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评武安隆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

刘 毅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与发展，人们对开放型文化的认识和兴趣越来越高，学术界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武安隆先生的新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以下简称《抉择与发展》)便是一部纵横古今，系统地论述日本文化史的力作。

提到日本文化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大都在其开放型文化结构上多有认同，同时对这种开放型文化在日本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达成相当深刻的共识。然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性是如何对接的？在历史的海平面下涌动着一股什么样的文化潜流？这是一个亟须解决而又必须予以回答的深层次课题。《抉择与发展》一书独辟蹊径，以开合演讲的历史广度和深邃思辨的理性深度，将人们对日本文化特性把握的认同和共识导入了更高层次的理论认知，进而通过这种认知去深化和再塑认同和共识，使得这部30万字的学术专著不仅具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创新，而且在理论建构和文化本体论的阐述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抉择与发展》一书以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把握方式，高屋建瓴而又绵密细微地把日本文化史划分成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三大板块，将改变日本历史进程的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纳入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也为日本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大化改新是日本古代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作者并未囿于政治史的角度去评价它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性质，也没有停留在诸如“全面吸收隋唐文化”这种泛泛的介绍与评价之上，而是利用文化学研究的方法，对大化改新前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概貌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作者把文化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即器物文化(低层次)—制度文化(中层次)—思想、意识(高层次)的理论运用到特定的历史研究对象中，指出大化改新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是以先进的隋唐技术为先导，以律令制度为重点，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核心，从而掀起了一场国家规模的学习外来文化高潮。与此同时，作者还高度评价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确定的遣唐使制度，并专辟一章，进行分析、论述，使我们看到遣唐使团不仅是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是日本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也是集三个层次文化为一体的重要途径.这样，《抉择与发展》一书突破了以往研究大化改新的旧格局，使人们能从更广泛的视角，更深的力度去审视和观照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价值和历史意义。

明治维新也是日本历史研究上的热点。作者用“南蛮文化的荣与衰”“日本西学—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洋学的社会实践及其历史遗产”“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等四章的篇幅，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的抉择与发展，以及学习西方文化对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阐述。特别是在第十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即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西方学习，跻身于近代化行列的措施与实践中，作者专门论述了“求知识于世界——岩仓使节团出访的意义”“外国专家的聘用”“留学生的派遣”“美法教育制度的移植”“西方近代学术与近代思想的输入”“近代科学的创立”“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的移植”“司法制度改革与德国式宪法的制定”“生活方式上的文明开化”“自由民权论与社会主义的传入”“民族主义的抬头”等十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课题，把明治维新的全部价值和经验教训立体地、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明治维新“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福泽谕吉语)，通过大规模输入西欧文化并加以日本化的途径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第284页)这种令人信服的论点。

被日本人称为“第二次开国”的战后民主化改革，是日本走向现代化、成为经济大国的起点。作者依然以文化研究为视角，重点论述了战后伴随民主化改革而掀起的大规模吸收以美国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高潮，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外向型文化是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基础，文化的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高潮是《抉择与发展》一书建树的“三大板块”结构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它把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机地、内在地对接起来，使文化史的研究有了更深的力度和更强的张力。正如作者所言:“大规模的文化吸收在日本经常是与大规模的改革同步进行的……因而又可以说，吸收外来文化常常是日本历史飞跃发展的动因之一。”(第425页)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流动和吸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比较通行的解释可以称为“势能论”，即认为文化流动是“势能”不同造成的，其方向就像流水一样，由高而低。《抉择与发展》一书在文化学理论上对此提出异议，指出:“毋宁认为，文化的流动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只要两种文化不完全相同，就会造成文化的流动，而且是‘交流’，不是‘直流’，也就是说，不仅高势能文化能向低势能文化流动，而低势能文化也能向高势能文化流动。”(第3页注)毋庸置疑，这种“差异论”和“双向流动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也是迄今为止文化史研究上颇有独创意义的新颖观点。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作者在分析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因时，能够突破“势能论”局限，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方法在日本文明的周边性、岛国的地理环境、单一民族、民族性格形成期具有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深刻体验、多元并存的思维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细微的阐述，从而使读者能够从认知与思辨的关照中感受到深刻的理性认识。

