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观察下的日本政治运行轨迹：《日本现代政治史论》评析

郑 毅

王振锁先生新著《日本现代政治史论》，作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之一种，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先要对由19部学术专题性研究成果构成的“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隆重推出表示祝贺和敬意。这个研究文库既展现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现今研究状况和学术水准，同时又是对百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学术传统的一种承继和发展，能够选入研究文库的著述，自然应该是能够代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水准的成果。王振锁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专长是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自民党的兴衰》(天津人民出版社)、《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多部学术专著，并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过《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日本近现代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等著作，入选“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这部《日本现代政治史论》可以说是王振锁教授日本史研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

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所及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日本政治体制，政党政治等相关内容，以史为序，史论结合”，“本书是作者把已发表过的日本近现代政治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以章节的形式，以时间先后为序重新编排、修订、整理成册的，也有少许新添加的内容”。(同上书，第148页)可见这部著作是作者对于自己长期持续关注的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总括式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提炼，本书可以全面展现作者对日本政治史长期研究的基本观点和认识。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是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去审视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邻国日本的当代政治这一宏大课题，将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考察现代日本政治的运行轨迹，历史学本身追求的客观真实的学科属性和研究传统与政治学的理性观察视角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现代日本政治的全方位观察研究，基本上完整清晰地解读了1945年以后日本继明治维新之后第二次开国，再次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激荡的历史过程，从日本现代政治运行的机制、体制等方面，阐释了日本从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国家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史。

纵览该书具有如下三大研究特色，一是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二是以章节架构形式的专题性叙史风格，三是聚焦主要政党和关注历史的细节。

该书的第一大特色，是充分使用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该书的序章可以视为作者对现代日本政治的一个全景式鸟瞰的分析与评论。作者对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的总体认识是“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也始自明治维新，但作为前史，应从幕藩体制的解体和幕末政治开展述及。幕末和明治维新至今已有140余年，其间日本从一个幕藩割据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民主制国家，虽经历了多次反复与曲折，但总的趋势基本上可以说，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也是一部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史”。(同上书，第1页)这一总括式的研究立场和结论是十分客观公允的评价与认识，既看到了日本政治发展的连续性问题，也捕捉到了日本政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的曲折性，奠定了该书的研究基调和基本立场。

该书将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至现在的安倍内阁即所谓的“后自民党时代”的150年日本政治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第二是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体制；第三是美国的占领与旧金山体制；第四是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第五是联合政权与“后自民党时代”。对每一个历史阶段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都有明确的分析和结论。如第一时期，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作者明确指出“明治宪法的最大特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其最大弊端也在于‘天皇中心主义’，尤其是‘天皇统帅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军权对施政权的干预度，使他时时处在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体制本身所孕育的特殊权力，反过来成为体制的掘墓人”。(同上书，第3页)

明治宪法可以说是明治维新作为一场改造日本社会的在国家宪法层面的最高体现，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从一个东方的落后岛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追赶西方列强的发展目标，明治宪法在构建这个东方新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所谓的明治宪法颁布实施(次年11月29日)，到1947年(昭和22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颁布，明治宪法存在了58年之后，被以议会制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宪法存在并运行的58年间，日本完成了从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到追赶、比肩西方列强，直至向美国挑战失败的一个历史轮回。对于明治宪法中所载明的天皇绝对中心主义宪法构造，战前的日本宪法学界曾有过不同的解读，如美浓部达吉就提出过的“天皇机关说”，但随着排斥打击“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运动的兴起，“天皇机关说”在战前社会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真正实现对明治宪法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是美国对日占领军总司令部(GHQ)，由麦克阿瑟草案而形成的《日本国宪法》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天皇成为象征。

该书在结合日本政治的实际运作和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总结概括了近现代日本政治所具有的两面性特征。作者认为，“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历次重大政治变革和制度革新都是对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极大促进。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和二战后新宪法下的政治改革这三次政治民主化高潮就是其突出表现”。(同上书，第10页)“要而言之，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但是，毋庸置疑，在100多年的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复线，又始终凸显着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行动。近现代日本政治史明显地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同上书，第10页)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过程的确是呈现一种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是自身社会的近代化追求，向西方国家全方位的学习和追赶，从政治制度设计、军事体制的改造、社会风俗的西化、产业革命的推进等等所有社会领域在全面西化，以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自傲于东亚；但另一方面，这种追赶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东亚的邻国朝鲜、中国成为日本殖民侵略的对象，对西方列强的自卑感和对中国、朝鲜等东亚邻国的优越感几乎并行交织在一起，表现在日本近代的对外政策中就是对英美的协调主义色彩浓厚的“低姿态”和对朝鲜、中国的强硬主义为基本色调的“高姿态”。

