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评米庆余《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的观点

宋成有

2019年，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文库推出日本研究院学者共计19部的系列学术成果，献礼百年校庆。这是继2011年、2015年，杨栋梁教授主编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与六卷本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之后，南开日本研究院教授群体的再出阵，科研硕果纷呈，值得庆贺。其中，包括米庆余教授的重磅新作《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从日本与东亚的互动视角，研讨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显示了米教授的学术造诣、功力与治学格局。

古人云:文如其人。《周易·彖象》曰“诗文如其人”，苏轼的《答张文潜书》有“其文如其为人”句。文如其人，是说文章论著的谋篇布局、开拓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反映作者的学识、风格。换言之，要读懂一部论著，要先了解论著者其人，方可体味到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最初知道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有位米庆余老师，是在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之际。此后，在历次日本史学会的年会或参加南开的学术会议、日本研究院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与米老师越来越熟悉。每每交谈，如兄如友，推心置腹。时光荏苒，自结识米庆余教授至今将近40年，米教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慷慨激昂的燕赵侠义之风，身材高，嗓门大，坦荡诚恳，爱憎分明。多年来，米教授勤奋治学，笔耕不辍。成绩斐然。教书育人则从不含糊，关心、爱护学生，好评如潮。

从1981年出版译著《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来，近40年间，米教授先后独著《日本西南战争》(商务印书馆1986年)、《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实出版社1988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商务印书馆1993年)、《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合著《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监修《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主编《日本百年外交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著作等身，成果累累。

在多年来开展学术研究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并经过一番再思考的提炼升华，在南开百年校庆之际，米庆余教授的新作《日本东亚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是为治学数十载的收官之作，读来感慨颇多，感想联翩。

一、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日本史研究学者的情怀与心得。《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的前言创纪录的简约，篇幅不过200余字，共分三小段，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仔细阅读品味，寓意颇丰。前言的第一段，点明全书“是多年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文选。内容分为九个专题(编)，旨在‘聚焦’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以期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尽力说个明白”。第二段解释何以关注“日本东亚政策”，即“本书论证与评说的主要依据，是再现和解读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才是日本国家对外行为的‘推手’。让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出来作证，更能识别历史的真相”。第三段谈及治史的心得与学者的本分，即“历史研究是份‘苦差事’，实事求是，‘扬清激浊’是研究者的本分，唯有锲而不舍、具有是非之心，才有希望走进历史的长河，发现事物的本质”。

确如米教授所言，“历史研究是份‘苦差事’”。“苦”在哪里？改革开放之前，“苦”在第一手日文资料的缺乏、日语训练的不足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阙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依旧在“文革”中，在“左”的思潮围城之下，日本史研究可谓有苦难言。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史研究迅速恢复并发展，“苦”的表现方式有了变化。治史人面临着维护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权，学术成果提升档次，以及提职称、家庭赡养等多重压力。另外，建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目标任重道远。从根本上说，虽说文史不分家，但历史研究不同于文学创作的最大区别，是治史必须不辞辛苦地寻觅史料，注重去搜集、整理与使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能以想象代替史实，自由出入语境，编演故事。治史确属“苦差事”，然乐在苦中寻。米教授治学，历来注重治史准则与治史人的立场。概括起来看，治史准则即“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八个字。的确，良史的价值，无非在“真实”。为求真求实，非下一番锲而不舍的苦功，难以到达发现事物真相的彼岸。治史人的本分，在于如何“扬清激浊”“具有是非之心”。概言之，即坚持中国学者应有的良知、立场与格局，褒贬据实，明辨是非，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应该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体系的自然本色，也是其特征所在。诚如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二、务实求真。一般来说，新作到手的习惯动作，是翻看引用史料的注释或出典，以判断其学术分量与凭信程度。米教授《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中的任何一编，其注释的出典，或来自大量的一手资料，或引自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翔实而丰富。例如，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一编中，为探讨日本武力崛起的总政策“大陆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实态，使用了诸如日本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文书》、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大久保利通文书》《木户孝允文书》、大山梓的《山县有朋意见书》、参谋本部的《征讨清国策案》、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下村富士男编《日本文化资料丛书》、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等日文资料，也包括中国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李文忠公全书》等中文一手资料，还有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渡边几治郎的《日本战时外交史话》、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中国学者彭泽周的《明治初期日韩请关系之研究》等数十种中外文献资料，史料扎实，言必有据，体现了米教授学术研究的务实作风。

