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方显廷

“中日经济提携”之议，酝酿迄今，已非朝夕。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日本迫我当局承认二十一条，我国国民以其侵我主权，抗日气焰，弥漫全国；列强对此，亦皆侧目；日政府为缓和国际空气计，继大隈而起之寺内内阁，乃以对华“经济开发”为其一大政纲，倡“中日经济提携”。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之倡始，实远在二十年前也。

欧战停后，远东之局势一变，华府会议开幕而均势之局再成，远东乃得苟安一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北沦陷，淞沪被兵，察北不存，冀东分裂，凡此种种，遂使中日两国感情日趋恶化。在此阴霾厚障中，“经济提携”之议，复又传来。日本之所以重弹旧调者，固有其原因在，试略为分述之:

(一)属于国际方面者

自一九三一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起国际间之反感。然北吞四省之不足，复南扰淞沪，且越榆关而窥平津，列强之在华权益濒危，对日之反感遂深。一九三四年“天羽声明”引起列强之抗议，终以“不存在”之声明而不了了之。日本之一意孤行，列强弥增戒备，在无条约之状态下，苏俄、美国及在太平洋沿岸有殖民地之国家，无不汲汲于军备之扩张。日本国际地位，久已陷于孤立，环顾四邻之扩军，与夫远东局势之复杂，乃不能不有所顾虑，近复鉴于英俄之接近，中英经济合作之进展，乃益警戒。处此面下，一以缓和国际间之反日空气，一以对抗英美资本之来华，对华政策，至少在方法上，不得不有所转换。此“经济提携”论再起之一因也。

(二)属于中国本身者

近数年来，强敌入侵，国难日深，国内武人，渐自觉悟，中国遂渐形成为统一之民族国家。去岁两广事件解决，西安事件结束，尤为国内团结之证。在经济建设上，亦有向现代经济迈进之势。全国上下，自力更生，具自信心，具大决心。南京谈判之不屈，绥远抗战之奋勇，在在昭示中国所取之途径。在对方尚，未决心逼中国走入最后一步之前，不得不变更方法，俾可打开僵局，而谋实利之获得。此“中日经济提携”再倡之二因也。

(三)属于日本方面者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迄今，日本“大陆政策”之推动，实已陷停顿状态中。盖一意蛮干之结果，使日本之国际地位陷于孤立，列强中之英美俄尤怀戒心，而采取对日新形势。一面中国之复兴，中华民族主义之发扬，亦皆使日本“大陆政策”之推动，发生阻碍。然根本之原因，尤在日本本身自有之困难，与其企图之谬误，此可分为三方面论之:

第一，军事行动之直接影响，为财政支出之增加。日本财政，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还，虽经“中日”“日俄”“欧洲”数次大战之影响而日益膨胀，但锐意整理，发展颇为正常。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财政因军费支出浩繁而转入不可救药之反常状态。军事行动之结果，军费支出与年俱增，岁出因而日就膨胀。一九三二年日本岁出为一，四七七百万日元，一九三七年(预算)增至二，八一四百万日元，增加几达一倍。军费则由一九三〇年之四四三百万日元增至一九三七年之一，四一〇百万日元。军费占岁出之比例，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八，一九三七年增至百分之五〇。其增加之剧，至足惊人。岁出既增，自须另辟财源为之挹注。开源之道，不外增税与发行公债二途。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井上”“藤井”及“高桥”诸藏相，为卫护金融资本家之利益，财政政策，偏重于发行公债，一九三六年马场主度支，更承军部意旨，增税与公债并行。结城继任，倡国防中心论，预算因而更行增加。为弥补赤字计，公债之发行额，与年俱增。一九三一年度为四五七兆日元，一九三五年度为一，〇五二兆日元，五年之间，增加达一倍之多。若以公债积欠额论，一九三一年度为六六八兆日元，截至一九三五年度，已达九，八五四兆日元，若算至最近，当早已破一百万万日元。每一人民之公债负担，一九三一年度为六十五日元，一九三五年度已增至九十八日元。是就日本之财力观之，公债发行，实已达饱和状态。开源之第二方法为增税，增税之结果，必使民众之负担增加，购买力削减，同时因公债滥发而致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劳苦大众，愈陷入困苦不拔之境。若军事再兴，更番榨取，事实上困难重重，诚难得当。是由财政上之困难，不得不易辙改弦，而侧重于“经济提携”也。

