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珍著《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日语学人的耕耘与收获》

王宝平

金秋时节，枫叶飘红。自天津邮来的著作，漂洋过海，伴着书香，静静躺在研究室。《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5编22章，煌煌400余页，摩挲既久，著者20余年辛勤耕耘的历程历历在目。全书框架如下:

第一编 《万叶集》与中国文学

第一章 《万叶集》总论(2013年)

第二章 额田王《思近江天皇作歌》与宫怨诗(2007年，日文)

第三章 论大伴旅人《赞酒歌》中的“猿”(2003年，日文)

第四章 乐府诗与《万叶集》(2005年，日文)

第五章 万叶文化馆与万叶古代学研究所(2007年，日文)

第六章 中西进先生的《万叶集》研究(2007年，有增补)

第二编 中日文学的环流

第七章 东亚三国《临刑诗》的传承及其背景(2002年)

第八章 杨贵妃渡日传说的流变及其原因(1996年，中日文)

第九章 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1995年，1996年)

第十章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略考(2008年，日文，有增补)

第三编 笔谈与东亚文化交流

第十一章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在日笔谈资料研究(2010年)

第十二章 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2009年，有增补)

第十三章 《大河内文书》刊行的文化史意义(2018年，日文)

第四编 黄遵宪与日本

第十四章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2007年)

第十五章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源流述论(1999年)

第十六章 黄遵宪《日本国志》述论(2001年)

第十七章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纂与明治前期的日本汉学家(2006年)

第五编 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第十八章 《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2005年)

第十九章 晚清官民的日本政法考察述论(2002年)

第二十章 《日本政法考察记》所收书目解题(2002年)(www.xing528.com)

第二十一章 论近代中国官民日本考察的历史意义(2001年，日文)

第二十二章 日本老兵在新中国的改造与新生(2005年)

人名索引

书目索引

后 记

本书大而言之，可析为文学和历史两大领域，前者以古代为主，围绕《万叶集》《临刑诗》、日本诗歌以及杨贵妃渡日传说展开；后者以近现代为主，主要对笔谈、黄遵宪、清末日本考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作了探讨。全书横跨两大学科，时长1200余年，以广阔漫长的视域，对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学术著作。

据著者自述，1987年9月考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班。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该中心为中日两国政府合办，多由日本高校著名学者执教。在学期间，著者深得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大家中西进先生的熏陶，“当时中西先生担任我们语言文学班的班主任，为我们讲授日本文学，包括每周讲授一次《万叶集》。先生授课时，风趣幽默，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每次听后都有如沐春风之感，笔者至今保留着当时的听课笔记，读来仍感受益无穷”(71—72页)。或源于此，雨珍博士的前期研究多集中在第一编和第二编的文学上，如第二章《额田王〈思近江天皇作歌〉与宫怨诗》、第三章《论大伴旅人〈赞酒歌〉中的“猿”》、第四章《乐府诗与〈万叶集〉》、第五章《万叶文化馆与万叶古代学研究所》，开始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收获硕果。

博士期间，风云际会，著者有缘师从神户大学笕(岛田)久美子教授。笕教授毕业于日本中国学研究重镇京都大学博士课程，著有《黄遵宪》(岩波书店，1963年)、《李白》(角川書店，1988年)、《中国的食桌:茶余闲话》(筑摩书房，1993年)、《诗仙及其妻子:李白实像研究》(研文出版， 2012年)等。或是在导师的亲炙之下，著者将黄遵宪作为主攻方向，把学术研究重点渐次从古代移至近代，从中日比较文学扩展为中日比较文化。从本书第三编“笔谈与东亚文化交流”、第四编“黄遵宪与日本”，以及第五编“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著者学术视野之拓展。

如果说，硕士和博士的学术经历，培养了著者广阔的研究视野，那么注重原典的日本学术环境，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著者。20世纪末，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鲜有学人关注被实藤惠秀先生命名为“东游日记”的资料。鉴于此，雨珍博士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第十六章)，以及日本庋藏的晚清日本政法考察记进行了综合研究(第十九章)，并作了精心的解题(第二十章)，为学界提供了晚清中国走向近代的珍贵史料，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阈。

