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辛焞：治学大家与日本现代外交史

安成日

喜迎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2019年8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作为百年校庆的献礼，推出了建校百年来由各个时期南开学人撰写的总计19本组成的“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第一辑。这不仅是南开日本研究院的一大盛事，也是我国国内日本研究界的一大盛事，为国内日本研究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俞辛焞先生著《日本现代外交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就是其中一部。下面结合本书和俞先生的学术生平，对俞先生的治史特点与对史学研究的贡献略述笔者一孔之见。

1.俞先生其人

俞辛焞(1932年— )，朝鲜族，博士、教授，教育部第二批遴选的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南开大学长期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日本外交史等领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曾担任过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主任， 1988年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担任第一届日本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兼中心主任。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俞先生还曾担任过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俞先生，1932年9月出生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咸镜北道素青，幼年时随父母举家迁居到中国吉林省汪清县。俞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伪“满洲国”度过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东北获得解放。1947年7月，刚刚从汪清联合中学毕业的俞先生，曾一度参加过中国共产领导的东北地区土改，后又继续高中学业，1950年高中毕业。俞先生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俞先生毅然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战斗中荣立战功。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俞先生因战伤转业， 1955年怀揣“学习和研究中国人民伟大革命斗争史”的理想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由于俞先生日语基础较好，加上本人又是朝鲜族，朝鲜语也没有问题，于是留校以后便被安排做当时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主讲亚洲史的吴廷璆教授的助教。从1955年到2020年俞先生已在南开园度过了65个春秋，先生也从南开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一路成长为南开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先生常说:吴廷璆先生是我的业师，吴先生指点我走上了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日本史研究的道路；在学术上，除吴先生的指点外，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等南开大学史学前辈的治史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2.俞先生与日本研究

在南开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俞先生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1项，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1项(详见表1)。在国内外用中、日、韩、英等语言出版《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关系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研究》等专著共9部，出版《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等合著3部，还与人合译出版了《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 8—1916. 4》《黄兴在日活动秘录》资料集两部。

表1 俞辛焞先生负责完成的科研项目一览

2016年12月，俞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由他原来的学生谯大俊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资助，编辑成十卷本的《俞辛焞先生著作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除此之外，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自195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起到2003年正式离休，俞先生在国内外共发表了109篇学术论文及评介，其中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有72篇，在国外发表论的文有37篇。俞先生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曾获得过教育部、天津市的多项奖励(参见表2)。

表2 俞辛焞先生获奖成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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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先生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队伍建设

俞先生，不仅自己在学术上孜孜以求，还十分关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196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和教育部的具体部署，俞先生协助吴廷璆先生创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室，当时研究室成员有吴廷璆先生、俞先生和米庆余先生、王敦书先生。王先生后来改变研究方向专攻世界上古史。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室创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资料奇缺”，但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起步的日本研究，也因受不久以后爆发的“文革”的冲击而被迫停止研究工作。等“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与串联结束，社会渐趋于平稳，20世纪70年代中期陆续恢复研究工作时，日本研究室只剩下吴廷璆、俞辛焞和米庆余三位先生，研究平台的搭建和队伍的扩充成了当务之急。为了给研究人员搭建研究平台，1974年俞先生和同事们一起编辑出版了《日本问题研究》辑刊，连续出版8期。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研究人员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1978年俞先生受南开大学和业师吴廷璆先生之托，到处网络日本研究人才，相继从天津某工厂、河北某中学、天津海关等部门调入武安隆先生、王家骅先生、王振锁先生等。这些先生调入南开大学时有的甚至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武安隆先生曾在俞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会上说“俞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武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初就是俞先生努力把当时被下放在天津某工厂开电梯的武先生直接调进了南开大学。20世纪70年代后期调入南开的各位先生和南开日本研究室的原班人马形成了20世纪80—90年代南开日本研究的核心力量。俞辛焞先生、米庆余先生、武安隆先生、王家骅先生、王振锁先生，当时被国内日本史学界誉为南开吴廷璆先生麾下日本研究的“五虎上将”。

1979年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史上的又一个节点。这一年原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室、美国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室从历史系分离，单独成立了历史研究所，由吴廷璆先生出任所长，南开的日本研究出现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局面，1984年日本史与美国史一起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又一同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此时，南开的对日交流的大门也徐徐打开。借国家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南开大学日本学也开始实施“请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1980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先生来南开举办“明治维新研究讲座”；1982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木村时夫、依田熹家、西尾林太郎及山根幸夫等组团来访与南开日本研究室进行学术交流；1985年日本关西地区历史学家代表团来访；1987年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芝原拓来南开日本研究室讲学等。

1980年俞先生到日本东京、京都、神户等地进行学术访问，1982年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亚特兰大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82年7月—1983年10月，到日本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1983年米庆余先生去日本进行短期学术访问。1985年10月—1987年3月，俞先生在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1987年2月—1988年2月，王振锁先生去立命馆大学做访问学者。1987年3月，俞先生应邀去加拿大进行学术考察。1987年4月—1988年3月，武安隆先生在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1988年5月—1989年4月，米庆余先生在爱知大学做访问学者。1988年11月—1989年2月，俞先生到东京等地进行学术访问等。在俞先生直接牵线搭桥之下，南开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国学院大学相继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在早期南开对日交流中，俞先生以其良好的日语基础，在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俞先生与南开日本研究中心(院)

研究队伍的壮大、办学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南开的日本研究也到了亟待上一个新台阶的阶段。