第二，日本插足大陆，首遇之劲敌，即为苏俄。如日苏发生战事时，中国之向背，确有重大关系。故在战略上，日本先须控制中国，华北尤为必要。然中国今日已成统一局面，正努力于建设，与昔年军阀混战之情势迥异。推行“大陆政策”之日本军部，有鉴于此，深知在战术上，有确立新方针之必要，故高唱“经济提携”，借以达控制之目的。第三，为实现其“大陆政策”，并扩张军备以准备未来之大战计，对华政策，尤应变更。盖扩军与备战须使军需工业与军需原料，能充分自给。而日本国内所产之原料，不敷自给甚多。以重工业原料言，蕴藏极其有限，煤仅八.二七六百万吨，占世界总储量百分之〇.二；石油(连台湾合计)仅一.二三五百万桶，占世界总储量百分之〇.一八；铁矿储量仅八千五百万吨，占世界总储量百分之〇.〇四。平时每年所需，尚须由国外输入，战时自给，自成一大问题。以言轻工业原料，亦须仰给国外，例如棉花、羊毛等，每年输入之量至巨。据日本贸易统计，棉花之输入值，恒占总入口值三分之一，羊毛亦占百分之八左右，由此可见，即轻工业原料，亦须仰给于国外，故所谓“经济提携”云者，意在图谋中国之工业原料也。(www.xing528.com)

日本对华政策转变之原因，略如上述，兹更就此次“中日经济提携”之经过，加以检讨。此次“中日经济提携”之议，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广田外相在贵族院议席上之演说。广田演词有云:“帝国政府极重视东亚诸国之和亲，故期望此等诸国共同负担东亚和平及秩序维持之重责。因此帝国政府除切望中国能从速早日安定，并对于东亚之大局能予以觉醒，以使帝国之真正期待与之吻合”云云。以此为基础，乃有所谓“横竹方案”与“崛内纲领”相继产生。而在一九三五年一年内，日本实业界与非实业界之来中国考察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部以先占政治力量，次攘经济利益之方法，于河北及张北事件解决后，即进行经济利益之攘夺，其初有东京方面计划之“国策公司”，拟仿东印度公司办法，以经济势力侵入华北。继之关东军与满铁会社，又决定如下之开发华北方针:(一)初步工作求华北与东北关系之密切。(二)第二步开发华北产业，实行技术合作，“经济提携”，尤注重农矿两项(指山西煤矿、陕西油矿、察哈尔铁矿、渤海盐场)，河北山东河南之棉花小麦及天津纺织业。(三)此项国策公司，决令满铁担任进行。

开发之方针既定，第一步工作即为调查，故日本方面对于华北资源之调查，进行不遗余力。满铁方面除是年七月间组织调查团从事实地调查外，并于天津成立一常设调查机关，作为日本在华北之经济参谋本部，集中专家，切实调查经济资料，并于多伦、绥远、张家口、太原、济南、青岛、郑州七处设驻在员。大藏省方面之调查，准备设置驻华财务官，以主持投资及发展对华贸易等事，其实不啻一调查机关。而日本军部诱导其国内资本家向华北投资之结果，实业界亦纷纷派员来华调查，以期明了实际状况。

中国方面赞成“经济提携”之说者，闻有“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等。此外平津金融界则有“河北经济协会”之组织，以调查研讨河北经济事业之发展及协助国内外资之运用为主旨。上海方面更于十月间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一行三十四人，包罗国内各重要经济都市之代表。此行之收获为设立中日贸易协会，以“共同研究两国经济状况促进两国贸易”为宗旨。中日贸易协会中国总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沪成立，日华贸易协会亦于同日在东京成立。本年三月，儿玉及饭尾二氏率考察团来华答访。此中日间经济提携之大略经过也。

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实系“大陆政策”推动上战略之变更，故实际必先自华北着手。此种经济提携，自一九三二六年以降，渐形具体。以满铁为中心之兴中公司，于一九三六年八月成立，资金增至一亿日元，为日本之国策公司，为开发华北经济之大本营。其任务有三:(一)直接投资于采矿、筑路及一般企业；(二)间接投资，援助在华日人经营之工商业；(三)