在求真方面，米教授通过与日本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以去伪存真、探求学术真谛的作法，尤其值得提倡。例如，在《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第一编《中日琉三国关系考》的《中日“琉球问题”交涉的反思》中，针对广岛大学大山梓强调庆长十四年(1609)岛津氏征服琉球，明朝既未抗议也未出兵；1872年明治政府对琉球废国封藩，清政府也未抗议，并在处理牡丹社事件的过程中，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国属民”；1879年提出分岛缔约是为了“日清友好”“谋求台湾的安全”“开辟太平洋的通道”等观点，给予概括性的评价，即“重复了当年的日本政府的逻辑”。在随后展开的逐一驳论中，其一，米教授认为明治政府主张琉球“单属”日本，“是无视中琉的历史关系”，“不完全是否定‘中华思想’，而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蓄意推行强权政治，对外实施领土扩张”；其二，中日关于牡丹社事件的交涉以及《北京专约》的表述，“从外交上说，这或许是日本的‘成功’。但是，历史地评价，当年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却是欺凌邻国的外交政策”；其三，认为在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交涉中，“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沙皇俄国，一度讹诈取利的目的”，与“日清友好”等毫无关系。米教授引用1880年新任外务卿指示访华的特使竹添、驻沪总领事品川，利用中俄伊犁之争来强化日本在中日琉球问题上的外交立场等史料，指出日本“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上述评论精准犀利，道破近代日本外交以邻为壑的强权政治本质。

三、开拓性的创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日本史研究的大环境渐次优化，推出多部冠以“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定位的学术专著。例如，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1976)、王金林先生的《简明日本古代史》与吕万和先生的《简明日本近代史》(1984)等。其中，米教授的《日本近代外交史》(1988)，也属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著作，填补了空白。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上下)，一时间，成为中国读者竞相阅读的范本，其日本开港前的三种国际秩序论影响颇广。这种状况，直到米教授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出版，始有改观。作者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对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投降的近代外交全过程给予整体论述。在此著述中，米教授使用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书、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文献资料，有理有据地勾勒出近代日本外交的演化轨迹，揭示了国内政治、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对外交的多层次影响，总结了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中若干思路，再现于《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中，足资读者一卷在手，把握近代日本外交的来龙去脉。(www.xing528.com)

米教授的另一部力作《琉球历史研究》，也同样具有创新意义。众所周知，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未几，中日琉球问题的交涉中断，也淡出诸如《申报》等报刊的报道。1925年，诗人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写到台湾一节时，吟及“琉球是我的群弟”。1931年，“九一八”事变骤发，《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建议主笔王芸生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用”。至1934年，编成七卷本出版。其中的专辟一章《日本吞并琉球》，开中国学人研究琉球问题的先河。

二战后，台湾学者对琉球的研究与《历代宝案》等史料的整理着手较早。1986年，首届中琉历史关系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1993年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与会，形成海峡两岸与琉球学者大体每隔两年轮流举办研讨会的模式。进入21世纪，中国海洋大学也参与主办，至2019年，举办了十七届，增进了三方学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学者也加入其中，多次举办“琉球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徐勇教授的琉球主权“悬而未决”论，张海鹏教授的琉球问题“可以再议”主张，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30册(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2年)、《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3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琉球学”之“热”不断升温。