1988年，俞辛焞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为核心会同南开大学其他学科研究力量成立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俞先生担任首届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兼中心主任，王振锁先生任秘书长。南开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为南开日本研究的继往开来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一年对俞先生而言也是双喜临门，先生向早稻田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满洲事变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也获得通过，并于12月份获得了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初步完成组织机构、研究队伍建设以后，俞先生开始着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硬件建设。俞先生依托自身在日本研究界的学术声望和在日本的学术影响力，在日本友人中宣传南开日本研究的愿景和自己的建设思路，并募集善款。1993年在江口圭一先生、吉永实雄先生、吉永正藏先生的捐助和南开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南开大学日研中心大楼主体工程奠基，1994年研究中心主体工程落成。为建成这个日研中心(现“日本研究院”)的主体工程，俞先生可谓熬尽了心血。中国有句谚语“你若一天不想消停——请客；你若一个月不想消停——搬家；你若一年不想消停——盖房子”，足见建房之难。俞先生在日研中心主体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对于未曾经历过类似工程建设的人恐怕绝难想象。2000年经南开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为独立建制研究机构，杨栋梁先生出任中心主任。同年，在杨栋梁先生的努力下，日本研究中心再获日本友人的捐助，动工兴建日本研究院的“分馆，“分馆”于2011年落成，遂形成了南开日本研究院现在的整体建筑。在这期间，南开日本研究院接受日本友人的捐赠，以捐助善款购买图书资料等形式陆续充实了日本研究中心(院)的资料室。目前，南开日本研究中心资料室藏有4. 5万余册中日文(主要是日文)图书资料，已成为国内日文图书资料最齐全的资料库之一。

随着南开日本研究事业的发展，2003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进一步升格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先生出任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一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的国别研究院。在其成长历程中浸润着俞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热情和汗水。

5.俞先生与南开日本研究人才培养

在60余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俞先生也十分注重教书育人，培养后继研究人才。在60余年间，俞先生曾经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及南开历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院)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日本近现代史、朝鲜史、日本近现代外交史研究、日本社会党史研究、日本战后史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史学研究方法论、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在教学中，俞先生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俞先生不是开板就讲专业课，而是先以时政分析和讨论开场，激发学生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和关注，而后循序渐进地进入专业课程。俞先生在教学中还特别注重研究方法论教育，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深奥的学理。如俞先生例举“挖坑”的例子来说明研究的基础工作与研究深度之间的关系。俞先生说，做学术如同挖坑，你挖坑时揭开的地面的面积，就已决定了你最终挖成坑的深度，揭开面越大，可能挖到的坑的深度就会越深，反之坑的深度就越浅。俞先生还经常列举南开日研中心各位先生的治学特点和方法，如米庆余先生的“问题导向”治学方法，王家骅先生的以日本“儒学为核心”的关联研究方法等，认为都值得学习。他告诫学生博采众长方能立一家之言。俞先生还强调，做学者也应该拥有敏锐的学术嗅觉和一定的超前意识。俞先生以自己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为例说:“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一般都进行盛大纪念活动，这时与之相关的学术文章也比较容易发表，好的文章也容易产生较大的反响。有这个意识，那你就需要提前两三年开始准备功课。我提交会议的将近6万字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并得到了老一代史学家刘大年等与会学者一致好评。”近6万字的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那也是绝无仅有的。

和现在动则一届带十几名甚至几十名研究生的硕导、博导相比，不得不说俞先生这一辈子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实在太少，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研究界的一大损失。俞先生1982年被评为南开大学硕士生导师，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90年被教育部遴选为第二批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截止到2003年6月离休，20年间总共培养了八名硕士研究生和八名博士研究生。俞先生戏称这些学生为“八八舰队”。之所以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如此之少，除了时代原因，与俞先生对自己学生的严格要求也不无关系。目前，上述俞先生的学生都已成为国内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参见表3)。

表3 俞辛焞先生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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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一直心系从事一生的教育事业。2003年俞先生夫妇向曾经就读过的汪清第五中学捐资4万元人民币成立了助学奖学金，向曾经就读过的汪清新兴小学捐资1万元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

俞先生晚年罹患重病身体偏瘫，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05年俞先生夫妇又毅然拿出一生的全部积蓄30万元人民币，在南开大学设立了“俞辛焞助困奖学金”，资助南开园里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困难学生。众所周知，在大学讲授基础学科的教授收入是有限的，很少有工资外的额外收入。改革开放之前，他们的收入仅够家庭基本生活开支，若有积蓄那也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俞先生夫妇其实也并不富裕，走进俞先生家你就会发现，几乎是家徒四壁，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家用电器。20世纪80—90年代，俞先生经常到日本等国外访问，那时日本的家用电器可是中国消费者青睐的商品，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必带几件日本家用电器回国。可是俞先生几乎一件日本家用电器都没带回国内，他背回来的大多都是与研究有关的图书和高价复印的研究资料。俞先生离休以后，又将这些辛苦背回来的资料无偿捐赠给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了“俞辛焞教授文库”。俞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特别节俭，从不铺张浪费。俞先生曾经和我们讲，他的早稻田大学的博士论文『满洲事变期の中日关系研究』是用日本人投到他住所信箱的广告纸背面写成的。俞先生捐助的钱就是这样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但出生在农村的俞先生夫妇，深知农村家境贫寒的学子求学之不易，甘愿拿出他们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工资、讲学费、论文稿费、著作版权酬金等资助寒门学子。有位获“俞辛焞助困奖学金”学生曾这样说:“第一次接到‘俞辛焞助困奖学金’领奖通知时，我的感激之情还不是很强烈，我认为这项奖学金一定是一位很有钱的人设立的。”但当他(她)得知这笔奖学金是南开大学教授夫妇捐助以后深感惊讶!对此，俞先生夫妇则认为:“现在我们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都有离退休金，看病能报销，生活上没什么困难，看到仍有少数民族孩子由于地处偏远，生活贫困而上不起学，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笔钱如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俞先生的勤奋、努力和奉献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党和国家也给予了很高的荣誉。1977年，俞先生获得“天津市第二届教师先进工作者”的称号；1992年10月，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又荣获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的称号，并作为朝鲜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入选了《中国朝鲜族名人录》。2009年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70周年之际，俞先生还分别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俞先生还因其在学术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被誉为“国内外知名的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研究学者”，被选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的《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美国传记协会编的《有影响的五百名学术带头人》等。

如上所述，俞先生在其60余年学术生涯中累计出版了14部专著，不同时期累计在国内外发表了109篇论文和评介，其中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有72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有37篇。《日本现代外交史论》一书是从俞先生在国内发表的72篇论文和评介中挑选出26篇论文结集而成的。该书的具体构成和各章节具体出处如下(见表4)。