该书在序章中对近代以来的日本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作者指出，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其自身的若干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力因素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皇制一直存在，但战前、战后的天皇制有本质区别。第三，战后日本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这三个基本特征是作者提炼出的近代以来日本政治走向民主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实际上这三个主要特征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面对压力和挑战，日本积极应对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外来文化，将外来的刺激、压力、挑战转换成了机遇和动力。明治维新之后不久，1871年11月24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出使欧美使节团几乎包括了当时新政府中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如作为副使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使节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应对废藩置县后的内政整备，实地考察欧美先进诸国的制度、文物，采其所长，推进日本的近代化”。中途岩仓使节团顺时应势放弃了原定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出访目的，将使节团的出访任务适时转变为对如何建设“近代国家”的专项考察，使团历时近两年于1873年9月13日回国。如此规模庞大、耗时之长的外交考察使团，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岩仓使节团归国后，基于对欧美先进国家的考察和认识，提出了日本要建成“近代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制定宪法、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诉求要开设国会和允许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

明治政府设计的日本式“近代国家”的模式，就是在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为“国体”之下，以西式文明的“近代国家”作为“政体”。因此，对明治宪法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有自我否定的因素存在，这是一个较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日本最终走上法西斯体制与明治宪法有何种内在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该书的第二大特色，是章节架构的专题性叙史风格。

这种研究框架的设定可以凸显某个历史阶段政治史演进的关键节点，避免大而全的泛泛而谈。如第二章日本的战败与战后政治改革一章中，重点是围绕战后初期的政治改革、新宪法的制定与政治改革、吉田茂长期执政等三个重大历史问题和政治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历史论述。大日本帝国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是近现代日本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历史时刻，美国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用它的一切为赌注去冒险，结果失去了一切。80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都化为乌有。在日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了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的结果来看，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所有努力和成就都在这场“赌国运”式的冒险战争中输掉了，除了天皇作为“国体”的象征成为战后仅存的一点明治时代的政治遗产。

在美国对日占领的状态下，日本开始了所谓第二次的开国时代。东京大学教授富永健一从日本近代化层面高度肯定美国占领军当局主导下的战后政策，他指出:“被称为战后改革的民主化革命，所有的一切都是战败后的被占领状态下，由总司令部(GHQ)给日本政府发布指令来实施的。带来如此程度大规模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变动的改革，若不是在战败和据此而出现的占领这一空前绝后的状况下，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完成的。可以说若没有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日本政府单独绝不可能进行这样彻底的改革。”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对日占领军当局，按照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在日本看守政府主要合作者吉田茂的配合下，实施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尤其是以“主权在民”的原则推出了取代明治宪法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象征天皇制，一是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化。”(同上书，第138页)《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使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未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非军事化条款可以说是日本新宪法的最大特色。”(同上书，第139页)

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杰弗里·佩雷特对麦克阿瑟推动制定的这部宪法有过如此的评价，“这是占领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这部新宪法让日本走上了成为真正自由与民主国家的道路，而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以前从来没有自由与民主。这部宪法帮助日本成了东亚地区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而不是东亚的灾难”。

作者对和平宪法给予了十分客观的评价，指出“尽管日本后来建立了实质上是军队的自卫队，但由于宪法第9条的制约，使战后日本长期以来将主要精力、物力和人力用于经济建设，迅速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宪法第9条不仅为日本走和平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且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同上书，第139页)

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经济高速增长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奇迹，从另一种意义的角度看相当于完成了明治维新时制定的追赶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美国学者沃格尔(E. F. Vogel)曾撰《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1979年)一书风靡欧美社会，由此引领出一波日本现象研究的浪潮。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所有关注日本研究的焦点性问题，有人曾总结出几十条日本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但实际上和平宪法带给日本社会的法的环境和制度上的约束是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这一章中对战后日本社会保守政治的“元老级”人物吉田茂做出了重点的梳理和评述，在该书目录中只有两位政治人物以章节标题的形式出现，即吉田茂和安倍(晋三)，这也反映出作者以吉田茂为战后日本现代政治的起点，以安倍(晋三)为现代日本政治的一个标志性节点人物为终的基本观点。

