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民
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的畏友刘岳兵教授最近又有新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问世，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之一种，可喜可贺。其中有几处提到自己，实不敢当。1986年后一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我，读后受益良多，也唤起对往事的一些记忆，因而想在此加以评介。本书章节安排如下。
代绪论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第一章 湘学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一 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建构
二 魏源的《圣武记》在近代日本
三 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
四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
第二章 近代日本汉学家及其与湘学的关系
一 “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
二 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三 同时代“京都支那学者”眼中的内藤湖南——以《支那学》第七卷第三号中的《内藤湖南先生追悼录》为中心
四 内藤湖南与“湘学”
附论 日本近代汉学的几个特点
第三章 日本近代思想中的中国因素
一 近代日本的立宪思想与中国——以加藤弘之的《邻草》为例
二 夏目漱石晚年汉诗中的求“道”意识
三 《论语兵话》及其他
四 近代日本的汉籍翻译及其意义——以田冈岭云的“和译汉文丛书”为例
第四章 日本近代思想与儒学
一 近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
二 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四 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序论——以西晋一郎为例
第五章 中日近代学术思想交流互动
一 作为“文明”输出的“明治维新”——以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几个事例为中心
二 津田左右吉的论著及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民国时期为中心(www.xing528.com)
三 民国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在中国的影响——为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四 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第六章 日本研究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一 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及其对日本研究的启示
二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三 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纪念朱谦之先生诞辰120周年
后 记
索 引
作者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其《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被称为三部曲或三部作，曾得到日本学的先驱严绍璗教授，已故日本哲学研究的领军卞崇道教授，和我的同事——1980年代前期在北大哲学系留过学的吾妻重二教授等的推介。而完稿于“不惑”之年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更是好评如潮，卞崇道认为其“第一个特点就在于其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贯穿研究始终，力图展示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第二个特点是该书为我们系统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个基本的线索和框架，使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要论著的思想史脉络与意义”。
成于“知天命”之年的本书是近十年间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论文的结集(其他还有2012年出版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即近代部分，和2015年出版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湘学与日本(第一、第二章)，日本近代思想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因素(第三、第四章)，以及近代中日学术的互动互用及其功过得失(第五、第六章)。其中有些论文是对研究史和方法论的探索及评述，但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个案研究来听诊历史的脉动和追求更加开放的研究视野。
本书的“代绪论”原是在浙江工商大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课程上的一个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介绍，且是以周一良的中日文化关系论为其骨架的。1984年，周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学子，“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觉得应当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能够对双方更好)的历史或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情况下，再来探讨这一国和另一国的历史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才能够比较具体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中略)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历史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绩的。”而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也主张要有“与史料肉搏”的考据的硬功夫，因为“目前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这里的最后一句话，也与我近年依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的书信讨论晚年罗振玉与内藤湖南关系的论文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完全一样，可谓不谋而合。即在伪满时期，身为博物馆长的罗振玉不甘拜郑孝胥总理的下风，在筹划出版清实录时不愿向国务院申请拨款，而企图通过内藤说动与其私交颇好的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和总理斋藤实，由上而下来施展其对关东军头目的影响，从而达到将没收来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部分“逆产”充作出版费用的目的，同时让溥仪登基为伪满“皇帝”时穿龙袍祭天的心愿也得到满足。厘清这样复杂的关系绝非轻而易举，而是要经过多方搜索和严密考证才能使其水落石出的。
