告世界，日本有征服世界之野心，是破坏和平祸首，凡有条约责任之各国，苟不能共申正义予以制裁，则世界将同受其祸殃。此理之明，本无虚饰，而世界漠视之，公论无倡，空言无益，惟赖全体将士，奋勇苦战，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树天地之正气，除远东之狂暴。直至十年后之今日，全世界始恍然承认，苦战之中国，实远东大局之柱石。时机虽晚，仍将为中国之胜利也。”《全集》三p. 106

1942年

1月4—6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开幕式上，张伯苓、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蒋介石、冯玉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被推选组成大会名誉主席团。

7月24日，《当代评论》第2卷第5期发表蔡维藩《日本几个根本错误》。全文如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变成侵略国家。一八九五年她战胜中国，一九〇五年她战胜俄国，一九一四年于青岛之役，她战胜德国；三战皆胜之后，她几以侵略远东为其全部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狰狞险恶面目完全暴露；她侵略中国，又侵略列强，几年期间，得寸进尺，欲望愈来愈大，她妄想征服中国，进而独霸远东，更进而称霸于全部太平洋；这些妄念多半是她已(以)往三战侥幸胜利产生许多错误的心理和行为所养成的，在我们几年抗战期间，她简直在错误中打滚，最近她竟会错误到听从德国指挥向英美挑战进而向远东所有国家挑战的地步，日本的错误实在甚多，本文姑先指出她几个根本错误。

第一，日本是岛国，向海洋发展自是其天然途径；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她走上来就蓄意侵略朝鲜，结果酿成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两战皆胜，她遂大唱其“大陆政策”，远东大陆方面幅员最大的国家一是中国，一是俄国，海洋方面势力最强的国家一是英国，一是美国，日本只宜于向大陆方面做武力的侵略，偏偏大陆方面中俄两国皆为她战败；这好象上天故意引领她走入歧途的样子，叫她不敢走她应当走的海洋途径，而诱惑她走上她不宜走的大陆途径。虽然，日本自己却满心愿意认这歧途走去，始终不肯降低“大陆政策”的热度。这种执迷不悟铸成她国策上的根本错误。这次法国战败之后，德军过不了英吉利海峡，英国人说:“列强中真正懂得海军和海权优越重要性的国家只是日本，可惜日本偏发展其所谓‘大陆政策’”，这句话本是用来讥讽德国的，可是连带的也嘲笑了日本，近来日本更不度德不量力了，她既要实现“大陆政策”又向海洋侵略，所谓“南进”“北进”叫的满天响亮，可是真的“进”起来，她却处处碰壁，结果促成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而她自己还在喊叫“被人包围”，其实这全是她自己犯了根本错误的自然归宿。

第二，日本人向来以为他们自己认识中国最清楚，而他们的军政当局尤其惯于在欧美人面前做这样自夸的表示，其实，日本最不认识中国，数十年来，日本对中国侵略活动往往是基于他们这种“认识中国最清楚”的错误施展出来的。

从一八九四—五年中日战争起，日本这种错误的表现可以分作几个时期来看:(一)中日战争前后，日本专以李鸿章为其活动的对象，她以为抓住李鸿章，威胁他签订合约，中国问题便可解决，国际干涉她不预防，中国人民反对她不承认；(二)满清被推翻，日本专以袁世凯为活动对象，她以为抓住袁世凯签订“廿一条”，中国问题便解决了；(三)袁世凯既倒，日本又以为抓住北洋军阀，分化中国，中国问题便可解决；(四)国民军北伐，国民政府成立，北洋军阀大都覆灭，日本抓住几个残余军阀，她以为抓住他们分化中国，中国问题终可如意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更这样做法，也相信这样可以成功；(五)几年中，中国并未分化，日本遂在华北利用制造“政委会”，“冀东自治政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类伎俩，希图分割中国，结果处处证明日本既不能分化中国，也不能分割中国；(六)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分化与分割中国的伎俩全部失败，“七七”之后，她遂转过来专以国民政府当局为对象，时常威胁他们，恫吓他们，她以为他们抵挡不住，中国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七)国民政府当局不屈服，“八一三”全面抗战局面展开，她又以为三个月时间攻陷中国首都，强使国民政府屈服，中国问题便可解决；(八)首都失陷之后，国民政府领导全国继续抗战，日本抓不住国民政府当局，也抓不着北洋军阀，结果她只好抓了几个汉奸，组织几个伪政府，满以为这样可以分化国民政府，可以欺骗中国人民和列强，可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妄念。这是数十年来日本犯的一连串错误，最近她且因承认伪政府而丧失其对中国宣战权利，则是她错误中之尤甚者，然而日本自始至终看不见中国人民，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一个民族，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中国的基本力量，直到如今，她依然不承认我们抗战数年是中国整个国家与民族力量的表现，却是她的根本错误。

