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与批判：臧佩红著《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评述

吴光辉

日本教育研究者臧佩红女史曾出版专著《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文明论概略〉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发表了《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学制”与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初创》(《东北亚学刊》2004年第2期)，还涉及了《日本幕府末期的教育及其近代因素》，(《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5月)、《试论日本的“信息化教育立国”》(《现代日本》2003年第4期)的研究，可谓是视域广阔、框架严整、内容丰富、研究系统。

当下世界的重大命题之一，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冲突”的问题。不过，以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的研究经纬为例证，自“历史的终结”到“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再到“政治秩序的起源”，并指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一个稳定的平衡之中”。借助这一论断，由此来思索“21世纪的教育将走向何处？”这一问题之际，“教育政策”就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一大重点。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世纪，那么，“教育政策”的根本就在于“国家建构”目标下的新题，即(1)服务于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2)法治制度下的教育政策，(3)有效管理机制下的教育机构，(4)不断创新的现代化的课程体系，也就是美国学者帕森斯建构起来的“现代化模型”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臧佩红女史的新著《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就让我们回归历史、回归本体，由此来探究日本教育现代化所留下的成功与暗影、启示与问题。

围绕教育政策的梳理，臧佩红女史的研究可谓是清晰直截，一目了然。审视该书的第一至第三章的标题，分别是“近代教育政策的展开及其右倾化”“现代教育政策的开端与发展”“当代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教育政策”，也就是分别对应了近代、现代与当代的时间轴，对应了右倾化——“政治性”、发展——“现代化”、适应社会发展——“日本型的目标”这样的基本特性，从而构筑起一个以演绎过程为基轴、以政治性、现代化、日本型为标志的日本教育政策的历史经纬。

那么，围绕日本教育政策的演绎过程，该著作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梳理？提示出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接下来将就此展开阐述。首先，就是近代的“皇国主义”“军国主义”“右倾化”这一政策倾向。依照该著作的阐述，近代日本教育政策的所谓“近代”，在时间上体现为自幕府末期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不过，该著作并没有将近代化的起点设定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而是突出了“前近代”的视角，也就是将近代化的起点界定在幕府末期的教育体制，即以昌平学校、藩校、乡校、私塾为代表的一批保留旧样式、焕发新内容的教育机构，故而引导出这一时期的教育特征:封建性、近代性、武育传统。

不过，作为日本教育政策走向近代化的原点，该著作将之接续在了江户时代或者幕府末期之后，确立了以皇道主义、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标志的教育理念。而且，这一理念到了《学制》(1872)、《教育敕语》为代表的“敕令主义”(1889)的时候，则开始自皇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不断涌现出民主化的运动，但是日本教育政策呈现了一种整体性的、绝对性的右倾化。

第二，就是现代的“民主化、自由化、结构化”。依照该著作的阐述，现代日本教育政策的开端来自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这一教育改革的实施主体，乃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日本政府与一批日本教育专家，因此也就带有了非日本绝对主导的内涵，这也是导致战后日本教育政策遭遇广泛质疑的问题之所在。不过，与日本质疑缺乏了“主体性”的判断不同，该著作点明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尽管现代日本教育政策针对战前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是这样的批判一是指向了极端国家主义，而不是“皇国主义”；“国家主义”的问题就此可以与日本自身区隔开来。一是指向了日本的国民性格，而不是“教育政策”，更未指向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这样一来，如何从根本上，尤其是思维结构、行动样态、情感模式的角度来改变日本人、如何“依附”美国走现代化的道路，进而成就自身作为“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也就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围绕现代日本的教育政策，该著作还系统性地梳理了教育民主化、教育自由化、教育结构化的三大内涵。所谓“教育民主化”，侧重在于(1)教育行政的基本原则——法律主义·分权·独立，(2)教育行政的改革——设立文部省·审议会制度·教育委员会法，(3)民众教育权的树立——恢复教师教职·设立民间教育团体·学生民主权利，尤其是(4)新学校教育制度的创设——教育体制·民主改革·社会教育外延。所谓“教育自由化”，侧重在于(1)教育理念的养成，尤其是“国家个性”——完善人格·培养国民，也就是教育国民化，(2)推动教育行政更加“灵活化”——教育决策权在于内阁·文部省调查审议权，(3)谋求学校教育制度“宽大化”，也就是义务制阶段课程改革·高等教育系列改革。所谓“教育结构化”，该问题也牵涉到21世纪以来的日本教育改革，该著作将之置于“现代化”的阶段，(1)论述了《教育基本法》(2006)提示的“传统·爱国”的教育目的，(2)指出日本将“国家教育”目的明文化，展开了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教育行政的“重构”——文部科学省(2001)，更是推动了“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教育改革，(3)在教育内容这一方面偏向了以信息、生命、材料、电子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