199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的大修馆书店出版十卷本中日文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日文版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时，担任中方主编的周一良在1994年所作的《序》中指出:“本书宗旨——阐明文化交流自来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计十个方面: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科技、典籍、人物，不愧大系之称”。“由这十个门类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时代之久，方面之广，相互影响之深，相互关系之密。世界上几乎任何两国之间都难以比拟。”(26页)这个见解，则与以研究中日关系著称的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教授不谋而合。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以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政治为题，笔者曾由作者介绍与何英莺女士合作加以翻译(译自日文版，也参照了哈佛出版的英文原著)。作为多产学者，傅佛果研究过汉倭奴国王印，千岁丸，近代日本人访华记，上海居留民团，南京大屠杀，以中国为精神家园的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以及1920年代后期两次留学日本的艾思奇等题目，皆有专著出版。他也将关西大学的两位大牌教授的名著加以英译，亦即大庭脩的《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和增田涉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我在大阪大学读博期间的1988年秋初访美国在哥大报告时就与之结识，1992年春我在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做博士后，时值美国亚洲学会第44届年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应邀参加了他组织的圆桌讨论，评点日本六兴出版的十三卷本系列丛书《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由于对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研究，傅佛果觉得其底蕴之深和涵盖之广无与伦比，有一次在闲聊中告诉我，他曾建议剑桥大学出版社像出版《剑桥中国史》和《剑桥日本史》那样，出版多卷本的《剑桥中日关系史》，他愿意出任主编，可惜这个提议未被采纳。
(二)发掘近代中日学术互动和资源互用的重要个案
在第五章第四节《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的结尾，作者指出，“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承认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的双向性、相互性的同时，我们一般比较重视阐发近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中国是如何学习日本或如何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这一侧面，并认为这一方面是主要的趋向，而很少有人注意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反响。本文通过揭示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影响，旨在呼吁人们要重视研究长期以来易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的另一侧面，这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批评是有见地的。作者从1922年京都的《支那学》杂志与东京的《斯文》杂志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初次介绍一直追到2000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的该书的日译本，期间80年几乎每十年中日本都有关于梁漱溟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包括其《乡村建设理论》以及《人心与人生》。作者还充分肯定了早年留学日本、战后定居日本的八旗名门之后景嘉(1914—1986)在梁漱溟著作译介出版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1980年代初期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对陶行知做过一些研究，从日本专家斋藤秋男的著作中知道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相辅而行的还有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1985年春在复旦攻读硕士期间初次访日，旁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竹内实教授所主持的研究班的讨论时，在其对我的突然发问——战后东亚的三种土地(农地)改革，大陆的、台湾的和日本的，分别应该如何评价和打分？——之下张口结舌、手足无措，因为我对这个大问题真是毫无研究。当时的窘境至今记忆犹新，本文则使我了解到20世纪中日两国的学人在乡村和农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交集和互动，提供了今后追寻答案的一条线索，是为一大收获。
第四章第四节《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序论——以西晋一郎为例》也是本书中的一篇力作。从作者引述其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同事的回忆文章——“先生最为私淑程明道、景慕中江藤树、尊信水户学。西洋方面，推崇柏拉图，爱读马可·奥勒留的冥想录，当然读过奥古斯丁、康德、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赫尔巴特，此外还有一些英国派的伦理学著作等，但其精神似乎还是在东洋的儒教中。”——足见其人的精神风貌。作者认为，西晋一郎的日本儒学论是其作为近代日本儒学思想家代表最值得研究之处，其融汇东西思想、“以今释古”、力图复活其所尊信的传统教诲以为现实的国家需要服务等方面。而其康德哲学与宋学的关系论可以与牟宗三关于“康德是朱子与阳明之间的一个居间的形态”的认识作比较研究，由此或许可以发现中日近现代儒学甚至整个中日近现代思想发展的某些不同特点。应该说，这一研究视野更加开放，是可取也有望获得别开生面的新成果的。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西晋一郎为中江藤树的《孝经启蒙》撰作略解，担任藤树先生颂德会首任会长，被称为“昭和的中江藤树”，并在1931年从著名的岩波书店出版《忠孝论》一书等基本事实。这是因为关西大学有世界上最大的孝经收藏“玄武洞文库”，总计三百种版本，而我从初步调查中了解到1930年代似乎是日本出版《孝经》最为密集的时期，这一现象是否与西晋一郎的倡导有关是一个值得认真考究的课题。本书收入了作者关于西田哲学思想中“对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对抗的侧面”与其“屈服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侧面”如何并存的探讨(第四章第三节)，这一敏锐的问题意识使日本哲学研究界受到了刺激。我目前也在就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即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特别是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以后的日本逐渐走向对外战争的道路，而士兵们也被要求时刻准备为国捐躯。不过事实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士兵只是以光荣战死以后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为荣，更何况最近一桥大学的知名教授吉田裕在其畅销书《日本军士兵——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现实》中指出，在战争中丧生的民间人有80万，军人军属共230万，而且90%是在1944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死去的，比起战死，病死和饿死的比重要大得多。士兵们固然对天皇有忠诚心，但无疑对各自的家系和祖宗也是有追远之心的。虽说是忠孝一如，两者之间毕竟是有分别的，而这种对于出征战死之后的终极归属的思考是否也支撑了当时《孝经》的密集出版，这一涉及战时日本人精神状态的问题确实值得玩味。
