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早期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

张晓唯

津门学府南开大学迎来百年华诞，欢庆之余，回望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清点建校以来的学术成果，应属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策励今人继续前行的学业动能。日本研究院刘岳兵教授收集整理和编辑的《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一书，躬逢其盛，近期出版，为华丽的校庆场景增添了一抹沉潜的学理亮色。

众所周知，南开校史上与日本这个国度有着特殊的复杂的纠葛。20世纪初，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晚清名宿严修(范孙)先生自费赴东瀛考察近代教育，遍访各类学府，结交学界友人，探究西学东渐之后的种种疑惑，竟惊动了日本外务省，进而提供了颇多便利。未几，严先生出任直隶省提学使，督办近代教育，他的第一个举动是携张伯苓先生一同赴日二度考察教育，进一步深化了相关办学合作，也结识了范源濂(静生)等一批留日青年才俊。返国后，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采纳日本模式的系列学堂也就呼之欲出了，其间，邀聘日本教习和顾问参与其事，严先生鼎力为之，虽有反对，亦不为所动，他认定，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早期南开学校也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发轫并成长的。

张伯苓校长一生中访日达13次之多，对于这个东邻的了解不可谓不深。他早年加入基督教，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渊源深厚，当南开学校大学部申请注册一再受阻之际，他与严修、范源濂共商，毅然以“不惑之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拜师杜威，一年后返国，南开大学通过注册，如愿成立。不妨说，这与“五四”前后教育界推行新学制，认同美式办学模式有关，当然也与张伯苓的西方教育背景脱不了干系。日本官方后来面对南开师生的爱国活动给这所学校贴上亲美标签，却有意淡化日本步步紧逼造成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酷现实。所谓“排日”的南开，最终在七七事变不久遭遇“毁灭之灾”，一个国家与一所学校的关系在中日关系史上演绎得如此淋漓，盖世所罕见。

基于这样的历史脉络，掀开作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之一的这本书，编者分“日本概论”“国际关系中的日本”“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三个部分，汇集70余篇文章，详略不一地揭示和反映了从五四运动到日本战败这26年间，发表于南开大学校内外刊物上涉及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南开师生早期涉日言论的汇编，一本珍贵的史料集(以下简称文集)。浏览其中文章，即可发现，作者中既有南开精英人物，也不乏在学的青年学生，同时还有一些来访者的演讲稿及外籍人士的专题文章。

南开大学建校之际，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与严修、张伯苓筹谋规划，尤其在北京教育中枢着力推进，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人之一。不仅如此，他在南开的日本研究方面也是影响颇深，风格独具。文集收录了他1920年和1925年来学校的两篇演讲，谈日本的对华态度和经营，据他观察，日本的铁道多半是用他们自己的钱修的，可独立管辖，而日本的政治也渐趋平民化了。他特别痛切指出，“老实说来，中国国耻多矣，也许比‘二十一条’更厉害的也有。不过我们所以要注重日本、研究日本，是以为要在现在世界立脚至少也要有日本那点能力，以日本作为我们中国一个最近最低的标准。我们要是日本也不能及，我们无丝毫的希望”。他强调，纪念国耻，“不应每年今日虚应故事的叫喊一场，我们应当过细研究日本”。过细研究日本，应是这位先者对南开人的期望。

像范先生这样，视日本为中国的可仿样板，曾是旧时知识界的通常体认。“五四”前夕，严修先生游历英伦三岛，感叹大英帝国数百年的国力积累，羡慕不已，但仍旧主张“果欲学步他人，只可仍从日本入手，否则一片空论而已”。张伯苓作为南开主政者，其对于日本的认知，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南开日本研究的方向。他在1945年8月与学校同仁聚会时曾谈到，“我每次踏上他们国土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日本国家在物质方面，不断的日新月异，长足进步……不过日本的物质文明，诚然是在进步，可是其精神文化，反倒是江河日下，崩溃堕落”。日本军人的穷兵黩武、恶性膨胀、四面树敌，渐趋“步入自杀惨景……所以我断定日本必败”。张伯苓办南开，风生水起，日人评价其为“不服气的支那人”，面对日军在平津一带的步步紧逼，南开人奋起抵制，卢沟桥事变后，张伯苓在庐山谈话会上率先表态，支持最高当局全面抗战的决心。八年抗战结束后，有调查显示，失节附敌者无一南开毕业生，张校长甚感欣慰，称这是对他最好的奖赏。该文集收录了张校长的三篇文稿，数量不多，却彰显锐气。(www.xing528.com)