作者认为，“吉田时代在日本战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战后日本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吉田时代完成的三件大事，一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自立，二是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三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初具规模”。(同上书，第143页)

吉田茂称得上是日本现代政治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人物，日本社会、学界对其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保守本流”“独裁首相”“救国宰相”“商人式的政治家”等评价不一而足，不论怎样评价吉田茂的执政风格与理念，吉田本人及其内阁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复兴的关键性人物和时期，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文化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吉田茂留给日本社会的政治遗产可以概括为如下三条治国方略:第一是经济中心主义国策；第二是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第三是最低限度的军费支出。美国学者约翰·塔瓦曾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吉田茂及其时代》的专著，以美国人的研究视角去发掘和解读这位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后，日本社会意识到经济奇迹的源头是从战后吉田茂内阁时期开启的，因此出现了一股“吉田热”，也就可以理解其中的缘由了。

该书在第六章设立了一个章节，专门对安倍晋三内阁及其政策进行了解读，“强势的安倍时代”，由于安倍首相现在仍然执政，所以从历史学的研究传统而言，尚无法在尘埃落定前进行客观、全面的观察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在一个政治人物仍然在执政舞台上扮演着领导人角色时去评判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挑战。

作者在完成本书稿撰写终稿之时(2016年)，对第二次上台执政的安倍内阁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大都维持在50%以上，“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国民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安倍政权，但仍对安倍政权持消极的支持态度。所以拥有50%以上支持率的安倍首相，还会长期执政一段时间。短时间内下台几乎不太可能”。(同上书，第463页)后来的日本现实政治也的确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2019年9月安倍内阁经过改选后继续强势执政，且安倍首相已经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也验证了作者对安倍内阁政治寿命会非常强韧的分析和判断。

对于安倍内阁的政治信念和使命，该书作者也做了很精辟的概括和总结:“战后日本，从吉田茂、中曾根康弘，到小泽一郎、安倍晋三，尽管有关国家战略定位的措辞有所区别，但其实质和内阁则洋溢着一脉相承的大国信念:摆脱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束缚，修改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重塑近代以来的‘大国辉煌’。”(同上书，第464页)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他眼中的日本政治家划分为“战斗的政治家”和“不战斗的政治家”。他认为前者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无惧批判而行动的政治家，他从第一次当选议员后就立志于成为一名“战斗的政治家”。修改《日本国宪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安倍政权的政治目标，如果和平宪法被修改这一政治目标被实现，是否意味着所谓的“战后”已经终结？

战后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确情况颇为复杂，既有像吉田茂、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样连续组阁、长期执政的政治领袖，每届内阁都留下了浓重的政治印记，也有一年换一任首相的政治动荡时期，车轮战术首相人选更迭的速度超过了年历更换的速度，以至于记住谁是时任日本首相成为考验外国政要对日本关注度的一个难题，有些政治人物如山中的溪流一样，只是曾经静静地流过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实际上吉田茂作为战后保守政治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不仅其执政理念和治国施政被后辈继承，其人脉关系至今也依然与安倍政权有着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吉田茂的外孙、前首相麻生太郎一直是安倍晋三首相坚定的合作者，长期在安倍内阁中担任副首相兼财政大臣。至于对待修宪问题，《日本国宪法》虽然是币原内阁时代的产物，但从当时吉田茂作为外相与GHQ当局有关新宪法的交涉过程来看，吉田茂本身对新宪法是有抵触的，只是碍于日本被占领的现实形势，只能接受新宪法。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政治领袖致力于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修改宪法第9条等政治行动也是契合吉田茂的政治遗愿的。(www.xing528.com)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战后70年日本现代政治的历史解读从吉田内阁为开篇重点，以现执政的安倍内阁为终章的书写设计，是非常符合战后日本政治运行轨迹的真实状态的，对于了解和把握战后日本政治实态是颇具匠心的章节设计方案。

该书的第三个特色，是聚焦主要政党和关注历史的细节。

在全书共六章的内容安排上，以第三章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第四章自民党政权的动荡和第五章自民党政权的中兴与崩溃三大章为核心，重点解读了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历史，这种内容比重设计符合日本现当代政治的实际，突出了长期在日本政治舞台一党执政的自民党的政治垄断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称战后日本现代政治史是一部日本自民党史也不为过。自民党从五五年体制确立以后，长期一党优位执政数十年，这在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是非常独特的政治现象，也可以说日本是西方议会制的一个“另类的象征”。