第三，日本气派小，目光短浅，见识幼稚，胸襟窄狭，处处希图偷巧，她不是想不劳而获，就是想拿小本钱讨大利益。“九一八”之后，她以卑鄙伎俩侵略中国，就想不劳而获。“八一三”战争爆发，她侈言三个月征服中国，就想拿小本钱讨大利益。这充分表现她在政策上的错误。欧战爆发她极尽其侮辱英美侨民的能事，法国战败，她趁机打劫越南一些权利，这尤其表现她在错误政策中幼稚的识见，窄狭的胸襟与偷巧的心理。近来她的错误更加深入，她效法德国，始而威胁英美，继而恫吓英美，现在且闪击英美，满以为这样可以吓退英美，独霸远东及太平洋，以偿足其“不劳而获”与“拿小本钱讨大利益”的妄念，其实，这些皆是她的根本错误。“三个月征服中国”的错误已叫她数百万大军和数百万万战费深陷于中国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她对英美闪击的错误将叫她深陷于太平洋而招覆亡之祸。但她自己不承认这些是错误，她不相信她对中国不能不劳能获，却相信这是由于英美从中作梗所致；只看见德国在西欧闪击一时的侥幸胜利，却看不见德国终在东欧遭受的惨重损失；她只知道盲从德国的指挥，对英美闪击却不知道德国同时在东欧败退，一面撤兵，以求保存实力。对中国她已错误，对英美依然错误，而盲从德国指挥，对英美闪击，则尤其错误。不度德，不量力，不知己，不知彼，专门投机取巧，一味盲从德国，实是日本另一根本错误。

上述日本几个根本错误必须彻底纠正，太平洋才得太平；纠正她这些错误，则是今日中国与太平洋反侵略国家的主要使命!《研究》pp. 135-137

1943年

3月14日，《当代评论》第3卷第14期发表蔡维藩《论日寇的狂言:“日本将以一切可以想象之方式击溃中国”的狂言》，强调: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严密注视“日本将以一切可以想象之方式以击溃中国”，而为国家策安全计，我们大可假设敌人进攻我西南为其“一切可以想象之方式”中的主要方式；因为我们不独要保卫这块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完整，并且要从这根据地反攻敌人。

日本已将临到最后挣扎时期了!他的海洋挣扎越困难，越将向大陆挣扎，她向全中国挣扎越困难，越将向中国西南战区挣扎。政府有准备，人人有训练；日本向中国西南挣扎失败，即是向全中国挣扎失败，向全中国挣扎失败，即是日本整个挣扎失败，亦是日本整个侵略失败。

抗战以来，西南地位日趋重要，日本发出“日本将以一切可以想象之方式以击溃中国”狂言之后，西南边区地位尤为重要。《研究》 pp. 277-278

1944年

4月5日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南开中学为张伯苓举办70大寿庆祝会，其致辞中提到:“日本人看见中国一天一天的进步了，想阻碍我们，于是动兵来打我们。但是结果呢，适得其反:愈打而中国人愈觉醒，愈打而中国人愈团结，这是我们的不幸之幸。”《全编》p. 361

6月24日，张伯苓在南开同人聚餐会演讲(方慕韩记述，讲稿重庆南开中学档案馆藏)。

(前略)日本更是一天天的步入了恐惧悲哀、进退维谷的惨境!印度战场的日寇冒险，毫无收获，缅北、滇西中美英军的压力，反在加重。至于太平洋上的海陆空中优势，更是整个的在美国控制之中。虽然在中国大陆战场上，占些便宜，那不过是日寇在垂死以前的挣扎而已。对于他命中注定的全局惨败，依然丝毫不能有所补救。最近美国超级空中堡垒远袭日本本土，给予日寇心理上绝大的恐慌。接着美国又在塞班岛上登陆，把美机轰炸东京的航程，缩短得只剩下一千四百四十九哩，这一威胁，真是万里晴空，一声霹雳，吓得日寇魂不附体。尤其是本月十九日，太平洋上马里亚纳群岛大海战，美国第五十六特种混合大战队，逼迫着躲避两年不敢露面的日本舰队，勉强地出来应战。可是未经交锋，掉头便跑，结果依然逃不了损兵折将，毁机沉舰的败衄。假使当时日舰不肯认输，孤注一掷，恐怕此时所谓日本舰队，早已变成了永远不会上浮的海底游鱼艇了。到那时候，日本唯一赌本——海军全部毁灭之日，无疑的，同时也就是日本帝国整个崩溃之时!

