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德宇教授新作《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的研究成果

唐利国

日本学者以日本文化为主题的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学者介绍或讨论日本文化的作品也不胜枚举，但中文出版物中除了大量翻译作品，常见的往往是以诗意的笔调对日本文化进行介绍的书籍，虽然间或也能发现数种概述或者通论日本文化“史”的著作，但是真正以日本文化史为主题的研究型著作却并不多见。南开大学赵德宇教授所著《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为“赵著”)作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一种，是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化史的一部代表性专著，展示了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这是一部个人风格极为鲜明的学术作品，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该书是以专业学术研究为基础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学界似乎严格区分专著与论文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并隐约有种认为论文集不如专著水平高的习惯认知，而熟悉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人都知道，日本学者的代表性专著经常采取专题论文结集的形式。例如堪称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一人的丸山真男的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虽然题目看上去似乎是通史或者概论性质的作品，其实乃是由其在战争时期完成的三篇学术论文结集而成，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其为专题研究的形式。赵著颇类于此，如其前言中所道:“本书所收论著是笔者这些年来有关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思考的集结，其间既有相对微观的专题研究，也有抽象的理论思考。”赵德宇教授长期在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研究领域内耕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显示了令人钦佩的学术定力和深入钻研的思考力。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累，才为我们呈现了眼前这部专著。作者在拟定标题时不称“文化史”而称“史论”，读者不难从此一字之差中感受到作者的学术抱负。

“赵著”全书约40万字，除前言和绪论之外，由十章构成。其主体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前四章，论述日本“近世文化”，主要涉及庶民文化、儒家思想、神道、天主教、兰学等内容，并附以题为“近世文化小议”的专论。第二部分论述日本“近代文化”，其中第五、六、七章论述“明治文化”，第八章论述“大正文化”。第三部分不同于前两部分之断代行文，而是以阐述作者观点为主，共有两章。其中第九章比较了“中日两国西学的异同”，第十章则以“日本文化散议”为题，介绍了“战后日本文化论的流变”，以及“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并以对“日本的文化摄取之道”的讨论作为全书的“代结语”。从该书的章节设定中，亦不难看出其本为论文结集的特色。

诚如该著前言中所坦承，“书中有分章不尽合理”的地方。例如，虽然书名定为“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但在章节目录中却只出现了“近世文化小议”，并没有出现“近代文化小议”之类的标题，而是代之以“明治文化小议”与“大正文化小议”；且“近世文化小议”与“明治文化小议”同为第一级标题，“大正文化小议”却是第三级标题，观之不免略欠整合性。而赵著把日本近代文化史的叙述下限定于大正时代的结束，也与一般认为日本的近代包括了昭和前期在内的观点颇为不同，对此似宜予以一定的说明。窃以为书中若能留出一定的篇幅来专门总结一下日本“近代文化”的特点，应该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毕竟，“明治”和“大正”都只是日本天皇的年号，以年号作为近代历史分期的标准虽然是日本学者常用的做法，却不能期待年号本身能够揭示特定时代的历史性质。当考虑到中国人对日本年号的熟悉程度的时候，尤其如此。

其实，该专著限定于“近世与近代”这一历史时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学界在涉及日本历史的分期时，惯用的做法是把近世与近代分开。而一般在写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会从幕末写起；之前的内容则归入“古代”。像赵著这般把“近世与近代”作为一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据笔者陋见，尚无同类做法。日本学者在日本历史分期中创造出“近世”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要强调其向着“近代”发展的内在趋势，英译对语是early modern，甚至可能直接翻译为modern age。日本学者尾藤正英便认为，日本史上的“近代”是从16世纪的“近世”国家成立时开始的。赵著显然并不赞同此种过高估计日本近世时期的近代性发展的观点，在文化时代的定性上，赵著的结论是:“江户文化告诉人们，封建时代照样可以创造灿烂的文化，而近代文化也并不是对前近代的全盘否定。”(第193页)虽然在肯定近世与近代的连续性这一点上，赵著和尾藤正英相同，但不同的是，赵著认为近世即江户时代属于“前近代”，是“封建时代”。赵著的立场只是强调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的连续性:“从文化史角度看，更难把近世与近代一刀两断，明治政府可以用一纸法令废除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遗制，但无法一夜之间销毁江户时代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继承弘扬这些传统。”(第6页)

在此不免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赵著”虽然强调了日本近世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却没有正面论述其将“近世与近代”一起抽出来使之独立于此前与此后而专成一书的具体理由。实际上，赵著批判了明治时代以来形成的简单否定江户时代的历史观，也反对“近代化论”兴起之后出现的过高评价日本近世的倾向，提出要“在承认日本近世为封建时代末期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即从文化史研究的观察出发，近世日本还是‘近代文化前史’”。(第12页)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把19世纪中叶作为近代和前近代的区分的历史观，不能充分理解今天的日本；于是提出“儒教性近代”的概念，以把握近世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历史；强调日本在16世纪源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过程中和19世纪源于西方的近代化的过程中都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双重边缘地位塑造了日本近世和近代历史的特异性。这是一种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致力于统一理解日本之“近世与近代”的尝试，与此相对，尾藤正英只不过是直线性地将日本的近世纳入近代之中，看似强调了日本的独特性，其实反而承认了西方式近代的一元性。赵著显然也已经开始触及一种新的历史观，期待以后能够看到作者进一步展开其论述。