当代的“国际化、信息化、终身教育”。在这一环节，该著作论述了日本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战略化”问题，涉及日本人·留学生·国际合作与开发，还包括日本对外教育援助政策。不仅如此，该著作还提到了教育政策的“信息化”，即日本推行的新世纪战略——“信息化教育立国工程”(1999)、“IT新改革战略”(2006)，与此同时，也提到了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终身学习”的教育政策，继《终身学习振兴政策实施体制整备法》(1990)之后，日本确立了“终身学习”行政体制，为构筑起社会人教育、学习型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未来。

不过在此，我们也必须提到一点，即所谓“当代”的时代划分非常模糊。事实上，该著作未就此加以确定性的划分。因此，所谓“教育结构化”的问题，更是涉及当下日本教育改革、教育政策的演变。尤其是“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教育改革，以信息、生命、材料、电子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导向，凸显了日本教育政策的独立性，乃至日本与世界的教育改革的“共谋”。这一点直接导致日本大学的人文学科陷入了“贫困”的境遇，这也是作为人文学者必须警示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为该著作的一个补充环节，著者专门设置了一个章节，即第四章“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一章节，或许是该著者基于中国学者这一主体性的立场，试图围绕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这一争论焦点来展开阐述，这样的问题意识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历史问题事实上也不止是历史的问题，它尽管成为了历史，但是却始终不曾过去，而是“悬置”在了我们的心底，并一次次地浮现于历史的表层，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

就这一章节而言，该著作首先围绕“教科书问题”，阐述了日本的“国家性”与过去的历史真相。在这一过程中，该著作指出，战前的教科书是基于一种“国定制”而制定的，是为了突显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忠君爱国”的统一意识。展洽日本的教科书所突显出来的统一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军国主义政府垄断经济利益、统治意识形态、扼杀国民自由的思想工具。由此可见，战前日本历史教育的真相也就体现为统合国民、战争工具、否认侵略根源，这一点不容置疑。

其次，该著作提到了战后日本教科书的问题，并将之把握为“日本精神的延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展开两大批判:一个是针对教科书“国定制”的历史批判；一个是针对教科书“审定制”的现实批判。审视战后日本政府改正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程，可以认识到战后日本经历了三次教科书事件，分别是1950年代中期、1980年代末期、与21世纪初，不过尤为关键的，则是日本所谓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其前身即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主义历史观念的驱使下，日本一部分教科书否定历史、否定战争、否定侵略，走向了历史事实的反面。(www.xing528.com)

最后，作为教育政策的问题之一，该著作丝毫没有回避针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当下日本，教科书的“遗毒”不小，尤其是围绕“历史教育”的问题，日本历史上出现了神国主义·皇国主义·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系列主义可谓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端的“排外主义”。不仅如此，审视当下的日本教育政策，日本突出了传统与爱国心。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淡化过去的对外侵略的历史，重新教授日本人所谓的“日本神话”，更是要求国民“敬爱天皇”。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警醒。

作为一部考察教育政策的著作，不可能完全忽视这一问题的所在。就此而言，该著作明确指出，必须对教科书的编辑·发行·检定·选择·使用进行深刻的审视与批判。既然日本将自身的21世纪的战略目标设定为一个世界的大国，那么如何正视历史、取信民众、协和周边、让世界信任之，日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应该说不止是日本的问题，也关涉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这也就是教科书问题的“本质”之所在。

提到一部著作的评价，或许大多数书评会阐述与评论该著作的研究框架、核心内容、书写方式、基本结论、综合评价。但是，就《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而言，我认为该著作的最大特征就是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研究范式，从而构筑起了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视角，展现出了新的研究问题，是一部催人深思、引人联想的著作。