何廉(淬廉)教授作为财经统计专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运用欧美通行的经济理论和方法，采用原野调查方式，收集国内各行各业的原始数据，形成研究成果，发布相关指数，影响广泛，为南开大学赢得声誉。文集收录了何先生《日本之经济发展及其现状》长文，这篇发表于“九一八”事变同一年的专题报告，基于“经济实力乃近代战争之主力”的观念，对日本的土地人口、农工渔林矿业、交通及轻纺制造业等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运用大量数据，对比参照，令人一窥南开经济专业的学术实力所在。大概何廉先生对于当年国人“抵制日货”运动颇不以为然，署名李涛的一位学生在《南开大学周刊》上发文，批评何先生的“抵制日货观”，从研究方法欠周详、仅注意其影响有害的一面、研究抵制日货问题视角“殊嫌褊狭”等方面作出辩驳，显现出当年在对日“行动层面”师生间存在的歧义。

专攻西洋史的蔡维藩(文候)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期，可谓南开大学的知名学者，他对于国际关系素有研究，尤其关注伪满洲国建立后骤然紧张起来的日俄关系。他在1934年至1936年间发表于《外交月报》《外交评论》等刊物上的《一九三三年之日俄关系》《苏俄如何防日》《日德同盟的影响》等文，评析苏俄出售中东铁路后日俄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提醒国人“一旦战祸发动，首先牺牲者，必为我国，又何暇以论日俄胜负哉？”值得注意的是，蔡先生引述并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从纯理论上说来，如果承认俄国革命之于亚洲有如法国革命之于欧洲，那么亚洲边境的民族，除去他方面外力不论，将要听从苏维埃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来，当年中国知识界颇有一些先见之明者。1943年春，蔡维藩在《当代评论》上发文，针对“日本将以一切可以想象之方式击溃中国”狂言，冷静分析形势，突出提示军政当局，重视西南战区防务，未雨绸缪。如此“入世”情怀，令人感奋。文集收集此类史料，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南开学人蔡维藩助益多多。

早期南开大学日本问题的专业学者，恐怕非傅恩龄(锡永)先生莫属。这位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科的青年学者，于1927年来南开大学商科执教，长期从事相关教学和研究，其最突出的业绩当属主持“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和编写《中国东北地理》教科书。他留日后期曾在日本铁道会计部门实习，其关于日本交通的专项研究也得到日方资助。初到南开，他便担任新成立的“满蒙研究会”主任，实际上是辅导教师职责。“满蒙研究”显然过于敏感，一年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但其研究内容相当部分属于日本问题研究，例如日本政党史及各政党现状、日本的运输与交通、维新史概论及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等等。傅恩龄供职南开翌年参与一项重要活动，即1928年4—5月间全程陪同张伯苓校长考察东北，此次游历被日方高度重视，甚至怀疑存在更深的国际背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知日学者，傅恩龄为校内师生讲述东北危机的由来，警醒人们“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险!”此前，由他编写的《中国东北地理》课本在南开中学使用，东北沦丧后，书稿增补若干经济内容，在更广范围采用，当年堪称独步一时。文集收录傅恩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五篇文章，其中不乏资料编译，惟《东北中日铁路交涉与国际条约》一文，披露若干鲜见史料，如:“当是时也，吉(林)省民心鼎沸，天津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曾请蒋廷黻先生专拟《东三省铁路与国际条约》一文，印送各方，以促注意，兹值中日铁路交涉行将吃紧之际，爰再将该文披露，以便当局及关心人士之参考。”可知，东北研究会在中日交涉环节也曾直接付诸行动。进入40年代，傅先生比较沉寂，关于他的记述也大多语焉不详，近闻其后人供职南开邻校，或许可提供一些线索，以补校史缺漏。

这部文集中，也收录了不少南开在学学生的相关文献，如1928年《南大学生会为日本侵略满蒙宣言》等，还保存了一些日本学者、记者来校演讲的译稿等，整体再现了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诸多面相。

收集整理和编辑这些散落于各处的至少70年前的文稿，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谋定而动，最初设想编辑这部文集的创意，显然更具灵动和想象力，刘岳兵先生以他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激发出迭创新意的英锐之气，令人钦佩。在历史大剧已然落幕的今天，重温这些近百年前涉及中日关系的文字，难免让人别有一番感慨。而作为南开人，倒是更留意当年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先人们连绵不断推进日本研究的那股韧性，这份坚守，现如今无疑成为后人赓续前贤、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事业传承光大的借鉴与动力。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