无论如何，虽然论文结集成书之际难免有时会留下一些当初作为论文单独发表时的痕迹，笔者依然坚持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将学术论文结集成书的著述形式。自然，这一形式得以保证其学术质量的前提在于，研究者有着清晰而长远的学术规划，切切实实地围绕着一个具体课题不断深入，每一篇论文都是对该课题的研究与思考的结晶。这不是那种见异思迁、追逐热点的人所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

第二，“赵著”显示了作者在宏大的历史关心和清醒的局限性自觉两者之间的平衡感。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该书绪论中对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辨析，以及对文化史的相关思考上，其中很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在确立日本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方面所同时拥有的雄心和克制。

关于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情况，有的学者比较乐观:“文化史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文化’定义繁杂多变的困扰。但是，文化史家最终克服了定义的难题，他们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对文化做出了相对明确的界定。经典文化史家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高级文化’，也就是人类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活动及成果；新文化史家通常把文化看成人类借助符号和象征物寻求意义的过程和方式。就‘文化’达成共识性的定义，乃是文化史变成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的前提。”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多年来，文化史学一直处于某种尴尬状态。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以文化史学为专业，发表了大量以‘文化史’冠名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却说不清自己的学术身份和学科定位，乃至避而不谈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状况下，文化史学的合法性受人质疑也就不足为怪。”

鉴于学界关于文化史的认识上的多元性，具体到一部研究日本文化史的著作中，应该如何对近乎无穷无尽的文化史事项做出取舍剪裁，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赵著”中亦感慨:“文化边际之广阔令研究者望而生畏。”(第7页)尽管如此，作者依然致力于“建立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史的认知体系”。(第8页)作者这种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足令后学敬服。为了界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赵著”绪论中细致辨析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因为作者认为，“要讲清什么是文化，就必须分清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第1页)套用一句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也正名”。赵著的结论有两点:“其一，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是物质的。其二，文化在先，文明在后。显然，文明不能包含文化，反之，文化也不能包含文明。”(第3页)作者的这一具体结论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也不难找到其他学者的不同观点和论述。实际上，假如“赵著”中所引用的“文明是文化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第3页)的主张也能够成立的话，则从中可以推导出其实可以将文明包含在文化之内的概念用法，即文明属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www.xing528.com)

然而，作者并没有继续沉溺于复杂难解的概念辨析，而是有意识地“把两者的区别简单化”，从而“让这两个概念更具有可操作性”(第3页)。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简洁明快，构成了“赵著”在方法论上的特色。也正是因为能够清醒地面对自身的局限性，所以作者在指出文化史研究中存在“文化学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的文化研究”两种路数，并且于近年来有着“两者逐渐趋同的态势”之后，明确地将自己的学术立场限定于后者。(第5页)作者视野宽广而运笔克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书写的典范。

当然，作者并没有因为对自身局限性的自觉而陷入琐碎的具体研究无暇他顾，事实上，“赵著”作为“代结语”而对“日本的文化摄取之道”展开的论述，就充分体现了作者以个案研究为基础而展开的宏观思考。在此，作者再一次展示了其所擅长的化约主义的思考方法。面对学界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各种定性，作者写道:“这些标签看似五花八门，其实仔细揣摩，不外是在讲日本文化的非单一性，即复杂多变性。那么其中有无潜藏在上述表象之下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对外来文化的情有独钟。”当然，作者也考虑到这种化约式的解释可能会遇到质疑:“有读者可能会提出，难道只有日本热衷于外来文化吗？”作者的回答是:“当然不是，然而日本人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常规特性，即，拿来主义的实用性、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多元文化的并存性。”(第459—463页)“赵著”虽然没有明确断言这三个特点是否乃日本人所独有，但“常规特性”一语应该是表明了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思考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来把握日本文化的某种稳固特征。在纷纭的历史变迁中把握某种具有稳定性的构造或者具有持续性的趋势，体现了赵著将具体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思考相结合的学术旨趣。

沿着作者的思路推进，读者还可以继续提出很多问题。例如，当作者写道:“日本人的拿来主义自有其路数，每逢大规模吸收某种新的外来文化时，表现得极其酣畅。即对外来文化先是照单全收，尔后在与这种外来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筛选、淘汰，从而较少激烈的排异过程。”(第459页)读者也许会问:“拿来主义”或者“实用性”的具体判断是如何做出的？日本人的拿来主义的“路数”得以长期持续的历史条件是什么？从“照单全收”向“筛选淘汰”转换的契机是什么？诚如“赵著”所处处揭示的，日本人的这些文化特征一方面具有加速近代转型的积极意味，同时也内在着堕落崩溃的消极动能。作者写道:“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459页)