(中略)

日本民族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一种胸怀狭隘，眼光短小，性情矫激，宁折不曲的民族特性。多年以前，听过西方朋友说过:“日本民族前途，酷似樱花。(按，樱花春末盛开，五瓣，色淡红，最为艳丽，日本人尊为国花，惟当樱花最美的时候，正是它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樱花速开速谢，日本命运将来一定也是快快兴起，快快灭亡。”当时骤听此言，不敢深信，可是现在从日本开国历史之短促(从明治维新到现在还不足八十年)，以及当前日本命运之暗淡，体验起来，足征上述预言，完全与现实吻合相应了。

说到中华民族，却完全不同。她承受了悠久绵长的历史，她因袭了丰富敦厚的文化，因此在民族性上表现一种厚重远大，沉着耐久的大国民气概。七年来的英勇抗战，受尽了敌人的摧残，吃尽了人间辛酸，但是我们仍然愈战愈强，越苦越干，这种艰苦卓绝，厚重耐久的民族，怎能不教我们的盟友认为奇迹，我们的敌人交口称赞。从中日两国民族性的特质上比较看来，我们可以深信中华民族绝非日本强盗所能征服。换句话说，日本民族想要与中华民族搏斗，最后绝难逃出自掘坟墓自趋灭亡的末运。《全集》三p. 139-140

10月17日，《南开周刊·南开四十周年纪念校庆特刊》载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十六年，苓以日寇觊觎东北甚急，特赴东北四省视察。归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员前往实地调查，搜集资料，藉资研究。于是南开学校，深受日人之嫉视。”《全集》三p. 158

该特刊载郭屏藩《南大被炸之追忆》，收入《资料选》和《暴行录》。

1945年

1月20日，张伯苓在学期结束同人聚会上讲话(讲稿《从世界大势说到南开前途》藏重庆南开中学档案馆)。

南开学校训练学生的方针，第一是锻炼学生要有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培养学生要有浓厚的国家观念。二者兼俱，然后方能负担起救国救民、复兴御侮的重任。此种训练方针，大遭日寇侵略者之嫉妒，他们认为南开学校为中国抗日的大本营，认为南开学校为日本侵华的眼中钉。是以津变初起，暴日首将南开津校全部焚毁，即此暴日仇恨南开之事实，足证过去南开教育在社会、在国家业已收得相当良好之效果。《全集》三p. 164

3月1日，《新经济》第11卷第9期刊载滕维藻的《日本战败后的赔款问题》。

6月25日，张伯苓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天津市民广播《天津市复员协进会之组织及工作》(广播辞藏重庆南开中学档案馆)。“中华民族最大的，同时又是最后的敌人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五十年来，日本强盗时时在破坏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处处在阻挠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完整。日本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中华民族一天绝无翻身图强的希望。”《全集》三p. 173

8月27日，张伯苓在教师节南开同人聚会上演讲《新国势与新希望》(载《南开校友》第7卷第5期)。

日本国家，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民智开通，文化进步，国运日益兴盛，国格日益提高，俨然为我东亚新兴的强国。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我初次到日本东京去，会见了它们国里许多有名的大教育家，他们那种刻苦的生活，实干的精神，以及奋斗的成就，真令人衷心佩服。接着我前后一共到日本去了十三次，在我每次踏上它们的国土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日本国家在物质方面，不断的日新月异，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大地震以后，在短期内恢复了当年的繁荣，种种实干苦干的精神，值得吾人效法。不过日本的物质文明，诚然是在进步，可是它的精神文化，反而是江河日下，崩溃堕落。尤其是最近五十年来，日本军阀夜郎自大，跋扈专横，招摇生事，到处闯祸，不守国法军纪，不顾信义责任，实在是国家的妖孽。(中略)记得有一位眼光远大的日本外相，名币原喜重郎者，说过:“日本占领满洲，有如吞下一颗炸弹!”这是一句多么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警告。可是日本军阀，不但不肯悔祸，反而变本加厉，在欧洲战局紧张之时，竟敢大胆的偷袭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战，注定日本国的败亡。我们可以说，今天日本的失败，不失败于同盟军的压力，不败于本身外交之孤立，而失败于其内部国无纪纲、军无风纪，以至于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民族步入自杀的惨境，这叫做“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所以我断定日本必败。《全集》三p. 179