表4 俞辛焞 著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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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在俞先生《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的26篇论文中，最早发表的论文是1975年发表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编印的《日本历史问题》第4期上的《日本对中东的新政策》，最晚发表的论文是1999年在《南开学报》第1期上的《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本书中收录的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长达24年。在收入本书的论文中，俞先生197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3篇，占总篇数的11. 54%；198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10篇，占总篇数的38. 46%；199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13篇，占总篇数的50%。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一些论文难免留下了些许时代的痕迹，但所选论文基本反映了俞先生学术成长的历程、治史特点及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纵观俞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本书的内容，俞先生的治史特点与对史学研究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俞先生治史关注的区域广、时间跨度大

纵观俞先生的教学、科研历程，首先俞先生治史关注区域广。其教学和科研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当代史和朝鲜半岛近现代史等。俞先生巧妙地用“日本”这一关键词把上述国家的近现代历史研究联系在了一起。俞先生早年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开设过“朝鲜史”课程，不仅如此，俞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发表的第1篇论文也是1959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朝鲜史学消息》。此后，俞先生也陆续发表过《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南开学报》1979年第1期)等3篇有关朝鲜近现代史的论文，有关朝鲜近现代史的论文约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3. 67%。俞先生还在国内外发表了《日本对华北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南开史学》1987年第1期)《中国の抗日戦爭史観と研究状況》(《国際問題》1987年7月号)等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8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7. 34%。以上两类论文多集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关日本当代史的论文也是如此。俞先生在19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著作多为近现代中日关系、日本对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占整个科研成果的比例接近90%。

俞先生治史另一个特点就是关注的历史时间跨度大。俞先生纳入其研究视野的时间上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有关孙中山的研究就是如此。俞先生的研究视野，向下可到战后1970年代中期，如本书收入的《日本对中东的新政策》，探讨的就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调整。

俞先生经常讲，研究日本不能单纯地“唯日本而日本”，应该以“东亚的日本”“世界的日本”角度考察日本。俞先生其实也正是以“东亚的日本”“世界的日本”视野考察和研究了近现代朝鲜史、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日本史、中日关系史，而且还把它置于近代东北亚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俞先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论著则阐明了近现代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中国、日本、欧美列强、中国革命党、中国新旧军阀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因而，俞先生在研究中得出的很多结论往往给人一种高屋建瓴、耳目一新的感觉。

2.俞先生治史的第二大特点就是与一手史料“肉搏”，做到“言之有据，论从史出”

在史学研究中一手资料的价值和重要性众人皆知。但在外国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获取第一手资料较为困难。因此，很多研究者不得不仰仗研究对象国学者的研究论著等二手资料，甚至是借用第三手资料，即研究对象国以外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论著进行研究。1990年代之前，国内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很难在对等学术平台上进行平等交流。1990年代以后尽管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大改观，但国内很多专攻外国史、国际关系史的硕士、博士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依然停留在利用二手、三手资料撰写学位论文的水准上。

但是，俞先生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突破了单纯依赖国内资料和国外二手、三手资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日本史等的局限。收入本书第一章的1979年俞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的《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就是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手资料《日本外交文书》厘清了围绕“山东问题”展开的中国北洋政府与日本、列强之间的外交斗争及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国内学者第一次利用《日本外交文书》研究中日关系问题，开启了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时代。收入本书第五章的1979年在《历史研究》第12期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美国对日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是大量使用了《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年—1945年)[下]》《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日本外务省文书(缩微胶卷)》《东乡茂德外交手记》《史汀生手稿》《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等一手资料。俞先生的日本战后史研究也是如此。收入本书第五章的1980年发表在《世界历史》第5、6期的《试论日本战后改革》也大量使用了日本的《战后二十年资料:政治》《战后二十年资料:经济》《战后二十年资料:法律》《战后二十年资料:教育、社会》《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等重要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也是日本战后史研究中俞先生首次披露和使用的。

俞先生在有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研究中，之所以有重大成就也与突破国内一手资料瓶颈有很大的关系。在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中，俞先生在国内不仅首次打开了《日本外交文书》这个一手资料宝库，而且还从中发现了大量相关资料，特别是从中发现了日本外事警察秘密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程中留下原始记录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革命党关系(包括亡命者)》共19卷、3万余页的资料。该档案第6卷—第18卷主要记录的就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活动的情况。即后来俞先生等译成中文的《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1913. 8—1916. 4》和《黄兴在日活动秘录》部分。俞先生在相关研究中对上述资料充分加以利用，弥补了许多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有关“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时期的日本外交研究中，俞先生的相关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也与一手资料运用上的突破有很大关系。一些日本学者评论认为，“相对于迄今为止的中国国内研究主要依赖日本的研究文献推进的状况，本书(即《“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关系研究》)在广泛使用日本的外交文书等第一手资料这一点上，远远超出了当前中国国内的研究水平”。“本书不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研究，而且，如果考虑到迄今为止日本国内也几乎没有人仔细查阅外务省文书，对十五年战争时期围绕‘满洲问题’的日中外交进行真正研究的现状，本书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这将对日本的研究人员也是很大的刺激”。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先生也认为“俞著(即《‘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关系研究》的另一特色是史料丰富，……俞著充分引证了日本近年公布的外交文书及中国方面的最新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1990年代初笔者在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为我们讲授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吉林大学教授、著名“满铁史”专家苏崇民先生也十分推崇俞先生研究成果，特意提醒我们关注俞先生的论文和著作。

重视第一手资料，重视实证研究是南开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已故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先生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他“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研究)才有说服力”。俞先生在中日关系史研究及日本外交史研究中很好地践行了郑天挺先生的这一治史思想。

3.俞先生在国内率先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并运用“矛盾论”阐释了近现代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令人耳目一新

在国内史学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不管研究何种历史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认识→行动→再认识→再行动”的认识论的逻辑去研究历史。在通常的历史研究中以认识论的逻辑研究历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认识论的逻辑可能不一定完全适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包括双边关系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

认识论的逻辑无法很好地说明国际政治中的反常和矛盾的现象。如实行天皇制的日本为什么会支持主张共和的孙中山，而主张共和的西方列强反而不支持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意识形态基本相同国家为什么相互反目？反帝的毛泽东与反共的尼克松为什么能够握手言和？战后亲华的日本三木武夫内阁未能签署《中日和平条约》，而以岸信介为政治导师的右翼福田纠夫内阁为什么反而能够完成签署《中日和平条约》的使命等。在国际政治的世界中，不同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对事物的认识虽然不一定一致或相似，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可以暂时或较长时间内放弃认识上的分歧，临时或一段时间内进行合作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利益”才是国际行为主体行动的原动力。

