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考后发国家经济体制演变：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新作所感

崔 岩

时值南开大学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集合南开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力量，编辑出版了“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这一系列著作是南开大学几代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辛勤劳动的结晶，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心血，既是南开大学日本问题相关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也是中国日本问题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将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为此，笔者以文库为例，特别是就其中杨栋梁教授的著作——《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及其研究背景，浅析百年来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结合后发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现实谈谈自己的一点思考。

“百年日本南开研究文库”的编撰和出版，是该校日本研究院老师们为庆祝学校建校一百周年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是给学校百年华诞送上的一份大礼。但这里的“百年”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与学校走过的一百年历程相伴随的南开大学一百年来的日本问题研究事业。为了总结这一历史，刘岳兵教授下功夫收集、整理了1919年至1945年南开学者撰写的日本研究文章，编成了文库的第一卷本著作《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张伯苓等著，刘岳兵编)。以这本综合南开日本研究创始性研究成果的著作为引领，文库收录了1949年以后南开大学几代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精华，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与教育、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既有老一代学者的著作，如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通论》，俞辛焞先生的《日本现代外交史论》，武安隆先生的《日外文化交流史论》等，也有中生代学者的著作，如杨栋梁教授的《近现代日本经济政策史论》，李卓教授的《日本社会史论》等，更有南开年轻一代学人的著作，如张玉来的《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等。

一百多年来，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大幅提升国力，从此改变了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中国在经历维新失败和甲午战败后，开始了以日本为师及通过日本学习现代文明、探索强国之路的征程，大批精英赴日留学及开始研究日本。南开大学的前辈早期开展的日本相关问题的研究正是上述历史进程的缩影，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对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走向快速发展和实现国家民族崛起之路，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也逐渐走向发展正轨。但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后来形成的以冷战为主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国际问题研究都受到严重的阻碍。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国际交往和外国问题的研究。鉴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在此条件下我国对西方世界研究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政府提出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战略决策，并根据地缘关系和研究积累在各地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室，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前身辽宁日本研究所等。新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在此举措下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国各研究机构相互交流、通力合作，推进了日本问题研究的发展，取得了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如1994年出版的吴廷璆教授主编的《日本史》，在中国大学的历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库编辑委员会在文库出版说明中指出:这部著作“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20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文库中其他学者相对早期的研究成果，都对加深认识日本、促进中日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在对外开放初期，在国内率先对日本开放、学习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先进经验的需求拉动以及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良好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再次迎来了赴日学习和研究日本的高潮。以杨栋梁教授为代表的南开中生代学者大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步入学术领域、开始日本问题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杨栋梁教授历史专业出身，在后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将自己的治学重点放在日本经济史及经济政策领域，其目的之一是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杨栋梁教授较长时期作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和世界史的学术带头人和日本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南开日本研究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次列入文库的《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论》(以下简称“杨著”)是以作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为基础集合而成的，该书以近现代日本经济制度转型为线索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总撰，并提出了关于经济政策论的新的统筹性学术观点，读来使人耳目一新。“杨著”聚焦于日本的经济政策，但其研究时段覆盖了日本近现代发展的150多年的历史时期，包括明治初期的经济改革、产业革命、战后经济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及赶超后经济政策等极为广泛的内容。

阅读“杨著”使人回想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本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新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学术前辈开始了对日本经济研究领域的探索，以金明善教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作为拓荒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作为参照，可以总结出“杨著”的一些特点。第一，研究覆盖的历史时期长。前辈学者主要研究现代日本经济即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问题，而“杨著”的研究期间却涵盖了日本整个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第二，如此长时段的经济政策研究，具有史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的特点，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需要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的结合。“杨著”大量引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一方面是得益于作者长期在日本留学及客座研究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其严谨的史学治学方法。第三，在长时期复杂的纷纭变化的经济史中提炼了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而且其经济政策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经济调整的层面上，重大历史变革期推动体制演变的政策构成了研究的重点内容。第四，作者提出了独特的经济政策论作为该著统筹性的学术观点，对于加深对经济政策的认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简要阐述了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内涵，并将经济政策划分为两类，一种是改造型政策(或曰质变型政策)，其政策目标是经济制度的解构和重构。作者认为新经济制度的建立是改造型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政策的法律化、凝结化和静态化的表现。进而认为经济政策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之母，经济政策不是依附于经济制度的下属层面，而恰恰相反经济政策包含后两者，政策研究应该涵盖制度和体制研究。依附于制度之下的是另一种政策谓之调整型政策(或量变型政策)，它是在特定的制度和体制下为达到调整资源配置和发展节奏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

杨栋梁教授提出的上述经济政策论，触及经济学说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诸如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济制度是如何演变的、后发国家的制度模式与发展战略选择，等等。在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变革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杨著”从政策角度对日本政府推进制度变革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用大量的资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推动制度变革中发挥了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围绕着上述问题，甚至是针对日本及东亚的制度模式，仍然存在着从理论到现实的争论。下面仅以后发国家的制度演进模式和发展战略选择为例作简要阐述。(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但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之后已经把制度作为既定的条件，不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但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新制度学派兴起，一些学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理论工具，研究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制度演变过程。较为典型的是诱致性创新及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的提出。

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大视野下非常简洁地阐述了诱致性创新及诱致性制度变迁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力突破资源约束的进程，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技术和资源的问题，技术进步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具有激励机制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在集体行动中实现的。当技术创新的收益足够大超过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就会对制度创新产生激励，诱发新制度的构建。但是速水指出，这一诱发机制并非总是有效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的引进技术的冲击需要社会各个方面作适应性调节，但制度因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习惯的严重制约而变化缓慢。速水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在源泉。开发这种潜力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反馈机制，借此逐步形成一套能满足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要求且与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制度，从而提高诱致性制度创新的速度，同时避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灾难性的不匹配。

林毅夫在《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区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对两者变迁机理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与实行。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因存在搭便车等问题导致制度供给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和制度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加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国家依靠其权力进行干预可以弥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这在所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问题在于，国家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否符合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正确方向。林毅夫提出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有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进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林认为，由于统治者偏好和有限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机构问题等原因，导致政策失败，只有消除导致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才能改进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供给。

日本作为早期的后发国家其发展实践先于理论，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样本和材料。从美国学者詹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到“杨著”等一系列研究，都是在深挖日本经济政策与体制相关素材的基础上总结其发展模式的，其研究结论给人以重要的启示。但是仅仅着眼于政策或实践经验本身的归纳性研究，也存在着理论或机理分析不够深入的问题，以致引发很多争论。另外对于政策失败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形式上说当然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其背后的制度演进却需要很长的诱致性变迁过程。比如在讨论日本人的法意识时，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尽管在明治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是直到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所有权意识依然非常淡薄。这说明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除了上述的围绕制度变迁的讨论，还有很多围绕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争论。如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实施的重化学工业发展战略，是否为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做出的政策选择？认为战后日本奉行的是赶超战略的研究者对此持否定的观点，但是林毅夫等强调坚持比较优势发展论，对此持赞同的观点。其他的还有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争论，都是针对发展问题且其缘起多少又与日本的发展实践相关联的。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厘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尽管日本已经步入了赶超后发展阶段，但是日本的早期发展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杨著”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笔者受到“杨著”的启发，提出了上述相关发展理论和制度变革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的是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和更深入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杨栋梁教授研究中存在不足。相反，杨栋梁教授以“杨著”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肯定。

(作者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