1946年

1月17日南开上海校友会在上海国际饭店聚会，欢迎张伯苓莅沪。张伯苓在欢迎会上致辞，说南开大学“暂改国立原因，天津南开大学在战争初期，首遭敌寇炸毁，嗣奉教育部命令与北大、清华联合在内地复校，先设长沙，继迁昆明，即今日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迄今，三校合作到底，今战争胜利，年内即行分别迁回原地，各自复校。而南开以遭敌破坏殆尽，自力复校殊非易易，缘商请最高当局以十年为期，改属国立。即第一年接受政府经费应与其他国立大学相同，以后九年之政府津贴，逐年减少十分之一，俾得在此期间，充实设备，恢复旧观。十年期满，重复私立，以符校友期望。”《全编》p. 375

4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任校长。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教学活动结束。

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同时庆祝校庆四十二周年及复校一周年(载于翌日《大公报》)。秘书长黄钰生致辞中说:“南开大学被敌人毁得最早、毁得最惨。敌人投降了，南开大学复校，我们并不以复仇教学生。消极的，我们要使中国不必再有抗战；积极的，我们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学术促进世界的和平。”又说:“以智慧代愚昧，以创造代争夺，以知识代情报，这是一个大学的师生对世界、对人类，应有的抱负。张伯苓校长数十年来提倡教育救国，在胜利的前夕，他又主张建国的教育。我们大学的师生，要以学术报效国家，同时也希望国家能给我们一种环境，使我们能从事学术研究，人的一切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国内政治我们当然要研究，但是大学师生有两重身份，一是国民的身份，一是学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国民的身份在学校外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们在学校之内，就只以学者的身份，用超然的态度，来研究，观察国情和国政……”《黄钰生文集》pp. 86、87

10月17日，《南开四二校庆复校周年特刊》载国民日报记者《南开四校视察记》，由此可知抗战期间南开大学校址一部分为日本天津中学，“记者询以此处是兵营抑是学校，则谓日人自称为野战病院。记者亦于空地上见有木牌书野战病院农场字样，但看日兵驻在之痕迹又不相类。盖日人伪称病院，以为掩护，故意使学校病院农场兵营而为一，一旦遭到轰炸，则以学校病院被炸为宣传。其作伪惯技，亦殊可笑”。《资料选》p. 99

12月19日，对上海《大公报》记者所问“在办学过程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张伯苓回答:“在南开大学办学三四年以后，最困苦的是经费问题。我有一次觉得八里台的小树都在朝我流泪似的。还有，合作的同志很重要。现在南开大学还有很多教授，无论怎样艰苦，都不会离开的。”《全编》p. 381

1947年

1月1日，《上海文化》第12期刊发张伯苓《世界·中国·南开》，其中提到:

翻开近百年史，我国吃尽帝国主义的亏。甲午一役，我国败于日本。而日本从此得寸进尺，直到“九一八”及“七七”事变，简直野心大得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八年艰苦抗战的结果，日本算是打垮了，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付了多少代价，才赢得这一胜利的果实呢？

(中略)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棵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是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全集》三pp. 194-195

7月6日，上海《大公报》刊载丁洪范的《日本贸易开放与我国南洋市场》。

7月24日，《南开周刊》复刊第5号载《南大图书馆(1947年)》:“‘木斋图书馆’被炮火所毁，所有存书(木斋图书馆以外者在内)除当时抢救出三万余册外，其余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寇运走，迄今犹未能查明。”又“存在天津的图书，二十八年由海路经香港运抵海防，因交通关系，一部分内运昆明，一部即停滞海防，后来海防沦陷，被日寇运往东京。(中略)在东京之书籍尚未运回”。《资料选》p. 311

8月9日，市民治促进会在天津银行公会召集天津市商会、工业协会、银行公会等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研究对日通商问题。张伯苓在会上致辞。

八月一日市民治促进会假三五联谊社聚餐时，在津会员曾研讨如何推进会务。时有工商界人士在座，以为目前最重要之对日通商问题，有详加研讨之必要。其实南京方面尚未决定究竟开放与否，会员等决定今日在此召集工商各界人士发表意见。翌日始见报载政府已决定开放对日贸易，并附有条件三点:(一)政府与工商界会同派人调查；(二)输出入货品以不妨害中国工业为原则；及(三)对日需要物品优先由赔偿物资中取给。按此情形，似乎可以通过，唯尚有许多问题，须待研究。

市民治促进会为平津两市教育、实业各界人士所组织，专为讨论市政问题。津市为工业商埠，工商问题实与市政有关，故本次座谈实即本会一部工作。再则国人对于民主政治多未讲习，此次座谈会，有其教育的价值，使大家能练习民主作法，有意见可以尽量说出。《全编》p. 395