俞先生在日本外交史研究中早就关注到了“利益”的重要性。在收入《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第五章的“日本对中东的新政策”中，俞先生就是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阐释了二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从支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原因。这篇论文发表于1975年，而19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国内“文革”尚未结束、国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尚停留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国内政治纬度上，并要求后两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年代；在对外关系的处理方面则大讲“国际主义”，要“解放全人类”的年代。由此足见俞先生对对外关系认知的超前性。中国学术界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研究领域接受“国家利益”的观念，至少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以后的事情。

此后，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和日本外交研究中，俞先生继续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矛盾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近现代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外关系。例如，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和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研究中，俞先生把孙中山(革命党)—日本—列强—清朝的关系，中国北洋政府—日本—列强—中国军阀之间的关系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运用“利益”的契合或矛盾、冲突来解释复杂多边关系，得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和新的结论。

俞先生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作为一个革命团体和一个国家的关系来把握，认为孙中山代表中国革命党，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党与日本之间的国际关系。俞先生认为，既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属国际关系的范畴，那么应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孙中山。根据对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上述把握，俞先生对争论比较多的1913年和1917年孙中山对日本的称赞言论和文章，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后认为，孙中山虽然对日本缺乏全面、完整、系统的认识，但孙中山对日本侵华这一点上一贯有明确的认识，特定的时期就特定的问题称赞日本，不是因为对日本认识不清，而是为达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外交目的。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屡见不鲜。

孙中山既然明确认识到了日本侵华本质，为什么依然对日本抱有幻想与期待呢？对此，俞先生认为:一般来说认识与行动的关系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国际关系上认识与行动往往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在国际关系中是常有的现象。“正是由于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才利用围绕侵华而产生的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俞先生进一步指出:1919年以后孙中山对日本虽然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判，认识虽有新的提高，但此后孙中山对日本仍然抱有期待，尤其三次革命前后及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更是如此。俞先生指出: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对日本来说是超越对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的认识，对孙中山来说则超越了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本质的认识，双方都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和政策”，“孙中山这样做是有其策略和客观原因的”。这不能不说，俞先生为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方法与视角，给人们展示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中，俞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本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日本及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所以才成了国际问题”。因此，俞先生从“中日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意义上的“辛亥革命时期”应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到1916年6月袁世凯猝死，黎元洪当选大总统为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因为“从中日外交及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外交上的、国际关系上的诸问题，未能在第二次革命中获得解决，一直延续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为止”。俞先生又把上述“辛亥革命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以对孙、对袁借款与满蒙政策为中心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推进了对中国的外交，但未能取得令人注目的进展。可是大战的爆发大大改变了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给日本创造了大肆推进对中国外交的机会”。俞先生指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其外交的本质在于战争外交。通过对德开战，……军事占领为背景掌握了对中国政策的主导权，……积极展开……对中国外交，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做准备”。

4.俞先生还运用“矛盾论”具体分析了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俞先生写道:“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面临两大矛盾:一是他与清朝及执掌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间的矛盾，即共和主义及体制与封建专制及军阀独裁的矛盾；二是他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即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将国内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将与列强间的矛盾作为次要矛盾，并将它当作解决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www.xing528.com)

“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深受欧美诸国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两者间存在着共同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应接近欧美，欧美诸国也应支持他的革命运动。孙在其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受日本的影响较少，且其共和思想和日本近代天皇制是难以相容的；但其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却甚为密切。……这种情况反映了孙日关系和孙欧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上相反的矛盾现象。”

“近代中国与日本处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关系中；孙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中展开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产物。其革命首要的对外任务是反对日本的侵略，废除与它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的国土，但孙中山从1895年筹备广州起义时起就对日本寄予期待，……这是极为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的现象？“目前学界用两种方法来解释。一是思想认识论的方法论，二是国际关系的方法论。”俞先生认为:“孙日关系是由多种矛盾相互交错而形成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应该运用国际关系论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是由列强侵略中国而产生的中国、日本和欧美列强这三者之间的二重性国际关系即三者二重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日本与欧美列强在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时，互相支持，共同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时又互相争夺，并以各种方式牵制对方扩大新权益的行动。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二重性矛盾关系。”这些矛盾的存在，为中国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

在上述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俞先生认为“中日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为这时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国。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必然激化日本与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后者也自然会在一定时期中投靠与日本对立的欧美列强。而欧美列强为了牵制不断谋求扩大在华权益的日本，也在一定时期支持北京的统治者。这就使两者为各自的利益结为一体”。“日本则出于其侵华的需要，利用孙中山与北京政权之间的矛盾，有时支持孙从背后牵制和打击北京政权。”“孙中山在其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中将他与清朝及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他试图利用外国侵略中国而产生的中外矛盾来争取外部支持，以便击败其国内的主要敌人，进而完成革命任务。这种选择不是以孙中山对日本侵略本性的认识如何来决定的，而是围绕侵略中国的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

“孙中山与北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但矛盾着的各方关系因执掌北京政权的实权人物的更换而发生变化；随之，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种矛盾即中国与各列强的矛盾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16年袁世凯暴毙，北洋军阀段祺瑞上台。欧美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大肆扩大在华权益。“这使中国、日本及欧美列强间的三者二重的矛盾和矛盾各方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俞先生指出，“日本在各个时期的对孙政策并非根据孙的期望及其对日态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对北京政权的政策来决定的。如日本反对或者欲排除北京的掌权者时便支持孙共反之；日本支持北京的掌权者时则压孙顺从之；日本对北京的掌权者不即不离时则对孙也不冷不热。……日本的对孙政策是根据对北京政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孙中山对日态度则是随着日本对孙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日本在孙日矛盾关系中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决定了孙日关系的内容和性质”。

