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中的独特思考和探索

王晓秋

当看到作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之一的刘岳兵教授的新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时，我首先被其书名所吸引，很想知道究竟何谓思想文化交涉史？读完全书，感觉该书确实突破了以往一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框架，内容丰富多彩，颇有新意。书中包含了有关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外交史等多元的内涵。作者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关于“文化交涉学”的概念。根据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创始会长陶德民的解释，交流“在现代语境里往往指对双方都有补益的接触和互动。可是，事实上交流不一定给双方都带来补益，也可能造成矛盾、冲突、伤害和负面后果”。因此用“交涉”一词，“就是要表明必须站在中性的立场上，对各种的文化接触和互动现象，都要进行客观的研究”。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我理解“文化交涉”，是否意味着对于异国文化之间的接触、互动、交流的各种形态和层面，进行一种更为广泛、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即既包括研究异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吸收、借鉴、融合等积极方面，也包括研究异国文化之间的碰撞、矛盾、摩擦、冲突、对抗等消极方面。实际上这也是对文化交流史的一种更加广义更加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关于文化交涉学的概念、界定和内容，目前尚未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也不妨作为中外文化互动研究的一种范式来进行探讨和切磋，刘岳兵教授的著作《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可以说对此作了初步有益的尝试。

该书的代绪论题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尽管作者谦虚地称之为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但是我读后却觉得还是一篇较有深度的学术史总结与思考。我自己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已有30多年经历，也曾写过这一类的回顾与展望的文章，但一般还是流于就事论事地叙述研究发展的历程，列举各种研究成果，分析各阶段研究的特点、成就与不足。而该书作者首先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出发，探讨了“文化”“交流”“关系”“他者认识”等概念的含义，博引各家观点，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该领域研究者颇有启发。作者还对某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如民国时期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和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结合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心理，进一步探讨了学术和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代表性成果，书中着重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学者用日文撰写并在日本出版的“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不仅充分肯定其成就与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尤其是归纳日本学界的批评意见，如参考引用日本研究论著不够以及有些学术概念用语使用不够准确等，值得中国学者改进。不过令人感到欠缺的是书中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种中日文化交流史有代表性的书或者介绍过于简略，或者根本没有提到，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一些补充。

一部没提及的书是1992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该书由孙平化、赵朴初、周一良、安藤彦太郎、梅原猛等为顾问，刘德有、马兴国为主编，严绍璗、王晓秋、卞崇道等为副主编，并有许多中青年学者参加编写，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共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九大类1100多个条目，共220多万字，是国内外第一部专门论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大型辞典。该书出版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对帮助中国人了解日本、研究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另一部虽然提到但过于简略的更有代表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编写并分别在中日两国出版的十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日文版1995年由日本大修馆出版。中文版名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以下简称《大系》)，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倡议，由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的廖承志同志指示北京大学组织有关学者编写。我在北大也得知此事，可惜当时因条件不足而未能实现。直到90年代初，经杭州大学王勇教授和日本学者中西进教授发起，由北大周一良教授和日本中西进教授任总主编，王勇、严绍璗教授任副主编，邀请中日两国中日文化交流史各个领域的专家分工合作编写而成。“丛书”及《大系》各有十卷，分别是《历史卷》王晓秋、大庭修主编，《法制卷》刘俊文、池田温主编，《思想卷》严绍璗、源了圆主编，《宗教卷》杨曾文、源了圆主编，《民俗卷》马兴国、宫田登主编，《文学卷》严绍璗、中西进主编，《艺术卷》王勇、上原昭主编，《科技卷》李廷举、吉田忠主编，《典籍卷》王勇、大庭修主编，《人物卷》王勇、中西进主编。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在中日两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标志性意义。因此出版后即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1996年学术类图书金奖。正如该书中文版责任编辑张宪章所言:“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世所罕见。以两国学者之通力合作对其进行研究，复由两国出版社携手从事，在两国以不同文字出版，此举似鲜有先例，本身亦堪称中日文化交流中之佳话。”该丛书出版后获得中日两国及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肯定，有的书评评价道“《大系》的问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正趋成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已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

该书的主体内容是近代中日思想文化的互动或称为“文化交涉”。作者独辟蹊径，从一个新颖独特的切入点切入，即“湘学”与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并以大量实证研究加以论述。湘学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国人所公认的，但它与日本思想文化的关系却鲜为人知。书中详细考察了湖南著名学者王船山、魏源、叶德辉、杨昌济等人的思想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关系。如通过王船山《宋论》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发现近代日本汉译著作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影响的某些机理。而通过考察魏源《圣武记》传入日本及翻刻、日译的百年经历，为我们思考中国因素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关于叶德辉，通过他与两个日本弟子松崎鹤雄、盐谷温的关系，体现中日文化思想交流的相互性和复杂性。而关于杨昌济，则主要通过解读他在留日期间所写《达化斋日记》，探讨他与日本人的交往与所受影响，从而也可以看出近代湘学之守持传统和走向现代的开放性特征。

书中还考证了日本“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和奠基者内藤湖南等人的汉学研究与湘学的关系。作者引用了狩野直喜给湖南学者王芃生的留别诗和湖南学者杨树达对他的回忆。还叙述了内藤湖南如何热心求购湘中学者的著作，如有关魏源、皮锡瑞、叶德辉、王闿运的著作，“无论如何请帮我想办法买到”。“皮鹿门的公羊学非常有意思，可谓此学之最新派，其残本也全部购入。”那么，内藤湖南为什么如此关注湘学呢？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湘学所具有的朴学特性也正是内藤提倡的学风。不过我觉得似乎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作一些解释。