形似针锋相对的两个侧面该如何统一起来进行把握？这可以说是论述日本近世和近代文化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国内外学界常见的论述模式是，讲到明治前期，就赞美其有“选择性”或者“主体性”；讲到战争时期，就批判其“保守”“野蛮”。然而，难以否定的是，“专制保守”不也正是日本“主体性”地进行“选择”的结果吗？小岛毅曾经如此批判著名的司马辽太郎史观:“司马主张的‘明治维新的改革是正确的，但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路就走偏了’的解释，也广为大家所接受。他们的主张都是‘单纯而容易理解的历史’。然而，却没有什么比‘单纯而容易理解的历史’更危险了。”丸山真男也曾写道:“我一直尝试研究日本社会的阴暗之处。虽然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事情，使之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但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到世界产业大国的‘令人惊异的发展’整个过程中，此阴暗面其实一直都是日本统治者不可剥离的特质。有人把1930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单纯看作是起因于外部的国际环境，或者只是针对严峻的国内问题的临时措施，总之，主张这段历史是偏离了日本政治发展的‘正常’方向的偶然的、偶发的脱轨。以此来解释历史，并将其轻易忘却。这种倾向在日本自战败投降以来一直存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尤为显著。我旨在与之对抗。”简洁有力的总结并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新思考的起点。这也正是“赵著”尝试从纷繁万象之中抽取韦伯所谓“理念型”的努力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第三，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自出机杼的思考。这一点其实与前述第一个特点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因为作者当初便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展开研究与写作的，所以构成该书基础的每一篇文章都反映了作者积极求新的问题意识。这是往往大量注水的概说或者通论性质的著述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水准。

比如，作者在论述近世日本文化时，不为所谓“锁国论”所束缚，强调“江户时代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潮”(第195页)，同时强调:“由于西洋文化的传入，迄今为止的日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二元文化递进到日、中、西三元文化阶段。近代日本文化所面临的课题只是沿哪条文化路径发展和拓展的问题了。”(第195—196页)这里兰学具有与西方近代科学的亲缘性，国学和神道具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亲缘性，因而不难看到其与近代日本的连续性。而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是，作为“赵著”所强调的日本近世文化“三元”之一的儒学，和近代日本有着怎样的关系？“赵著”在《近世文化小议》中也仅仅写道:“具有‘脱封建文化’因素的兰学和由国学衍生而来的复古神道都在为明治文化导航，前者把日本带入当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后者唯我独尊的狭隘又将日本抛入战争的深渊。”(第197页)尽管这里没有正面论述儒学与近代的关系，但是通读“赵著”对儒学在近世日本多元化发展情况的介绍，可以发现，“赵著”强调了古学派、阳明学派等对朱子学的批判，肯定了由此而诞生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第38页)；同时也不取对朱子学一味否定的立场，而是主张:“人们经常批判朱子学的‘理’与科学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种观点是过于片面了。在日本，实学思想以及后述兰学中的科学认识论正是通过对朱子学的扬弃，通过重新阐释朱子学‘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命题而形成的。”(第40页)不难看出，“赵著”其实认为儒学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前文也曾提及，“赵著”没有用专门的章节对日本近代文化进行历史定位。但是“赵著”对明治文化和大正文化分别给予了相当犀利的评判。他认为:“明治时代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洋近代文化，从而形成了半日本半西洋、半传统半近代、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明治文化。”(第305页)如此，则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只在地理上是“日本的”，在历史分期上是“近代的”，在文化本质上却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近代的”，而是某种混合物。实际上赵著对明治时代的这种文化在整体上倾向于否定的评价，认为“御制的‘皇国文化’造成了明治时代的文化跛行现象”；明治时代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个最可悲的时代”。(第308、309页)与此相对，“赵著”对大正文化评价相对较高:“大正文化是从明治时代到战败为止日本文化史上健康成长的小阳春。”(第311页)甚至认为:“在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日本文化史上，也只有大正时代才真正显现出‘现代文化’的景象。”(第343页)不过，作者议论上的平衡性在此再次显现:“对大正文化的肯定判断是基于大正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化倾向，而实际上大正文化并非阳光普照。”(第343页)综合作者对明治和大正时代文化的议论，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近代文化的评价持有一种非常复杂而辩证的观点。

赵德宇教授的大作中新见迭出，这里仅仅是略举一二以做介绍而已。该书涉及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也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限于篇幅，笔者不再一一列举。而本稿对“赵著”三大特点的总结，也不过是笔者根据自己的阅读所得，做一简单推介而已。就像梨子的味道只有亲自尝过的人才知道，“赵著”的旨趣也只有真正去阅读的人才能够体会。当然，与作为作者一家之言的解答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该书作者的思考能够激发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的兴趣。笔者深信“赵著”的面世为学界在该领域研究的推进打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基础，同时也为一般读者了解日本文化史提供了一个优秀的通识读本。笔者期待着赵德宇教授续有新作，同时也期待着“赵著”能够引领更多的学者进入日本文化史研究的美妙世界。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