“孙日关系的另一大矛盾是孙的革命理想与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实施的策略及手段之间的矛盾。孙中山革命的一大任务是废除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间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独立。但因中国革命势力微弱以及上述三者间的二重矛盾关系的制约，孙不得不期待日本援助。日本曾一时支持孙，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华权益，其……要求得到满足就支持孙。孙为得到日本的援助，不得不作出妥协，将一些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反映了孙日矛盾中的同一性。但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经过斗争，孙日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试图“利用各种矛盾，借助日本的援助不断加强革命运动自身的力量，进而推翻军阀的统治，建立富强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将以实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并迫使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殖民权益。然而，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未能具备这一条件，孙日矛盾关系也就没有发生转化，孙的革命理想与策略、手段在矛盾运动中也未实现完全的统一”。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中，俞先生从矛盾论和国家利益论出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体问题一直成为“中日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焦点”，事关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在华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虽然“日本支持立宪君主制，欧美列强则同情共和制”，但是在实际对中国的外交中，他们都超越意识形态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和政策。即“日本支援主张共和制的孙文，欧美列强则支持主张帝政的或立宪君主制的袁世凯”。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与欧美列强围绕如何维持和扩大各自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展开的相互争夺”。

俞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围绕政体问题形成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从一开始的清政府与包括南方立宪派在内的革命势力的对立到第二次革命中的袁世凯一派与孙文革命党一派的对立，再到护国战争中的袁世凯帝政与孙文革命党及西南诸省的反帝政、反袁势力的对立等，对立与分裂的不断反复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征。孙、袁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姿态和外交政策与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对孙、对袁政策是相对应的。这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以双重外交关系的形式展开的。俞先生认为“日本和欧美列强维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时，则采取协同一致的外交政策，而围绕扩大新的权益，则采取了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政策。中国与列强的关系虽然处于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但是由于围绕侵略中国的问题，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存在竞争与对立，所以中国时而利用欧美列强抵制日本，时而又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日本利用中国与欧美列强的对立激化的机会，利用中国牵制欧美列强。欧美列强则利用中国与日本的对立激化的机会利用中国牵制了日本。……这时期的中日外交正是在这样的双重关系的框架内展开的”。俞先生的以上观点和结论，可以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是相当精辟的。

也许笔者孤陋寡闻，除俞先生之外，笔者至少在国内尚未见到运用矛盾论分析历史的学术著作。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创举。

5.俞先生在外交史领域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双重(两重)外交”理论

1986年9月，俞先生在日本东方书店出版的『满洲事変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可以说是俞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他的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书中俞先生所展现出的对一手资料的熟练驾驭能力、日语写作能力以及“双重(二重)外交”理论为代表的史学理论分析能力得到了中外学界的一致肯定。收入俞先生《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第四章的内容都是反映这一学术成果的论文。有关俞先生对一手资料的收集和驾驭能力，不仅同时代的国内学者望尘莫及，即便是现在能望其项背者也寥寥无几。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在此只想谈谈“双重(二重)外交”理论。

俞先生认为，在近现代日本，“军事和外交是日本推行对外政策的两个轮子”，“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共性就是战争外交。战前的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军事和军部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对内政策是为军事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军国主义特征。处理对外问题的外交，在民主国家不过是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在军国主义的日本反而成了推动战争的手段。……这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外交特征，也是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共性”。在对日本战前外交进行上述定性的基础上，俞先生对其“双重外交”理论做了如下阐述。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是“在国际联盟=列强、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展开的”。日本和中国主要以国际联盟为舞台展开了外交攻防战。“在这种外交攻防战中，由于日本与中国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针锋相对的。而居于中间或中心地位的国际联盟与列强，则对日本和中国采取了双重外交政策。”何谓双重外交政策呢？俞先生认为“国际联盟是世界上大小五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说它是主要代表大国、列强利益的组织并不为过。因此，与国际联盟的关系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与列强的关系。列强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具有侵略中国、维护乃至扩大在中国殖民权益的共性，并为此而相互同情、合作，并支持对方维护自身既得权益。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和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了扩大各自的权益和势力范围，又相互排斥、相互争夺。它们为了争夺，有时会反对对方的侵略并对其加以限制。这种两面关系便是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双重关系。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抱有同情与支持的一面。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牵制日本对中国的激进侵略，也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还有利用中国的对日抗争的一面，为此有时列强也不得不考虑中国的某些反侵略要求。这就是国际联盟=列强对中国双重外交政策。国际联盟和列强的这种双重外交政策，使本来就简单的日本与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事变中的日本外交，也是在这种复杂的三角两重关系中展开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本“币原外交”两重性问题，俞先生指出:“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本外交特征之一是“在事变初期曾有过扩大与不扩大的二重外交”。“在这种两重外交中，坚持了不扩大的方针的是币原外交。这个时期的所谓币原外交，不仅代表了币原外相个人的外交理念或外交原则，同时也代表了若槻内阁的对外政策。这种币原外交也存在两重性。币原外交对内主张不扩大的方针，一方面牵制、限制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代表日本帝国的外交，又对关东军预谋策划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全面强辩，并为这种军事行动提供外交的、国际性的保障而作一贯努力。……在‘九一八’事变中，币原外交自身的主张是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行直接交涉。这种直接交涉的主张与币原外交在事变初期的不扩大方针是相呼应的。币原外交是想利用事变初期关东军在军事上的‘胜利’，通过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行直接交涉，以便解决所谓300余件殖民地的悬案，收拾事变。这里隐含着币原外交试图通过非军事力量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殖民地权益的外交理念的同时，也隐含着试图排除第三国和国际联盟对事变干涉的与币原外交理念相反的反协调主义动机。因此，也可以说在这种直接交涉中也存在两重性因素。”币原外交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经历了事变之初的“不扩大”到中期默认“和平”扩大再到支持“军事扩大”的转变过程。币原外交转变的原因，俞先生认为，除这个时期东北战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权力结构的变化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币原外交的本质。“币原外交自1924年加藤内阁时期就曾试图解决在满蒙的所有悬案，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满蒙’的殖民权益。这是币原外交的本质。这种本质与关东军、日本陆军中央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变初期，围绕是通过军事占领一举扩大殖民权益，还是把这种权益的扩大推迟到傀儡政权成立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然而，这种分歧不过是达到目的程度和手段上的区别。因此，币原外交虽然在国内与军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在国外则一贯努力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强辩，并极力为之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和国际环境。这种一致性是币原外交发生转变的内在原因，并成为币原外交最终与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大体达成一致的基础。”

“币原外交的转变还与他对客观形势变化的认识有关。币原外交考虑到日本对英美的经济依赖和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试图在与英美协调的范围内解决满蒙问题，并且担心苏联对此进行军事干涉。但是，列强与苏联对日本进行妥协，并没有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的手段。因而，对币原外交而言，制约其协调外交的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成了币原外交发生转变的客观原因。”