然后，作者进一步铺开中日文化思想互动的范围和视野，探讨了日本近代思想中的中国因素。如关于加藤弘之的《邻草》也引起我的兴趣。我曾指导过一篇《清末制宪与明治日本》的博士论文，详细论述了中国立宪如何受到日本的影响。但却没注意到如该书指出的1861年加藤弘之的《邻草》这部日本近代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竟然是以通过探讨中国的形势及对策为内容而完成的。因为那时还不能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宪政体，只好以担忧邻国中国的危机，为其起草立宪对策的名义提出，故名曰《邻草》，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书中还从田冈岭云的《和译汉文丛书》，说明汉文翻译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建构中发挥了怎样重要的作用。此外，像夏目漱石的求道汉诗及日本近现代各种版本的《论语》，特别是作者论及的《论语兵话》等，也是中国古典如何被“日本化”的具体实例。

书中对一些日本近代思想家与儒学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如作者分别从人生观、国家观和宗教观视角，来剖析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特征。以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玩苏梦物语》来解读他的战争责任认识。为我们思考什么是正义以及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关系这些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比较典型的历史素材。又如通过分析西田几多郎在哲学中矛盾的现代性及其与时局的对抗和屈服中痛苦挣扎的经历，揭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思想家的复杂风貌。此外，作者还以如今较少人提及的西晋一郎为个案，剖析这位打着深深时代烙印的日本思想家是如何在文明对话中阐述日本儒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儒学的差异。(www.xing528.com)

关于近代中日之间学术思想的互动与交流，书中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如关于日本如何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这方面我过去也作过一些专题研究，但比较集中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有点忽略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作者考证了《日本源流考》关于明治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此书1894年由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在中国发行“行情看好”。1899年宗方小太郎特地将该书赠送给湖南学者王先谦。而1907年宗方小太郎又把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送给当年来华游历的重野安绎。而比《大日本维新史》篇幅更大，对中国影响也更大的是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该书不仅有日文版，还有英文版和中文版，这是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重大工程。其汉译本还有清末重臣鹿传霖、袁世凯、徐世昌三人的序。大隈重信先把日文本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后来又特地派人把汉文本送给宣统皇帝和摄政王。梁启超认为阅读此书是了解日本之所以富强的最好途径。1929年该书被收进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13册，影响更加扩大。

书中还论述了民国时期日本东洋史家津田左右吉的论著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如周作人、姚宝猷、洪启翔等人都受过其影响。尽管津田没有来过中国也很少与中国学者直接交往，甚至对现实中国的文化有蔑视倾向，但梳理这方面史实，也有利于我们厘清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在相互认识中彼此情感与理智的纠结，更清醒客观地理解历史。另外介绍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如何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书中还附录了有关的参考资料和汉译日文相关著作的目录，对读者也很有帮助。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家对日本的影响，书中以梁漱溟为例。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通过梳理他的著作和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反响，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梁漱溟的著作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受到日本学界的介绍和翻译，涉及他关于儒佛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关于政治、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论述。而40年代，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等书相继在日本翻译出版，而且受到推崇，但也曾被日本侵华势力新民会所曲解和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依然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他的主要著作在日本陆续翻译出版，梁漱溟研究在日本学界得到进一步深化，还出现了日文研究专著。可见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影响，也是全面把握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书最后一章又回到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着重探讨研究日本思想史和中日文化思想交涉史的意义与方法。作者并不抽象地讲理论与方法，而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出发去阐述。例如探讨清末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观及其对日本研究的启示。作者认为黄遵宪是把《日本国志》作为明治维新史来写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明治维新亲历者、参与者所撰写的唯一一部“明治维新史”。我研究黄遵宪与《日本国志》多年，这个提法还是第一次看到，很新颖。不过我觉得称黄遵宪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可以，但称其为“参与者”似乎尚可商榷。作者认为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是一部明治政治史，而梁启超的《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则是一篇明治政党史纲，比较起来，维新派或康梁的日本研究谁更理性，也尚可商榷。作者批评了以中国人的主体关怀去读日本史，甚至有人说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国史，这种所谓“中国式的日本研究”，方法当然是很成问题的。

作者回顾了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历程，认为20世纪50—60年代是奠基时代，朱谦之先生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系统地梳理了日本哲学史、儒学史，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如朱舜水对日本的影响，并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刘及辰是奠基时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尤其是他对西田哲学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是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承前启后的过渡时代，产生一些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如王守华、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提倡独立思考和方法多元化的自觉。又如王家骅的《中日儒学之比较》《儒家思想和日本现代化》，提倡多层次研究和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作者还认为到21世纪，新生代日本思想史研究者表现出强劲的持续发展势头，涌现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如卞崇道的《日本哲学与现代化》《融合与共生》，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吴光辉的《传统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郭连友主编的《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等。关于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分期和人物、著作评价当然还可以讨论，但作者似乎更关注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并摘录了自己和吴光辉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讨论的通信。我也同意作者的观点，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抽象地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着眼研究者各自面临的实际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如何从朱谦之“接着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传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问题。作者充分肯定朱谦之先生在中国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上的地位和贡献，指出应尊重前辈大师的遗产，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但是“接着讲”和学术创新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模仿，而应该是有突破、有扬弃、有创造、有发展。

总之，刘岳兵教授的这本专著，虽然不是一般框架意义上系统的近代中日文化思想交流史，却在中日文化思想交流互动的理论、方法、资料和实证研究、辩证分析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一些深层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对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读者的学习和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