顺便提到，1930年代到1945年投降对许多日本人和不少日本学者说来是不堪回首的错乱时代，所以这个时期的许多思想和著述至今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我在大阪大学读博时的导师之一子安宣邦教授则反其道而行之，出版了《何谓昭和——反哲学的读书论》，《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与战争与知识人》和《三木清遗稿“亲鸾”——关于死与传统》等，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收入本书的不少单篇论文，也正是因为作者顺藤摸瓜，将其史料探索的下限延伸到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才凸显出其特色的。比如关于魏源的《圣武记》，作者指出其“1844年传入日本后，从1850年翻刻本《圣武记采要》被幕府禁止出版到1943年由政府组织力量以‘兴亚院政务部’的名义全文翻译出版，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经过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追踪，《圣武记》在近代日本的曲折命运和持续影响才得以完全呈现出来，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三) “知天命”之作与东亚文化交涉学会
作者在后记中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包括南开大学方克立、刘泽华和王家骅等名师所给予的熏陶，两次留学日本时分别在立教大学森秀树教授和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指导下钻研的体验，以及在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追随王勇教授和王宝平教授进行研究的经验等，并略带自豪地提到2016年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增设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博士招生方向。然而在结尾处，却有年届五十的自己“不知天命何在”之叹。
在我看来，本书完全可以说作者的“知天命”之作。其一，记得2013年在邀请作者参与关西大学获得的为期三年的日本学术振兴会内藤湖南科研项目时，祖籍湖北武昌的我因为其是湖南衡阳人而为其出过研究内藤与湘学关系的点子。本书将湘学与日本的专题置于书首，第一章讨论王船山、魏源、叶德辉和杨昌济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第二章探究狩野直喜和王芃生，杨树达和皮锡瑞的关系，以及内藤湖南对湘中学者王船山、王闿运、叶德辉和曾国藩等的评价。不仅如此，在论及《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及其对日本研究的启示》的第六章第一节中，王先谦的相关论述也占了很大比重。慕乡贤之风范而追其根寻其源续其谱，不可谓“知天命”乎。其二，作者后记中表示希望能够组织翻译好英文版的《日本哲学资料集》、译注好多卷本的《原典日本神道思想史》，接着朱谦之先生为推进日本哲学史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并在近著《“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强调中国学者须要养成对研究对象投以“中国目光”的自觉，所有这些，无疑是因为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自己在中国及世界的日本思想文化研究传统中的位置和使命，可谓其自“知天命”的最重要表征。
作者在后记的开首提到，“书名中‘文化交涉’‘交涉史’的提法，早已有之，并非标新立异。我用这个提法，更多地是想感谢以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为创始会长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所提供的这个学术平台，本书中的多篇文章起初都是为参加该学会年会而写的。如陶教授所言，交流‘在现代语境里往往指对双方都有补益的接触和互动。可是，事实上交流不一定给双方都带来补益，也可能造成矛盾冲突、伤害和负面后果’。用‘交涉’一词，‘就是要表明必须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对各种各样的文化接触和互动现象都要进行客观的研究’。(陶德民:《“東亞文化交涉學”的關鍵詞——全球化時代文化硏究的視野與新視角》)我也比较认同这种观念”。确实，近十年来，我与作者及其南开同事刘雨珍教授互动较多，包括在南开日本研究院联合召开关于内藤湖南的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彼此单位的讲座和研究会。借此机会想要澄清，我之成为“东亚文化交涉学会”(http:/ / www. sciea. org/ )的创始会长，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是关西大学以其半个世纪的雄厚学术业绩在2007年到2012年的五年间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最高级别的“全球化卓越中心”项目资助，建立了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并依靠与海内外姐妹学校如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高丽大学等的合作基础，牵头创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因为我受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自然而然成为首任会长，但是任期仅一年而已。这一会长交替的制度设计取法于美国亚洲学会和历史学会等，同时也因为我们每年在东亚范围内(今年的第十一届年会初次走出东亚，到有着中国研究传统的德国埃兰根纽伦堡大学召开)转移地点召开年会，会长皆由主办方大学的有关负责人担任。由于黄俊杰、马敏、崔官、郑培凯、章清、王敏、内田庆市、李雪涛、李孝悌和王马克等历任会长的接力奋斗以及学会事务局长沈国威教授十年如一日的妥善运营，学会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交流平台，为许多资深学者的宏论和青年学子的新论提供了发表的机会。
其实，文化交涉学的方法论不仅强调以中性的立场对包含正面或负面案例的所有交往作客观的研究，而且指出以往局限于研究一对一的双边交往那种狭隘的视野已经不足以揭示事情的全貌，因为历史上的很多交往其实是在一对多乃至多对多的多边交错的环境中展开的，有时参与其中的一方虽然不在场，但仍有可能在幕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百年前的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表面上看是两国间的问题，而背后其实有着日美之间关于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政治交易，即日本以不再染指美国1898年占有的菲律宾来换取美国对日本占有朝鲜的默认和谅解，从而达到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某种势力均衡，而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也因此而彻底断绝了。
就此打住，谨以此文供各位先进和朋友参考及批评指正。
定稿于2019年8月15日日本大阪古江台书房
(作者为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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