此外，第十一章论及的《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系著者精心收集的晚清中日韩笔谈记录，“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154页)。该书2卷74万字，是迄今国内外录文最多的笔谈资料，被誉为造福后人的“惠民工程”。

基于重视原典的这一原则，第十一章对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在日笔谈资料做了系统的考察，第十三章对《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撰写了客观的评价。此外，第十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略考》，篇幅不大，颇见功力。鲁迅晚年倡导废除汉字论，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一激进的表达方式。但1981年出版的十六卷《鲁迅全集》和2005年出版的十八卷《鲁迅全集》均未见出典，著者最后“上穷碧落下黄泉，历经几番辛苦调查，终于查出此语出自一篇采访记录《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该文原载于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第四期，署名为本报记者芬君”(128页)。此外，第十四章《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第十七章《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纂与明治前期的日本汉学家》，以及第十八章《〈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等，均是著者根据笔谈记录、外交文书、个人档案等第一手资料撰写，引证丰富、胜义纷呈，令人信服。

除注重原典外，良好的外语“童子功”也构成了本书的亮点之一。周一良先生曾指出:“要研究中国与某一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除去必备的比较全面而细致的中国史知识之外，必须通晓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学，研究其历史，才能更有效而深入地理解文化交流史。”对从事比较文化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而季羡林先生则对只能从事基础外语教学的教师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些教外语的教员，外语水平是极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除此以外，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家。这样的人，在德国只能终身是外语教员，与副教授和教授无缘。”语多犀利，良药苦口。

雨珍博士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日语专业，此后长年留学日本，在外语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读研期间，专攻日本古典文学，奠定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古典日语基础。著者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日本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仅本书所收，就达9篇。在众多的日语成果中，《日本杂事诗》译注工作尤足称道。该成果为著者与京都府立大学林香奈教授合作，对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逐一用日语进行汉文训读、字词注释、现代日语翻译，并与黄遵宪的另一部代表著作《日本国志》进行比较，古典日语和现代日语自由切换，充分显示了著者娴熟的外语技巧和扎实的文献学基础。该成果在神户大学中文研究会《未名》(第13至38期)上连载，1995年3月至今已持续了25年。客观地说，在中国国内学者中，能胜任者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在多年译注工作的基础上，本书第十五章《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源流述论》，对《日本杂事诗》名称的由来，与海外竹枝词、明治汉诗人竹枝词的关系，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研究，成为《日本杂事诗》研究的力作。

本书22篇论文，皆撰于1995年至2018年期间。在这20余年中，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论文可进一步深入。如第九章《和歌、俳句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撰于20世纪90年代，在学界多集中关注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的当时，该文反其道而行之，视角独特。论文对和歌西传之始，以及明代《日本考》中的和歌汉译作了细致的考察，但从明代骤然跳至现当代，作为该主题的通时研究，显得美中不足。其实明代郑舜功《日本一鉴》(卷4)、清代翁广平《吾妻镜补》(卷25)、黄遵宪《日本国志》(巻33、卷35、卷36、卷38)和《日本杂事诗》(卷2)均提及或征引《万叶集》。至于《万叶集》的翻译，始于民国时代，除本书已探讨的周作人(1885—1967)外，还有谢六逸(1898—1945)和钱稻孙(1887—1966)。前者发表在《文学周报》(第176号、1925年)上的译作，开创了《万叶集》翻译之滥觞；后者的《日本诗歌选》(文求堂书店，1941年)一书，除《万叶集》外，还翻译了其他和歌、俳句和现代诗。日后在此基础上，钱氏完成了《汉译万叶集选》(日本学术振兴会，1959年)的翻译， 1992年，该书又易名为《万叶集精选》，由文洁若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除和歌翻译外，中国人的日本诗歌创作活动更值得重视。如浙江浦江东皋禅师心越(1639—1695)的《东皋全集》(1911年)，收有不少诗文，其中包括俳句。他在朱舜水(1600—1682)去世后赴水户，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管见所及，他是最早创作俳句的中国人。他是如何学习日语的，他的俳句水准如何，这些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清代末期，出现了一名真正的俳句专家——罗朝斌(1881—1902)。字卧云，号苏山人，苏州人。父亲为驻日公使馆翻译罗庚龄，母亲日本人小岛氏，自幼跟随父亲居日，与永井荷风(1879—1959)等过从甚密，并参加著名的俳人团体——子规庵句会。《现代俳句集成》(河出書房新社，1982年)明治大正卷中收有《苏山人俳句集》(村山古乡编) 220句。