战后日本复建的政党为数众多，且与战前的政党多有承继关系，之后各党分合重组关系错综复杂，即使是自民党本身也在战后几十年的政治激荡中不断地出现分立、重组、改组、合并等变化，加之新党出现或存、或废、或归入其中，对于厘清现代日本政治的系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自五五年体制形成以后，日本现代政治的基本格局就确立了下来，即保守政党自民党与革新势力政党社会党两大政党竞争议会控制权、占据议会议席多数的政党党首出面组阁，战后日本的议会政治斗争实际上是自民党与社会党的两党之争。日本社会党在20世纪80年代改变了自身的政治定位，从马列主义向欧美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转型，1986年1月22日第50次党大会上明确地否定了“在日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党方针。1986年7月6日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比上次大选增加了45席达到300席，通过追加公认达到了304议席，而社会党尽管改弦易辙发布了“新宣言”，议席还是减少了27席，总议席萎缩至86席，堪称惨败。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始终是议会两院中十分活跃的在野党，虽始终无力单独组阁，但能够影响政局的走势，对于争取组阁权一直在努力中。如民社党(民主社会党1960年1月24日组建)第一任委员长西尾末広曾坦言，“不能掌握政权的政党和不能捉老鼠的猫是一样的”。

对于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把持政权的这种西式民主政治中独有的政治现象，作者认为是岸信介内阁成立之后，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作者在这个问题的结论上基本认同日本学者田中浩的分析结论，即“日本完成了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一方面政权由保守政党牢牢地把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同时也包容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构建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等)。为此，一方面彻底镇压日本共产党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点在五五年体制成立之前就基本做到了)，一方面允许稳健的社会主义政党(具体说就是社会党)在议会制民主范围内的活动，实现了保守党优位的‘两大政党制’(实际上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

政治的运行和权力的运作不仅仅只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政治的运行有时是由历史的细节来决定的，东西方概莫如此。书写政治史，很容易陷入只关注宏观的政治变化而忽略政治背后的权力争夺的细节。该书在有限的章节中仍然关注到了政治运作的历史细节，如1959年1月16日，岸信介为了争夺党内主流派的支持，与副总裁大野、总务会长河野、大藏大臣佐藤在帝国饭店举行了会晤。席间，岸立下书面字据如下:

“誓约书。昭和34年1月16日。立誓曰如下:我们发誓一致协力实现在荻原、永田、儿玉三君见证之下的约定事项……”立约的署名人包括岸、大野、河野、佐藤四人，在岸和佐藤的署名下有画押。所谓“约定的事项”，简单说来就是在岸之后，按大野、河野、佐藤的顺序私相授受政权。据说除了这份誓约书，还用另一张纸写出了这一更迭顺序。(同上书，第188页)

“1960年1月岸信介率团前往美国签署条约，‘国民会议’原准备在羽田机场发起阻止岸信介赴美的活动，因意见不一致而被取消。但日本学生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学联)不同意‘国民会议’的方针，于1月16日岸信介赴美这一天，全学联的700名学生在羽田机场静坐，阻止岸信介一行去美国签署新条约和新协定，同警官队发生了冲突。岸信介在严密的防范措施下像逃跑一样离开日本。1960年1月19日新安保条约和新行政协定在华盛顿签字。”(同上书，第200页)

从上述两个政治运作的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民党内权力更替的潜规则和政治操作手法的直白，反映了派阀领袖的政治交易规则，发现岸信介对《新安保条约》的执拗的政治追求，尽管民意汹汹也无法阻挡。他自己说:“我只想在岸政权的历史上留下一件事，那就是修订安保条约。”

政党的政治活动也会出现在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的叙事中，政治人物的言行活动大多被忽视，似乎政治都是在严谨程序下的一种自然演进，实际上政治运作背后有许多个人的意志和权力欲望在发挥作用，如何透过政治的表象去观察政治运行背后的内幕和权力交易，自然也应该是政治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森林是由具体的树木构成的，作为研究者的视野中既有森林也有不一样的树木，不能因森林的浩瀚而忽略了个体，在鹰眼式的宏大历史画卷展示中又侧重了虫眼所见的不同风景，这才是真正值得倡导的政治史书写的范式和风格。该书的撰写风格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叙事特征，类似如此关注历史的细节、以历史的细节去印证研究结论和观点，在各章节中随处可见。对于读者了解日本当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轨迹，洞悉某些政治人物政治生命的跌宕起伏颇有帮助。同时也增加了阅读者的兴趣。这样的学术著述的叙述风格，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提倡的一种历史学专著的叙事风格。