9月，《创世》创刊号刊载方显廷的短文《对日贸易问题的认识》。

10月29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杨学通《对日和会声中日本工业水准问题》。

10月31日，天津《益世报》报道，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对与日本缔结合约事，提出意见。函曰:

对日合约缔结在迩，顷阅报载，我仍坚定否决权立场，不毁胜利成果，衷心窃慰。值兹缔约之始，政府应集思广益，充分准备，借供和会时提出。于兹愿进一言，并希采纳实行。

(一)此次抗战，我国受损最大，牺牲最多，除保留日本工业水准及选择赔偿品有专家提供意见外，我国教育文化界所遭受损失，为史所罕睹，政府尤宜力争此类赔偿，指定专款，借作恢复兴建之需。

(二)南开大学抗战之初，即首遭轰炸，全校设备损毁无遗，政府尤应对此类损失特重单位予以个别调查与补偿，借复旧观，并慰人望。

至诚陈请，敬希采纳。

12月10日，《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杨学通《如何根除日本军事工业之潜力——对日和谈另一重要问题》。文章指出:“彻底消灭日本军需工业之潜在力量，除限制其重工业之产量外，必须粉碎日本军需工业之体系，并根除支持军需工业之财阀，始为正本清源之计。设稍留余孽，以日本民族性之强悍，终有死灰复燃之危险。”

1948年

3月1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征集南开大学副教授以上人员调查表笺函》中，外文系教授有傅恩龄等，历史系教授有蔡维藩、张致远，政治学系教授鲍觉民(兼主任)、刘君煌，商业管理学系教授袁贤能(兼主任)、副教授杨学通，货币银行学系教授胡鲁声、副教授龙吟，会计统计学系教授杨曾武。《资料选》p. 181

9月12日，南开大学教授鲍觉民、袁贤能、丁洪范、傅筑夫出席由天津《工业月刊》社在登灜楼发起的“原料中国，工业日本”座谈会，“席间都热烈发表意见，李烛尘、鲍觉民两氏根据所知之事实，尤多警策之论”。见同日《大公报》天津版。

10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20次会议决定，任命何廉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10月19日，行政院本日人字第46374号训令开:“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本院第20次会议: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呈请辞职，应予免职。任命何廉为国立南开大学代理校长。”《资料选》p. 111

12月18日，《经济评论》第4卷第10期刊载方显廷的《远东几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1949年

2月26日，《经济评论》第4卷第19期刊载方显廷的专论《远东各国的人口问题》。

5月23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28号委任状，委任杨石先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吴大任为教务长，黄钰生为秘书长，邱宗岳为理学院院长，张克忠为工学院院长，冯文潜为文学院院长，袁贤能为政经学院院长。《简史》p. 155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本月，吴廷璆从武汉大学历史系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见杨栋梁整理:《吴廷璆先生年谱》，《吴廷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p. 445

10月14日，南开大学正式召开中共支部公开大会，宣布李万华任党支部书记，吴开文任副书记。11月中共天津市委学校工作委员会派郑秉洳任南开大学专职书记，李万华任党支部副书记。《简史》pp. 156、157

12月2日，即重庆解放第二天，张伯苓接受陈好问专访，《拜访张伯苓先生》刊于1949年12月13日。其中谈到:

当他二十三岁，那时他正在海军学校里念书；正当威海卫从日本手里交还我国的那天，他正在海船上，他亲见海船上在两天的日子里改换了三种国旗:把日本的国旗放下，换上中国国旗时，马上便又被英国国旗代替了。这使他感到极度愤慨，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会被两个小岛国家欺凌，他立志非使中国变为富强不可，他更深入地认识出这种建设工作非从教育着手不可。因此便马上决定下来，更马上做起来，五十年来他没一天离开过这工作岗位，一切坚苦困难都无法改变他的初衷。……

……

他的办学宗旨与今天人民政府所标举的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不断指出的杜绝贪污和提倡生产，这正同南开学校的校训“允公允能”是同一意义，所谓“公”便是和“私”对立的，贪污是自私，一切为人民为国家，忘掉个人“我”的单独利益的存在，这便是“公”的意义。“生产工具大众化”“提倡科学”“鼓励生产”“发展工业”“改进农业”……这都是生产问题，但这必须有相当能力的人才去做，因此，学校“能”的培养便是最大的任务。南开中学便首先提出这两件事作为校训。

南开学校举出的“日新月异”四个大字，那正含味着科学的进化与发展。南开是进步的，合乎时代需要的学校。《全编》pp. 440-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