俞先生以其“双重(两重)外交”理论，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币原外交”与日本军部的政策别无二致等僵硬的历史认识，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本来面貌，既指出了它们的差异，也指出了它们的共性和本质。若有人问，俞先生的“双重(两重)外交”理论到底是什么？笔者且以为，那就是历史“辩证法”。

6.俞先生是国内日本战后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俞先生是国内战后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在197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日本研究的恢复，俞先生就开始了日本战后史的研究。一开始着手研究的是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工会等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还曾经为研究生开设过日本“社会党研究”课程。俞先生有关日本战后史论文和评介约占其发表文章总数的9. 17%的，收入俞先生的《日本现代外交史》一书第五章的二、三、四节内容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论文。

另外，俞先生还撰写了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三卷战后部分》的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南开《日本史》已成为国内报考日本史研究生的必读之物。由于研究工作中心的转移，俞先生没再涉足日本战后史研究领域，但俞先生开拓的这一研究领域，通过先生所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得到了拓展，并开花结果。

1.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的小小遗憾

俞先生的《日本现代外交史论》一书实际上是一本先生60余年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记录。这本书收入的论文在时间跨度上横跨24年，最早发表于1975年，最晚发表于1999年，基本囊括了俞先生在国内发表的绝大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共计26篇。之所以说是“基本囊括”，是因为除了本书收入的26篇论文，还有至少8篇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没能进入编者的视野。其中有关孙中山的论文有6篇，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军政府的论文1篇，1920年代有关直奉战争的论文1篇(参见表5)。但不知何原因这8篇论文均未进入本书的视野。是篇幅的原因？还是内容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掩卷之余，难免有小小的遗憾。

笔者感觉《日本现代外交史论》书名和内容编排也多少有些疑惑。笔者以为书名改为《现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史论》更契合书的内容。另外，通常书的章节编排一搬是考虑时间加内容的顺序编排的。按照这一原则，仔细琢磨本书各章节的编排顺序就不难发现，章节安排有些欠妥。如果按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最早发生，应该排为第一章。孙中山是1895年10月第一次起义失败以后与郑士良、陈少白流亡日本，11月12日抵达神户，17日抵达横滨，由此开启了“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按照这样的逻辑，第二章应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外交”。因为，按俞先生的观点，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结束于1916年袁世凯暴毙，黎元洪上台。次后才是第三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因为“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都是1919年的事情。对书中第四、第五章的次序笔者并无异议。但书中第三章的题目改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第四章的题目则改成“‘九一八’事变、伪满时期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似乎更为合适。本书“第五章 美国对日政策与战后民主改革”与书名“日本现代外交”并不十分匹配，内容似乎也与“外交”无关。

还有一点，既然采取了学术著作的形式，就应该适当调整原来的论文题目，使其更像学术著作的章节目标题。如本书第一章的“五、试论1936年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实质与作用”中的“试论”二字应该删除，删除“试论”二字并不影响表达。类似的情况还有本书第三章“三、试探孙中山对‘满洲借款问题’的态度”中的“试探”二字，第五章中的“三、试论日本的战后改革”中的“试论”二字等都可以删除，删除也不影响表达。

另外，《日本现代外交史论》中疏漏和印刷错误也比较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表5 未收入《日本现代外交史论》的相关论文

2.一些学者对俞先生论著评论的回应

(1)关于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问题

“田中奏折”问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大悬而未解的“谜案”。其涉及之问题之重大、谜团之多，其内容与日本侵华步骤之相吻合，使即便否认“田中奏折”之存在的一些国外学者也不得不啧啧称奇。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田中奏折”的关注热度丝毫不见减弱。在中国知网，以“田中奏折”为题名进行搜索，能够搜索到61篇国内相关论文，最早的论文发表于1981年，最近的论文发表于2018年9月，但不知何原因，俞先生发表在《南开学报》1985年第1期上的论文《东方会议真相与“田中奏折”问题》，却并不在其列。当年俞先生发表的这篇论文在国内史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史学界，有些人很难接受俞先生这样的严格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结果。为此，一些了解俞先生“底细”的人，还不惜对俞先生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俞先生“不是中国人”!

因“田中奏折”涉及的问题重大，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探讨，也发表了各自观点。在中国，“田中奏折一向被中国方面认为是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对中日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方面，不但官方一直未予确认，史学界也众说纷纭”。要想弄清“田中奏折”的谜团，必须首先弄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北大连举行的“东方会议”详细内容。为此，俞先生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查阅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交文书》(缩微胶卷)，并从中查到了东方会议部分记录和《东方会议经过报告》及会议分发的一些文件。俞先生把这些文件和1981年原书房出版的《田中义一传记》(下卷)中的“东方会议日程表”加以对照，缜密考证了东方会议的全过程。俞先生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告诉读者，由于《田中义一传记》(下卷)中的会议日程表“没有注明出处”，因此，认为“是否东方会议的一些档案还有未发现者，仍待考释”。之后，俞先生基于上述材料，按照会议日程对会议内容和讨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考释。

俞先生认为:“东方会议研究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约有五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中国的政局。”关于中国的政局，东方会议讨论了当时“南京政府”的问题，“武汉政府”的问题，宁、汉政府是否继续北伐及日本关切的问题，北京政权和张作霖的问题等。东方会议讨论的“第二大问题是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利益问题”，主要讨论了以东北的财政金融问题、铁路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等为核心的日本在“满蒙”的经济权益问题。“第三大问题是山东撤兵和排日、抵制日货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对华武器输出问题”，“第五个问题是‘会议各委员会’向政府提出的四个建议和四条批评”问题。东方会议闭幕时，田中义一作为日本首相兼外相做了类似会议总结报告的《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俞先生在论文中也逐条分析了《对华政策纲领》的八个方面的内容。