一个民族的对外意识是决定其能否和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吸收到什么程度的核心问题。作者通过历史本身的积淀和演进及对历史时空的捕捉与把握，认为“日本人的对外认识是一个矛盾的构造，即由崇外主义和鄙外主义两个侧面组成”(第25页)。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历史的。它在理论上的意义不仅在于摈弃了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为作者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似应坦言，目前国内大多数有关日本文化的论著基本上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这一侧面，而对作用与反作用的合力却很少论及，给人以日本人似乎天生就只懂得吸收、拿来，缺乏选择批判乃至必要的抵触。《抉择与发展》以深邃的理性思辨、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在学术界首次提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具有“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交替出现的周期性规律。在作者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公元600年至894年的学习隋唐文化为主的“热情吸收期”，也看到从894年至1401年致力于国风文化而对外来文化减少热情的“冷漠抵触期”；继而又出现1401年至1636年对外来文化的第二个“热情吸收期”和1636年至1853年的第二个“冷漠抵触期”；明治维新后周期缩短，几乎达到每20年“热情吸收期”与“冷漠抵触期”交替出现一次的现象。“周期性规律论”完全符合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了作者以历史学观照文化研究和以文化学来深化历史研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周期性规律”的复述上，而是透过规律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面下的机制，指出:“与异文化的对峙、较量而致失败，常常成为日本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契机。”(第54页)使该书对日本外向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把握更加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周期性规律论”是《抉择与发展》一书的精华之所在，它独辟蹊径、立论精当，是目前有关日本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最高学术成果之一。

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它不仅涉及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接受的可融性，而且也是关系到吸收外来文化成败得失的大问题。《抉择与发展》一书通过对两千年日本文化史的分析与研究，又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繁杂而各异的文化现象进行排列组合，归纳出日本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十一种形式，即(1)商业(以经贸往来为主)、(2)外国人居留地(如江户时代长崎的“唐人馆”、出岛)、(3)宗教(古代中世纪的佛教和江户时代的基督教)、(4)使节往来(如遣隋使、遣唐使及明治时代的岩仓使团)、(5)留学生(遣唐使制度下的留学生和近代向欧美派遣的留学生)，(6)外国专家(古代中世纪的中国入日僧侣、文化人及明治时代的英、法、美、德等国专家)、(7)移民(中国古代归化人等)、(8)海外旅行(到中国游历的僧侣和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鼓励去欧美旅游)、(9)占领(战后美国军事占领)、(10)战争(如丰臣秀吉侵朝)、(11)飘流民(如8世纪末印度人和16世纪飘流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在上述归纳之后，作者再次运用辩证和系统论的方法，把它们分为“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两大类，认为前者在日本历史上是主流，其特点是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进取性，这是日本长期吸收外来文化多有成效的主要原因。显然，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分类与系统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该书方法论的重要特色。(www.xing528.com)

政治权力既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畴，也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所持态度及运作形式的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观照，作者认为“外来文化的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和绝对自由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结构和历史条件，并被许多具体的既存因素所规范”，而政治集团的作用乃是日本文化史上所有传统和历史条件、一切既存因素中最具制约和规范的突出例证。

的确，一部日本文化史几乎就是一部政治文化史。从作者缜密而客观的陈述中，读者看到大化改新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政治集团对全盘吸收隋唐文化的巨大热情，明治维新领导人“求知识于世界”的博大胸怀，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谋求现代化的迫切心情。除了这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高潮，作者还论述了圣德太子推行的推古朝改革与江户幕府锁国时代种种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崇佛与排佛之争”所表现的统治集团对外意识的较量，镇压天主教运动中所反映的政治权力集团对外来文化的取舍。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上的作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论是“三大板块”结构，还是“热情吸收期”与“冷漠抵触期”的规律性显象，抑或是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十一种形式，几乎事事、处处都留下了政治权力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印痕。

