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日本社会史：李卓教授《日本社会史论》读后评析

刘晓峰

不久前，写在日本支援武汉战胜新冠病毒的援华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了话题。短小的八个字，不仅成功表达了来自扶桑彼岸的善意，而且把今天的善意帮助和中日之间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流连接到了一起，并意外地唤起了很多人对于中日关系深层的再思考。几行短小的文字，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我对于历史研究的思考。

从来醉心于历史宏大叙事的学者们，他们的研究经常倾尽全力去抓历史一个又一个必然环节。在他们那里，历史叙述成为一系列鲜明的逻辑链条的必然展开。这样的历史阐释体系，当然是最有存在合理性的。因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角度来说，发现因果关系一直是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最重要的逻辑工具。但是历史还有很多偶然性和复杂性。一如一个在日本从事中国语教学工作的日本人，忽然想到在寄给中国的抗疫物质上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几个字，带来了偌大意外影响一样，看似很小的细节变化，有时却会牵动巨大社会变动。有时候，离政治核心很远的某种社会心理，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行进方向。正因为这种复杂性，因为历史上影响群体和社会变化的因素太多、太复杂，所以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的历史叙事，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建立简单化的因果链。这种复杂性，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

2019年8月出版的《日本社会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一本处理日本社会内部复杂关系的著作。这本书是李卓教授40多年研究的结集，也是中国日本社会史研究第一流成果。我很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阅读这本论文集的经验体会，因为即便是我这样长期从事日本史教学与研究的同行，阅读这本论文集也同样觉得收获颇多。

在李卓教授看来，“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而是社会的人。所以会因为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家族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级关系、阶级关系等各种关系形成相互联系的集团，进而构成特定的社会”。正因如此，“通过社会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了解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社会现状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作者序中的这段话提纲挈领，可以说是贯穿整部著作的一条主线。

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是作者多年研究的集成。作者从发表过的120余篇论文中精心选取出35篇论文的主要观点结构成了这部著作，并在每章最后，细心地对论文最初发表的情况做了认真的交代。按理说这样一本跨度30年的论文集成，难免有主题散漫之嫌。但认真阅读后却意外发现，在作者精心的编排和组织下，这居然真的是上下贯通浑然一体的完整著作。35篇论文被有机地结构成日本古代社会结构、近代日本社会生活变化、家的制度和家的传统、家的伦理在近代社会的活用与恶用、日本国民性和中日传统社会对比等六个板块，每个板块中，围绕各自的主题，作者精选了多篇论文的具体观点从不同方面次第展开。以作者笔下的明治维新为例。我们通常看到的明治维新的历史，大多把注意力集中于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但本书着力的地方，却是天皇的权威树立、武士的结局、发型观念的演进、时间制度的变化、人口以及女子教育等多个社会层面。在每一篇的具体展开中，作者又非常注重历史细节的挖掘和重现，倾力于借助细节反映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历史变化。作者注意从细节入笔，所以社会大变动中社会关系变化经常被细微地刻画出来。每个部分都有血有肉，并与主题密切呼应。从结构上看，35篇论文都是紧紧地围绕在日本社会变迁这一总主题之下，围绕血缘、婚姻、家族、地缘、业缘、等级、阶级等多种关系，对日本社会进行的考察。整本书读起来仿佛在看一幅巨型油画。六块自有轮廓、层次分明的油彩组合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一部匠心独运的社会史画面。正可谓集腋成裘，浑然天成。我想全书如此端然的整体性，显然不能仅仅归于编辑之功。在这整体性后面体现出的，是一位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我们所看到的这本书的整体性，是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沿着自己的学术逻辑展开研究的结果，是作者对于日本社会中具体的历史关系有意识展开研究才形成的持续性特征。