民国时代的俳句专家当数浙江慈溪人葛祖兰(1887—1987)。1909年自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回国后，除撰有《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郑孝胥题签)、《日本现代语辞典》(商务印书馆， 1934年)等日语著作外，还翻译出版了《正冈子规俳句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日本诗歌，被誉为“中国俳翁”，有《祖兰俳存》(五十岚播水，1979年)、《祖兰俳存补遗》(桥本蜗角，1985年)见存。20世纪80年代，《日语学习与研究》先后刊登《俳句十一首》(葛祖兰，1980第2期)、《正冈子规俳句试译十首》(葛祖兰， 1982年2期)和《祖兰俳句十五首》(葛祖兰、李芒，1984年第1期)。顺便一提，李芒先生还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期)上介绍了《中西进俳句汉译》。以上所述，有些是雨珍博士完成该论文后的新资料，芹献一二，以供日后补充。

最后再谈一下史料整理问题。雨珍博士重视原典，整理了大量资料，尤其对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的录文工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笔谈资料不同于其他写本，多即兴书写，春蚓秋蛇，需要较高的草书辨认能力。又由于大河内辉声在整理《大河内文书》时，常在卷首和卷中书写提示语，它用日语撰成，小字、草书、朱笔，有漫漶不清之处，今人识别不易。这些提示语对笔谈的时间、地点、顺序，甚至背景进行说明，犹如脚本中的舞台说明，起到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不能回避。因此，这就给整理者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耐得住寂寞，会识别中文和日文的草书，具备中日两国人文知识。

《大河内文书》发现者实藤惠秀先生曾以《大河内文书(资料)》为题，对《戊寅笔话》第三卷的部分内容进行录文，其中包含戊寅(光绪四年、明治十一年，1871)2月25日(农历一月二十四日)的笔谈。这天对大河内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经王治本斡旋，将首次拜访何如璋公使，实现期待已久的愿望。因此，他提前两小时来到王治本的寓所东京南传马町伊东屋，然后一起前往公使馆。这天的笔谈约3700字，经与《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相勘，发现提示语舛误5处(表一1至5)、笔谈者舛误4处(表一6至7)、字词舛误34处(表二)，见表中下划线。

表一 提示语和笔谈者舛误一览

续表

表二 笔谈字词舛误一览

续表

此外，实藤惠秀与郑子瑜两先生合编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先后被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等书中，嘉惠学林，广泛而持久。但若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可以明显找到一些舛误。同样，我们对《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刘雨珍编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亦可作如是观。笔者不惮忌讳，对先人“费力不讨好”的成果吹毛求疵，旨在深表敬意而已。冀望后人对笔谈文献整理工作之艰辛，给予理解之同情，并有后来者继之。

雨珍博士在神户大学读博期间，就参与中西进、严绍璗先生领衔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本书第八章)和文学卷(本书第九章)的撰写工作，较早进入高层次国际学术圈。1997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已成为国内日语学界著名学者。据闻，本书最近获得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从古代文学到近代历史，雨珍博士在自己的田园里，挥洒的汗水，收获了茁壮成长；付出的艰辛，赢得了累累硕果。

(庚子年春草于日本桥，时疫情肆虐东瀛)

(作者为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