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特定情势，中国学界尤其是在日本研究领域，真正的接触和了解当代日本政治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也可以说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因此也不必讳言，中国学者对日本当代政治的研究和关注侧重于现实政治方面，这也更容易上手，真正从历史学的视阈把握、观察、研究长时段当代日本政治演变的学者和著述是很少的。即便是有，也多为译介性质的著述，真正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史论性质的学术专著少之又少。王振锁教授的这部《日本现代政治史论》，可以看作是国内日本政治史研究的拓荒性的研究成果。正由于是拓荒性的研究成果，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淀的严重不足，这部专著在研究资料和研究观点的选取方面，基本上是以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资料为主要来源，反衬出我国学界在对日本政治史研究领域尚有诸多急需加强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该书所依据并大量参考使用的是日本政治史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如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日本政党史论》《战后政治》、信夫清三郎的《日本政治史》、白鸟令的《日本的内阁》、富森睿儿的《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北冈伸一的《自民党》、田中浩的《战后日本政治史》、石川真澄《战后政治史》等诸多日本学界推出的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同时也撷取利用了诸如日本《国民政治年鉴》《朝日新闻》《朝日周刊》等能够即时反映日本当代政治风向转换的新闻报道和民意调查等资料，使史论研究有了立体感和层次错落的意境。

日本社会和学界自身对日本政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从最初由政党政治人物板垣退助监修、宇田友猪、和田三郎编的《自民党史》(1910年，五车楼)开始，就是将政党史和政治史合并而书写的。进入昭和时代，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活跃而出现专门以政党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如尾佐竹猛、吉野作造等人编撰刊行的《明治文化全集》，其中搜集了大量从幕末、明治维新到帝国议会开设为止的正史中所遗漏的民间史料，尤其是将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纳入了研究视野。

真正将日本政党史和政治史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连续进行专门性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升味准之辅，他从1958年开始在《思想》杂志上连载《日本政党史论》，在《国会学会杂志》上连载《日本政党史中地方政治系列问题》等文章，随后他出版了《日本政党史论》(全7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80年)。升味准之辅将战前的政党称之为“名望家政党”和“职业名望家政党”，以社会构造的变化与名望家阶层的状态为研究基础，扩及政党地方组织的实际状态、中央政局的动向为研究中心，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政党史的经典之作。

之后三谷太一郎著《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版)，进一步引用并发展了这一“名望家政党论”，指出政友会即是这种“名望家政党”。1980年代，伊藤隆、粟屋宪太郎等学者对整个昭和时期的政党进行了统合式的研究，这是日本政党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伊藤隆出版了《昭和期的政治》(山川出版社1983年版)，粟屋宪太郎出版了《昭和期的政党》(小学馆，1983年版)，由于两人的研究是在吸纳整理了大量史料基础上完成的，因而将政党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随后，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出版了《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北冈伸一出版了《自民党》(读卖新闻社，1995年版)，重点解读了五五年体制下政党政治的实际存续状态。

进入平成时期，日本学界在前述日本政党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对象变得更为广泛。川人贞史的《日本的政党政治1890—1937》(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季武嘉也的《战前期的总选举与地域社会》(《日本歴史544》，1993年)。平成时期政党政治研究都非常重视统计数据的利用，用数据来说明某些政治领域的变化。以执政党、议会中的政党、政党政治、选举和政党等各个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研究更为流行，五百旗头真的《大隈重信与政党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奈良冈聪智的《加藤高明与政党政治》(山川出版社，2006年)、季武嘉也、武田知己编《日本政党史》(吉川弘文馆，2011年)等新著对日本两大政党制的意义进行了清晰的解读。

政党政治研究的意义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政党的存在感和重要性日益显现，生活离不开政治，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政治无时不刻地影响着社会和改变着社会，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宽泛而复杂的。

日本学界在针对近代以来日本政治史、政党史的研究中，既有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化过程，也有不同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位移。对日本政治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的政治活动和权力转移，而是深入到研究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国会、政治家的政治系谱和大学出身、选举的制度等具体的政治运作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研究日本政治问题时，也不应再停留在政治表象活动的层面变化，如何探究日本政治内部及水面下的政治意识和政党基础性的内容，才是提炼和把握当代日本政治运行轨迹和未来走向的关键性问题，这恐怕也是这一研究课题给该书作者留下的一个研究空间，也可以说是留给中国日本问题研究界，从事日本政治研究者的一个未来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课题。