俞先生由此认为:“一种政策的产生，总有其客观形势。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政策是为了解决形势所提出的问题。东方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新兴军阀蒋介石取代旧军阀即将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的形势下召开的。东方会议所讨论或决定的问题，正是这一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东方会议的内容和客观形势较为吻合。这就是从现有的史料得出的结论。至于“田中奏折”中所写的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到。但仅就东方会议的内容下全面的结论，为时尚早。1927年6月28日、7月3日(星期日)、5、6日是否开过会？对此《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没有记载。《田中传记》(下卷)的日程表写的是只开过七天会，其中7月2、4日下午休会，7日上午无记载。无记载的这几天是否真的没有开过会？也有待考察。”可以说，俞先生对待“田中奏折”问题是相当谨慎的，结论都是附带前提条件的。

“据现有史料考释”，俞先生认为东方会议没有涉及“田中奏折”内容相关的问题，但东方会议本身也有“空窗期”，“空窗期”是不是真的“空窗期”？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待考释”。俞先生并没有否认“田中奏折”存在的可能性。二战末期，日本销毁了大量与战争罪行有关档案，以“田中奏折”的“知名度”，若确有其物，也铁定难免“焚身碎骨”的下场!据说，日本昭和天皇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田中奏折”确有其物，也一定在昭和天皇的日记里有所反映。我们只能等待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新史料的公开。俞先生经常提醒自己的学生，史学研究的结论务必要谨慎，做到“十分把握，七分肯定”，留有余地。

(2)孙中山与《中日盟约》、“满洲租借”问题

《中日盟约》问题是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的一大悬案。俞先生认为厘清该问题首先要判明三份文献，即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的《中日盟约》以及同年3月14日孙中山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信函及其附件《中日盟约案》的真伪。国外和我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都进行过探讨。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中日盟约》以及致小池张造的信函及附件都是真的，确有其事。而一些台湾学者认为，那些都是他人伪造的。

俞先生认为《中日盟约》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而且也直接涉及对孙中山的评价，应该审慎对待，认真考证。本着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俞先生依据日本外事警察对孙中山的监视日志《孙文动静》(乙秘)对持“真物说”和持“伪造说”的双方提供的依据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经过细致入微的考证，俞先生对主张“真物说”的学者和主张“伪造说”的学者提供的依据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两者都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发掘新的资料。

有关“满蒙租借”问题也是孙中山研究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一大悬案。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均有论述，尤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多。第一个提出“满蒙租借”问题的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山田在其1943年出版的《森恪》一书中作为回忆谈到了“满蒙租借”问题。山田回忆道:“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爆发后，在东京的森恪致电山田，称如孙把‘满洲’割让给日本，日本则提供装备两个师的武器和现款两千万日元。山田与宫崎滔天商议后两人赴宁，与孙和胡汉民谈了此事。孙与隔屋的黄兴协商30分钟后，表示同意。山田把孙的意思打电话告诉在东京的森恪，森恪回电指示向南京下关派日军舰，接孙到九州三池，在这里与桂太郎会谈此事。孙则表示，目前情况下本人不能赴日，可派黄兴作为代理。森同意黄兴来日。这样，一切谈妥，只等军舰到来，但军舰并没有来接黄兴。”据此，一开始国内外学者均认为此事件发生于“二次革命时期”。但后来经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等人的考证，逐步弄清该事件并非发生在“二次革命时期”而是“辛亥革命时期”。“租借”或“让与”“满蒙”的问题是关涉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该问题同时涉及中日双方，但中方却至今尚未发现可供下结论的有利的相关资料。为此，俞先生“曾去东京三井文库查阅森恪的两封书简和有关史料”。通过调阅书简、查阅三井物产公司的《社报》及盛宣怀档案等，确认了森恪于1912年2月5日和8日致益田孝的两封信的存在。俞先生在其论文《试探孙中山对“满洲租借”问题的态度》一文中对“1912年2月5日和8日森恪致益田孝的两封信”进行了仔细考释。俞先生认为:首先，现在下“孙中山同意租借或割让‘满洲’”的结论“为时尚早”。“要对这么重大的问题下肯定的结论，非有孙、森双方的直证材料不可。尽管森的信函是直证材料，但那只是单方面的，只有发现孙的直证材料才能下确凿的结论。”“其次，从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孙对‘满洲租借’的明确态度。乍一看，……孙似乎是同意租借或割让的，可再仔细分析一下此函的内容，便知孙的态度前后矛盾，含糊不清。”“孙在‘满洲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

俞先生认为:“退一步讲，即使孙有可能答应日方的要求，我们从孙和森的会谈及往返的电文中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满洲’租借或割让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先后提出的，并胁迫孙承诺。森是在他们和内阁授意之下与孙会谈的。……”日本“这是想借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穷乏之际，趁火打劫，以提供贷款为名，图谋租借和迫使中国割让东三省。因此在研究和考证‘满洲租借’时，应先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侵略野心”。“第二，孙和森在会谈中的主张是对立的。孙始终强调优先提供借款，力图先得资金，然后再谈‘满洲问题’。森则相反，先解决‘满洲租借或割让问题’，把它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此种对立，说明了两者目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态度也不同。”“第三，孙中山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孙中山虽然最终未能获得日本的贷款，但并没有发生所担心的财政枯竭“军队离散、政府瓦解的情况”。

俞先生的结论是:“从日本方面看，有关孙中山与所谓‘满洲租借’问题的材料较多，提供了重要的直证和旁证。但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孙中山本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含糊的，而且缺乏出自孙中山本人的直接材料。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此事可能性较大，但下肯定性的结论为时尚早。”另外，毕竟租借或割让“满洲”之事并没有变成现实。

近年，随着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孙中山与《中日盟约》、“满洲租借”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问题。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是“卖国贼”。

对此，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先生发文论说:“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但“对孙中山，一般……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俞辛焞教授则……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焞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线性思维考察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人性。应该把历史人物放置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进行考察。

(3)同济大学副教授陆伟对『满洲事変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评价的质疑问题。

陆伟副教授和俞先生，还有笔者我，可能都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交集。只因两本书的出版把三人联系在了一起。2010年陆伟副教授出版了其专著《日本对外决策的政治学——昭和前期决策机制与过程的考察》(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陆著”)，2019年俞先生出版了《日本外交史论》而笔者有幸又成了该书的评阅人，而“陆著”中对俞先生『满洲事変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俞著”)的评论正好又与《日本外交史论》的部分内容有关。因此，在此处笔者不得不做简要的回应。

“陆著”在其序论，“一、问题的提出”中的第一部分“(一)日本方面的研究”，“3.关于外务省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中对“俞著”作了如下评述。