然而，在历数大陆学者琉球问题研究新动向时，不宜忘记，1998年米教授的《琉球历史研究》，已作为“南开日本研究丛书”的新作出版。这是继王芸生之后，时隔64年间大陆学者首次对琉球历史展开的全面研究。确如南开历史学院陈振江教授评价的那样，“庆余教授的这部新著，实为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专辟一章，评析近代日本大国外交的深层次的精神要素，即神国观念。在近代日本外交研究领域，发前人所未发，令人眼前一亮。具体论述，见新作第八编的《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在这里，米教授追溯了神国观念的由来与发展过程，认为神国观念强调“‘皇统’即‘神统’”，乃“日本古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从本质上说，神国观念是一种唯我独尊且欲凌驾世界的“大国意识”。上述观点，画龙点睛，切中要害，指出近代日本外交精神深处的基本要素，应予高度评价。众所周知，政策方针、精神要素，包括神国观念、“国体论”等，在日本近代化，包括近代东亚外交中、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如何把握其互动关系，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重要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系统、全面。《日本东亚政策研究》共计九编，主要涉及近代日本外交的全过程。第一编《中日琉三国关系考》，考察了古代日琉的发展线索，梳理了明代中琉关系的发展，回溯了萨摩藩出兵征服琉球的过程与影响，着重探讨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吞并琉球以及中日两国围绕琉球问题的交涉。众所周知，日本吞并琉球，是迈出武力崛起的一小步，却是日本仿效欧美列强的强权政治原则，通过近代外交手段，颠覆东亚传统封贡体制的一大步。正是在中日琉三国关系的冲折过程中，日本吞并琉球，收获了近代东亚强权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成果。《日本东亚政策研究》将《中日琉三国关系考》放在首篇，自然有其道理。

以下各编，分别为第二编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涉及近代日本武力崛起关键大战之一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导致侵华战争的政策原因，即“大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大陆政策”堪称近代日本东亚政策的核心构件，日本政府与军部无一不是其狂热的信奉者与推行者。第三编《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道出了日本近代东亚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架，即背靠世界头号强国，倚强凌弱，伺机武力崛起，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日英同盟完成意味着做好外交准备，对俄战争难以避免。第四编《从“征韩论”的泛起到日韩“合并”》，朝鲜半岛是明治政府既定的扩张方向。日俄战争与韩国的保护国化，构成日本半岛扩张方针的两个方面，于是两编之间产生了内在联系。第五编《日本的“满蒙政策”与“九一八事变”》与第六编《统治大东亚的妄想与失败》，分析了日本发动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的政策导因。侵华战争必导致太平洋战争，日本利用充分的备战与发动突袭的战术优势，横行西南太平洋，用屠刀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一时凶焰万丈。然而，失道寡助。在反法西斯盟国的联合打击下，“大日本帝国”与“大东亚共荣圈”同时崩溃，日本也从侵华战争前的世界级一等强国，沦为《纽约时报》笔下的“四等国”，历史的教训极其深刻。第七编《战后日本的对外关系》与第九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记载》，集中论述了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东亚外交以及冷战后日本的方向选择。在21世纪，一度沉寂的岛屿归属问题，将中日关系推行低谷。米教授引用中日两方的史料，有据有理地论证钓鱼岛列屿为中国固有领土，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与研究立场。

细加揣摩，不难发现《日本东亚政策研究》的九编之间环环相扣，体现了米教授研究的系统性。与此同时，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琉球、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均为东亚近现代东亚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均在书中有所展现。就日本东亚政策指导思想而言，米教授从将神国观念、“宇内混同”“大陆政策”，到“满蒙政策”“国策基准”“大东亚新秩序”等的演进脉络分别加以阐释；就贯彻政策的实际行动，米教授又将鲸吞琉球、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吞并韩国，挑起十四年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的侵略行动，逐次加以论述。全书从政策思想与具体实施等两个方面，全面论证了日本的东亚政策。

掩卷思考，《日本东亚政策研究》若能再设“总论”一章，从整体上论述日本东亚政策，对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发展阶段、演进特点、实施效果、经验教训等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概括，或许有助于突出全书的主题，加深对日本东亚政策的把握与理解。当然，学术研究见仁见智，文章之妙，存乎一心。上述意见，仅供参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