该书的名称是《日本现代政治史论》，并没有采取日本社会通常流行使用的“战后”一词，作者没有在书的前言中作出解释，日本学界也有过类似的做法，如北村公彦就曾出版了六卷本的《现代日本政党论》(第一法规)。固然，“现代”和“战后”从时间上而言是一个几乎重合的概念，但在日本学界，使用“现代”或者“战后”还是略有理解上的不同的。这并不是可以随时互换或通用的特定词语，该书选择使用了“现代”一词，但在章节设计中则大量使用了“战前”或“战后”这样的称谓，包括在正文中也多以“战后”一词指称“现代”，为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准确地理解作者对这段日本政治史的认识，似应在该书的序章中将作者的时间断限之意图进行专门的阐述。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或称战后)日本政治与战前日本政治的关系问题。从政治体制角度而言，1945年以后的日本政治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和干预下，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从旧政治体制脱钩和本质上蜕变的政体革命，应当如何厘定“战前”和“战后”政治之间的连续和断裂，该书并没有给予清晰的解读。

何为“战后”，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村政则认为，所谓战后是与战前相对立的概念。战前意味着战争、侵略、专制、贫困等的象征；战后是指反战、和平、民主主义、摆脱贫困。而且，支撑显示这些战后价值观的外交、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总体规定了“战后”这一概念。

关于现代日本政治与战前日本政治的连续性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解读:第一，政府官僚制度的连续性，明治维新以后，强力政府官僚系统并未因战败而中断或改变，始终是日本社会精英分子最集中的行政权力系统；第二，政治世家的连续性，也是战前和战后有延续传统的政治现象；第三，日本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政策决定的决策系统和“合意”(所谓的“根回し”)文化是如何运作和实施的。

第三个问题是，该书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尚有值得商榷的空间。如对于日本国宪法制定问题的总结性陈述部分，“从修改宪法的全过程看，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固然发挥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日本工会等各政治团体以及日本国民的动向和舆论以及远东委员会在审议新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和修改意见，发挥了制约作用，施加了一定的间接影响”。(同上书，第137页)“从新宪法的形成过程看，形式上采取修改宪法的方式，完全按照修改旧宪法的程序办理，但实际上是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内容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让日本政府‘自主修改’，社会各阶层参与改宪，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消除其消极抵制因素。”(同上书，第138页)

这样的表述似乎有尽可能照顾到各个社会阶层、政治势力的综合性考虑因素在发挥作用，但从新宪法修改的历史过程来看，从近卫文麿主持的宪法修改案到麦克阿瑟草案的出现，真正主导修改宪法进程的就是麦克阿瑟和GHQ，其他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远东委员会在内都未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然就无法理解中曾根康弘前首相所言的“日本一定要修改美国所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一贯的信念”。

在和平宪法修改问题上，中曾根说:“有必要让日本民族根据自己的意志，虽然我们不是林肯，但要用他的‘来之于民，为之于民的人民政府’的精神来修改一下宪法。”按照中曾根的改宪理念，主要是修改和平宪法中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不利的条款，而不是推翻和平宪法。他指出:“现行的宪法是在日本人还没有充分的意志自由的时期，根据占领军的政策制定的，这是事实。因此，从民主宪法的前提出发，重新估价宪法，是正确的。”

中国社会和学界对近邻日本尤为关注，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日本社会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社会从战后以来经历了经济复兴、经济高速增长、泡沫经济和所谓“迷失的20年”，日本在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两方面依然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在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党官僚机构，政治领袖扮演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透过对战后日本体制、政党制度、政治领袖等政治要素去分析了解现代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一国的经济发展从来都离不开一国的政治引领，日本战后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官僚机构高度专门化、权威化，少有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等，都是日本战后社会稳定的重要特征。当然，战后日本政治生态中也存在着诸如内阁更迭频繁、政治世家子弟把持特定的选区、长期占据特定的政治中枢位置、无责任体制、政党领导层官僚化等现象，都表明日本式的民主政治的“与众不同”。尤其是日本自民党长期存在的所谓“派阀”即“党中之党”的问题，是否为日本式政党政治的一种制度性疲劳的表现，由于派阀政治的顽固存在导致自民党自身政治自我净化能力下降，温室政治家，政治世家二代、三代群体性出现，政策指向性越发不明确等问题，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理解和研判日本的现代政治运行的历史脉络及轨迹，是政治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观察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目的的不同，当然也就形成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和研判结果。

(作者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