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

王金林

近十余年来，日本近代化的历史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强国的经验，受到了人们的极大重视，学术界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日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不少著作，也有许多颇为精辟独到的见解，但是从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角度，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及其对外来文化的消化改造创新并发展成为新文化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性的研究却显得薄弱，有关这方面的具有理论性和体系性的著作更为罕见。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南开大学武安隆教授将其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以下简称《抉择与发展》)付梓问世，弥补了我国对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研究的不足。

《抉择与发展》由导论和章节正文两部分组成。前者探讨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后者则叙述日本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吸收外来文化的史实和过程。这种结构，既揭示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性，又提供了翔实的史实，既从宏观的视野俯瞰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手段、方法，以及外来文化在日本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又从微观的视角考察日本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先进的世界文化的接触、冲突、融合的状况，体现了该书的系统性、理论性和严谨性。

该书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颇引人注目。下面择其要者略作评介:

(一)日本文化的特性。作者认为日本文化具有三大特征，即吸收性、对传统的保守性和混杂性。从日本文化史上看，吸收性表现在对世界文化的容纳，“日本吸收过的外来文化遍及东西”，包括中国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西欧文化、美国文化等，尤其是古代对隋唐文化、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欧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美国文化的吸收，是“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移植和吸收”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积极热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日本并没有因吸收中国文化而中国化，也没有因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化，倒是把吸收的文化都日本化了”。虽然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吸收性，但对自己的传统却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日本文化的吸收性和传统的保守性，决定了日本文化的混杂性。“这个混杂性的内涵乃是古与今、内与外、外与外三个方面文化因素在一个统一体内的杂然并存。”如明治文化中，既包含着“英国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进化论，又有法国的天赋人权思想，还有德国的国家主义、观念论等”。

(二)文化交流与吸收的实现，首先必须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那么，日本与外界文化的接触是通过何种形式进行的呢？《抉择与发展》一书列举了十一种文化接触形式，又将这十一种形式归纳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两大类。“积极接触”有七种形式，即商业、宗教、使节往来、派遣留学生、招聘外国专家、移民、海外旅行；“消极接触”有四种形式，即外国人居留地、占领、战争、漂流民。该书通过对文化接触形式的分析指出，“历史上日本在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中，表现出鲜明的主动性和进取性”。

(三)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外来文化的吸收，无不呈现不同的层次性。《抉择与发展》一书认为“低层次的文化吸收，主要表现为吸收主体的文化总量的扩大，而较高层次的文化吸收，除量的扩大外，还表现为吸收主体的文化的质的演进”。

从吸收外来文化方法看，《抉择与发展》一书告诉我们，日本人大体上使用了“模仿复制”和“综合创新”两种方法，并指出模仿复制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低级方法，但也是最多使用的方法，“综合创新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高级方法，通过它获得的新文化成分，常常表现出‘杂交’优势，在吸收主体的日本社会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活力”。而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又使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呈现不同的形态，即通过“模仿复制”方法，使“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呈混合状态存在”；通过“综合创新”方法，则使“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呈化合状态存在”。

(四) 《抉择与发展》一书在论述日本人的对外意识时，也有精辟的见解，指出日本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矛盾的构造，即由崇外主义和鄙外主义两个侧面组成，但以崇外主义为基调。崇外主义“使日本民族对外来先进文化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和大量吸收的欲望，从而总能不失时机地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鄙外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活跃，又使自身的传统文化在客观上不断地得到强调和维持。二者的矛盾统一形成文化上的自我调节机制，维持了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融合和日本化”。(www.xing528.com)

(五) 《抉择与发展》一书认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呈周期性，每当崇外主义占优势时，就出现对外来文化的“热情吸收期”；相反，当鄙外主义占上风时，就会出现对外来文化的“冷漠抵触期”。这种“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的交替出现，便形成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根据作者研究，在近代以前，大约每二百多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两个时期交替一次，近代以后，则大约每二十年便要交替一次。《抉择与发展》一书指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热情”与“冷漠”的周期性交替，说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由浅入深，逐步、反复进行的。在这种曲折、反复的过程中，使日本能“在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并加以改造，综合创新出更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民族文化”。

(六)作者在探究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性时，还发现了如下的历史现象，即“越是那些在严重的较量中战胜了自己的异文化，越能获得日本人的崇拜和激起他们学习的热情。因而，大规模的文化吸收往往发生在受到异文化的压力并与之对峙、较量而失败之后”。日本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无论是古代对唐文化的倾慕、明治维新前后对欧洲文化的热情，抑或是战后对美国文化的崇尚，都是在日本受到唐、西欧、美国文化的压力，并在与之对峙、较量失败之后出现的。

(七)作者对日本政治权力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权威地位，也有精湛的分析和叙述。他指出:这种权威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权力制定国策，主持对外的文化交流和吸收”。古代大规模地对唐文化的吸收的决策是朝廷作出的。近代，日本抛弃封建制度，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决策和抉择，也是由中央政治权力——明治政府作出的。“大规模的能够对国家发生较强影响乃至关乎国家政治前途的文化交流和吸收活动，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其二，表现在“政治权力握有对外来文化吸收的选择权”。此外，作者还指出，执政者的个人资质，政治眼光，在日本外来文化吸收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认为，“有时，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因人不同而造成文化吸收形势的巨大差异”。

(八)关于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吸收中的作用和心态，书中也有很独到的研究和见解。作者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较高层次的外来文化吸收是不可能进行的，并以明治时代知识分子为例，说明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试图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进行变革，从而赶上世界进步潮流的强烈冲动，另一方面又害怕大规模的外来文化吸收会导致自身文化的‘无国籍化’和‘精神乡土’的丧失”。

(九)在结语中，作者指出:“日本之所以从一个原本文化后进的民族发展为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两千年的历史上，它像‘长鲸吸百川’一样地汲取了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并加以选择、改造、融合，也即日本化，并用以促进自身文化机体的长足发展。”这似乎是作者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比较迅速的根本原因的解释和探索。

由以上介绍可知，《抉择与发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著作。读者不仅能够从中获知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史实和规律，而且可以从中获取许多启迪。从日本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抉择与发展》一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武安隆著。30. 2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