首先，就是可以站在“历史学”框架下来审视教育政策的演绎。所谓“演绎”，必须区分“变与不变”的逻辑问题。既要在一个概念、一段历史之中找到如何转变的契机、机制、问题，也要找到所谓“变化”之中的“不变”，更要在所谓的“不变”之中去寻找“可变”之物。该著作的研究将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教育思想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就是在一开始探究了教育政策的“变”。这一变化就是自战前的“皇国主义”“军国主义”转向了战后的“民主化、自由化、结构化”，乃至到了21世纪之后的“国际化、信息化、终身教育”，凸显出各个不同阶段的日本教育思想，乃至日本教育政策的核心之所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的迁变，即经历了自明治初期的太政官，到明治维新之后的文部省，再到1945年之后的盟军总司令部，而后到2001年合并的文部科学省这样的机构变迁。即使我们只是关注到这一政策制定机构的名称，也可以认识到日本政策的本质性的一种“历史变化”。不过，与这样的“历史变化”不同，该著作尤为突出了教育政策的“不变”，也就是日本始终坚持“国家主义”机制，不管日本自身的国家定位究竟如何，“国家”始终处在一个中心的地位。

其次，就是可以站在“系统论”的观念下来探究教育政策的内涵。所谓“内涵”的问题，必然会落实到教育的根本之处，也就是作为教育政策之一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通读整部著作，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日本教育政策不断演绎的过程中，在教育政策的“内部”，日本始终追求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可以分别界定为“臣民·国民·日本人”，也就是战前的“臣民”、战后的“国民”，21世纪之后的“日本人”。不言而喻，这样的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着融合交错的现象，但是也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症结，即如何定位“国家”观念下的日本人。

与这样的教育政策的“内部”问题不同，这一教育政策的“外部”问题体现为如何评价“国家”观念下的日本人这一问题。事实上，该著作也站在批判的视角，提示了日本教育政策下的人才培养的“外部”问题，也就是过去的“排外的日本人”、战后不断推进的“国际化的日本人”、21世纪之后的“终身教育的社会人”。这样的一个日本人的定位，实质上走向了“国家”观念下日本人的自我定位这一论断的“反面”，日本可以由此而找到一种新的内涵，即日本人的“理想”状态究竟应该如何。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点，就是所谓的“理想”，不是“国家”观念下的日本人，而应该是如何定位“世界”视野下的日本人，质疑与探究日本人是否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世界公民”。

最后，就是可以站在“问题学”的视野下来审视教育政策应该如何的问题。所谓“问题学”，就是采取欧洲学者梅耶所谓的“叩问”方式，质疑教育政策的根本究竟何在。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反复提起一个“常在”的问题，即日本是否会回归到战前的教育体制，日本是否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教育思想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这样的问题不断地经历着“反复与生成”，成为我们探究日本教育政策之际不可回避、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所在。具体而言，所谓教育政策的“反复”，就是日本到了21世纪之后，过去的战前教育是否会走向“复活”？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仅牵涉到日本自身的历史，也会牵涉到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或许我们会更感慨于一种历史的“循环性”。所谓教育政策的“生成”，就是日本目前所追求的“普通国家”的观念，日本人如何成为真正的“新日本人”。不可否认，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教育的目标也在于人。在我们不断思索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时候，或许我们也不可回避日本这一国家与日本人这样的国民之间的“同一性”的问题。换言之，日本走向何处，日本人也会是如此。日本的国家性格、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教育政策的走向，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暗默式的“连动性”。探究日本教育政策的最大价值，或许就在于此。

作为结论，或许我们也可以提示一点该著作的问题之所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依照教育政策这一视角，如何完整把握日本教育政策的“变”，如何挖掘日本教育政策的“不变”？不仅如此，针对封建时期的神国主义、明治维新之后的皇国主义，乃至之后的军国主义，针对这一系列概念的区分与辩驳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最为关键的，就是在这样的“概念群”之中，如何界定该著作提出的“右倾化”？探究这一范畴的起点、发展、转折、形成、延续，毕竟这一概念到了如今依旧充斥于日本的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如何加以界定与区分也是一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战后女子教育政策，该著作提示了基本问题，阐述了立场观念，但是却缺乏历史叙述，不免留下蛇足之感。因此，如何规划与整理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日本的女子教育政策，也是该著作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一大课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握“教科书”问题的本质？再度审视这一问题，应该说它不止是历史叙述的问题，也不止是民族情感的问题，而是涉及教育是什么、教育什么、如何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把握这一问题的本质，如何就此展开真正的批评，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依旧是一个任重道远、持之以恒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突出一点，就是以“教育政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依旧不曾，也不会脱离现代主义的立场。如今针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关注到了市场化、职业化、教育心理、教育认证等一系列新问题，反映出了一股与时俱进、只争朝夕的热情。但是，该著作依旧遵循现代主义的研究方式，坚守着历史研究、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就整个日本教育政策的演绎进行整理编辑，提示出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厚实凝重的批判观念，彰显出一名前沿学者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的胸怀，对此感佩不已，特以记之。

(作者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