《日本社会史论》是一部反映了李卓教授多年研究积累的著作，书中关于日本有一系列自己独创性的认识与判断。最有代表性的首先要说“回归论”。李卓教授在书中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史学论断。第一，大和时代是日本社会的原点；第二，日本在大规模吸收中华制度文明后全面回归本来的社会秩序；第三，日本从平安时代就开始“脱亚”“脱华”的过程；第四，日本的近代化是缺乏社会改革的近代化。这四个论断我们不妨合在一起用“回归论”来概括之。作者认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有着和大陆截然不同的进程。大和时代氏族组织和国家政权权力交错的共生局面是其原型，大化改新后历史发生了变化，原型一时因为接受中国传来的制度而被打破，但很快就开始向旧有传统回归，平安时代的“脱亚”“脱华”，就是这个回归的另一面。在这个框架中，从平安时代开始的整个日本史，被理解为权力回归于平安律令贵族和权力回归于镰仓以后的军事贵族两个部分。日本社会结构与传统也重新归于与大和时代相近的基本状态。源自大和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即便在时代发生剧烈变化的明治时代也仍旧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传统的顽固性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的近代化是缺乏社会改革的近代化。而这在作者看来是后来导致日本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论断并非放言空论，而是出于作者对日本社会进行独特的分析，是建立在对于日本社会内部诸种关系深入研究之上的。特别是作者对于日本的“家”的研究，为这些论断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作者认为日本家族制度从“家”变化为“家庭”跨越了三个时代，历经千年。本书第三章、第四章以家制度与家伦理为核心展开，是全书最为精华的部分。站在与中国儒化的家比较的立场，作者对日本古代的家制度做了认真的分析。提出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的共同体，它具有重祭祀轻血缘、重纵向延续轻横向关系、重团体轻个人的特点。在这样的家制度中，家系、家名被重视，家族祖先祭祀被重视，可是和中国相比，最重要的血缘关系却非常混乱、辈分意识欠缺，养子承家以保证家系传承的现象很常见。这和由血缘定亲疏、以长幼别秩序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从对家族制度的考察入手，作者的论述从古代到近现代一直到今天。作者指出，日本家族财产继承是长子继承制度，重家业轻血缘，着力以品德、能力选择家业继承者，并且对继承者加以严格教育和锤炼。日本家族何以能解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日本的家族企业何以得到壮大发展，根本原因皆在于此。家、家族制度一直是李卓教授注目的研究领域。围绕家与家族制度，她先后出版过《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日本家训研究》等专门著作。她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成果《“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一书中，对家族制度的考察也是非常重要的论题。对于日本家与家族制度的研究，成为她一系列重要命题的核心支撑。

一本书中如果时时可以让读者遇到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那么这一定是非常愉悦的阅读经验，而《日本社会史论》一书，就有很多这样非常精辟也非常有洞察力的见解。我一直认为，真正研治历史者必有过人的历史之眼，因为历史之眼能穿透人类漫长的历史，看清历史史实与本质、足以指点评价人物，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有历史之眼的学者才算得上一流学者。但是，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想获得历史之眼却并非易事。因为你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从语言到生活习惯到各种深层文化的差异，这足以构成巨大的障碍。尽管如此，老一辈学者齐世荣先生仍旧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一定要有独立见解。因为单从材料上说，外国学者可能比我们掌握得多，但身在庐山未必就全部看得准。他主张研究外国史，还必须要懂得中国史。因为历史有共性也有特性，能从共性中看到特性，从共性中看到特性，才可能成为一流学者。李卓教授以社会史角度切入日本研究，既能入乎其内，深入日本历史文献中大量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又能出乎其外，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从中日比较文化视野来认识和分析问题。本书第五章《日本国民性研究》有关日本的孝道与忠孝伦理的讨论就是如此。从《日本书纪》表彰孝行的纪事到明治天皇“东幸”大举奖励孝子贤妇，日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和中国一样的儒教国家，忠与孝也一直是日本社会存在的重要的思想观念。但是日本的孝和中国是不同的。在中国，对于血缘和伦理的重视，来自古老的生命法则，同时也是支撑天人关系的伦理框架。而日本更重视的是家，在家的传承过程中，血缘和伦理的分量和中国明显不同。日本人更重视家与业合，业与人合，只要家的形式传承存在就够了。对于日本人，理解秀吉改姓平，家康改姓源，就和我们中国人理解中国历史上五行轮转与帝国属性关系一样，是不同国家文化历史逻辑的自然展开。李卓教授指出，日本人既生活在与中国式的孝相同的世界内，又生活在中国式的孝之外。孝不同，忠亦不同。同样写着忠孝，固然是因为还有相同的内容，但日本人在忠孝之间更强调忠孝一致，忠大于孝。站在中国儒学的立场，很难理解日本人说的“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日本人对于恩与孝的关系、诚与忠的关系有怎样特殊的认识。我认为，李卓教授对于日本人的忠孝思想本质特征提取精当，论述的逻辑层次分明，与她有中国作为参照系这一学术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www.xing528.com)

《日本社会史论》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新框架，为我们思考整个日本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如果说以大和时代为原点，把平安时代开始算作日本开始“脱亚”“脱华”的过程，并把此后的历史都看成是回归的过程，那么大化改新被日本大量吸收的中华制度文明是否有意义？如果有那么这意义何在？作者在此又提出了“贵族传统造成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这样一个大命题。围绕中国文化的影响她写道:

拜中国文化所赐，公家贵族从奈良时代起就逐渐养成了重教育、重教养的传统，贵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识和文化，更强调出言进退、行为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都必须符合贵族的礼仪和规范。经过数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为特征的贵族教养。进入幕府时代，公家贵族远离政治与权力核心，受到幕府的压制，而且大多数生活贫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公卿家庭依靠世传家业补贴家用，如冷泉家的和歌，大炊御门家的书道，四条家的料理，园家和植松家的插花，西园寺家的琵琶等等，各家分别成为各领域的“宗家”，一方面在传道授业中获取一些收入以维持生活，一方面使公家贵族始终保持着学问及文化上的优势，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作者认为，这样的公家贵族传统，与讲究尚武与忠诚的武家贵族传统共生于日本社会之中，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两重性。这一看法在本书第五章围绕日本人的双重性格的讨论中，也有相应展开，足见这是作者非常重视的观点。我认为李卓教授这一观点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从经济上讲，天皇与公家贵族在镰仓以后日子越过越难过。发展到江户时代，天皇的禁里御料只有3万石，和将军天领800万石、加贺藩百万石根本没有办法比较。那么这个贵族集团的存在意义何在？李卓教授的上述论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从奈良平安一直到江户时代，中国在日本常常被以“唐”相称，这并不是偶然。从历史上看，孤悬东海之上的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一直存在着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因此对于日本，大陆文化的传入是一个从绳文弥生开始到近现代都存在的持续过程。但是，只有隋唐时期才是日本最为大规模引入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深度与力度都是空前绝后的。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大量文化典籍与文物的输入，日本假名文字的形成，大陆律令制度的采用都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化最核心的一些思想和历史以及文学也都铸魂于这一时期。将大唐的文化吸纳进自己的世界并一点点消化扬弃，为日本文化发展留下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隋唐以后的日本人吸纳中国文化，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都是与隋唐文化的影响无法比拟的。周一良先生曾经专门撰著《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一文，讨论何以中秋节没有传入日本，他的结论就是中秋节在唐代还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公认的节日”，待中秋节成长为大节时，日本已经不再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史学领域研究隋唐文化影响日本者在中国在日本都不乏人，但能够指出日本吸收中国隋唐文化，其影响及于整个日本民族性，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换一个角度思考，这对于我们研治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作为社会一般知识，中国人习惯地认为日本学习中国儒家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特别是因为使用同样的词汇表述周边的世界，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日本看成是我们的海外版，是我们的次元文化。但这只能算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进一步能够看到真正的日本史自己特有的变化，能够找到其内部的规律，看到相同也看到差异，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深入的层面。而当我们慢慢能够看到不同文化与不同的思想原理的相互作用，看到不同的历史逻辑在自己的发展中缠绕、扭曲、变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后发展出我们看到的历史本相，我们才终于进入了历史研究之中。当这些历史逻辑组合进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就有了观看日本的历史之眼，有了理解一个文化的历史资源。当我们成功地利用这只历史之眼观察清楚现实，在其中找到一系列变化的本质，我们就已经接近了一个历史的终极目标——我们会看到未来的世界究竟会如何变化，尽管我们为此需要加入新的变量、纳入许多新的知识，但请相信历史之眼带来的强大的透视力，相信这种透视的可靠性。因为人就是人，人永远没有办法彻底隔断过去走进未来，恰恰相反，昨天的人的历史构成今天的人的生活，今天的人的生活，注定成就了人的明天。在一本历史著作中，能看到这样的历史之眼是非常难得的。而一个学者拥有这样的历史之眼，我想是非常幸福的。

最后请允许笔者作为一位读者略抒感怀。这份感怀起自阅读《日本社会史论·后记》的瞬间。李卓教授这一代学者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走上日本研究这条道路的。在南开从事三十四年教学与研究工作后，作为对母校南开百年的献礼，也作为自己教学生涯的总结，她把一生所研究精华浓缩到这本著作中。可以说，这一本优秀著作的背后，是一个学者奋斗的半生。这本著作放在当代中国日本研究领域看，称得上是个性鲜明，独树一帜。

学术研究是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职业。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曾比较过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的深刻差异。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也绝对不会过时的。但“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青年时代阅读这段话，认识到受到时代和进步的限制，某种意义上我们最优秀的研究工作都只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马齿渐长，长时期在学术研究领域工作，我对这段话的理解又进了一层。我认识到实际上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责任和使命。能够真正履行自己的使命、尽到自己责任的学者，就是那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代表，他们的工作因为和人类的文明相关，因此与人类的文明同样具有持久的意义。具体展开说，就是尽管所有的研究，其命运如韦伯所说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式，但那些在关键的地方开拓出道路和方向的研究，一直会给后来者指引和启发。像本书这样揭示出日本社会诸多重要特征、拥有一系列真知灼见的优秀著作，是真正有流传价值的。作为日本社会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李卓教授走过的研究道路，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路标，这些研究成果会一直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框架上的参考。阅读这本《日本社会史论》，我仿佛就是在阅读成长于改革开放后这一时代的学者提交给学界的一份优秀答卷。在人口寿命高度提高的今天，退休常常被看成是第二个学术黄金期的开始。已经站在这样高的学术视野之上，今后李卓教授会给我们创造出怎样新的研究局面呢？止笔之际，我心中对此怀着无限期待。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