陆伟副教授评述道:“俞辛焞著《“满洲”事变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东方书店，1986年)第一次以外务省的活动为主线，详细分析了整个‘满洲’事变期间(1931—1933年)该集团如何为巩固军事战果而开展对国联、列强、中国外交的，强调了外务省政策的连续性和在贯彻日本对外政策中独自的行为方式。但作者对外务省作用的分析仅局限于政策的执行阶段，而将政策制定过程排斥在外。又因采取现实主义的史学描述方法，基本没有涉及外务省内部分歧、独自的政策理念和决定程序，致使作者得出‘外务省的政策选择是为了日本帝国国益的国策’这一具有很浓重理性色彩的结论过于肤浅。”

为了回应陆伟副教授的评论，笔者也翻了一下“陆著”，发现该著的确“很别致”。居然在“序论”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之下介绍起了“日本方面的研究”和“中国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中、日两国研究现状的介绍和梳理是否属于“问题的提出”？!另外，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人，陆伟副教授不知是否知道在涉外研究中“先本国，后外国”的基本规矩？!“陆著”“序论”第二部分则是“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是“方法论选择”，第四部分“主要内容、创新之处和研究价值”。按比较正常的学术著作“序论”的顺序，第一部分应该谈“选题的背景”或“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讨论“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论”；第三部分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四部分“本课题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这是学术著作“序论”的基本格式，一般在格式上没多少“创新”余地!

“陆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作者在“序论”中介绍的中日两国学者的大量研究著作，居然集体缺席书后的“参考文献”!一般而言，纳入一本书序论“研究综述”的学术著作都是在本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或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密切相关，抑或对自己的研究有重要启迪的学术研究著作。“序论”的研究综述和参考文献如此乖离，不知道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到底“参考”了哪一个？!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陆著”把俞先生的研究列入了“日本方面的研究”。“俞著”有对作者的分明介绍，告诉读者作者是南开大学的教授。中国南开大学教授的著作，怎么成了日本方面的研究呢？!难道中国学者用外文撰写的著作都属于国外的研究？!何况“俞著”还有中译本!那这个中译本又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

不知是“陆著”作者翻译水平的原因还是理解上的原因抑或是有意断章取义，“陆著”有关俞先生学术观点的概括也很大程度上“走了样子”!俞先生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外交与军事是战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两个轮子。在战前日本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必须把外交与军事这两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加以研究。”“本书将以‘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本外交，特别是以事变期间日本外务省的应对与作用为中心，与南京政府的相应外交应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把围绕事变展开的中日外交作为考察对象。”“陆著”却把俞先生的观点概括为“第一次以外务省的活动为主线，详细分析了整个‘满洲’事变期间该集团如何为巩固军事战果而开展对国联、列强、中国外交的，强调了外务省政策的连续性和在贯彻日本对外政策中独自的行为方式。”首先抛开翻译正确与否的问题，这段话本身就是一个病句!其次，由于引者没有标明出处，笔者不知该引文从何而来!搜遍了“俞著”，也未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是“陆著”自己的概括？可俞先生在书中明明写到:“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外交经历了“不扩大到和平扩大(默认扩大)再到军事扩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随着战场形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日本国内政局更替而发生的。哪来的“陆著”所说的“强调了外务省政策的连续性和在贯彻日本对外政策中独自的行为方式”？“陆著”所进行的“作者对外务省作用的分析仅局限于政策的执行阶段，而将政策制定过程排斥在外”的批评与“又因采取现实主义的史学描述方法，基本没有涉及外务省内部分歧、独自的政策理念和决定程序，致使作者得出‘外务省的政策选择是为了日本帝国国益的国策’这一具有很浓重理性色彩的结论过于肤浅”的评论，概出于“陆著”作者对学科差异的无知和对“俞著”内容的不了解。可以断定“陆著”的作者根本没有仔细阅读“俞著”。

首先“陆著”的上述两段论述中，第二段的评论又是一个明显的病句。“陆著”的上述第一段批评表明，作者根本不知道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差异。“陆著”作为一部政治学著作，准备重点考察的是“昭和前期”，也就是1925年到1945年期间的日本对外政策的酝酿和决策过程，研究的指向是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和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因此，“陆著”设置天皇、宫中集团、内阁(政府)、外务省、军部、御前会议等章节考察了日本国内权力分配体系和各部门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为了说明对外决策中的具体权力运作机制，“陆著”又设第七章“三国同盟决策过程”，第八章“‘南进’决策过程”，第九章“对美开战决策过程”三个重点案例，说明了参与外交决策的日本各部门的运作过程。

而“俞著”是外交史著作，研究对象是发生在遥远的“满洲”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及围绕这一冲突展开的中日两国的外交、军事活动和国际斗争，是对外指向性的研究。“陆著”与“俞著”各自的研究指向正好是“南辕北辙”。如果“俞著”按“陆著”要求把“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纳入研究视野的话，那“俞著”也将不成其为“俞著”。每一本研究著作都有自己的“研究使命”，让研究指向完全相反的研究著作去完成相反研究领域的研究使命，那就是强词夺理。实际上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陆著”作者并不清楚自己现在涉足的是哪条河，哪个领域。

另外，“陆著”的作者也并没有认真阅读“俞著”。其实，如果说“俞著”对“陆著”有些许参考价值，那么“俞著”“第七章 ‘满洲国’的成立与日本外务省”最具参考价值。在该章中，俞先生着重论述了围绕伪满洲国的成立问题，日本外务省与外务省派出机构、日本关东军、军部等日本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和权力博弈。有点类似“陆著”下篇的案例分析。

最后，“俞著”发表于1986年，而“陆著”则出版于2010年，两本书出版时间相差24年。人们经常讲，我们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学术研究也是如此。“陆著”尽管比“俞著”晚24年问世，但其学术贡献未能超过“俞著”。单单就参考文献而言，“陆著”远逊于“俞著”。“俞著”是建立在坚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而“陆著”中虽然也采用了一些第一手资料，但是全书总体上是建立在二手资料，即中、日学者研究著作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大多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研究成果居多，未能更多地采用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日本学者最新研究成果。

学术评论要审慎，切记拿自己的无知当作别人的“浅薄”!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