办理华北之特产交易。设总公司于东京，分公司遍设上海、大连、天津、广东、大阪及其他有关商埠。此种经济提携，在华北方面，已在积极进行之中。其已完成及在计划中者，有如下列:(一)棉花栽培:日本国内需棉甚多，平时仰给于美国及印度，为防战时原棉不足之恐慌计，乃拟以“提携”名义，控制中国最有希望之华北植棉区。在华北植棉工作，早经积极进行，而先从棉种改良，统制产户着手。日本之纺织业联合会、棉花同业会、驻华纺织联合会并拟投资五百万元，创立团体以开发华北棉产。冀东伪组织早已成立“冀东棉植委员会”，且指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供其试办植棉。此外兴中公司并拟设法促进华北各地之棉花产销合作社。(二)津石铁路:此路本为沧石铁路，起自津浦路之沧州车站，至平汉路之石家庄车站止。此路完成，则河北南部之政治经济与军事，不啻尽落人手矣。(三)塘沽筑港:塘沽湾浅，吃水较深之轮船，无法驶入，驳船展转装卸，极为不便。日方拟以塘沽为主港，于大沽筑副港，目的在使万吨之船，可以直驶入泊。修筑费约需款三千万元。(四)龙烟铁矿:龙烟铁矿为华北蕴藏最丰之铁矿。据估计，矿砂多集中于龙关，宣化，及烟筒山一带。储量达九一，六百万吨，约当中国本部铁矿储量三二二，九百万吨之百分之二八；当大冶之储量三千万吨之三倍，为量实不在少。且含铁量极富，由百分之四十五至六十五不等，平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官商合办龙烟铁矿公司”系于民(国)八(年)成立。官股二百五十万元，商股二百万元。于平西石景山设炼铁厂，因欧战告终，铁价暴跌，因而停办。开发龙烟铁矿，为“经济提携”中重要项目之一。闻日方计划，设立中日合办之“龙烟制铁”公司，资本定为三千万元。(五)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改为河北省与德商合办之官矿，资本四百五十万元，德占四分之一。煤之储量达二二〇百万吨，煤质甚佳，最宜炼焦。固早为日本所垂涎者也。(六)电气事业: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兴中公司创办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公司成立。据云此为控制华北电气事业之起点。(七)航空事业:以制止日本军用飞机在华北任意飞行为理由，中日合办之“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焉成立。航线有四:(一)为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二)为天津、北平、承德线；(三)为天津、山海关、锦州、辽宁、长春线；(四)为天津、大连线。最近复擅自增加天津东京线及天津北戴河线。(八)其他如收买天津华商纱厂，以实现华北棉业中心之企图等，皆“经济提携”乏实际表现也。

中日两国过去关系，本多龃龉，自“九一八”事变以还，更趋恶化，此乃无可讳言之事实。然两国一水之隔，同种同文，应力谋互谅互助之道。一切“提携”，凡无背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与平等互惠之原则，当为两国人民所乐闻。倘借“提携”之名，行“侵略”之实，则一切皆无磋商之余地矣。

目前各方所倡之“中日经济提携”，据日方传出之企图及日方发表之言论观之，则所谓“经济提携”云者，实推动“大陆政策”之手段。“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无非欲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之状态，为原料之供给地，为工业品之销纳场而已。

中国方面对于“中日经济提携”问题，亦有热烈诚恳之讨论。综国内各方之言论，要点可列为以下五端:(一) 纯粹之经济合作，应以我国之法律，政令为依归。(二) 凡铁道矿山之投资，只可为技术之赞襄，不得作主权之割让。(三) 关于农产如棉麦等作物之改进，应注重增加产量，不得以榨取原料为目的。(四) 关于中日贸易问题，宜尊重中国民族工业之生存，不得要求中国减低进口税。(五) “经济”与“政治”实难分界，中日间之政治悬案不得解决，“经济提携”实无法推进也。

总之，欲求“中日经济提携”之实现，非放弃侵略野心，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不可。否则若以“提携”作控制中国产业经济之工具，以“合作”为攫取中国资源之利器，中国虽愚，饮鸩自甘，决不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