作者在明确指出政治权力在日本文化史上吸收外来文化所具有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又从两个方面加以详细论述，来深化政治文化一体论的观点。其一是围绕着“政治权力制定国策，主持对外的文化交流和吸收”，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去阐述政治权力及其所制定的政策是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发挥作用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是623年自唐归国的日本留学僧惠齐、惠光等奏请朝廷学习唐朝“法式备定”的经验，经过政治权力集团的反复权衡，终于制定了以遣唐使团为主要形式，以全方位学习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规模的文化吸收决策。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权力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整个文明开化时期对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教育各种制度的移植及生活方式、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文化吸收无不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其二是作者从“政治权力握有对外来文化吸收的选择权”这一侧面，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历史上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时政治权力的制约与规范。例如从推古朝改革以后佛教很快上升于国家宗教的地位，“南都北岭”及“武家禅(宗)”都打上了政治佛教的烙印；大化改新时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尤重儒家思想和政治制度，但日本却偏偏在儒学上搞“扬孔抑孟”，对儒家另一位大师孟子的思想进行抵制，而中国的科举、宦官制度也未被采纳、“吸收”，说明政治权力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不仅能控制吸收的规模，而且能制约、规范吸收的方向和层次。

“政文”一体论是作者潜心研究日本文化史而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在评价这一论点时，与其首肯它的深刻理论价值，莫若高扬它的历史性、时代性借鉴意义。日本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对于东方民族(或国家)，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知识分子历来是外来文化吸收的媒介和载体，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种具有共性的普遍现象。《抉择与发展》的作者在分析、阐述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原因、形式、途径和规律时，始终突出“媒介”和“载体”的地位，高度评价他们的能动作用，认为“他们(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承担着了解学习、介绍传播、改造运用的作用。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文化吸收，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第60页)。

作者在总结日本文化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概貌时，还历史地、动态地分析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发挥中坚作用的原因和条件。主要是:(1)知识分子本身对外来文化具有敏感性和易于接受的心理机制；(2)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集团的沟通与联系使他们往往对国家的决策发挥一定的影响；(3)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献身精神；(4)知识分子在一般文化领域中(除国家政治权力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而外)占据主导地位。

尤应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时，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与政治权力互补的一种因素来阐发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规律”。读者既能从“热情吸收期”中看到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集团的合力作用，从而引发国家规模的吸收高潮；也能从“冷漠抵触期”中发现尽管统治集团出于种种考虑而对外来文化采取抵制或强制时，知识分子依然对吸收外来文化“热情”不减，进而满腔热忱地迎来下一个“热情吸收期”。这一点在江户幕府锁国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没有前野良泽、杉田玄白、新井白石等一大批兰学家的努力，如果没有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福泽谕吉、西周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洋学传播的热情，如果没有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坂本龙马、板垣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大量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明治维新时代的“热情吸收期”是难以想象的。

在肯定和积极评价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作者还客观地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选择方面的矛盾心态，反映出他们那种“崇外主义意识”与“鄙外主义意识”相互作用，在不同时期多有侧重的特点，读来颇有借鉴价值。

综而评之，《抉择与发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日本文化史的专著，其独创的体系、结构和新颖的理论观点、规律性探索，使这部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尽管笔者也想试图套用“尚有不足”或“瑕不掩瑜”之类的书评体来作结语，但无论笔者以怎样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或探微，终难找到足以自圆其说的微辞来。由是，不得不对作者独辟蹊径、发微阐宏、深邃的哲理、透彻的理性思辨和严谨的逻辑功底而击掌称道。这大概正是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之所在。

(作者生前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